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21世纪中国面临的中心问题与20世纪中国是基本相同，还是将有所不同？
甘阳：有所不同。中国在上世纪的中心问题是要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但中国在21世纪的中心问题则是要超越“民族-国家”的逻辑，而自觉地走向重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的格局。事实上凡认真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大多都指出，中国不是一个通常西方意义上的所谓“民族-国家”，而只能是一个“文明-国家”，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同时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厚重历史的巨大“文明”，因此西方政治学界最流行的说法是，现代中国是“一个文明而佯装成一个国家”（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 。诚然，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的巨大“文明“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巨大包袱，这基本也是20世纪中国人的主流看法；但我们今天要强调的恰恰是，21世纪的中国人必须彻底破除20世纪形成的种种偏见，而不是要把20世纪的偏见继续带进21世纪。我以为，21世纪中国人必须树立的第一个新观念就是：中国的“历史文明”是中国“现代国家”的最大资源，而21世纪的中国能开创多大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人是否能自觉地把中国的“现代国家”置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之源头活水之中。
西方思想史家列文森的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代表上世纪的典型看法，即认为中国的“文明”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巨大包袱和障碍。在他看来，二十世纪中国的历程实际是一个不得不从“文明-国家”变成“民族-国家”的过程，或用中国本身的术语来说，就是从“天下”变为“国家”的过程。所谓“天下“不是一个地理空间的概念，而是历史文明的概念，其含义是说，中国人历来认为中国从古典时代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理想是最高的文化思想形态，但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在西方列强的侵入下，则不得不放弃这种文明至上的“天下”观，而以“保种保国”作为最迫切的中心问题。
列文森相当正确地指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最根本特点，恰恰表现为最激烈地批判和拒斥中国的古典文明，因为现代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中心关切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他们认为中国文明传统即“天下”的观念已经成为建立现代“国家”的障碍，因此要建立中国的现代国家就不能不与中国的文明传统彻底决裂。20世纪以来中国人一波又一波激烈攻击中国传统的运动，以及今日中国人仍然普遍具有的强烈反传统情结，实际恰恰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物，其原动机乃在于建立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焦虑。
列文森等人的这些看法实际都来自于梁启超一百年前的名著《新民说》的基本看法，亦即认为中国人历来“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因此中国人没有“国家意识”，从而无法形成现代西方人具有的强烈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梁启超认为，20世纪是西方“民族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时代，“故今日欲抵抗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梁启超的这种“中国民族主义”，确实与西方现代性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以及建构“民族-国家”的路向相当一致，都是力图以“启蒙运动”的新思想新道德来造就“新国民”，从而将中国抟成一个“现代民族”，即使这种“新国民”和“现代民族”背离了中国的“祖宗家法”，也在所不惜。用康有为的话说：“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
但我们必须指出，无论梁启超还是康有为或其他二十世纪中国先贤，都不同于列文森，因为这些中国先贤实际都只是把采取现代西方民族主义路线的“民族国家”道路看成是救急之计，而并不认为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长远之图。在发表《新民说》十年后，梁启超即发表了著名的《大中华发刊词》以及《中国与土耳其之异》等文章，这些文章的主旨可以说就是提出了“大中华文明-国家”的思路，因为他在这些文章中所讨论的“国家”，都不是指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民族-国家”概念，而正是“文明-国家”含义上的国家概念，这种“文明-国家”的基础在于梁启超所谓的“国性”，实际也就是“文明性”。如他所言：“国性之为物，耳不可得而闻，目不可得而见。其具象之约略可指者，则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以次衍为礼文法律，有以沟通全国人之德慧术智，使之相喻而相发，有以网维全国人之情感爱欲，使之相亲而相扶。此其为物也，极不易成，及其成，则亦不易灭。”梁启超在这里所强调的恰恰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最根本基础，乃在于中国以往“文明-国家”所形成的“国性”。这种主要体现为“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的所谓“国性”，并不是现代“新民”运动所能造成，而恰恰是现代“新民”运动的前提和依托所在。换言之，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长远之计，在梁启超等看来乃在于发扬宏大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所特有的“国性”，否则中国就会像土耳其等国家一样，在现代转型中失去了自己的“国性”，从而实际不是文明的再生，而是文明的萎缩和灭亡。在我看来，如果梁任公的“新民说”代表了20世纪中国的主流倾向的话，那么他在《大中华发刊词》等文章提出的“大中华文明-国家”思路，应该成为21世纪中国思想的出发点。
《21世纪》：你的意思似乎是否说，21世纪中国的中心任务不仅是继续建构一个现代国家，而且同时必须进行文化或文明的“复古”？
甘阳：完全正确。但所谓“复古”，正如钱金重书在“复古论”中所指出，在中国一直都被误解了。因为人们往往不理解，“复古本身就是一种革新或革命”，例如“一切成功的文学革命都多少带些复古──推倒一个古代而抬出旁一个古代”；同时，“若是不顾民族的保守性、历史的连续性，而把一个绝然新异的思想或作风介绍进来，这种革命定不会十分成功”。
·社评· 我们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
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就是她的自由空间的拓展。这种内外兼修的拓展不只是一代人的事业，也不只是三四代人的事业。一个能够真正崛起的民族国家，恐怕每时每刻都得面临一个相同的问题，那就是，这一代人能给子孙后代开辟多大的可供他们自由驰骋的空间？
小小寰球风云变幻，弱者自弱，强者自强。一个国家的自由空间，只能在严峻的全球竞争中求得。经历过国际竞争磨练的中国企业家已经看到，即使中国已经成了市场经济国家，即使满足了WTO要求的各项条件，他的企业仍然要面对其他国家的反倾销、特保等市场对抗的挑战。国家的竞争也一样。国家之间不会因为制度和意识形态趋同就从此消弭纷争，走向永久和平。每个国家都将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朋友与敌人的过程中寻找自己的命运。主权国家之间的竞争与不公只能依靠不断谈判或者对抗才能解决，要建立起一个权威的世界政府来重新分配利益，永保世界和平，根本就不可能。
一种受惠于全球化的温情暖意使人们以为从此天下太平，无需自立，以为从此的未来就是世界的未来而非民族的未来。不过，是否要为了一个自由的“大同世界”的虚无未来，去抹平民族国家的区分？力量惊人的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的，其实是当前的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部分利益群体宁取眼前利益，而反对民族的未来。但这些反对者们最后将发现，如果一个民族迷恋某种全球化的价值而奔赴虚无的“大同世界”，这个宁愿离土漂泊的民族除了沦为附庸之外别无出路。信奉自由市场的诸种价值和伦理，并不意味着信奉者就可以因此而扩大自己的自由空间。
我们的一切价值追求和竞争努力的最后归属只能是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利益。而一个寻求崛起的民族国家，不能只是为一代人的尺寸得失而计较；要在全球竞争中经受住考验不败下阵来，就必须为未来而思考。刚过110周年诞辰的毛泽东等共和国缔造者的战略宏图因此值得追忆。建国初期，这些战略家们果断决定让民众勒紧裤带加紧发展“两弹一星”。很难想像，没有此番努力，中国将在世界有何种地位；他们不只是在为自己那一代人谋划，而且在为民族的未来、为子孙后代谋划。
今天的改革者们在重寻崛起之路的时候，自然也应该意识到，一个真正的大国、一个真正的战略家应该继承这一“天问”——我们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我们拿什么去开创未来？
我们能留给子孙后代的不是人间乐园，而是为保存和提高本民族的族类素质的永恒竞争。当我们超越自己这一代人的墓地而思考时，激动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未来的人类将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素质。我们以及未来的子孙后代应该能够勇敢地承担起自立与竞争的责任。有国家在宪法里明确宣示，“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这个国家的政治家大都记得这个承诺，自觉认受这一国家的“天命”；他们也知道，世界上的自由空间是有限的，“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必须要通过开拓这一有限空间而实现。在本国公民自由得以保障的情况下，竞争是它的价值观的核心。其实对于每个独立国家来说都如此。除了去承担这种竞争，并没有其他道路可走。
我们要留给子孙后代的不是分裂的社会，而是达成社会联合的民族国家。必须形成民族的社会联合才能应付未来的竞争，而只有充分保障公民人权才能培育民众对国家与民族的认同感和责任感。目前国家根本大法的建设既重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的保护，又重对土地被占用的农民的“补偿”，以及执政党标举“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方针，都提示着新世纪中国国家建设的良好开端。
我们要留给子孙后代的不是软弱的主权，而是稳定而强大的国家主权。通过选举制度的安排实现主权在民的制度格局，将国家主权深深扎根于人民之中，是建构强大的主权力量的根本之道。最近中共中央的修宪建议突出了国家主席在外交上的地位，凸显了国际事务对中国的重要性上升的事实。以前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尚未举足轻重，外交在中国占的比重实际有限，但今后中国的一切事务都将是国际事务，国际上的一切也都将强烈影响中国，因此国家主席在国事活动中的地位很有必要从全球立场进行定位。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个伟大的民族并不会因为数千年光辉历史的重负就变得苍老！只要她有能力有勇气保持对自己的信心，保持自己历来具有的伟大本能，这个民族就能永远年轻，重建甘阳先生所说的“文明-国家”；只要中华民族的领导力量有能力使自己成熟到坚韧而又清醒，中国政治就能稳步达到目标。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一代人必须认识到自己在历史面前的责任。这一代人也许看不到自己所做的事是否会成功，也无从知道后人是否会承认这一代人是先驱者。这一代人惟一能做的或许只能是：为一个更伟大的时代的到来驱马先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