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抗日战场烽火燎原。而在大后方,广西宜山,一位将军与世长辞。虽然此将军身死不在沙场,但是他身后的荣耀却异乎寻常,章士钊、黄炎培、邵力子等名流宿彦纷纷送上挽联、挽诗。而几年之后,他更是被国民政府以国哀之礼风光大葬。纵观民国历史,能够得此殊荣者,唯其一人。他就是蒋百里,民国最负盛名的军事战略家、陆军上将。他的一生,可以说是风云激荡、堪称传奇。他是文人,他和梁启超亦师亦友,和蔡锷多年同窗,和徐志摩更是交情莫逆。他做过保定军校校长,被誉为国民革命军的“智囊”,蒋纬国曾经做过他的副官,连德国的兴登堡都非常赞赏他。
蒋百里,浙江海宁人,自幼聪慧。思想激进。赴日读书,入军校。与蔡锷同窗。全优毕业,天皇赠剑。回国后,几经辗转,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少将衔,时仅30岁。
蒋英:这个事正合他的心愿,他一心要报国,一心要建设国防,建设新的军队,所以他就上任当了保定军校校长。他一进学校就抓改革,首先给每一个学生一套新军装、新皮靴,要学生们重视仪表。第二就是抓伙食,他亲自到伙房去抓——是不是卫生?是不是有营养?第三是抓教学,凡是保定军校的无能力的教师,他都撤掉,让新从日本回来的老师上任。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正式创办于1912年10月,为当时全国最高军事学府,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上成立最早、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学制最正规的一所军事学府。蒋的到来,为学校输入了新的血液。
蒋英:他抓教学。老师请假,他就自己亲自讲,很受学生的爱戴,学生经常给他写信。但是事情不是那么顺利,他也有他的苦恼:第一,下来的人跟新上来的军官闹矛盾,就是说旧军人跟新军人相斗,不合作。旧军人破坏新的改良,所以他被弄得很烦恼。第二,上边的经费一直不下来,所以他就亲自到北京去。教育部是由段祺瑞管,他去找段祺瑞,段祺瑞答应给他钱,但实际上一直没有落实。
蒋百里多年学员,对官场之中的个中环节勾当,知也不为。再加北洋当权,他不是嫡系,虽被任用,但不予方便,处处掣肘。蒋有权无钱,无从施展,军人的血性充盈,决计行一事,以惊世人。
蒋英:他从北京回来,半夜也没睡着,起来叫书童给他磨墨,给蔡松坡(即蔡锷——编者注)写了一晚上的信。蔡松坡也是留日的,跟他是好朋友。他把他的苦恼告诉蔡松坡,然后还写了一封遗书给他的妈妈。第二天早上,他就号召所有的学生集合,用沙哑的声音对学生说:“我要求你们做的,你们都做了,但是你们要求我做的,我没做,所以我要惩罚我自己。”说完,他向办公室冲去,拿出手枪来自杀了。学生们听见一声枪响,都很害怕,到办公室一看,校长躺在地下,鼻孔流血,一身军装都湿了。
蒋百里自杀时,由于勤务兵上前夺枪,子弹打偏,没有伤到心脏,只是擦伤了肺的表面。但蒋以一死谢天下的行为却揭开了北洋军界的黑幕,国会对政府极为不满,提出责难。各团体慰问蒋百里的电报多如雪片,要求查清事情真相的电报络绎不绝。
蒋英:这时候段祺瑞也着急了,就亲自到日本大使馆去,要求日本大使派最好的医生给蒋百里疗伤,日本医生来了,还带来一位美丽的护士给蒋百里护理。蒋百里脱离生命危险后,到北京来休养。
在北京疗养的时间里,蒋开始注意身边这个叫佐藤屋子的日本护士。她不仅美貌,而且贤淑,时日长久,蒋百里开始心动。
蒋英:护士后来就回去了。这个护士长得既漂亮又能干,蒋百里爱上了这个女子,可她回日本去了,蒋百里就给她写信,向她求婚,一封不够两封,三封,四封,写了很多美好的情书,他做文章做得很好,想必他的情书写得也很好,最后打动了这个女孩子的心,她决定到中国来。蒋百里就派他的士官同学去接她,把她护送回中国天津。他们就在天津结婚了,婚后,就到北京安家。
蒋迎娶日本妻子。举案齐眉成为佳话。
蒋英:她的日本名字叫佐藤屋子,她说佐藤屋子这个日本女子死了,我现在是中国女人,我姓蒋,我叫蒋左梅——蒋百里给她起的名字,他最喜欢梅花。这个日本女子爱中国,爱我们这一家。在家里教育孩子。她说国语,穿的衣服都是中国衣服,你看不出来她是个外国人。
蒋百里自杀之后获救,离开了保定军校。不久,袁世凯称帝,蒋百里入川辅佐老同学蔡锷讨袁。袁世凯死后,蒋百里又陪蔡锷去日本就医,旋即为之料理丧事。1917年回国之后,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开始首次撰写军事方面的论著《孙子新释》、《军事常识》等等,出版之后成为了军校的教辅。1918到1919年,蒋百里受邀考察巴黎和会,游历欧洲,他在法国的凡尔登亲见战火过处,民不聊生,深为触动。此后,竟俨然有偃武修文之意。于是回国之后不久,蒋百里著书一册,名叫《欧洲文艺复兴史》。可请谁来作序,蒋百里想到了一个人。
蒋英:梁启超和我父亲蒋百里是顶好的朋友。我父亲称梁启超为老师,其实他们又是老师又是朋友,经常在一块儿,一起写文章。梁启超也经常到我们家里来,我们也到梁启超家里去。蒋百里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启超给他作序,梁启超写了序,写了5万字,所以梁启超又倒过来请蒋百里再写序。现在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已经又重版了。
梁启超曾经回忆,为蒋百里作序,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后来这篇长序以“清代学术概论”为名成书出版,被后人引为佳话。但蒋百里毕竟还有一个身份是军人,而20世纪初叶的中国,军阀混战,蒋百里也难身免。
蒋英:五四运动以后的情况就不大好了,军阀混战,弄得中国一片战火硝烟。各路军阀都请蒋百里做他们的军事顾问,蒋百里也都接受了,但是都站在打败的一方。
蒋百里先后以军师职,服务几任军阀。最后辅佐的是自己的学生唐生智,无奈军阀混战,胜败难于论断,蒋介石的北伐军开到,唐生智不敌,蒋百里也因战败逃亡。
蒋英:唐生智大败以后,就逃到日本去了。蒋百里在上海,那时候蒋介石抓不到唐生智,就说我们一定要抓蒋百里,因为蒋百里家里有一个无线电台,而唐生智办公室里头有密码。但是蒋百里那时候住在上海的法租界,他们不能动手。许多人劝蒋百里说:唐生智逃到日本去了,你也可以到国外去。蒋百里说:我没有钱,我不去。蒋介石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要逮捕蒋百里。他派了蒋百里的一个学生叫刘文岛,来劝说老师到杭州去“休息休息”,蒋百里大概也无知,就真的到杭州去休息了。他在杭州待了几天,被逮捕到南京去,关到三元巷的军狱里。他还算受优待——给他两间土房子,家人可以来看他。我母亲天天早上带着孩子去看他,晚上回来。他隔两间房是邓演达,邓演达的家属不能进去,他有什么秘密的信,就托蒋百里的夫人给他带。蒋百里跟邓演达有的时候晚上也说几句话,但是不久邓演达就不见了。蒋百里在监狱里,主要是写书法,他天天写字,有的时候跟孩子们玩,教孩子们打桥牌、下棋,七八岁的小孩不是对手,都教不会,但蒋百里不寂寞,还有孩子陪他。
蒋百里入狱,震动八方,但头一个跳起来的不是他的学生、部下,而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徐志摩。早年间,蒋百里曾和他一起创建新月社,交情莫逆,以至于徐志摩登高一呼,文学青年应者无数,当时流行一句口号:陪百里先生坐牢去。
蒋英:父亲跟徐志摩是同乡,徐志摩也是海宁人,徐志摩的父亲跟我父亲的父亲是好朋友,徐志摩尊重蒋百里,蒋百里入狱,他不服,打个铺盖卷,也到监狱去陪蒋百里一宿。蒋介石想枪毙蒋百里,但是他不敢,因为他周围保定军校的军官们太多了,怕影响,所以一直拖了三年,最后由他的参谋长说好话,才放出来。 1932年,两蒋言和,但对蒋百里,蒋介石仍然有所忌惮,于是祭出法宝,请百里先生出国考察。1933年,蒋百里奉蒋介石之命再赴日本,拟就国防计划,以备中日之战。1935年,他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翌年赴欧美考察军事,归国后,迅即得到蒋介石电令,赴西安汇报考察情况。蒋百里登机之时,是1936年12月11日,翌日,西安事变爆发。
翌晨,曙光未起,闻枪声四起,疑系军队凌晨演习,初未介意。俄尔,机关枪声大作,辨为实弹射击。然犹以练习打靶,决未料及祸变发于俄顷。也未几,枪声由远而近,似在咫尺之间。余伏案整理文稿,有一青年排闼而入,询余姓名毕,即曰“请先生至客厅休息”。语未毕,两健卒挟余出。
蒋英:那时候西安很紧张,蒋百里跟张学良有一定的关系。张学良很佩服我父亲,张学良说他:“不做官,没有钱,有学问。张学良很信任蒋百里,就请教蒋百里,说蒋介石不见人,也不说话,我没有办法,你想想办法吧。”蒋百里就觉得那个时候绝对不能打。
事变第5天,也就是12月16日下午4点,蒋百里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请百里先生坐到了床前的沙发上,对他说:“张学良想派一人先往南京商谈,其心目中以你最为适宜,但我未置可否。”蒋百里赞成派人去南京商谈,他认为“南京和西安之间相持不决,眼下已成僵局”,但是他本人“和党国关系不深,去了于事无补,必须派南京所信任的人前去,才能解决问题” 。从蒋介石居所辞出,蒋百里问张学良:“留在西安的军事大员当中,你最恨的是谁?”少帅回答:“我不恨什么人,只有蒋鼎文这个人好出坏主意,我就是看他不顺眼。”蒋百里于是说:“那么最好派他去。”张学良被弄糊涂了。蒋百里给他解释:“派一个最不喜欢的人前去,就可以表示你绝无伤害其他中央大员之意,也可以表示你对和平解决时局抱有极大的诚意,这样,就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张学良深以为然。
蒋英:父亲问张学良:你有多少兵?张学良说:蒋介石有多少兵在这儿呢?蒋百里说:那你兵多,你是居胜,要打的话,你会打胜的。但是空中呢?你有多少飞机?张学良说:我一架也没有。蒋百里就提醒他:蒋介石有很多飞机,他要来轰炸你。所以这个事情,我劝你绝对不要打。蒋百里去劝和,作了一些贡献。
“西安事变”的历史结局,早已是众所周知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从此掀开新的篇章。是年12月27日,蒋百里和那批“有幸”做了一回“政治俘虏”的南京要员们,一道登上了平安离别西安的飞机。刚到上海家中,他马上就电邀好友、著名报人陶菊隐相聚畅谈,向陶菊隐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自己这意外“撞”进“西安事变”的种种亲身经历。不过碍于当时言论的限制,尽管蒋百里所述的内容非常精彩,陶菊隐也只好把它浓缩成短短数百字的《西安归客谈》,披露在了上海的《新闻报》上。据说,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人士有的获知这些“离迷惝恍的内幕新闻”之后,“一致认为蒋百里(在事变当中)做了一篇好文章,促使问题迎刃而解”。
蒋英:从西安回来以后,他住在上海,有一辆汽车。他说:现在打仗了,我是军人,我也要上战场。他开着汽车到南京去,自己报告说:我是军人,我要去打仗,我的汽车不要了,捐给国家。
此时,全面抗战尚未开始,但东三省已失,华北危如累卵。尽管蒋百里几次向国民政府请示,要求上前线带兵抗日,但都被婉拒。于是他再入书斋,1937年,新作写成,名为《国防论》。在这本书里,蒋百里除了断定中日之间全面战争不可避免,更在扉页上写下了这样的字句:“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蒋英:写《国防论》,他不是连续地写,他走到哪儿,《大公报》的记者就跟到哪儿。他有什么就写什么,写完了记者就拿走,也不留稿,都是零碎的东西,事后收集起来形成一本书。书里有许多论点,建议打持久战,这样子可以切断日本人的补给线,日本人没办法再打下去,中国一定会胜利。
蒋百里在《国防论》中阐述的对日战略,归纳起来有三:第一,用空间换时间,等待局势扭转;第二,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第三,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防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
蒋英:蒋百里亲自写信给蒋介石,告诉他怎么打。信我看过,他建议在湖南衡山作根据地。南京政府很好地安排他,他到处作报告,讲演,写文章发表,说中国一定会打胜,中国是有希望的。
1937年,蒋介石命蒋百里以特使身份,出访意大利和德国宣传,争取援助。百里虽不抱希望,但“知其不可而为之”。
蒋英:墨索里尼接见了蒋百里。蒋百里有一个很好的讲话,说我们是热爱和平的,日本说是打共产党,其实是来欺负中国人民的,我们希望意大利给我们精神上的支持。这是第一个任务。第二个任务是让他到德国去,因为日本、德国、意大利三国是同盟,但是德国与意大利还不一样,日本听说中国有代表来,早就派人做了工作,所以蒋百里到德国去,没见到希特勒、戈林。
回国后,蒋百里在报上连发文章,被誉为“战时的文坛健将”乃至中国政府抗日政策的“发言人”。其中影响最大者,首推《日本人—— 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发表后“轰动了中国的战时文坛,文章的结论依然成了抗战时期的名言:“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1938年8月,蒋百里被任命为陆军大学校长。这一职位原来是由蒋介石自己兼任。百里一再谦辞不成,乃同意以“代理”身份主持这个“例由最高军事当局兼任(校长)”的最高军事学府。是年,陆军大学西迁,蒋百里主持校务,一路西行,边走边写,抗日文章绵延不断。此时,他的身体已经衰弱,生活都由妻子蒋左梅照料。这个曾经的日本女子佐藤屋子,在贫弱的中国和自己的祖国日本之间,毅然决然地作出了选择。
蒋英:蒋左梅很苦恼:第一,蒋百里是军人,家里没有什么人可以陪她解闷,帮助她理解她,她很寂寞。还有一个就是,她生了五个女儿,这对她来讲是压力,而且我们小的时候生活还不是很好。“九一八”前后,我们都是中学生,一回家去,看见妈妈,就对妈妈不好,我们对妈妈很冷淡,她教我们日文,我们不学,跟妈妈保持距离。后来大了,我们懂得了她的痛苦。但是我父亲始终对她很好。 1937年,蒋百里送蒋英出国学习音乐,在异国的码头一别,父女从此天各一方。1938年的11月,蒋百里在随同中央陆大西迁的途中一病而逝。抗战局势不断变化,但是蒋百里所预言的战况一一呈现,而中国的抗战之路也正符合蒋百里的战略构想,逐次实施。蒋百里生前遗留的话也在振聋发聩:“中国对日本,打不了,亦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天地,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向日寇妥协,最后胜利定是我们的。你不相信,可以睁眼看着。”可惜的是,蒋百里自己却没能看到他所坚信的这一幕。8年之后,抗战胜利,当他移葬西湖的时候,众人发现蒋百里的尸骨竟然不腐,栩栩如生。好友竺可桢抚棺痛哭:“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
蒋英:我觉得蒋百里应该算是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他懂文,懂武,他懂西洋的,也懂中国的。他懂拉丁文、日文、德文。他爱文学,他会写诗,他也会打枪、骑马……我觉得他属于文艺复兴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