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同世界经济与政治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今天,要对世界政治发展趋势做出判断,离不开对中国实力及其在全球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做出评估;同时,要判断中国的发展方向,也必须研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研究世界政治的走向和格局的变化。我想分四个方面,对当前世界政治的特点、发展趋势和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所起的作用,提出个人的一些分析和思考。当前世界政治的第一个特点,是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它促进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繁荣、技术进步、信息沟通、人员流动,增加了政府透明度。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降低了战争的危险,提高了政治冲突的门槛。但是,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近年来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伴随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出现的是: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超高消耗、对地球生态环境的破坏、财富的集中及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资本与人力资源加速流通所带来的更为复杂的社会矛盾。金融动荡、粮食短缺、能源紧张、环境污染、气候变化、非法移民、跨境犯罪、恐怖活动、传染疾病、产品安全等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议题。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此次全球金融风暴,暴露了在缺乏有效、严格的国内监管机制和国际协调机制的情况下,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严重弊端。这场危机虽然发生在金融和经济领域,但是必然会蔓延到政治和其他领域,带来收益分配方面的更大失衡,激化一些国家的社会矛盾。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使非传统安全问题同以领土主权为核心的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对各国的社会稳定造成冲击,增加了国际政治中的冲突因素。例如,人们开始担心,能源、粮食、水资源的紧缺,将使一度趋于缓解的领土争夺死灰复燃。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冷战后世界上的武装冲突集中在社会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南亚、东南亚等地区,其中绝大多数为国内冲突,而国内冲突又经常引发国际冲突和地区动荡。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一旦危及实体经济,引发经济衰退,原有的冲突和动乱将会加剧。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经济逐步融入全球经济的30年。中国既同其他国家分享了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成果,也同许多国家一样,正在遭遇全球化的负面效应,面临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严重挑战。仅在2008年,就出现了南方寒冬雨雪、汶川地震等严重的自然灾害和一些涉及食品安全、生产安全的事故。国际石油价格的大起大落、西方金融风暴等国际因素,也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归纳起来,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上,至少面临四大挑战:一是物质资源特别是能源和水资源短缺;二是生态环境恶化;三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拉大;四是可能出现的大规模自然灾害或传染病。

面对这些挑战,中国政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促进社会和谐的指导思想,要求转变增长方式,扩大内需,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健全民主与法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只有走这样一条发展道路,才能妥善应对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让中国的快速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和安全性。

过去,中国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方面所做的突出贡献有目共睹。新的挑战需要中国扮演新的全球角色,这就是走出一条基于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不仅要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火车头,还要为保护人类的共同资源做出更大贡献。这条道路,决定了中国不能搞军事扩张,同时要将与外部世界的经济摩擦和资源获取方面的竞争控制在最低限度。这条道路,还决定了中国既要自主创新,加大对科学技术和教育的投入,也要积极发展国际合作。其中当务之急,是加强在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方面的国际合作。

当前世界政治的第二个特点,是全球范围的宗教势力和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正在复苏。冷战结束意味着两大意识形态对抗的终结。但是人类历史从来都充满着思想激荡。人们在全球化带来的复杂矛盾中,依靠和寻找着精神依托以及对群体的归属感。于是,在传统宗教的复苏中,一部分宗教势力复归到所谓“原教旨主义”,并得到部分群体的拥戴;而恰恰当这些群体是自认为处于弱势的民族时,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就相互纠缠在一起,产生一些国家内部民族分裂的倾向,并往往受到国际势力的干预。

对于国家意识、宗教意识、民族主义来说,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主权受到冲击,人口和信息的跨国界流动加快,各国的相互了解加深;另一方面,社会的对外开放使人们更加意识到“我们”和“他们”的差别,增加了许多人对本国、本教派、本民族的认同感,使他们更加有意识地维护自己的传统文化、习俗和价值观,抵制外来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经济发展放缓加剧了社会发展失衡,经济民族主义明显上升,表现为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对国际资本流动的警惕和抵制。

虽然宗教和民族主义都有某些增强社会凝聚力的作用,但也可能被引导到破坏和平、稳定、繁荣的方向上去,造成不同宗教、教派、民族之间的隔阂甚至仇恨。

作为文明古国,中国一向关注世界范围的思想激荡与文化发展趋势。中国的对外开放,不仅包括经济开放,也包括对世界各个文明和各种民族文化的思想开放,从世界文明中吸取精华。中华文明本身就融合了不同的文化、宗教和民族特色,因此而丰富多彩。中国人提倡文明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不主张相互隔绝、仇视或民族分裂,更反对用暴力方式解决宗教、教派、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中国可以而且应当扮演的角色,是在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起到桥梁的作用,促进世界的和谐。

毫无疑问,中国在加强本国文化建设的同时,希望扩大自己对外的文化影响和“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过程,就是将本国、本民族最珍贵的文化传统,同其他国家和民族分享,并使之成为人类普适价值体系一部分的过程。其实,中国所推崇的和谐思想,在世界其他文明和宗教中也都有所体现,只是理解和表述方式不同而已。加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并不意味着要削弱其他国家的软实力。中国人可以而且应当做的,首先是建设国内和谐社会,促进民族和宗教群体之间的相互包容。同时,还要同在社会制度和价值观方面有差异的国家扩大共识,增加相互理解。中国的经济开放与文化开放同时并举,中华文明就能在各个文明相互融合的历史长河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当前世界政治的第三个特点,是权力中心、财富中心和发展驱动力正在发生转移。

近年来,国际政治格局和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出现了深刻变化。冷战刚刚结束时,美国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得到稳固,欧洲联合势头加快,日本在亚洲经济中是领头羊。发达国家掌控着国际机制的制订和执行。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西方国家的整体实力出现了相对削弱的迹象。美国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以及其他一系列对外行为,损害了自身的国际形象,削弱了它的软实力。现在美国经济又受到次贷危机的冲击,“硬实力”也受到伤害。欧盟和日本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人口的老龄化、数量增长缓慢甚至减少,都对经济造成了制约。目前,国际金融动荡对欧洲的打击甚于美国。就整体而言,发达国家信心下降,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和压力。相比之下,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等诸多新兴国家,抓住了全球化的发展机遇,迅速增强了国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西方人最近有一种形象的说法,叫做“增长在东方,债务在西方”;“历史的火炬似乎正在从西方传递到东方”。

但是,世界权力、财富和驱动力的重心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一定会遇到风暴、阻力和陷阱。随着权力、财富、驱动力的转移,困难、麻烦和批评也会转移。此外,这种“历史火炬”的转移是否代表着一个长远发展趋势,其历史意义是什么,还有待观察和深入研究。

从地理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东方”国家,而且力促“东方”即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和安全机制的完善。但中国不会以“东”、“西”划界,去决定自己的安全战略,去组织或参加军事同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中国也会坚持开放性的原则,考虑到区域内外国家的利益和愿望。由于中国的经济合作已经拓展到“东西南北”的全球范围,中国的战略谋划不会受限于“东方”、“西方”的概念,不去同别的大国划分或争夺“势力范围”。

由于在新兴国家中发展速度最快,对外部资源和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大,又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这一权力与财富转移的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国际角色,格外引人注目。一种很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大国崛起打破原有的权力平衡,冲击世界秩序,引发国际冲突,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规律,中国的崛起也不会例外,中美最终的对立和冲突于是不可避免。

这种疑虑,提出了中国在处理当今国际事务时不能不予以重视和回答的一个问题,即中国如何评估、如何运用自己日益上升的实力和影响。应当认识到,尽管中国不断宣示自己的和平意图,强调自己的发展中国家属性和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障碍,国际上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很可能还要增加而不是减少。对此需要保持冷静头脑和平常心。同时,一般性的政策宣示和对“中国威胁论”进行驳斥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通过自己的行为模式和明晰的战略谋划,打破所谓“大国悲剧的历史定律”。

在世界权力和财富转移的过程中,中国必须十分客观冷静地估计自身实力,力戒虚浮之风,谨慎分析各种国际力量的消长;既坚持国际道义原则,又避免不必要地卷入国际政治斗争的中心旋涡。第一,中国将坚持不结盟的政策,不搞大国集团政治;第二,中国将坚持全方位的开放政策与合作态势,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来决定国家关系的远近亲疏;第三,中国要创建出一个以自主创新和扩大内需为基点的、不过分依赖物质资源的新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这样,在国际格局转换的过程中,中国的发展就能够成为一个可预测的稳定因素。

在上述三个特点和趋势的基础上,我们能够很自然地观察到当前世界政治的第四个特点,也即核心的特点———国际规则和秩序正在经历重大变革。

国际政治最原始的规则,是所谓“丛林规则”,即弱肉强食,无法无天。但是,涂炭生灵、两败俱伤的战争教训,以及国家间经济上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催生了国际法、国际关系准则,以及逐步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机制和规范。然而无数事实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组织和现存的全球合作机制,远远地落后于全球化的进程,出现了严重的“国际机制赤字”。例如,联合国改革的呼声很高但进展缓慢;多哈回合谈判失败证明世界贸易体制亟需修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力应付日益扩大的国际金融动荡;能源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全球合作机制远未建立;国际人道主义干预的原则和规则争议很大;国际社会缺乏处理民族分离主义倾向的共识;各种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扩大,其行为需要纳入规范的轨道;八国峰会近年来邀请了五个发展中国家加入其中,但尚未形成有长远设想的、更具代表性的大国协调机制,应付日益紧迫的全球挑战。

总之,全球治理的“赤字”越来越大,现存国际机制越来越难以应对新出现的全球问题,迫切需要改革或创新。否则,某些地区冲突、民族宗教矛盾就会失控,大国之间的合作就难以加深和持续,而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也将遭受更为严重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