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产业角度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产业结构变化和不同产业劳动收入占比以正相关性同时变化，均加剧了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基于产业数据对劳动收入占比变化进行分解，可以发现：相对于1993年，1996年劳动收入占比上升主要是由第二产业劳动收入占比提高造成的；相对于1996年，2003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主要与第一产业比重下降有关；2004年的情况比较特殊，这一年劳动收入占比剧烈下降主要源于统计口径变化，造成第二、三产业劳动收入占比大幅减少。劳动收入占比在地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差异在逐渐缩小，这与产业结构和产业内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也密切相关。

关键词：劳动收入占比；结构转型；产业间效应；产业内效应

作者罗长远，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上海200433）；张军，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上海200433）。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改革以来中国职工工资形成机制研究”（项目号：70873022）、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项目号：09ZS11）、教育部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06JC790012）、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项目号：B101）的慷慨资助，其初稿曾在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现代经济学系列讲座”第188期上报告过，会议参与者提出了建设性的评论，匿名审稿人给出了十分宝贵的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当然，文责自负。

一、引言

当前，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如何促进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增长成了讨论的热点，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制约消费规模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长时间以来，对于中国收入分配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人际（personal）、地区和城乡三个维度，要素间收入分配基本被忽略了。根据Daudey和Garcia2Penalosa的研究，要素间（factor）收入差距提高会显著恶化人际收入分配格局。这意味着，在过去十多年间，中国人际收入差距拉大可能与要素收入分配失衡有关。的确，通过《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所提供的数据，我们发现劳动报酬占GDP 的份额（即劳动收入占比，下同）已从1995年51.4%的峰值下降至2003年的46.2%，并在2004年加速下降至41.6%（见图1）。这一现象是令人意外的。一方面，与世界大多数国家55%—65%的劳动收入占比相比，中国的这一比重太低。另一方面，劳动收入占比在中国积极融入国际市场的过程中不断走低，与比较优势理论存在冲突。作为劳动力丰富的国家，通过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应该改善劳动者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而不是相反。对于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新近的一些文献给出了解释。白重恩等从微观角度间接地考察了劳动收入占比，他们运用企业面板数据发现资本收入份额提高主要是国有企业改制和企业垄断力量变化的结果。李稻葵等从宏观角度考察了劳动收入占比与经济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他们运用跨国面板数据发现二者之间存在“U ”型关系，而中国还处在这一曲线的下行区间上。罗长远、张军在控制民营化和经济发展阶段两个因素的同时，运用省级面板数据从全球化的角度进行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还与地区之间的FDI 竞争和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存在联系。

对于这些解释，我们可以沿着两个线索作进一步的思考。首先，要素收入分配与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说明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可能是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特征。在工业化过程中，当劳动收入占比最高的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的时候，可能引起整个经济劳动收入占比的走低。其次，民营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等因素，可能通过影响劳动和资本在收入分配上的“话语权”而作用于它们最终所得到的收入份额。Harrison的“要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模型对此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解释。以中国的情况来说：始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地区之间引起的“招商引资竞赛”，抬高了资本的要价能力，对劳动收入占比不利；而1990年代中期后国有企业战略性退出使民营化加速，传统体制下“工资侵蚀利润”的状况被扭转，也对劳动收入占比不利。为了对以上两条线索有更直观的认识，我们看一下在本文所考察的时间段里，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劳动收入占比的产业差异，并初步探讨它们对整个经济劳动收入占比可能产生的影响。

图2给出了产业结构的变化情况。1993—2004年：第二产业比重大致稳定；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此消彼长，前者从1995年的19%锐减至2004年的12%，而后者则从1993年的33%上升至2004年的39%.图3给出了不同产业的劳动收入占比。1993—2004年：第一产业劳动收入占比从1993年的86%升至1996年的87%，然后一路降至2003年的83%，再在2004年反弹至91%；第二、三产业劳动收入占比远低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劳动收入占比从1993年的39%升至1998年的42%，然后一路降至2003年的39%和2004年的33%；第三产业劳动收入占比大致稳定在42%—43%，但是在2004年锐减至36%.结合图1—图3，我们似乎找到了1996年以来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劳动收入占比最高的第一产业，其比重不断下降，而其它两个产业（主要是第三产业）的比重尽管有所提高，但它们的劳动收入占比与第一产业相比低很多；另外，在这一时期，第一、二产业的劳动收入占比均有所下降。1996年之前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一时期整个经济的劳动收入占比有所上升，与之相伴随的是，三次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的劳动收入占比都明显走高。2004年的情况比较特别，它可能与统计口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三次产业劳动收入占比在这一年均出现异常变化就是标志。这说明，除2004年以外，1996—2003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与前面提到的第一条线索有关，即它反映了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地位不断下降的事实，而1993—1996年劳动收入占比上升与前面提到的第二条线索有关，即它反映了1990年代中期改革深化之前，劳动相对于资本拥有更强的要价能力。准确把握劳动收入占比变化背后的故事，对于政策制定具有特别的意义。当然，以上分析是初步的，结论还比较粗糙，尚不能定量回答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与产业结构变化有关，在多大程度上与产业内劳动收入占比变化有关，又在多大程度上与统计口径变化存在联系，而这些问题的解答有赖于严格的实证研究。

关注中国劳动收入占比时，另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不同地区之间劳动收入占比存在很大差异。1993—2004年，按均值计算，西藏的劳动收入占比最高，达到0.71，而上海最低，仅有0.36.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收入占比在地区之间呈收敛趋势，地区劳动收入占比的标准差从1993年的0.09减至2004年的0.05（见图4）。劳动收入占比的地区差异及其收敛，在多大程度上与地区之间在产业结构和产业内劳动收入占比的差异有关，也是本文所要研究的。

概括起来，本文将主要探讨三个问题：劳动收入占比稳定吗？从产业角度看，什么因素导致了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劳动收入占比的地区差异及其收敛与产业层面的因素有什么联系？

文章余下的内容依次是：第二节对劳动收入占比波动进行度量，初步评估产业结构变化和产业内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相对重要性；第三节对劳动收入占比波动进行分解，定量分析产业结构变化和产业内劳动收入占比变化所产生的效应；第四节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地区差异进行讨论；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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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从产业角度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变化进行了实证研究。就1993—2004年劳动收入占比波动而言，产业结构变化和不同产业劳动收入占比以正的相关性同时波动，加剧了整个经济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由于整个经济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性大于产业层面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性，这意味着，产业结构变化和劳动收入占比的产业差异（即“Kuznet s事实”），并未在加总的层面上促使劳动收入占比趋于稳定（即“Kaldor事实”）。

基于产业数据对劳动收入占比波动进行分解，我们发现：1996年相对于1993年，劳动收入占比有所提升，其主因是第二产业劳动收入占比提高，反映了那一时期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快速成长；2003年相对于1996年，劳动收入占比有所下降，主要与第一产业比重大幅下降有关，另外，在这一时期，各产业劳动收入占比均下降也是整个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驱动力；2004年相对于2003年，劳动收入占比大幅下滑，主要是由第二、三产业劳动收入占比大幅下降造成的，这与统计口径的变化，特别是2004年之后个体经营者收入被计入资本收入有关。

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劳动收入占比呈现系统性差异。多数东部省份的劳动收入占比低于全国，而多数中西部省份的劳动收入占比高于全国。然而，在这一时期，地区之间劳动收入占比的标准差大幅下降，表明劳动收入占比呈收敛趋势。东部地区与全国相比，其第一产业比重较低，但是随着国家整体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这一差距已经缩小，有利于缩减它们与全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差距。相反，随着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的提速，其第一产业比重日益降低，削弱了这一地区劳动收入占比的大小。

本文从产业内效应和产业间效应对劳动收入占比变化所作的分析和讨论，对于政策制定具有两方面的含义。首先，虽然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特征，但是政府应该而且能够为它快速走出“低谷”步入上行通道创造条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工业化时期，以农业为代表的第一产业地位逐渐降低，整个经济的劳动收入占比会经历一个下降阶段；而在工业化完成之后，经济逐步向现代化迈进，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由于服务业的劳动收入占比高于工业，这意味着劳动收入占比在经历一个下降过程之后又会逐渐提高。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缩短劳动收入占比“在低谷徘徊”的时间，要求拓宽服务业的发展空间，降低私人资本进入这一领域的壁垒。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开放不仅滞后，而且呈不对称的态势，私人资本往往并不享有与国有资本和外资同等的机会。私人资本进入服务业的空间得到扩张，有助于增加这一部门的资本存量，从而带动更多的就业。只要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替代弹性（σ）小于1，劳动收入占比就会随着资本产出比（K/Y ）的增加而增加。另外，服务业还具有一个特点，它的很多产品都不可贸易（non2t radable ）。不可贸易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国际竞争而获取高收益，作为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者从而有机会从中获取更多的收入份额。然而，服务业的不对称开放，使得国外资本有机会通过FDI 的方式进入，既有效地规避了贸易障碍，还会造成这一部门收益向国外流失，对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国内要素是不利的。

其次，造成产业内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因素有积极和消极之分，政策制定要“对症下药”

而不能“一刀切”。尤其是有些对劳动收入占比的不利因素，是对效率的扭曲。这里仅举三个例子。一是，受管制的利率维持了资本的低价格，导致技术进步具有劳动节省（labor-saving）的性质。由于大多数金融资源为国有银行所控制，政府通过它们向国有企业甚至是外资企业注入资金，导致这些企业资金使用的成本低廉，产生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二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为了追求GDP 增长速度，各地在招商引资上展开激烈的竞争，除了给予外资在税收、土地使用和环保上的超国民待遇外，维持劳动力低价格也是常用的竞争手段。前面提到的服务业的不对称开放，使国有企业和FDI 获得在服务业的垄断地位，人为制造的“稀缺”抬高了国有资本和外资的“要价能力”，对改善劳动收入占比不利。三是，过去几年中国在传统出口产品上的贸易条件趋于恶化，这对于其中的密集要素——劳动力的收入是相当不利的。更严重的是，由于私人资本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行业，在贸易条件恶化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向现代部门（包括服务业）顺利转移，私人资本可能反过来进一步压低工人的工资，从而对劳动收入占比造成新的打压。

最后一个问题与统计口径有关。本文对2003—2004年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分析，证明了统计口径变化的重要性。其中，特别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如何将自我雇用收入（self-employment income ）在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之间做出划分。Gollin曾通过对自我雇用收入的处理消除了劳动收入占比的时间和空间差异。关注中国的自我雇用收入，不仅因为2003—2004年间统计口径变化与自我雇用收入的分解直接相关，还因为在转型时期，自我雇用是一种重要的就业形式和收入来源，它的处理方式会影响对整个社会收入分配状况的判断。我们期待，在接下来的研究里，借助家庭层面（household level ）的数据，就这一话题展开研究，由此获得的结论可能更为可信和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