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们到美国北方康尼迪格州去办事，然后绕道去了一个小山村库布鲁克。我们是去看库布鲁克公共墓园，凯灵顿家的家族墓地里，埋葬着一百多年前留美的一位中国人。凯灵顿家在几十年前就离开了这个山村，不知散落何地，村人还是把他们家的墓地照顾得非常好。这位中国人的墓碑就和他家兄弟姐妹的墓碑并列着，唯一的区别是，墓碑有一面刻着中国字。

库布鲁克的公共墓园在一个缓坡上，坡下是一条溪流。在夏日阳光下，读着这个宁静墓园的一个个墓碑，我们注意到，在有些墓碑前，有一面小小的国旗，大部分的墓碑则没有。这小小的国旗是插在一块金属牌子后面的专门钮洞里，金属牌本身的铁杆可以插入地面固定。金属标牌的花纹和文字，表明这一纪念组织的名号。当年收留中国人的凯灵顿家，就有一位长子，墓碑前有这样的金属标牌和国旗。

原来，这些有金属标牌和国旗的墓碑下，埋葬着在战争中为国牺牲的人，或者是曾经参军打过仗的人。这是一种荣誉，一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荣誉。

美国人把为国打仗看得非常重。任何一个曾经上过战场，为国家冒过生命危险的人，都可以永远被人称之为“英雄”。这种荣誉重到如此地步，可以和生命本身相比。若被人指责盗用这种荣誉，就是一种奇耻大辱。十年前，美国海军部长JeremyMichaelBoorda将军由于新闻周刊调查他佩戴过的、专授于英勇作战的一种奖章，质疑他其实没有参加过实战，他为此羞而吞枪自杀。可见真正投入战场作战过的人，在大家心目中是什么位置。

凯灵顿家的长子，一位耶鲁毕业生，参加了南北战争，在战争结束前一个月，牺牲在南方佛罗里达。他那件胸口有弹洞的军服，现在还挂在山村博物馆的玻璃柜子里，已经一个半世纪了。在他的墓碑前，这一百多年来，每逢节日，总是插着国旗。

在库布鲁克山村的墓园里，我逐个看着那些金属标牌和国旗，读着墓碑上的文字，突然意识到一个细节，我发现北方的墓园和美国南方的小镇墓园有一个不同。南方墓园也是一样的墓碑，一样有金属标牌，一样插着小旗。可是，北方墓园插的是一色的美国国旗，而南方墓园里，那些牺牲在南北战争中的人，墓碑前插的是南军军旗，也就是北方的联邦政府视之为叛军的军旗。

在南方小镇上，有叫做“南军女儿”的组织，一百多年来维持这样的纪念。南军牺牲的将士，当然也是为国捐躯。曾经上过战场的南军士兵，当然也是为了家园才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理当被子孙后代纪念，在他们的墓碑前，理当有一块金属标牌，有一面旗帜，以表彰他们的英雄行为，纪念他们为家园为社区作出的牺牲。而他们墓碑前，不插国旗而插南军军旗，也是理所当然，因为那时候的北方联邦军队，是他们为之流血战斗的敌军。南北之争，是一个半世纪前的政治纷争，而捐躯者，不论南北，一样为后人所纪念。这是一种人之常情。人之常情高于政治纷争。

就是这样简单明了的常识，让美国人不论南北东西，每个小镇的墓园里，都有这样的金属标牌，都有墓碑前的小旗。为国家为社区冒过生命危险的，流血牺牲的人，不论是在哪个年代，不论是哪场战争，还有牺牲在和平年代的警察或消防员，在后人心目中，都是英雄，都有特殊的荣誉。

我不由得想，在60年前的世界大战中，为了不亡国，我们中国人作出了怎样的牺牲。有多少人死在战场上，他们尸骨何在？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为他们插一面小旗，告慰英魂，我们活下来的人，没有忘记他们？抗日战争中，我国牺牲的少将以上军官超过两百人，在世界民主阵营中位居第一。其中，有百分之十的将军是为战事失利而自杀成仁的，其惨烈位居世界第一。其中，有44位将军是亲自和日军搏杀而牺牲在战场上，其英勇悲壮位居世界第一。如今，我们何处祭将军？！

回顾以往半个世纪，我们中国人，把政治纷争看得太重了。在政治纷争面前，我们太小气，常常让政治纷争压倒了国运民生。什么时候，我们也能怀着敬意，谦卑和感激，在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雄的牌位前，插上一面他们当年在炮火中高举的旗帜以表达纪念，而不管他们曾经是不是政治上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