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尴尬群体中的一个
父亲周一良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去世，享年八十八，当属高龄。遗憾的是他未能把想说的话全部形诸文字。
父亲对子女随和，不象母亲有时不严自威。但他少与子女谈心。以我观察，他有两批较能推心置腹的朋友。一是留学哈佛的“学友”，青年学子在异国共度寒窗，铸就友谊。二是文化革命中因“反聂（元梓）”而同被关押殴打，和因“梁效”而同被禁闭整肃的“难友”。学人罹难共度铁窗，遂成莫逆。我自己成年后很少与父亲深谈，直到年逾不惑，发现自己青少年时是在谎言包围中渡过，才有意识地找父亲交流，并探索他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变革。
父亲是一个企业世家兼文化世家的长子，家教是忠恕之道和谨言慎行。少年青年时潜心文史，所在学科前辈和同侪对他颇为看好。如果他能按自选方向走下去，学术上当有可观成就。然而他生不逢时，在中年以后被社会环境压倒，奉领袖为神明，把改造思想以达到领袖要求当作高于学术甚至家庭的终极目标。每当他未泯的人性和常识与领袖的方针冲突，他都认为人性和常识是自己未改造好的表现，“改造思想”成为他永远追求也永远达不到的目标，而他从不怀疑 “神”即领袖是否有什么不对。直到被领袖的党招进“梁效”写作班子，又被同一个党定为反党反领袖而予以整肃，才开始反思。他噩梦醒来，已是暮年。学术黄金时代早已过去。他还能作的，是把自己的经历和教训形诸文字，使后人能以史为鉴。
丧事完毕，我即为生计奔走南京等地，闲暇时萦绕脑际的常是父亲未说完的话，还有他后半生的经历。在津浦线上，玄武湖畔，我搜索久远的记忆，写下了我能想起的代表父亲思想变化的点点滴滴。
一九四六年，父母结束了八年美国留学生活，携带一岁多的我先乘火车后转运兵船回国。像他们的同辈学子一样，父母亲“学成回国”的民族意识和“服务派出单位”的道义责任感很强，与三十年后我这一代留学生的精神状态实不可同日而语，再加上即将见到被抗日战争阻隔多年的长辈亲友，父母十分振奋，忘却了寒窗苦读和育儿做工的疲劳。我当时刚刚学步，白天父母不得不牵着我四处走，晚上我又经常哭闹，惊扰四邻。惹得同行美国旅客不断打来电话抗议。母多次道歉后终于耐不住说“你也曾经是一岁孩子来着！”四邻遂不再抱怨。父亲曾在我当时相片的背面写道“这孩子十分累人”。留学生们在太平洋上颠簸数周后安抵国门。父亲依约回派出单位燕京大学任教，一九四七年转往清华，在那里渡过了中国大陆政权易手前的三年。
那时大学是国共军事厮杀之外的另一战场，中共地下党极为活跃。父亲对国民党失望，对中共因不了解而抱有希望，所以参加了一些中共发起的反蒋活动，也在家中为中共组织的学生护校巡逻队提供过饮食。父亲有请来客签名的习惯，他的签名簿上有从学界闻人胡适到日后位居要津的艾知生、朱熔基的各色人等。中共地下党以师生伙食问题发动反蒋反美签名和游行，声势浩大。我问过父亲当时校内师生营养是否坏到十多年以后中共治下饿殍千万的程度，他如实说当然没有。我也向当时在校学生求证过，答案是当时学生食堂粗粮青菜管够，所以学生是吃饱之后上街游行反饥饿的，国民党并未因此开枪。对于轰动一时的美军强奸北大女生事件，父亲采取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等人的客观态度，没有听信中共的炒作。我见到他日记中记下的国民党警察认为有伤风化要将该女生和美军驱离东单广场的经过，以及他和同事对此事的谈论。
国人在一九四九年不明智的选择，成就了领袖毛泽东的皇帝梦。父亲这一代知识分子中，当时对中共有清醒认识，并有条件离开大陆的是少数。多数人怀着期盼和兴奋或者不安与无奈的心情留了下来，浑然不知领袖怀着早年报考北大落榜的嫉恨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将在以后几十年如何收拾他们。当时的杰出政论家储安平，曾提醒国人民主在国民党统治下是多和少，在共产党统治下是有和无的问题。但他自己也留了下来，何况父亲这种不喑政治的学人。
一九五零年，父亲随北大、清华等校师生去四川眉县参加土改。这些知识分子参与了无偿剥夺合法拥有田产者，有的甚至目睹了枪决自食其力者，死刑的罪名就是合法拥有田产。领袖以杀人立威，也提示了知识分子未来的命运。有产即有罪的“原罪”观念，不久就发展到有知识也有罪，并在以后几十年禁锢父亲的思想。知识分子们在“斗地主”时没有想到农村拥有财产者的今天就是城市拥有知识者的明天。
数月之后，有各种具体名目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果然开始。父亲的前辈同辈学人中，不乏有独立人格和深厚学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多年来对执政的国民党监督批评，克尽言责，被时仍在野的领袖引为战友与同路人，以助其取蒋介石而代之的大业。曾几何时，领袖登基，这同一批学人天真地以为新政府会象国民党一样容忍他们指摘自己的缺失。岂知领袖以思想改造大棒劈头打下，学人面临在国民党时代未见的高压，他们后半生到死都作不完的检讨就此开始。知识分子有知识，必是剥削工农得以上学而来，所以有知识就有罪，如再对领袖和当局不敬，则罪上加罪。中央、各省市和学校报刊连篇累牍登载全国、各省市和学校知名学者的文章发言，内容除自我批判外全无他物。据父亲当时的学生介绍，清华当局将知识分子按左中右排队，父亲年轻，被认为历史清白。同时父亲所在清华历史系有比父亲资深的聂崇歧教授、父亲在哈佛的齐思和学长等，他们在内战后期曾为保存国家元气和减少人民苦难而呼吁和平，为当时打内战正打得顺手的领袖所不喜，或曾在玩笑时对领袖不恭，而被重点拘禁批斗。有他们首当其冲，父亲被划为团结使用对象。
传记“历劫终教志不灰”，记录了父亲的老师顾颉刚老先生白天开会被迫辱人自辱，晚上悲愤委屈痛不欲生的经历。父亲的回忆中对这一时期只以一句带过。我再三问他，他说已不复记忆。这是因为他已带上“原罪”的紧箍咒，认为领袖这样处置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加之自己当时过关也相对轻松，所以未留深刻印象。
当局在思想改造运动之后趁热打铁，开始了贻害科学教育几十年的院系调整。国民党时代行之有效的院校系科设置，被强制解散，按照苏联模式重新组合。父亲此时被分到北大历史系任教研室主任。
在院系调整中人文学科受害远大于理工学科，许多人文专业如心理学，社会学从此被降级或取消。原长北大历史系的著名史学家郑天挺，一九四九年受胡适委托和哲学家汤用彤共同在新政权下照看北大，此时郑被遣送天津，以便给中共党内历史学家翦伯赞让出历史系主任位子。我家在北大的邻居周先庚教授，三十年代在斯丹福大学获心理学博士学位。父亲说他聪明过人，但终其一生，他未能施展才学。在西南联大研究劳工问题卓有建树并留学美国的社会学家史国衡教授，被分发到清华图书馆，从此告别社会学。
一九五六年初，高教部为当局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准备了关于北京大学的调查报告，报告中提到父亲一类人时说他们“受旧社会影响较小，解放后接收新鲜事物较快，政治思想进步较大……这种人对马列主义理论与苏联先进经验是积极学习，对学术思想批判也是较自觉的参加的。一般都比较年轻，与党团员，青年助教有较密切的关系，有入党的要求，有些也可作为培养对象。有些虽学术地位不够高，但有发展前途，如陈阅增，周一良等。”报告的调子是，比父亲年长的知识分子大约只能当作批判对象，父亲这个年龄组尚可利用。父亲获得当局这一好评，原因之一是一九五五年写了批判胡适的文章。胡适是父亲在一九三零和一九四零年代尊敬的师长，两人在中国和美国都有过相当深入的学术交往。现在既然领袖要批判胡适，父亲当然应命上阵。虽然过去和胡先生相熟，但那时胡已不在大陆，无需面对，父亲心理上尚能承受，但他没有想到事隔半个世纪自己对此会十分悔恨。而且不久之后，领袖就要他面对面批判每日朝夕相处的同事和学生。
父亲在一九五六年被当局接受入党，并由教研室主任提升为历史系副主任。父亲的这段好日子过了不到一年，中国知识分子就再次大难临头。一九五七年，领袖发动整风反右，先诱人发言，再以言定罪。全国几十万人被戴帽子，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的惨剧四处上演。父亲在清华的好友丁则良教授此时已调去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任教，隶属中共党内史学家吕振羽领导。吕以自己著作请丁指正。丁如有心机，自当捧场几句交差。但丁是朴实学者，认真研读之后写下多条意见，致吕不悦。反右风起时丁正出国开会，吕将丁缺席定成莫须有三人反党集团之一。丁返国抵京，闻讯如雷轰顶。丁伯母担心丈夫出事，从长春赶来北京终日陪伴，丁伯伯明白自己已无出路，也为减轻家人将受的牵连，表面不动声色，每天像他人一样看大字报，暗中写好遗言，终于找机会躲开亲人朋友在北大投湖。当时我读初一，一天，母亲告诉我丁伯伯在未名湖淹死了，看着母亲一脸少见的焦灼和紧张，我问湖水不过腰怎么能淹死，母亲说丁伯伯抓紧水草把头埋进泥里，是自杀。父亲不但不能为丁辩诬，还须参加会议批判老友，他发言批判丁伯伯是“辜负了党的培养重用”，以为调子已经够高，不料接着发言的陈庆华更加凶猛：“这种人活着也起不了好作用！”父亲才知道自己的表现还没满足要求。其实丁与陈私交不错，丁自沉之前写下留言给陈说“我已划右派，与你只能来生再见”。陈知道如要自保必须以高于所有人的调子批丁。父亲绕丁伯伯棺木以告别，并将丁遗书长置案头。我爱翻看父母案头文字，所以记住了遗书头一句话：“我出此下策，是因为实在记不起自己所说过的话……。”丁伯伯鸣放整风时人在国外，没有机会说任何话，当然无从记起。可是当局从日常谈话中随意罗织几句，说你说了，你就是说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丧夫失怙只是丁伯母和子女噩运的开始。随后他们被逐出学校，迁离长春，剥夺受教育权利，似将永难翻身。但丁伯母坚韧不拔，独力养活全家。丁伯伯的弟弟在各种大小会议发言一次次批判冤死的兄长，换取自己的生存，也得以在以后数十年中每月能从微薄工资中挤出十元接济孤儿寡母。丁伯伯的子女也都自学不辍。当领袖晏驾，压了右派子女二十年的巨石终于松动时，丁家子女全都考取学校，成为专业人才。两个儿子留学后在美任教，一人并受聘回北大讲学，得以凭吊丁伯伯自沉地点，并与父亲畅谈。父亲去世后，他在信中对我说，我们两人的父亲这一代学人，无论怎样改造自己，均不能被领袖和当局接受，诚为“百般委曲，无以求全”。
反右的利刃，也伤及父亲的亲属。我的两位姑父，一是诗人兼翻译家，因参加杜聿明滇缅抗日远征军的经历被整；一是建筑设计师，以言论获罪，牵连我的姑母和表弟妹们。我母亲行事说话都是非份明，不隐瞒自己观点，因此开罪本单位领导。反右以后，母亲在思想教育活动中向单位领导汇报思想，提到写信动员父亲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弟弟回国，用了谚语“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单位领导认为母亲“诬蔑社会主义祖国是狗窝”，罗织罪名进行批判，并准备了右派和漏网右派之类帽子。母亲满腹委屈回家，父亲不予安慰，反而严守官方立场，母亲不堪内外受敌，与父亲关起门来争吵。我听到母亲说“我也一头扎未名湖算了”，感到紧张，想问个究竟。但父母对子女守口如瓶。后来案子被“甄别”平反，母亲告诉了我，父亲仍只字不提。我闻此事甚为不平，对高中班级团干部评论说，有党如此，这个团我不入也罢，或者入三青团也行。团干部大骇，我因此到高中毕业也不曾入团。母亲是中文专修班对外汉语教学骨干，党内领导郭良夫奉上意组织编写中国第一本对外汉语教科书，以向世界吹嘘领袖，推销主义，输出革命。母亲承担了主要工作量，顶着政治罪名的压力，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完成了这本在国内外影响深远的拓荒之作。到一九六零年教科书出版，母亲姓名不见于书页，人也被逐出她热爱和擅长的对外汉语教学岗位。二十年后，郭某人自传中倒把该书列为自己著作。当局如果需要学人的知识和脑力，就挤尽榨干，然后常常鸟尽弓藏，母亲即为一例。
父亲本人历经反右的血雨腥风而得全身而退，但目睹老友屈死，妹夫中箭，自己妻子横遭批判，当然意识到不为领袖所喜的下场之惨。如果自己因一句话、一行字肇祸，家中子女和残废的岳母生活将立成问题。因此他在原有的谨言慎行之外，又修改了写日记的方式。一九四九年以前，他每每写下自己和友人对时政的看法，反右以后的日记则只是何时何地开什么会的豆腐账，再无表达思想的文字。正如我一个叔叔当时告诫我所说的：“文字的东西最要不得”，因为那是一个没有隐私权而盛行文字狱的时代。
知识分子们尽管被领袖剥夺了说实话的权利，甚至不违心说话的权利，毕竟有些学人不甘心交出仅存的记下自己思想的自由。父亲的老师顾颉刚、老友谭其骧都有记载自己思想感情的日记传世。他们的后人和学生得以据之写出生动翔实的传记。父亲的老友吴于廑，白天受批判，晚上写日记还有兴致吟诗填词，调侃时事。多年以后，我在吴伯伯长子处见到这些珍本，很佩服他的胆气与才华。我们的父辈学人写下他们的日记时，我们尚在稚龄，无法读懂。现在我们心智成熟，有兴趣探索长辈几十年来心路历程。如能与父亲促膝共读日记，回忆讨论，该是何等乐事。即使长辈已故，我们有日记捧读，能穿透历史的烟尘，品味上一代学人经历的苦辣酸咸，也是极有意义的。可惜父亲没给我们留下这扇心灵的窗户。
一九五七年以前，中国社会人际关系，尤其是知识分子，学校师生的人际关系正常，人们远不象反右以后那样互相戒备。父亲同事中一青年女教师因恋爱不顺利而宣布独身，父亲为此找她谈话开导。父亲对学生高标准要求，不轻易表扬。学生问父亲解放前后学生质量如何，父亲也实话实说“解放后质量当然不如解放前”。反右彻底改变了人际关系，迫使父亲大力提升“党性”，压抑人性。历史系当局按照领袖旨意对知识分子批判整肃，需要既紧跟领袖又有学术水平的所谓“又红又专”者来打头阵，因为“红”、“专”二者缺一，火力便嫌不足。父亲符合此二条件，成为“组织”的过河卒子。他声色俱厉地主持会议批判他赏识的右派学生夏应元，说夏“辜负了我的希望”。他批判编写“北京史”的同事，说商鸿逵教授是“黄色文人”，袁良义老师“政治上从无要求”。历史系学生张胜建曾被错划成反革命，分配时学非所用，回校请父亲帮助解决专业对口问题，父亲不予帮助，而且对张以“大道理”说教。
给领袖当枪使换得“组织”的青睐，代价是疏远了群众。历史系教授杨人缏是一九四零年代储安平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员，反右中有惊无险，侥幸未带帽子。杨是我家近邻，我记忆中五十年代他常来与父亲闲谈，烟抽得凶，喜好京剧。一九八零年代我读到杨在四十年代的民主自由主义言论而肃然起敬时，杨已去世多年，我因而无从当面致敬。杨夫人张蓉初也是历史系教授，二人无子女，杨去世后有人提议张请父亲帮忙向上反映困难，以将子侄辈调来照料生活。张说父亲“管的是大事，这种小事是不管的。”可见隔阂之深。直到为“梁效”事栽了跟头，父亲开始全面反思自己追随“领袖”的过程，才悟到今是昨非，在一九八零年、一九九零年代里用各种场合向自己批判过的同事学生承认错误，表示歉意，获得了他们的谅解。我家和商鸿逵教授的一家现在也有着良好的关系。
父亲的这个失误，使我联想到我的岳母。她与父亲同龄，是一文盲农妇，早年历尽贫苦，也受过农村有产者的气。但她认定自己的不幸是命运，改善自己命运只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而不能靠给一时掌权者当枪使去伤害和剥夺曾比自己幸运的人。岳父母的贫农成份，使他们成为领袖在农村历次整人运动的当然依靠对象。每次当局派到村里的工作组都动员岳父在斗争会上给他们当枪使，向被整肃者发难，思想朴实的岳父也每次都被他们说动。但岳母坚守原则，以分家相威胁，不准岳父按当权者定的调子发言伤人，并坐镇会场监督。工作组发现每有岳母到会，岳父发言火力便不足，不得不劝阻岳母到会。岳母历经土地改革，四清社教和文化革命等关口，从来没有对历次受迫害者如地主富农、四不清干部和“牛鬼蛇神”落井下石，她的为人因而受到本村各类人的尊重。中国农村人口中如能有更多人实行我的岳母信奉的不给人当枪使的原则，领袖当年发动“湖南农民运动”就不那么容易，中国社会一九四九年以后也会少了许多戾气和血腥。领袖能在中国城市知识分子群中随心所欲地整人，每次打击对象一经领袖选定，立即被墙倒众人推。领袖一句话或一个暗示，就能左右全国舆论，其原因除了领袖的威权之外，封建文化传统和知识人素质不高也起了重要作用。国人目前仍然倾向于把一九四九年以后所有灾难归因为领袖，而不愿探讨每个人自己当时能否表现得更有人性一些。希特勒法西斯覆灭之后五十年，德国新一代历史学人开始研究一九三零、一九四零年代每个普通德国人为希特勒反人类罪行推波助澜的责任，历史专著记录了许多普通德国人在二战时期每天作完本职工作以后自愿到集中营充当看守，以便参与虐杀犹太人和战俘，从而向整个日尔曼民族的良心提出了质问。希望几十年内中国新一代历史学人也能有类似的研究成果问世，非如此难以提高民族素质和防止下一次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