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喻华峰被控贪污罪、行贿罪，前主管社委李民英被控受贿罪，分别被广州市东山区人民法院判十二年与十一年徒刑。主编程益中也被正式逮捕。

目前问题的焦点在于，喻华峰是否贪污了公款。要搞清楚这点，必须了解南方都市报的财产构成。

一、收入

南方都市报2003年广告实收六亿。其每天88个版，加上周末24个铜版纸印刷的彩版，平均起来每份报纸成本接近一元。按照印刷近百万份，批发折扣四成来算，南方都市报每天的运营支出是一百多万，每年在发行上要填入的资金在一个多亿。

南方都市报所生存的环境并非一个静止的市场。它面对着非常成熟的市场，非常强大的对手，一年365天的激烈竞争。所以，它采取超常规的竞争战略：大幅度提高原创内容的比例，拉长报道战线，在市场推广中频频变速以取得阶段竞赛的领跑位置，急速增加发行与广告人员队伍来打对广告客户与订户的攻坚战——一言以蔽之，是四两拨千斤，以有限、有效的投入最大限度地拉动当地报业在内容、广告、发行市场上的竞争。

有限的投入也是投入，即使是人海战术也需要人力成本的投入。南方都市报自七年前启动后，没有拿过母集团的投入，没有吸纳过企业合作投资，没有吸纳过外资，没有吸纳过股票市场资金。它所有的资金都来自市场，准确地说，来自它吸纳广告的能力。如果忽略其他间接因素，在技术上说，其直接的利润增长点来自于广告业务员。

简略地说，南方都市报的广告业务员是报纸向市场汲取收入的通道。一个能干的业务员对报纸来说意味着每年几百万到几千万的广告收入。另一方面，报纸不支付，也无法支付业务员的差旅、交际等成本。

怎样使业务员愿意承担巨大的经济风险呢？只有通过相应可观的奖金点数来增加报社的吸引力，以系统培训和报社的及时支持做业务员的后盾。更重要的一点，是报纸必须要好，报社的推广动作必须要大，要惊人，要有效。在这个意义上说，南方都市报的利润来自于创新。

在内容创新之外，从南方都市报几年来在报纸价格的定位、推广的定位、发行和推广中的大动作上来看，每一场战役都打得快、准、狠。这在广州媒体、广告、市场业界是有公论的。

跟着报社有钱赚，报社也就有钱收，在内容制作上的投入不会捉襟见肘。子报有钱了，母集团才有利润可收。同样，子报在母集团心目重了，出去活动也更有底气，出了问题也有活动余地。

高速运转的媒体象汽车的轮子，你永远无法知道哪一部分会扎在路面的钉子上，只有各方面都理顺了，齐心协力，才可能应付随时出现的意外。南方都市报近年来的顺畅发展，得益于采编、经营、发行部门的紧密合作，得益于从报纸员工到集团领导各层级之间的高效互动。

二、利益

南方都市报的所有资源来自市场，所有利润来自创新，所有矛盾集中在分配体制。这个分配机制的弊端就在于，报社在赚钱机制上是极其灵活的，在分配机制上是极其死板的。

广告款收回来了，如何分配？首先还是要搞清楚钱的性质。例如2003的6个亿，在帐面上体现为广告收入。按照与集团的二级结算合同要上交1.6亿，然后要刨掉三大部分支出。

第一是体现为业务员奖金的销售成本。前面说过，业务员实际上承担了跑单帮的风险，但是他们并没有相应取得利润的权利，所以给他们的补偿必须以奖金的名目发出。

第二，是体现为管理奖金的营业部门管理成本。业务员压力大，风险大，流动性大，而他们一旦流失，对报社的即时伤害也大。这就需要一个有能力、有凝聚力的管理团队。而报社无法在月薪上按市场行价笼络住一个具备相当水准的职业管理团队，唯一的变通手段就是在年底以奖金的形式支付管理人员在全年的劳动。

第三，是平衡采编部门的奖金投入。都市报以80余人的采编部门日出88版的报纸，其中绝大部分是高质量的原创、自采内容，一直以来是“一个人顶两个用”的做法。如果他们的收入与经营人员拉开差距过大，是不合理的。

第四，对发行人员支付的奖金。南方都市报作为问市七年的新报纸，在其余两家大报盘踞几十年的订户市场上争取份额，付出的劳动是艰辛的。建设、稳定一支发行队伍和网络，也需要长期、大量的资金投入。

在刨掉这些支出以后，才轮到考虑报社高层管理人员的报偿问题。南方都市报的发展是超常规发展，依靠的是每一个员工的超常规投入；而每个员工的超常规投入，由于并没有眼前短期利益来刺激，很大程度上是从其上级的超常规投入中获得动力和信心。

南方都市报报社编委为报纸投入最多，然而在财务制度上没有适应于他们的分配名目。业务员有业务提成，经营部门有管理奖，采编人员有稿件奖——他们的收入在财务制度里是属于市场的那一部分，属于可以变通的那一部分，而编委们的则是属于体制的那一部分，属于无法变通的一部分。这个分配机制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创业者们无法获得合理的回报。

一个资源来自市场，利润来自创新、每天开门就消耗一百多万元而收入毫无保障，承担着巨大的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然而通过全体员工的积极能动性的超常发挥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主流报纸，其合法利润应该如何分配是为合理？

三 公私

本文的目的不是要对喻、李、程和其他几位编委的的人品做任何评价。本文的目的是探究他们在担任职务期间，私心是否压倒公心。

南方都市报编委之间在各种具体问题上当然会有不同意见和分歧，但是在七年合作中，他们作为团队合作良好，对外能坚持报社发展方向，对上能为报社争取发展空间，对下能服众。如果某人有私，合作岂能够无隙？

广州市检查院对喻开始监察已近一年，在其业务活动中没有抓住毛病。在南方都市报草创期间，由于市场拓展压力大，决策周期短，虽然决定由编委会讨论通过，程拍板做出，但喻是许多大计的倡议者，是沟通编辑、运营、发行三边的运筹人。喻华峰是整个报社中对报社的营运内政、推广外交了解得最清楚、最全面的人。在发行赠品，广告收款，发行谈判，市场推广等环节中做手脚非常容易，喻华峰偏偏就在这些方面通过了检察院的考验。其次，在喻所管理的部门，各笔支出、收入的经手者都向来没有营私舞弊事件。如果自身不正，对上何以坚持，对下何以整肃？

四 价值

南方都市报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市场和创新。喻华峰是报社对市场的界面。许多大客户、大订户是在多年来历次投诉、冲突、矛盾的处理过程中逐渐信服于喻，信服于其团队，信服于南方都市报。程益中是整合报社创新源泉的支点，坚定了报社发展的方向与合力。

失去他们，对南方都市报固然无益，对南方报业集团亦无益。因为有了南方都市报每年上交一亿多的利润，报业集团才得以投资发展21世纪系列报刊、南方周末、城市画报等多个品牌，得以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望。如果南方都市报一蹶不振，母集团要在短期内寻找到新的利润支持点将相当困难。

如果南方都市报受重创，对广东省亦无益。广东在全国历来以气氛开明、媒体敢言著称。在开放地区逐渐失去政策的情况下，本地文化活力会越来越多地影响投资环境，而媒体活跃情况正是文化活力的指标。

五、结语

不能简单地说，媒体开放是大势所趋。开放不但是政策问题，更是技术问题，必须打碎成对投资进入、发展环境、言论尺度、应急机制、规戒形式等小问题的具体设计。对现代传媒的管理应该从“大而笼统”的意识管制逐渐步入“小而实际”的政策设计。

如果不在分配机制上解决媒体可持续发展的壁垒，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急功近利的媒体，畏惧责任的媒体，自我停滞的媒体，自暴自弃的媒体，而那些注重长远发展、敢于承担社会责任、善于自我激励、自我约束的媒体将逐渐萎缩、蜕变。

感谢读完此文的人们。请转贴，以推动此案的公正、合理解决。

　　　　　　　　致

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