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编者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方连庆教授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其主编的《现代国际关系史》等著作在国际关系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方连庆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8月16日不幸逝世。本刊特刊出纪念文章，以寄哀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前副院长、我国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领军人物方连庆教授离开我们已经一个月了。乍闻噩耗时，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但仍然很难接受这个事实。现在心理震动逐渐减弱，伤感却不绝如缕地袭来。方老师的音容笑貌常常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怀念之余，更令我感触万端。

初识方老师，是在1982年秋天的《现代国际关系史》课上。当时我们虽已是大二的学生，又常以身列北大的几个“外字号”专业为荣（记得其中有我们国际政治系的国际政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历史系的世界史专业，法律系的国际法专业，经济系的世界经济专业），但实际上一则国门初开，二则在学养上严重先天不足，基本还是“昧于外势”。加之上一学期刚学完王炳元老师的《近代国际关系史》，100多个国际条约的名称、年代、当事国、主要内容等还在脑子里纠缠翻滚，所以颇有畏难情绪。当时的方老师刚过不惑之年，风度绝好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不知是否巧合，国政系那一代讲国际关系史的老师——王炳元、方连庆、李茂春，都是仪容优雅并各有特色）。几次课下来，大家的紧张心情舒缓了不少，加上无论如何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背景还比较熟悉，所以开始有闲情欣赏起他偶尔露出的安徽乡音。不知为何，他对《慕尼黑协定》签订前后法国政客赖伐尔表现的评论给我印象尤深。三年后阴差阳错，没有丝毫心理准备的我竟然去了法国留学，也可说是一重因缘。虽然志趣已改，但还真是有意看了些关于第三共和国后期历史的书。

1992年，我从法国回到北大国政系任教，与方老师在同一个教研室，1996年后并开始协助他所分管的教学工作，这才与方老师有了真正的接触。

方老师的专业领域是国际关系史，对20世纪前半叶的国关史造诣尤深。他主持编写的国家重点教材已成为国内的经典教科书。由于方向的不同，我对于方老师的学问，其实远不足窥其堂奥。他对我的影响，更多的是在其他方面，当然也是更重要的方面。

方老师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永远的和蔼可亲，老北京所谓的不笑不说话。对此，人们也许只道寻常。但现在认真回想，近20年来我竟然没有看到过一次他发火或者失态，这就绝不能用简单的好脾气来解释了。在与同事相处时，他一向低调、不争，不在小事上固执己见，有时宁愿屈己从人。方老师是回民，同时又深谙养生之道，在饮食上颇为讲究。他经常开玩笑地总结说自己不能吃天上飞的、地上走的（包括牛羊肉），只能吃水里游的。但在饭桌上他从来不会让主人为难，总是怕给人添麻烦。同事们凑在一起时，难免偶尔臧否人事，其间更不乏睥睨群雄、目无余子的议论。但方老师却永远能够发现他人的优点并加以揄扬。即以有些人看似最微不足道的仪表穿着，方老师也总是毫无瑕疵。

在少不更事时，我未必会对上述印象给予如此关注。毕竟人们总是说内在的东西更加重要。而奇特突兀、我行我素、卓尔不群又最容易成就无数文人的轶事佳话。《世说》中固设“仪容”一章，但更钟爱的，似乎更是狂傲放诞之辈。时下对知识分子的标准则是所谓成功：学问有成、获奖无算、誉满天下、桃李遍地。一般说来，强势、外向比温文尔雅、谦抑内敛更容易实现这些目标。然而，这些年来读书阅世，渐渐也有了一些心得。我转而觉得，许多看起来十分简单基本的要求其实并不那么容易做到，其实是对一个人的真正考验，其实能反映一个真正的人，其实有它的深远意义。当我们过分强调实质而忽视形式时，我们是否认识到形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实质的反映？当我们过分强调成功时，我们是否认识到自己的价值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知识分子，而所谓的事业（与《易经》中的定义有天壤之别）不过是琐屑之事？许多有识之士不无道理地指出，现今的学者，在文章上或颇有可观。然而在长期以来“大风大浪”的洗礼下，却缺少了老一代知识分子温良如玉的风度，有些人甚至大有市井之气。从这个角度看，方老师虽然完整地经历了狂飙时代，但却用自己的日常行为完美地诠释了传统而优美的君子之风。

方老师在北大国关学院主持教学工作前后超过10年，并长期担任学院学术委员会领导，筹划学科的发展。按照我的观察，在这方面方老师主要致力于两件事：培养风气、奖掖后进。

与北大其他学科、特别是文科如文史哲等传统强系动辄将近百年的传统相比，1964年方始建系、并很快经历社教与文革的国际政治系实在属于新进之辈。记得1980年我接受入学教育时，感触很深的就是历史系的教授副教授有几十人，而整个国政系只有主任赵宝煦先生是文革前的副教授。差距是真实的，我也从不相信通过人为的赶超工程便可弥补历史留下来的差距。在硬件设施等方面，只要不计工本，大楼可以迅速地平地而起。然而由历史积淀而成的风格、底蕴，是无法用唯意志论的手段迅速养成的。“霸蛮”者很容易被人嘲笑为“树小房新画不古”的新富。老成谋国之道，其实恰在于不与人争一日之短长、不追求立竿见影，而是养成一种自由、宽松、和谐的学术风气，并以诚意汲引作育人才。这是包括方老师在内的国政系—国关学院老一代领导的大智慧，他们能够先知先觉地形成并始终不移地坚持这种共识，实在是我们这些后来者的幸运。

如何办大学的著作文章，早已汗牛充栋。走向辉煌的各种条件，也被分析得细致入微。但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大学其实十分简单：教员们有钻研学问、探究未知的兴趣；有让他们依照兴趣发展自我的心境——环境和时间；有同事间活跃的切磋琢磨；有师生间的真正互动。当然，作为一个教学单位，需要有一个得到大家认可的学科发展框架，也需要尊重各种规章纪律。但归根结底，院系应当是一个平等的学术共同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实乃举世公认的准则。

遗憾的是，这些理想并不总是反映现状。随着财政投入的加大，大学的行政化、机关化的倾向也日趋严重。各种与学术无关的杂务，占用了院系与教员的大量时间精力；各种刚性柔性的考核指标，急功近利的绩效主义管理，更是严重挤压了大家的自由发展空间。

在这种浩浩荡荡的大势下，有一群开明睿智的单位领导，能够给大家营造一个宽松和谐的小环境，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方老师就是这样一位领导。他对于许多时髦的口号和措施其实大不以为然。但由于谦忍的性格，加上身在其位，他又只能屈己从人。在完成自己教学科研任务的同时，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开会、起草报告文件、处理各种琐事。通过自己的付出，通过将上级文件规定按照本院的实际加以细化变通，将许多本会压在教员头上的负担化解掉、过滤掉，其贡献恰如托克维尔所描述的法国旧制度下的次级权力。在老一代的长期一贯的努力下，北大国关学院人际关系和谐，学术气氛宽松，每个教员的意见都能够得到重视，他们的选择都能得到尊重，从而有了独立自由发展的充分空间。30年过去了，现在回头一看，我们学院在这种精神的滋养下，似乎在不经意间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步。无论是师资力量、国际交流、生源质量、课程体系，还是在教学条件、给学生能够提供的机会等方面，其成就都是30年前无法想象的。而已经成型的这种风气更是我们最可珍视的财富，是百年树人的王道，是我们继续稳步前进的保障。其价值绝非一些指标、数字所能衡量。

在对年轻人的扶植培养方面，方老师一向不遗余力，无微不至。从根据他们的特点优势为他们设置课程，到向他们传授讲课技巧；从指导他们的研究方向，到亲自动笔修改他们的习作，他从来是亲历其为，不厌其烦。17年前我回国任教时正值暑假。一周后，方老师就顶着高温来到我的蜗居，了解我生活中的困难，向我介绍系里的情况，并对我在教学科研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这当然不是对我个人的偏爱，院里每个留校或调入的青年教师都曾蒙受同样的关怀。就是在去年，他还不顾医生禁令，为了自己博士生的论文与我电话讨论近一小时，然后由于激动劳累几天内不能恢复原有生活节奏。现在似乎人人在说重视人才，但对于如何“来民”、如何“既来之则安之”却少有讲究。优厚的待遇当然重要并且应该，但还不是全部。况且即使在目前的北京，教师也远非一个可以与人夸富的职业。真正的读书人，还是更容易折服于尊重与关心。假使大学中多一些方老师这样的主政者，又何愁不能群贤毕至、天下归心？

世事沧桑，如今我接过方老师的行政工作也已10年。虽然对他的志向风格都极为认同并力图效法，但始终未能达到他的境界。本以为请益机会尽多，孰知3年前方老师突被发现身患绝症。虽与病魔积极抗争，终归不治。现在方老师人虽然走了，但他的风范却成为了我们的宝贵财富，其价值必将随着时间的流逝更清晰地显现出来，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