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拉丁美洲（英语：Latin America；西班牙语：América Latina 或Latinoamérica）在地理上通常指美国以南的美洲地区，包括墨西哥、中美洲、南美洲和西印度群岛。“拉丁美洲”一词是19世纪30年代法国学者首先使用的，指原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拉丁语系国家的殖民地在独立后建立的国家。20世纪60－70年代后，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些英、荷殖民地获得独立后，其官方语言英语、荷兰语不属于拉丁语系，因此，国际组织和机构逐渐将“拉丁美洲”改称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目前共有33个国家，另有12个尚未独立的地区。人口5.2亿，占世界人口总数的近十分之一，陆地面积占世界七分之一到六分之一，为世界第三大语言西班牙语的主要所在地，这些数字反映了它在全球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冷战和世界范围的非殖民化运动的影响下，西方学术界加强了对亚、非、拉等欠发达地区的研究，欧洲和美国对拉丁美洲历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拉丁美洲本土的历史研究也不再仅仅追寻欧洲史学传统，而是力求反映拉美人民要求独立、自主和富强的愿望，采用新范式，研究新问题，成果丰硕。当代拉美学者还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整理了大量的考古和档案文献资料，并借鉴多种社会科学方法，在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方面取得了很多新成就。 在此基础上，上世纪80、90年代，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11卷本的“研究拉丁美洲独特历史进程的权威性大型著作”——《剑桥拉丁美洲史》，内容包括从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美洲印第安土著居民首次接触欧洲人之时直到今天的将近5个世纪的历史。最近几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推出了多卷本的《拉丁美洲通史》和《加勒比通史》。 应该说，这三套多卷本的通史著作代表了目前国际学术界拉美和加勒比历史研究的水平。另外，拉美国家相继出版了一些多卷本的国别史。可以说，在国际学术界，拉美史的研究正朝着专门化的方向深入发展。
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古巴革命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下，我国的拉美史学科也逐步建立起来。虽经“文革”的干扰，但在老一辈学者的努力下，仍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70年代初，随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拉美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推动了我国对于拉丁美洲的研究，当时翻译出版了近30部拉美通史和国别史著作。此后，李春辉教授出版了《拉丁美洲史稿》 ，成为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拉美史著作。罗荣渠教授的《拉丁美洲史大纲》虽未正式出版 ，但作为教材内部多次印刷，产生过重要的影响。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国拉美史研究进一步发展，一大批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和论文不断问世。 尤其是《剑桥拉丁美洲史》的翻译出版缩小了我国与国际学术界的距离，使我国的拉美教学和研究得以建立在比较高的平台之上。
国内外拉丁美洲史研究的这些新成果，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
一部拉丁美洲地区史，应是反映这个辽阔地域上众多国家整体发展的历史。因此，在考虑本书的写作框架和主要思路时，我们感到首先需要解决以下两个具体问题。
第一、全书的结构安排问题，而其中主要是，一部地区史在体例上应如何处理好整体和国别的关系问题。在以往的拉美史著作中，体例安排上大体采用了两种方法。一种是分设上、下篇，上篇综述整个地区的历史发展，下篇分述各国的历史发展。李春辉先生撰写的《拉丁美洲史稿》，就是采用这一体例撰写的。分上、下篇体例的优点是有点有面，地区、国别兼顾。但本书写作不可能采用这种体例，因为篇幅不允许。另一种是按历史阶段综合叙述地区发展，不分国别。国外出版篇幅不大的拉美史，很多采用这种体例。美国学者E. 布拉福德福•伯恩斯的《简明拉丁美洲史》（E. Bradford
Burns，Latin America：A Concise Interpretive History）在国外多次再版，中译本也广受中国读者欢迎，就是一本在宏观综合上很有特色的著作。这种体例的优点是叙事重点突出，发展主线清晰，但在具体国家历史的叙述上难免受到局限，难以反映不同国家发展的多样性。拉丁美洲19世纪初就成立了18个独立国家，今天更发展为33国，有的成了新兴工业化国家，有的因发展潜力大而被看好称作“金砖四国” 之一 ；如果在新编写的拉美史中，看不到这些国家是如何成长和发展的，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能否提供一种新的框架结构，可以使地区和国别得到更好的结合呢？上世纪末，英国拉美史学家莱斯利•贝瑟尔主编的巨著《剑桥拉丁美洲史》问世。我们从该书的编辑方法上得到启发，在本书写作中采取了一种新体例，即选取上面提到的两种方案的优点，按不同历史时期，将地区性综述与代表性国家结合起来。这个框架结构的长处是，从古到今，每一个重大历史时期都注意到点和面的结合，兼顾了地区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而且，在这个新框架下，对于一些影响较大的代表性国家，它们自独立以来的发展进程就有可能得到比较充分的展现。
第二、历史分期问题，尤其是独立以来的历史如何分期。历史分期直接关系到全书框架结构的安排，问题就显得更加重要。以往拉美史著作，多采用世界通史的一般分期方法，把独立以来的发展，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划分的界限。实际上，两次世界大战虽然对拉丁美洲产生过很大影响，但并非是拉美近百年历史发展呈现重大阶段性的决定性因素。20世纪80年代中期，罗荣渠先生在我国率先开始了现代化理论和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研究。这一开创性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考察世界历史和拉美历史的新视角。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中最早开始现代化建设的地区。拉美建国以来200年的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拉美国家追求实现本地区现代化的历史。现代化研究要求把外部影响与内部因素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由此揭示社会结构的深层变革和重大阶段性变化。拉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几次重大转折，正是独立以来历史发展分期的重要依据。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把拉丁美洲上下古今的历史划分为五个发展时期，并确定了本书写作的主要思路。
1、古代时期 从远古直至15世纪末、16世纪初欧洲殖民主义的入侵。公元前7000年，美洲出现了最初的原始农业，公元前4000年，印第安人成功栽培了玉米，玉米成为美洲古文明的基础，所以，印第安文明被称为“玉米文明”。以往研究中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印第安人经济上长期处于刀耕火种原始农业状态，社会发展停留于军事民主制部落社会的发展阶段。当代学者借助考古发现，在古代美洲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重大进展。本书根据这些新的研究试图说明：早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印第安人已有了集约生产方式的农业，并出现了早期国家，虽然在欧洲殖民者到达时，各地发展仍极不平衡，但就中心地区来说，以玉米为基础的农耕文明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城市成为文明中心，城市数量、规模和人口居于古代世界前列；政治组织高度复杂化，创建了古代世界少见的大帝国；在文化艺术和科技方面的成就也光彩夺目。印第安文明是在与外部世界相隔绝的条件下独自发展起来的，它以自己的独特创造和杰出成就堪称世界伟大古文明之一。
2、殖民统治时期 从15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为时300年。西班牙、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到来，打断了印第安人自古以来的历史发展进程，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空前的殖民大帝国。对这一历史时期，本书试图通过对殖民地经济和政治的具体分析，重点阐明拉丁美洲殖民地模式——“拓殖榨取型”殖民地——的形成。这一模式不同于葡萄牙等早期在东方建立“贸易站”那种商业型殖民地模式，也不同于后来英国在北美、澳大利亚的那种移民垦殖型的殖民地模式。拉美拓殖榨取型模式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在移民的同时通过占有当地矿产、农业资源直接奴役土著，最大限度地榨取财富；以金银开采、大地产（大庄园、大种植园）和贸易垄断为三大支柱，并以王权和教权相结合的专制主义统治为保证。这种殖民模式既有其特殊的残酷性，又具有相当的稳固性，使西班牙、葡萄牙在美洲的殖民统治得以维持300年之久。当西、葡美洲殖民帝国瓦解后，其统治模式变成为一份沉重的历史遗产，使拉美国家走上依附性发展道路。垦殖型殖民地后来大多跻身于发达国家，而榨取型殖民地几乎都沦为欠发达世界，这并非是历史的偶然。
3、拉美国家的早期发展 从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为时约100年，其中，大体以19世纪中叶为界，又可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19世纪初的拉丁美洲，由于资本主义因素薄弱，尚没有形成自己的资产阶级，独立运动是在克里奥尔地主的领导下进行的。独立后，克里奥尔地主取代了欧洲出生的殖民贵族成为各国的统治者，而原有以大地产和矿业开采为主要特点的殖民地经济结构并未受到触动，政治独立并没有改变拉丁美洲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因此，在19世纪上半期，拉丁美洲并没有像欧美国家那样在一场大革命之后带来大发展，而是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经济停滞，政治混乱，在世界发展大浪潮中落下伍来。直到19世纪中叶、特别是70年代后，拉美国家才在西方产业革命的拉动下，依靠出口初级产品，进入了一个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迈出了通向现代化的第一步，成为欠发达世界最早开始现代化的地区。但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这是一条依附性的发展道路。这种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一直维持到20世纪30年代。
4、探索自主性发展道路时期 20世纪拉丁美洲历史的重要内容是对自主性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其中，从30年代至80年代又以进口替代工业化为主要特征。在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后，拉美国家传统的出口初级产品依附性发展模式逐渐为进口替代工业化自主性发展模式所取代，表明拉美发展道路由此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但是，拉美国家寻求新的发展道路，并非单纯地出于对外部世界冲击的被动反应。发生这一转变，同样有着深刻的内部原因，那就是拉美社会内部日益增强的民族主义力量的推动，是20世纪初以来拉美社会一系列变革的结果。1910年，爆发了影响重大的墨西哥革命，其他一些国家也先后发生了以民众主义为特色的政治改革，新兴资产阶级取代传统寡头，日益成为主导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巴西、墨西哥、智利和阿根廷等国普遍建立起民众主义政府，这些领导人在推行广泛的政治、经济改革的同时，努力尝试依靠本国力量和市场来发展工业。与这些改革实践相呼应，劳尔•普雷维什创立了第三世界第一个发展理论——拉美结构主义，而他倡导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为拉美国家由长期追求“欧化”最后走上民族自主性发展道路，提供了最初的实现形式。在民众主义体制下，拉美国家工业化获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到60年代初，进口替代工业化陷入“衰竭”，加上古巴革命的影响，拉美社会阶级矛盾激化，许多国家发生军人政变，建立了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在威权主义体制下，工业化进一步被推动，一些国家经济获得了高速增长，但不久发展陷入了困境，80年代初爆发的经济危机结束了拉美半个多世纪来的发展。
5、80年代以后的调整和改革时期 由于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内在局限，加上一系列不利的国际因素，80年代，拉美发生了债务危机，整个80年代成为“失去的十年”。这种形势面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国家的指导下，拉丁美洲普遍地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调整。与此同时，实现了军人政权相继还政于民的民主化进程。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拉美的社会运动高涨，左派政党在许多国家上台执政。可以说，9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对发展道路开始了又一次新探索，在21世纪依然面临着继续寻求在自主性发展道路上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的历史任务。
三
写作一部拉丁美洲史，是我们很早以来的一个愿望，也经历了多年的酝酿和准备。改革开放之初，李春辉先生打算修改他原先的拉丁美洲史，找到我的老师罗荣渠先生，希望与北大合作修订或新写一部拉丁美洲史。罗老师征询我的意见，我当然十分支持。北大历史系在我国高校最早开设了拉美史课程，原有内部讲义《拉丁美洲史大纲》已显得不够用，很需要有一本较权威的参考书。可是，几天后罗老师对我说，他经过认真考虑，认为国内目前所能利用的资料太少，要写成一部书的条件并不成熟，他已经谢绝李老的邀请了。我真有点为之惋惜。心想罗老师所讲的拉美史甚受学生的欢迎，已经编有一份拉美史教学讲义，罗老师本人在《人民日报》、《历史研究》上有多篇拉美问题大块文章发表，怎么说条件还不成熟呢？可是，再想一想，凡在北大和北京图书馆能借到的有关拉美史的书，几乎本本借书卡上都留有他的签名，说明他是在摸清国内资料家底并作了全面估量以后才决定放弃这个机会的。
1986年，又一次机会来临，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位编辑室主任前来约稿。当时，国内资料条件已大为改善，多次赴国外考察的罗老师，他讲的拉美史课不仅内容充实，而且新意迭出 ，我心想现在不能再说条件不成熟了吧。在我的竭力要求下，罗老师也同意了，不久就收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发来的正式通知书。可是，正是这一年，罗老师为我国改革大潮所鼓舞，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开始从事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他主持的世界现代化进程课题被列入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并组织我们全力投入。拉丁美洲史的写作又一次被放了下来。可罗老师对此仍一直记挂在心，1996年他去世前不久，还对我提起尚有一本拉美史有待完成。
时间很快跨入新千年，随着21世纪的到来，又迎来一次新机遇。2004年8月，人民出版社杨美艳编审打电话来，约写拉丁美洲史。当时我正忙于编多卷本《罗荣渠文集》，与商务印书馆签有合同；另有《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合作项目，也已经上马。可以说，这两件事已经让我疲于奔命，难以招架。但是，我很珍惜这第三次机会。1986年，在罗荣渠先生带领下，北大历史系开始了现代化理论和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研究，拉丁美洲是其中重要专题之一。其后十多年中我们的拉美史博士、硕士论文多以现代化为选题。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对于拉美历史发展的主线、具体进程以及某些重大历史问题，有了新的或更为全面的认识。这一切无疑为拉美史的撰写打下了有利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拉美史的写作被推延，甚至倒有好处。
这次机会可不应再失去。于是，我一口应承下来，只是要求放宽交稿期限。等到我把手头项目大体赶着完成，已是2006年年初。我静下心来，准备排除一切干扰专心来写拉丁美洲史，可是发现写作计划老是完不成。这不是由于缺少资料，大量的资料尤其是过去稀缺的外文资料，现在很方便可以取得；也不是没有时间，尽管不时仍有意想不到的事打扰，但毕竟退休在家，拥有了自己一生最为富余的时间。原来，眼下客观条件方面是万事俱备了，而主观条件却发生了变化，那就是岁月不饶人，精力不济了。以往两三天可以做完的事，现在常常一星期半个月少有进展。我真正体会到了“老牛破车” 的具体含义。
不过，经历了两年多之后，这本50余万言的书稿总算脱手了。其中一个缘由，是因为有了一位很好的合作伙伴董经胜副教授。在我们接受人民出版社约稿后不久，他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到荷兰莱顿大学拉丁美洲系进修一年。期间，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国际拉美史学界最新学术动态，充分利用国外丰富的西班牙文和英文资料，并得到莱顿大学拉丁美洲系主任帕特里希奥•席尔瓦（Patricio Silva）教授等专家的热心帮助，为完成拉美史的写作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他承担了自建国以来历史的全部写作任务，这也是本书中分量最重、难度最大的部分。我们互相切磋，配合默契，终于完成了此项写作任务。
书稿虽然脱手，可我们的心情并不感到轻松。我国对拉美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基础甚为薄弱，对于与我们远隔重洋的拉美大陆，长期还停留于“抽象概念多于具体的知识，模糊的印象多于确切的体验”的状况。这次写作对我们自己来讲，首先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我们尽可能地参考各方面的资料，力求反映国际和国内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水平，以期为读者提供关于拉丁美洲的历史发展较为具体和系统的知识。但由于水平和时间所限，很难说本书能够达到作者所期望的目标。书中不足甚至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提出批评指正。
与本课题直接相关的拉丁美洲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曾获得教育部社科基金的资助。人民出版社编辑室杨美艳女士为本书的写作出版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并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
罗荣渠先生是我国拉丁美洲史学科创始人和奠基者之一，今年是他诞辰80周年，他逝世也已有十个年头了。谨以此书对他表示我们最深切的怀念。
2007年12月于北京大学蓝旗营园区
（《拉丁美洲史》，林被甸、董经胜著，人民出版社近期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