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国人的思维中，存在着许多流行的谬误，常把两个可能矛盾的东西等同起来。比如，把国家的强大等同于政府的强大，讲团结和谐就等同于限制不同意见的发表。而在现代政治观念中，政府力量过于强大绝非一国之幸事，人们普遍警惕强大的政府公权力会压制民间和个人的权利空间，进而威胁公正、宪政、法治。
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到了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认真抓好四个互相联系的重要环节：
１.转换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增强它们的活力，促使企业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自发地实现资源配置。
２.加快市场的培育。没有市场就没有市场经济。
３.深化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分配是经济利益实现的制度，没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配就没有市场。
４.混合经济中政府主要是调节个体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而不是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在中国转变政府职能的根本途径是政企分开。
“政企分开”，这个曾经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词汇，如今听起来却恍如隔世。我们当下看到的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央企扩张，是国企主导的重组兼并，是一个个豪气干云的国资“地王”。
可能有人又会说，企业效率与所有制无关，大国企照样繁荣经济。那让我们回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点与大方向，想想既然如此，当初我们何必要改革呢？
国进民退的事实
尽管有人不认为这些年中国存在着“国进民退”，但以下事实是不可否认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09年1-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2985亿元，同比增长33.0%。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48729亿元，增长39.9%。从行业来看，政府基建投资仍是主力：铁路运输业投资3106亿元，增长103.5％；与基建相关的煤炭、有色金属投资分别增长36%和20.7%，电力投资增长23.5%，均保持强劲。
而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发表分析文章称，2009年上半年，中小工业企业用电量同比下降48.9%，降幅远远高于同期全国工业企业。
这也与企业家们的感受相吻合，2009年4月，《中国企业家》杂志进行了一项针对企业中高层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近年来存在“国进民退”现象的比例高达72.73%，认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将会造成新一轮“国进民退”的比例为50%，认为“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更有利于国企的比例高达86.36%，认为中国大陆的金融体制环境对国企更为有利的也有76.19%的比例。
国进民退，危害不只在低效率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提出要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突破公有制垄断的时候，一个核心的理由就是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国企效率低下确实是事实，但即使国企的盈利能力一时超过民企，也同样需要推进国企的民营化。国进民退的危害，绝不止于国企的低效率。
首先，滋生腐败，恶化公平的市场环境，破坏市场经济所必须的法治环境。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经常是规则的制定者，是运动场上的裁判，但由于国有企业与政府直接的利益相关性，政府制定规则、实施宏观调控措施的时候，很难不偏袒自己的企业，裁判下场踢球显然是对公平的破坏。一些大国企，倚仗着与规则制定者的特殊关系，它们没有将精力放在技术创新和管理改进上，他们在市场中获得优势的捷径就是靠自己制定对自己有利的规则。这必然破坏法治并滋生腐败。
世界银行曾发布一份腐败富豪榜，印尼前总统苏哈托以150亿-350亿美元的赃款排名第一。其敛财诀窍就是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扶植子女和亲友构筑庞大商业帝国，通过控制国家经济命脉而获取暴利。苏哈托的长女曾任内阁社会事务部长，另外4个子女、1个儿媳是国会议员。仅这六个子女便控制了印尼的金融、汽车、电力、建筑、交通运输、森林、矿山等重要产业。在苏哈托执政的30多年的时间里，其家族几乎控制了整个印尼经济，直到政权被推翻。
其次，国进民退将进一步恶化我国本已失衡的经济结构，导致生产与消费的进一步脱节。
据统计，1978年的时候，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约为45%，到1993年则下降到了42%，到最近，民间消费下降到占GDP的35%左右了。与之相对，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却在不断膨胀。从1995年到2007年，扣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之后，仅预算内的国家财政税收就翻了5.7倍，这还不包括土地销售收入、地方和中央预算外的收入。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同期增长了1.7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1.2倍。
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大头被政府拿走了，个人增长很缓慢，这直接抑制了民间消费，恶化了收入分配，导致了内需的萎靡。
过去的一些年里，中国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过于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大跃进的工业产能面对的是极其低迷的民间需求，自然只能靠出口来拉动。而国有经济成分天然热衷于投资建大工业、大基础设施项目，国进民退将使本已失衡的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更加恶劣。
再次，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所有失衡的系统都是无法持续的。
国有经济的主导投资，由于监督与制衡的缺失，一个很大的弊病就是，主导者很少为长远发展负责，其利益和冲动都是指向不断推动投资的，就像一个司机，开车只乐意踩油门，不踩刹车，主政者都轮番上去踩，区别只在于轻踩和重踩，这样开车的风险可想而知。
据统计，在国有经济的主导下，我们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一路攀升，1991年的时候只占25.7%，2008年是57%，到2009年达到了67%。另外，固定资产投资在2009年增长了30%，这意味着两年半投资就翻一番，也就是说，2010年的投资额就将近是2008年的两倍。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会想，这能有多大的可持续性？
根子不在经济，而在制度
市场经济是权利经济，也是权力经济。在经济上的国进民退，根子还是在于政治权力。经济上的侏儒，必然是因为权力上的矮化。
如果我们的经济体，要纠正结构性的失衡、继续发展的话，就必须吸收民间的力量来参加，改革不能再继续是仅仅由政府来推动。因为政府易成为市场中的利益相关方，仅仅由政府来推进而没有民间利益相关者的充分参与，结局必然是只朝向政府有利的那个方向走。要约束政府管制权的无限扩张，必须要吸收民众对权力的真正参与。要保持中国经济长久持续的增长，根子还在于国家治理制度方面的深刻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