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丹麦一战前的经济发展道路。建立在现有的以国家或社会为主的解释上，本文指出理解丹麦后发展不同道路的关键是国际政治环境以及国家对这个环境的反应。早期的国际军事竞争创造了丹麦政权整合国内政治势力的紧迫感和推动经济发展的意愿，直接导致国家采取抑制贵族势力和发展独立农民的措施，从而为19世纪农业发展和产品升级奠定了基础。但是，丹麦在欧洲军事竞争中的失利使其逐渐放弃争霸，转而依附强权。这一变化使其政权在19世纪下半期失去了介入经济的紧迫感和动力，因此丹麦19世纪的经济发展成为一种渐进的市场导向的发展。
【关键词】后发展、军事竞争、独立农民、产品升级、丹麦
后发展与丹麦
后发展（late development）的概念是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葛先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通过研究19世纪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等发展案例提出的。他认为后发展国家虽然缺乏资本但也具有一定的发展优势，即后发优势——因为有了先发展国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后发展国家可以走捷径，不需要按部就班地沿着先发展国家的道路前进[1]。建立在后发优势的基础上，后发展有以下两个重要特点：
第一，随着开始发展的时间向后推移，以强组织力的机构指导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强。后发展国家既缺乏资本又期望经济迅速腾飞以免受制于人，所以往往需要集中有限的资本投入到已经被先发展国家的发展证明成功的产业当中。资本的集中和投入都需要有较强组织能力的机构来完成，而且越后发展，时间越紧迫、挑战越多、竞争越大，就越需要有更强组织力的机构来介入。葛先克隆指出，在法国、德国发展时期，银行作为强组织力的机构起到了调节和指导经济发展的作用，德国的银行尤其在集中和投入资本上发挥着中心作用。而到了发展起步更晚的俄国，资本更加稀缺、时间更加紧迫，银行已经不能完成集中和投入的重任，国家则直接出面，通过控制资本对经济发展进行调节和指导。
第二，随着开始发展的时间向后推移，企业的组织形式也由分散到集中、由小到大。一方面，这很合乎上文所述的集中资本的逻辑。既然后发展国家有经济腾飞的捷径，那么下一步该做的就是集中资本进行生产，规模大的企业在这方面更有利于具有强组织力的机构进行指导和投资。另一方面，产品周期也在这里起重要作用。在各个经济周期变化中有不同的主导产业，英国崛起于纺织业，之后的主导产业是铁路和钢铁产业。后发展国家为了赶超英国，一般都直接进入钢铁的发展，另外，钢铁产业也是军事工业的基础，同在国家系统中竞争的后发展国家也就更有动力发展钢铁产业，而这个产业的发展一般都需要规模大的企业。
因为有强组织的介入，因为有资本的集中投入，后发展往往伴随着迸发式的工业化进程。当然，葛先克隆也承认，以上这些特点并不能解释整个欧洲大陆的发展道路。德国、俄罗斯之外还存在着另一条后发展道路。丹麦就是走这另一条道路的典型国家。他这样写道：“这个国家虽然在19世纪进入下半期时仍然非常落后，但观察不到相应的迸发式工业化和对重工业的特别重视。其原因包括两方面，一是缺少自然资源，二是因与英国市场接近而获得了农业发展的机会。”[2]丹麦并不是没有工业化，而有着在农业发展带动下的工业化，具体来说是农业商品化带动农业对欧洲（特别是对英国）的出口，农业的发展带来对工业品的需求，进而推动工业发展。因此有学者指出，丹麦的工业发展的“迸发”期不是哪几年或十几年，而是从1872年至1913年的40年[3]。丹麦的农业商品化则先有1835年至1880年的粮食出口高峰，然后有肉、奶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优势。丹麦的工业化就是在这样一个农业商品化的环境里逐步发展起来的，是一个从农业商品化到工业发展的渐进过程。
如果说德国、俄罗斯的后发展是以强组织带动的，丹麦在19世纪的后发展则更像市场主导的。但是丹麦的例子无论在历史上的欧洲还是在现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都不多见。且不说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从来都认为国际市场上的中心——边缘关系只会带来不发展或畸形发展，就是二战后的发展实践也能看出，很少有发展中国家由依靠国际市场到农业发展再到工业化这样的“自然”发展而获得成功的。回到历史上的欧洲，17世纪丹麦和波兰都是为当时国际市场的中心——荷兰提供粮食等初级产品的边缘经济体。但它们逐渐在后面的两个世纪里走过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波兰，国家帮助作为大地主或大庄园主的贵族，限制农民的人身自由，将他们束缚在贵族的土地或庄园上，为其粮食出口劳作。结果是农民自己的土地荒芜，而且不为自己劳动的农民在贵族的土地上缺少积极性，最后引发经济停顿和人口流失。反观丹麦，国王采取的是联合商人、保护农民、抑制贵族权利的措施，鼓励农民直接出口，使丹麦经济能够平稳发展，并成功转型。[4]
上述比较的关键是如何解决贵族势力的问题。贵族势力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阻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通过租赁土地，贵族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使其既缺乏为自己劳作的积极性，又限制了资本主义经济赖以发展的自由劳力。其次，很多贵族也依靠初级产品如粮食的出口获利，但参与国际市场并不等于自然发展成资本主义经济。很多贵族为了降低成本，利用国家机器推动农奴制。在这里，关键问题是政治力量与产品升级的关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工业化，不能只停留在初级产品出口上，必须做到不断产品升级，即生产越来越高附加值的产品，形成从农产品到工业产品的过渡。但是，产品升级不仅意味着改变产品，经常也带来生产方式、方法的转变，涉及的风险也很大。产品升级因此经常不是贵族的选择，他们更多的是通过运用政治力量或者促使国家机器支持、保护自己的原有产品生产，如设立或抬高关税，使同类产品无法进入本国市场；或者通过国家的法令和暴力降低自己原有产品的生产成本，如推动实施农奴制。所以有学者认为，出口导向的战略不一定能促进经济发展和转型，而欧洲国家的主要发展经验是国家直接通过进口替代保护自己的幼稚工业，完成产品升级[5]。
涉及丹麦的发展经验，蒂洛森（Tillotson）指出国家一直在丹麦的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这些作用既包括早期抑制贵族势力、支持农民获得自己的土地，使其成为独立农民，并支持他们独立出口，也包括19世纪通过各种政策帮助农业进行产品升级[6]。但是，另一位学者鲍格森（Bogason）则认为，丹麦19世纪农业发展是由社会主导的，是独立农民的聪明才智和组织力量所至，政府并没有起关键作用[7]。蒂洛森和鲍格森这两篇文章在比较政治学界的权威期刊发表，是迄今为止这个领域仅有的以国家——社会关系为主题探讨丹麦发展道路的研究。
本文认为，蒂洛森和鲍格森的论点各有不足之处。后者过于强调19世纪丹麦倾向于市场化的发展，而不够重视国家在19世纪前的经济干预已经为后来的平稳发展奠定了基础；前者则过于强调国家的作用，没有认真研究国家起作用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因此忽视了国家的经济角色的变化。本文的论点是，理解丹麦后发展不同道路的关键是国际政治环境以及国家对这个环境的反应。具体说就是，早期的军事竞争创造了丹麦政权整合国内政治势力的紧迫感和推动经济发展的意愿，这直接导致国家抑制贵族势力和发展独立农民的措施，从而为19世纪农业发展和产品升级奠定了基础。但是，丹麦在欧洲军事竞争中的失利使其逐渐放弃争霸，转而依附强权。这一变化使其政权在19世纪下半期失去了介入经济的紧迫感和动力，因此丹麦19世纪的经济发展成为一种渐进的市场导向的发展。下面通过分析丹麦的国际、国内政经环境和斗争详细阐明以上观点。
国际环境、国内力量与丹麦的后发展道路
丹麦经济发展所处的背景是欧洲一千多年的政治割据环境。从五世纪古罗马衰落到二十世纪二战结束，欧洲形成了一个国家间的军事竞争系统，一直处在不断的战争当中，其中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源于欧洲，甚至二战结束后，苏、美两强的对峙也是以欧洲为主要竞争点；另一方面，持续的军事竞争也是异常残酷。在竞争中，公元990年存在的几千个类似国家的政治实体到1500年中世纪结束时只剩下了500个，到1780年还剩100个，到2000年仅剩27个左右[8]。军事竞争的残酷性也反映在各个国家的财政上，如在英国，从1000年到1760年的七个世纪里，有大约百分之七十到九十的国家财富都用于军事用途[9]。
丹麦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形成于公元8世纪至11世纪[10]，是欧洲军事竞争系统的积极参与者——11世纪20年代曾征服英格兰，14末世纪至19世纪初挪威沦为丹麦的附属国，瑞典和德国北部地区也都曾臣服于丹麦。有学者写道：“丹麦是17世纪欧洲最强的军事化国家，它的军事承诺从欧洲最北角一直延伸至汉堡。”[11]18世纪初，丹麦的三分之二国家预算用于军费，居整个欧洲之冠[12]。自1523年瑞典脱离丹麦独立后，两国的军事斗争成为16、17世纪北欧国际关系的主线。1563年至1570年两国交战，战争被称作“北欧七年战争”（the Nordic Seven Years War）。1625年至1629年丹麦对德国北部地区用兵，其目的在于打破瑞典对其的包围；1657年两国再次交锋，直至1660年瑞典兵临哥本哈根城下，17世纪的前半个世纪丹麦和瑞典的战争就几乎没有停止过。1675年瑞典的盟友法国与丹麦的盟友荷兰开战，丹麦借机又对瑞典用兵。两国的军事斗争一直到1814年丹麦被迫将挪威割让于瑞典才算正式结束。
像欧洲很多国家一样，持续的战争对国内政治、经济力量进行不断整合。丹麦是一个缺乏自然资源的国家，维持战争的基础是农业以及农产品出口。最早的农业资源是由国王（the king）、贵族（nobles）和独立农民（independent farmers）掌握的。但由于自身安全难以保障，大部分独立农民到14世纪中叶已经依附于当地贵族，于是以租赁为主的农业生产形式初步形成。贵族成为掌握农业资源的主要政治力量。不仅如此，参与战争的军人大部分由农民组成，而农民也掌握在贵族手中。于是，以丹麦国王为代表的国家与贵族势力就形成了一个下面描述的矛盾关系。
一方面，国王需要支持贵族，因为后者是其持续用兵的后盾。丹麦是欧洲军事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因此也是税务最高的国家之一，但为了和贵族维持良好的关系，贵族经常获得免税的特权。国家还鼓励贵族参与出口，给与贵族养牛的垄断权利。从1536年到17世纪初，牛的出口量从3万头升至8万头，与此同时，贵族占有的土地从国家土地总量的25%增加到40%以上[13]。国王不仅通过交换和收回租赁土地的办法来增加自己的占地，也允许贵族这样做。于是，16、17世纪涌现出一大批大庄园主，而农民则时刻担心土地的续租问题[14]。虽然国王为了自己的利益经常支持贵族，但也同样为了自己的利益从另一方面时时防范贵族、抑制贵族势力。因为后者掌握着国家大部分人力和物力，这对国王的权力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国际军事竞争越激烈，这个威胁就越大。从丹麦历史上看，国王作为中心化力量和各地贵族作为非中心化力量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1080年和1286年丹麦两位国王的被杀都与这场斗争有关。15世纪40年代斗争也曾产生暴力结果。这时的国王已经不只是在贵族之中选择盟友，而是把选择范围扩展到小贵族和农民。到了16世纪上半期，国王通过整顿政府进一步加强统治，将以前半独立的行政人员变成御用国家机器。16世纪下半期国家开始对贵族收税。也在这个阶段，国家积极发展与商人的关系——在鼓励贵族参与出口的同时给与商人经营出口的垄断权利。
17世纪上半期连续的战争增加了国家集权的迫切性。1660年丹麦宣布成为专制国家（absolute state），至少在名义上，国王掌握了绝对权力。丹麦专制国家的形成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第一、信息流通取了的重大发展。阻碍国王对全国实行有效统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信息流通问题，如果国王的法令只能靠话语来传递的话，其对各地方的影响一定会大打折扣，各地的贵族则更容易动员资源。自15、16世纪以来印刷术在欧洲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联系。在丹麦，国家法律是最早和最频繁的印刷品[15]。第二、军事技术的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国家的中心化。17世纪的上半期火器在战争中广泛使用，人数在战争中的作用开始减弱，为战争提供人力的贵族的作用也相对减弱。第三、丹麦专制国家的形成的最直接原因还是连续战争迫使国王进行内部整合。就在宣布专制的前一年，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还面对瑞典军队的直接威胁。在这个直接威胁下，一方面国王对首都市民做出让步，答应市民提出的所有贵族必须都交纳租税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贵族的力量；另一方面，国王也利用危机时刻加强王权，为其专制找到合法性。
为了进一步削弱贵族的力量，丹麦国王还在1671年创造出一批新贵族，他们由政府官员和商农组成。他们因为没有社会和资源基础，只能听命于国王。但是，国王削弱贵族力量最根本的办法是加强自己与农民的直接联系，使其成为独立农民——在生产和商业活动上独立于贵族，最后能够取代贵族成为国家的经济支柱。当然，这个措施的实施必然要面对强大的贵族力量。虽然专制主义在17世纪中叶确立，但国家的有效统治不可能一日达成。就拿税务来说，专制主义确立后很快就取消了大庄园的免税特权，但这个政策仅维持了9年。在贵族政治力量的强大压力下，政策在1670年后改为贵族可以将自己应交付的租税转移给自己的佃农。这不但解放了贵族，而且国家还需要依靠他们来收取租税[16]。因此，国王以独立农民取贵族而代之的策略只能递次进行。
首先是加强国家与农民的直接联系。从1683年开始，国家运用法令一方面规范农民对国家的义务，另一方面阻止贵族对农民进行过重剥削。当然这些措施的效果仍然受国家能力欠发展的限制。1733年，国家开始推行斯坦斯班德（Stavnsband）系统。这个系统将男性农民固定在庄园上，并且规定庄园主有为国家征兵的义务。很多学者认为斯坦斯班德系统就是为贵族提供固定和大量劳动力而设，但蒂洛森认为这个系统在“再封建化”（refeudalization）的同时调整了贵族与农民的法律关系，用法律的形式将前者降为管理后者的受托人（trustees），使国家成为农民的主人，这为后来独立农民的崛起建立了基础[17]。17世纪50年代后期丹麦农业进一步商业化，出现了圈地运动。接着，美国革命使欧洲对丹麦农、副产品需求剧增，商业化进程再一次加快。虽然在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丹麦内部政局不稳，但发展独立农民的举措仍然在不断推行。
1769年政府颁布法令，第一次将鼓励农民购买“自由持有”（freehold）土地作为官方政策。从1784年国家开始为农民买地提供直接经济支持。1781年社区公共耕地制度被废除，其目的是使农民都有自己的私人土地，政府鼓励农民搬出村庄、另辟新地，并且提供资助。1787年废除斯坦斯班德系统，固定在大庄园上的农民开始获得人身自由。到1810年丹麦已有三分之二的农场建立在自由持有土地上[18]，到1814年已有80%的农民成为独立农民[19]。1788年庄园主拥有的特权都被废除，与此同时，国家建立自己的征兵制度和机构。1789年劳力租被钱租取代，标志着封建主义在丹麦的瓦解。在1800年之前，丹麦大部分村庄都经历了圈地运动，通过社会纽带联结起来的原有村舍系统也开始瓦解。与此同时，国家对于农村无产阶级则采取进一步打压政策，使其完全变成“自由劳力”（free labor），为独立农民和农业商品化服务。
有学者在总结以上描述的丹麦发展道路时这样写道：“从1750年到1800年，四种政治力量产生了重大变化。地主和雇农失去了权力。农民和官僚获得了权力。以前控制丹麦国内政治的地主被中央行政机构逐出权力中心。”[20]将这段总结延伸一点，我们就会得出蒂洛森的结论——丹麦国家通过创造独立农民，最终在与贵族势力长达几个世纪的较量中获得胜利。这一政治举措的经济结果就是“直接或间接地将市场条件强加在农民头上”[21]。国王需要农业资源和农业出口支持持续战争，但不愿受制于作为大地主或大庄园主的贵族，因此创造独立农民既保证了农业资源和农业出口不变，又将农村政治势力分散，对自己不再有挑战。在支持独立农民的过程中，国家不但激发了农民为自己生产的积极性、打破了贵族对农民人身自由的限制、为独立农民创造了自由劳力，最关键的是通过扫除农业政治势力，国家“逼迫”独立农民适应国际、国内市场，用市场的办法来调节自己的行为，而不是依靠政治势力来维持不适应市场的行为（后文还将涉及到这点）。因此国家的政治举措为资本主义在丹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很显然，在丹麦的经济转型过程中政治因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无论是争夺权力的政治行为还是加速农业商品化的经济行为都服务于国家参与军事竞争的逻辑。丹麦曾是北欧军事强国，军事化程度很高，在持续的欧洲军事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种处于持续军事竞争中的状态一方面给予国家内部整合的紧迫感，为国家进一步完善自己并战胜国内的政治对手创造了机会——这个过程也就是民族国家建设的过程，无论是丹麦国王和贵族的较量还是丹麦从名义上成为专制国家到一百年后有效地推行农业改革都展示了国家建设的过程；另一方面，这种处于持续军事竞争中的状态也为国家在国内的行为设置了一定限制——国家不能在清除政治对手的同时也将自己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瓦解，因此国家不可能只是简单地运用暴力打击对手，还必须思考怎样维持经济发展，为自己的参与国际军事竞争服务。国家对经济积极干预的急迫感和意愿就来源于此，它不是国家与生俱来的属性，是其后天所处的国际环境造就而成的。
发展意愿来自国际环境，也因国际环境而变化。丹麦虽然在18世纪前称雄一方，也是17世纪欧洲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但在与瑞典的长期对抗中已经显得有些力不从心。1563年至1570年的北欧七年战争劳民伤财，双方打成平手。1625年为解除瑞典的包围用兵南方，遭到惨败，部分领土被占。1660年哥本哈根又逢瑞典兵临城下。最后在列强的干预下签署城下之盟，虽然自己也面临内忧外患的瑞典在列强逼迫下承认战败，但继续占有丹麦部分领土。1675年丹麦借瑞典败于荷兰之际出兵挑战，但在法国的威慑下空手而回，只是后来在瑞典惨败于俄国（1700年——1720年）之后才稍有喘息的机会。
17世纪的一系列失败使丹麦元气大伤。到了18世纪，丹麦已经开始避战。1780年为躲避欧洲战争的威胁以及保护与美洲的商路，丹麦与俄国、普鲁士、瑞典一起进入武装中立状态。之后英国与法国又开战端，丹麦则与俄国、瑞典再次武装中立。1801年英国舰队驶近丹麦，后者被迫放弃武装中立。之后的几年丹麦一直处在英、法两个强国的夹缝中。英国要求丹麦与其结盟并交出自己的舰队，但如果这样做，法国则一定会出兵丹麦。最后英国炮击哥本哈根三天，裹挟丹麦舰队而去。丹麦只有与法国结盟，但不久法国战败。1813年丹麦政府在内忧外患下宣告破产，1814年丹麦割让挪威于瑞典。丹麦“从一个有影响力和富裕的国家被降为一个微不足道的穷国”[22]。
丹麦经济在战争结束后开始恢复，但国际地位则一去不复返。19世纪的丹麦不但需要周旋于英、法、俄列强之间，还要面对新崛起的普鲁士。1848年普鲁士与丹麦在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Schleswig and Holstein）的归属问题上由分歧、对立演变成武装冲突，1864年丹麦战败，放弃这两个区域。从此丹麦完全变成保持中立或寻求强权保护的欧洲小国。从17世纪前称霸一方到17世纪连战不利，再到18世纪避战，最后到19世纪彻底沦为弱国，丹麦由强变弱的过程清晰可见。1660年专制制度在激烈的军事竞争中确立，说明丹麦还要放手一搏、重铸辉煌，但1848年在日益强大的社会力量的压力下丹麦国王宣布全民宪法、取消专制制度就恐怕意味着丹麦彻底放弃了欧洲争霸的野心。随之而去的不仅是丹麦的国际地位，也有国家对经济积极干预的紧迫感和意愿。
因此丹麦经济在19世纪后半期的发展更接近自由市场式的经济模式。当然较自由的国际市场起了推动作用，19世纪80年代前丹麦的粮食出口非常景气，进一步推动了农业商品化的进程。80年代后由于交通的发展，美国、澳大利亚等地的粮食大量进入欧洲市场，粮食价格下跌，欧洲的粮食生产面临危机。很多大地主势力强大的国家（如普鲁士）纷纷开始设置和提高关税来保护自己的粮食生产，而以独立农民为主的丹麦却通过组成合作组织（cooperatives）推动产品升级，将粮食生产转化为肉、奶制品的生产，继续在国际市场上占据商机[23]。丹麦农业出口转型的主角是以独立农民为主的地方社会团体。它们通过联系地方银行、推动地方教育发展为转型奠定物力和人力基础。农业合作组织都是在自愿和民主的原则上建立的，每个参与者无论产量大小都有同样的投票权，最后分红则建立在产出的大小上。
在农业形成合作组织推动产品升级的过程中，丹麦政府通过明确产权、划分土地等方法帮助农业出口转型，主要承担的是支持市场的功能。但是，丹麦农业出口转型成功的基础是一个世纪前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国家为了加强自己权威而实行的创造独立农民、削弱贵族地主的政策对丹麦19世纪后期农业出口的转型影响重大。如果贵族势力没有被打破，他们一定会运用自己的政治、经济资源，就像普鲁士的容克地主一样，迫使政府用关税来保护粮食生产、避免转型。但是，因为独立农民的政治实力相对较弱——在1848年后的宪政体制里仅作为议会反对派存在[24]，所以无法用政治的手段维持原有的生产方式，他们只能改变自己、应对市场的挑战，而且还通过推动产品升级倡导自由市场。面对这场欧洲范围的粮食市场危机，只有三个国家从始至终坚持自由贸易原则，它们是英国、荷兰和丹麦[25]。当然，作为一个自身市场狭小的国家，即使是运用了关税保护，原来出口的粮食也会大量损失。但是，独立农民因为生产规模小，转型成本相对较低，比大庄园主更能灵活应对国际市场的变化，所以更容易和更倾向做新尝试。因此，无论如何丹麦政府创造独立农民、削弱贵族地主的政策都有重大历史意义。
19世纪丹麦农业商品化的发展带动了其工业的发展[26]。虽然丹麦政府从18世纪末就开始积极推动工业发展，建立了军事、服装、造纸等工业，但丹麦工业的真正发展还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国际军事环境和国家政策都没有在其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从1872年至1913年工业稳定增长，并不像典型的后发展国家那样有迸发式的工业发展[27]。应该说，丹麦的工业化是以农业发展为基础，在市场的条件下逐渐发展起来的。
结语
葛先克隆、蒂洛森和鲍格森对丹麦发展的认识都有真知灼见。葛先克隆指出了丹麦不同于以强组织为主导的后发展道路；蒂洛森指出了国家为这个发展道路所奠定的基础；鲍格森则强调了社会和市场在这个道路上的重要性。本文认为，将这些真知灼见串起来的重要因素是国家对国际军事竞争的反应及其变化。在这点上，三位学者的研究又各有不足。葛先克隆和鲍格森看到的是丹麦19世纪的发展，但没有直接认识到19世纪的发展是由丹麦对国际军事竞争的反应及其变化直接塑造出来的。蒂洛森指出了丹麦的后发展与国家干预息息相关，但也是因为忽视了国际军事竞争环境与国家意愿、作为的关系，认为丹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一直不变。
反思19世纪的后发展问题，至少丹麦的例子告诉我们，也许不同的后发展道路有着共同的国际源头。本文的一个重要启示是，研究后发展问题不能假设国家或者强组织因为经济落后就自然会有发展意愿，应该首先认识国家介入经济的紧迫感和意愿来源于何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判断它会何时变化。本文对国际军事竞争之影响的探讨仅仅是对发展意愿认识的一个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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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book of essay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Chapter 1.
[2] Ibid, p.16.
[3] Niels Buus Kristensen, “Industrial Growth in Denmark, 1872-1913 – in Relation to the Debate on an Industrial Break-through,”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37(1), 1989.
[4] Herman M. Schwartz, States versus markets: the emergence of a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pp.56-58.
[5] Ha-Joon Chang,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ondon: Anthem Press, 2002).
[6] Amanda R. Tillotson, “Open States and Open Economies: Denmark’s Contribution to a Statist Theory of Development,” Comparative Politics 21(3): 339-354, 1989.
[7] Peter Bogason, “Strong or Weak State? The Case of Danish Agricultural Export Policy, 1849-1906,” Comparative Politics 24(2): 219-227, 1992.
[8]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Cambridge (Mass.) and Oxford: Blackwell, 1992), p.51; Michael Mann, States, war and capitalism (Cambridge (Mass.) and Oxford: Blackwell, 1988), p.153.
[9] 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I: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 176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511.
[10] Morten Axboe, “Danish Kings and Dendrochronology: Archaeological Insights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Danish State”, in After empire: towards an ethnology of Europe’s barbarians edited by G. Ausenda (Woodbridge and Rochester: Boydell Press, 1995), p.232; Tina L. Thurston, Landscapes of Power, Landscapes of Conflict: State Formation in the South Scandinavian Iron Age (New York, Boston, Dordrecht, London and Moscow: Kluwer Academic / Plenum Publishers, 2001), p.7.
[11] Thorkild Kjærgaard, The Danish Revolution, 1500-1800: An Eco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translated by David Hohnen (Cambridge, New York and Melbourne, 1994), p.14.
[12] Ibid, p.15.
[13] Catharina Lis and Hugo Soly, Poverty and Capitalism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Sussex: Harvester Press, 1979), p.60.
[14] W. Glyn Jones, Denmark: A Modern History (London, Sydney and Dover: Croom Helm, 1986), p.17.
[15] Kjærgaard, The Danish Revolution, 1500-1800: An Eco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p.202.
[16] Ibid, p.204.
[17] Tillotson, “Open States and Open Economies: Denmark’s Contribution to a Statist Theory of Development”, pp.345-346.
[18] Kjærgaard, The Danish Revolution, 1500-1800: An Eco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p.219。也有资料表示，到1835年建立在自由持有土地上的农场才占到总量的56%，见：Øyvind Østerud, Agrarian Structure and Peasant Politics in Scandinavi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ural Response to Economic Change (Oslo: Universitetsforlaget, 1978), p.126。但是两份研究有关丹麦农场走向“自由持有”的趋势是一致的。
[19] Jones, Denmark: A Modern History, p.24.
[20] Kjærgaard, The Danish Revolution, 1500-1800: An Eco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p.243.
[21] Ingrid Henriksen, “Peasants and the Market,”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38(3), 1990, p.20.
[22] Jones, Denmark: A Modern History, p.27.
[23] Peer Hull Kristensen and Charles F. Sabel, “The Small-holder Economy in Denmark: The Exception as Variation,” World of Possibilities: Flexibility and Mass Production in Western Industrialization edited by Charles F. Sabel and Jonathan Zeitlin (New York and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357.
[24] Jones, Denmark: A Modern History, p.63.
[25] Robert Gildea, Barricades and Borders: Europe 1800-1914 2nd edition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76.
[26] Kristensen and Sabel, “The Small-holder Economy in Denmark: The Exception as Variation”, p.373.
[27] Ove Hornby, “Industrialization in Denmark and the Loss of the Duchies,”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7(1), 1969; Kristensen, “Industrial Growth in Denmark, 1872-1913 – in Relation to the Debate on an Industrial Break-throug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