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世海: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政党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17 次 更新时间:2009-10-18 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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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世海  

内容提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党关系,保持政党关系的和谐,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党关系,在当前最紧迫的要求是如何坚持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如何促使民主监督落到实处。

关键词:和谐社会;政党关系;领导;监督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在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中不断前进的过程,就是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不断增加和谐因素的过程。\"[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内部的关系及各领域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些重大关系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处理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成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前途。政党关系(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是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中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党关系,保持政党关系的和谐,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2]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特征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以概括为不同的关系。就政党与社会关系而言,政党关系可以概括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就政党与政权的关系而言,政党关系可以概括为执政与参政的关系;就防止权力异化而言,政党关系可以概括为互相监督的关系;就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而言,政党关系可以概括为协商合作关系。在以上众多种关系中,领导关系、监督关系最为重要。因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核心,而中国共产党自觉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是我国政党制度保持生命力的源头活水。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包括对国家的领导和对社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领导,并非开始于新中国成立之时,而是开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先进性赢得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广大劳苦大众的认同,他们逐渐追随中国共产党,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8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五一口号\"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纷纷发表宣言或谈话,一致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1949年召开的新政协通过了\"共同纲领\"等法律文件,新的国家政权由此诞生。作为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虽然没有直接规定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但规定了新中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3]。新中国成立后,各民主党一直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前进。[4]毛泽东在1954年12月同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中指出:\"中国也有各种党派团体。中国的各种党派是有差别的,并不在一个水平上,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分别。中国各民主党派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5]综观政党关系史,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根本上是由她所具有的先进性决定的。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领导地位的根本,也是中国共产党保持领导地位的根本。

毛泽东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互相监督\"的思想,从此\"互相监督\"成为我国政党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成为多党合作必须坚持的重要方针原则。互相监督,主要是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可以说是老一辈革命家设计我国政党制度的初衷。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的友党,不是反对党。在不存在反对党的情况下,民主党派最重要的角色就是给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提意见、作批评.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监督,是政治监督。在我国法律监督(主要是宪法监督)没有把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纳入监督范围的情况下,这种政治监督的重要性尤为突出。为了切实让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监督,毛泽东曾指出:\"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象国民党了。\"[6]重视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并真诚接受民主监督的作法,在中国共产党新一届中央领导中继续得以传承。胡锦涛在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特别是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监督,是我国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的重要保障。要支持和鼓励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工作实践提出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和诤友。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客体不同,采取的方式也各异。党对国家的领导主要是组织领导,而党对社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中国共产党实现对社会的领导,一直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领导、保持执政地位的前提和基础。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领导,是其对社会领导的重要组成部分。\"[7]有的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领导方式\"是间接的权力领导方式与直接的非权力领导方式的统一\",\"所谓间接的权力领导方式,是指执政党通过人民民主政权,借助国家强制力而间接行使的领导方式\"[8]。这是一种有待商榷的观点。早在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文中就指出:\"所谓领导权,不是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9]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这种领导的实质就是\"带路\",是靠中国共产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思想政治工作实现的。如果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领导与某种强制力联系在一起,那么就不是为广大人民\"带路\",而是对广大人民的\"驱策\"。

当前处理好政党关系,检查我们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10]民主党派虽然处于被领导地位,但具有组织上的独立性、法律地位上的平等性。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政治领导,\"决不意味着我们党把他们当作附属的团体,决不意味着我们党可以去命令、干涉或控制他们\"[11]。\"如果把对民主党派的政治领导变成组织领导和行政领导,对民主党派的内部事务和具体工作指手划脚,横加干涉,不仅会改变对民主党派领导的性质,而且会丧失多党合作中民主党派组织独立性和平等关系的基础,从根本上取消多党合作。\"[12]

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对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中国社会的领导,才建立了人民的民主政权,成为执政党,从而实现对国家的领导。党对社会领导是对国家领导的前提和基础。对一个不是靠选举获得执政地位并要长期执政的政党来说,其执政的政治政合法性就是靠社会对自己的认同和支持。如果没有执政的政治合法性,那么执政的法律合法性就难以维持。\"前苏联、东欧共产党在它们倒台之时仍然是合乎法律形式的执政党……前苏联、东欧共产党执政失败的教训表明,政治合法性是党执政的根本所在,政治上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是一个政党下台的根本原因所在。\"[13]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本是共产党以先进性赢得民心,这种先进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体现为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等内容。罗斯切尔德(J.Rothschild)指出,如果政治体系能长期满足社会成员的利益要求,也可以赢得统治的合法性,这是被很多人引证来说明某个问题的论据。但原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就是在取得经济建设巨大成就之后失去执政地位。事实表明,政治体系的政治合法性不能完全靠在经济建设上的有效性来维持。原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下台给我们的启示是,一个党要想维持执政地位,仅有经济建设上的政绩是不够的,还必须搞好自身建设,拒腐防变。

在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两大职能中,就社会效果而言,参政议政得到广泛的认同,而民主监督的社会认同度却很低。关于如何搞好民主监督,一直是社会各界、特别是统一战线内十分关心的问题。正确处理政党关系,在民主监督这个问题上,需要对以下三个问题有正确的认识。

第一,搞好民主监督是构建和谐的政党关系的必然要求。构建和谐社会,是对事物发展的对立统一规律的深刻理解和科学运用,是对矛盾的对立性与同一性之辩证关系的妥善处理和正确把握。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虽然都是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但两者在性质、职能以及与政权的关系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是不同的事物。与中国共产党存在差异,是民主党派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有差异必然存在着矛盾。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这一大目标下,构建和谐的政党关系,不能忽视或否认这种矛盾,必须正视这种矛盾。这种矛盾的对立性主要体现为民主党派要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从而提出不同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建议;这种矛盾的同一性主要体现为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一样都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中国共产党的目的不是要取而代之,而是帮助中国共产党执好政、掌好权,更好地要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矛盾的对立性,无论是对共产党,还是对广大中国人民来说都是有益的。和谐的政党关系,必须是正常的政党关系,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监督就是正常的政党关系所蕴涵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曾指出,\"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14]。如果认为构建和谐的政党关系,就不能存在不同声音,那就是对和谐政党关系的误解。

第二,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权力,而是一种权利,确切地说是一种\"社会性权利\"。\"社会性权利\"是\"指社会中自发形成和独立自在的非法定权利\"。[15]有些民主党派成员认为,民主监督职能处于尴尬境地的原因是民主党派没有权力。这显然是不正确的。一般意义上的\"权力\",是\"强制力\"意义上的权力。如果民主监督权是一般意义上的权力,那么民主党派提任何意见、作任何批评,中国共产党都得言听计从,这显然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民主监督法律化\"、或与此相类似的主张都会改变民主监督权的性质,将给政党关系带来严重的损害。有人会认为,既然民主监督是一种权利,那么作为权利主体的民主党派就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使。其实,民主监督,不仅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进一步说是一种区别于法律义务的道德义务。社会上有种说法,即民主党派最合适,只享有政治资源,却不承担政治责任。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民主党派既然享有政治资源,也就应负政治责任。这项责任主要是对处于领导、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进行监督。民主党派存在的理由不仅仅是要解决一部分人参政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要他们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监督。如果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民主党派不提出不同的意见和建议,那么这对民主党派存在的政治合法性将是重大的挑战。

第三,发展民主政治是搞好民主监督的根本。民主监督是一种柔性的监督,我们不要对之期望太高。就是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等这些刚性监督,目前其效果也不令人乐观,对柔性的民主监督更不应苛求。对如何搞好民主监督,一些人士也提出较好的解决办法,如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监督机制、与新闻舆论监督相结合等等。但这些只能是搞好民主监督的\"术\",不是搞好民主监督的\"道\"。民主监督,可以拆分为\"民主\"和\"监督\"。没有\"民主\"就难以\"监督\",\"民主\"是\"监督\"的基础;\"监督\"是\"民主\"发展的结果,同时\"监督\"能够进一步推动\"民主\"的发展。\"因此,民主与监督具有一种内在的互动关系,两者在彼此的相互推动中共同得到发展。\"[16]民主监督作用的进一步发挥,从根本上说仰仗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发展民主政治,是涉及面很广的问题,要营造参与型(participant)政治文化,要培育社会主义公民社会,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等。仅就处理政党关系而言,发展民主政治需要处理好党内民主与党际(外)民主的关系,要以党内民主推进党际民主。民主监督是属于党际民主范畴,党际民主状况受制于党内民主水平。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给党际民主以重创,而1966年开始的\"文革\"给党内民主以重创。故我们要恢复和发展党内民主和党际民主。如果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不够发展,党员不敢讲真话、讲实话,那么民主党派也只能是噤若寒蝉,最多是说些言不由衷的溢美之词。因此,要真正让民主党派提意见、作批评,敢于履行民主监督的职责,中国共产党必须发展党内民主。其实,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发展党内民主方面已有很好的作法。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年会制,代表\"在党代会上要开展热烈讨论甚至争论。党代会的每天会议,全部都是大会发言,其中有人插话,有人反驳,有笑声,有掌声。每年会议都洋溢着自由、民主的气氛。\"代表\"在党代会上可以发表不同意党中央决策的意见,甚至可以单独发表与党中央主报告意见相反的副报告,把主副两个报告提交全体代表讨论。\"[17]当今越南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其中颇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央委员会上实行质询制度,即\"每位中央委员都可以对包括总书记在内的其他委员提出质询,也可以对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集体提出质询直到得到满意答复。\"[18]发展党内民主,只有口号是远远不够的,需要落实到行动上。无论是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还是以党内民主推进党际民主,都需要具体的措施。\"一切发展党内民主的措施都不是为了削弱党的必需的集中,而是为了给它以强大的生气勃勃的基础\"。[19]发展党内民主,既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的基础,也是民主党派开展民主监督的基础。

总之,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保持和促进我国政党关系的和谐。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领导关系、监督关系,不仅是我国政党制度中至关重要重要的关系,而且也是当前急切需要改善的关系。正确处理政党关系,一方面要坚持和改善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另一方面要使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职能得以切实运作。坚持对民主党派的政治领导,要纠正行政命令等不正确的方式,继续保持和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以此来赢得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同时,民主监督是以权利来制约权力,其效果受制于整个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水平。在民主监督问题上,不可以急功近利,任何企图把民主监督法律化、刚性化的想法都是不切合实际的。只有通过不断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特别是推进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以党内民主推进党际民主,才能为民主监督提供强坚实的基础和强有力的支撑。

注释:

①列宁坚持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机关,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从1917年到1923年,在处于外敌入侵、国内内战等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党代会年会制,即每年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斯大林利用苏共十五大通过的新党章破坏了党的代表大会年会制,开始他的专权、独裁。这为苏共在60多年后的下台埋下了祸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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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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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张向斌.完善领导机制强化自身建设--越南共产党领导能力建设的措施[J],当代世界,2006,(2):29.

[19]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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