3月14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发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信号：他重新界定了公平正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中国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指经济的发达，还应该包括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的力量。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他还表示，任内最后三年将为此尽最大努力。温家宝说：以后的领导人会更加关注这个问题。

这一表态值得深切关注，它为治国理念之转变做出了一个理性的规划。

对任何现代国家来说，一定的经济增长是必要的，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尤其如此。然而，一旦增长变成治国理念，变成增长压倒一切，就可能造成“增长的幻象”，乃至更严重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主流治国理念的核心就是追求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甚至被当成最重要的政治目标，由此形成一整套增长主义导向的经济、政治的政策组合。民众也在这套制度引导下，以追求金钱、财富为人生价值，物质主义甚嚣尘上。

在保持对外开放、方便获得技术与市场的环境下，增长主义治国理念和政策组合确实有利于经济的超常规发展，由此而产生了“中国奇迹”。但是，这种超常规经济增长模式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创造出壮观经济增长业绩的同时，也制造了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乃至文化精神问题。

近几年来公众普遍关注的权贵私有化、贫富分化持续扩大、暴力拆迁与征地、房价疯狂上涨等热点问题，无不导源于增长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其政策组合，同时，增长主义广泛而严重地侵蚀着国民的精神，令国民相当程度地陷入焦虑、不安、不快的状态。

事实上，执政者已经意识到了增长主义的不可持续性，于2005年初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主张。人们也热烈期待治国理念的转型，但过去几年，增长主义依然凭其巨大惯性，支配着政府与社会，前几年已暴露无遗的诸多经济、社会问题，很少被有效解决，反而持续发酵。

原有的政策再难以为继。此时，温家宝的讲话清楚指出了治国理念转型的方向。即抛弃增长主义意识形态，改变一味追求和维持高增长的政策组合，转向治国正道：以公平正义治国。

此治国理念的关键在于：厘清国家的本质。国家不是一家公司，而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它由具有不同信念、价值观的个体及其结成的团体构成，每个人以自己认为合理的方式与他人合作、交易，解决问题，追求幸福。古往今来之圣贤、思想家与伟大政治家几乎一致坚持：治国者、政府的正当职能，是以公正的第三方身份执行法律，维持和平的社会秩序。此即温家宝所言“正义”。

或许有人以为，这样的政府未免过于消极，恐不适合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实现赶超式现代化的需要。这种看法似是而非。因为政府维持了机会平等、和平交易的社会秩序，社会就可高效率地创造和积累财富。财富归根到底是由企业家、或者说是由每个人身上的企业家精神创造出来的。在合理的制度下，人的企业家精神得以释放，经济自可实现增长，财富自会被创造出来。

而且，正义制度约束之下，财富在不同群体、个体中间的配置将自然地较为均平。在这样的一次分配基础上，政府只需进行适当的再分配，即可形成一种相对均富的社会格局，从而维持共同体的凝聚力。此即温家宝所言“公平”。

至关重要的是，惟有公平正义的政府才可能进行相对公平的第二次分配。

反过来，增长主义政策组合的致命缺陷在于：政府偏离了自己的正当本性，成为逐利的公司，甚至更糟糕的，成为正常社会合作、交易秩序的破坏者，社会健全的精神秩序的侵蚀者。此种现象并不鲜见，一些地方政府以强力拆迁、征地，引发与民众的冲突；还有一些地方政府人为操纵房价、引发民众的房产崇拜与精神焦虑症。在此情境下实行的再分配，也常常出现收入较高者、福利收益也较多的“逆向再分配”现象。

扭曲的政府行为模式如不改弦更张，则高速经济增长这“一俊”，也难持续，甚至导致这样一种局面：经济增长愈快，其他领域乃至经济结构本身的问题愈严重，中国与健全现代国家秩序之路则愈行愈远。

儒家经典《大学》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孟子也教诲王者：“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此处之“义”即“正义”，实施正义乃是治国的正道；“仁”则是基于恻隐之心进行的必要的再分配。

“仁义”治国就是以“正义、公平”治国。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要构建现代国家，哪怕只是为了维持正常社会秩序，都需要回归这些伟大而古老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