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运用中国28个省区在1985—2002年间的面板数据，考察银行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章对银行业结构的分析着眼于不同规模的银行在银行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度量指标为中小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即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占各地区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例。为了克服银行业结构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文章用1994年启动的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政策因素来构造银行业结构的工具变量。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在中国现阶段，中小金融机构市场份额的上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关键词：最优金融结构；银行业结构；经济增长

*林毅夫，世界银行。孙希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电子信箱：sunnyxfs@hotmail .com.作者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经济发展中的金融结构研究”（项目批准号：04JJD790001）的资助。同时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但文责自负。

一、引言

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银行业的发展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关于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已有研究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现有文献着重于考察银行业集中度对银行业的经济绩效的影响，部分研究认为，垄断性银行业结构会导致贷款供给不足和较高的贷款利率；有些研究则认为，具有市场垄断力的银行更有动力建立和维护长期银企关系、从而有利于提高小企业的信贷可得性。相关实证研究应用发达经济的数据或者跨国数据样本，着眼于检验上述两个方面的理论假说的合理性，而这些实证研究的结果是相互冲突的。

林毅夫等（2006）则从另一个角度考察银行业结构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强调银行业的规模结构，即不同规模的银行在银行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他们认为，在现代的发展中国家，最优的银行业结构应当以区域性的中小银行为主体；而在现代的发达经济中，大银行和金融市场应当在金融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本文力图对这一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

在现阶段的中国，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具有比较优势，是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银行业方面，在每个地区，区域性中小金融机构与四大国有银行的地方分支机构相互竞争。如果林毅夫等（2006）提出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假说成立，则在中国现阶段，提高中小金融机构的重要性有利于经济增长。

本文运用中国28个省区在1985—2002年期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各个省区的银行业规模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文章将银行业结构定义为中小银行的市场份额，度量指标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占各个省区的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重。在控制了影响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其他主要因素后，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计量结果发现，中小银行的市场份额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为了进一步考察二者之间的正向关系是否体现了银行业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我们利用1994年启动的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政策因素构造了银行业结构的工具变量。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方法的估计结果显示，银行业结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了确保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考虑了其他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了重新估计，估计结果再次支持我们的理论假说。

本文的实证研究有助于拓展已有文献对银行业结构的讨论。已有文献着重于分析“银行业集中度”，本文则强调“银行业的规模结构”，二者各有侧重，又有相互重叠的方面。我们认为，银行业集中度是银行业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从银行业对整个经济增长的影响角度看，银行业的规模结构可能是更为重要的维度。

本文与关于小企业融资的文献相关，但本文的研究视角不同。关于小企业融资的文献重点考察小企业的融资来源以及银行业并购如何影响小企业的信贷可得性。我们的研究则着眼于银行业结构与整个经济的增长。对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由于其要素禀赋结构存在差异，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同，小企业在整个经济中的重要性不同，因而其最优银行业结构也会不同。只有当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对整个经济的增长具有主导作用时，以中小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才是有效的。

本文的研究视角和结论也会增加对中国金融体系的了解。最近几年来，关于中国金融体系的研究兴趣日益浓厚，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金融体系的低效率同时并存，成为关于金融发展的实证文献的一个无法忽视的例外。已有研究把中国银行业的低效率的原因归结为国有银行的主导地位和国有银行在贷款方面的所有制偏向。根据本文的计量结果，国有银行的所有制偏向并不是造成中国银行业低效率的唯一因素，银行业不合理的规模结构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下文包括六部分，第二部分简述“最优银行业结构”的理论逻辑，并导出本文所要检验的假说；第三部分讨论影响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与收敛的各种因素，并设定本文的基本计量模型；第四部分是数据说明；第五部分说明银行业结构的识别方式，并报告基本的计量结果；第六部分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一部分对全文进行简要总结。

七、结论

本文运用中国28个省份在1985—2002年间的样本数据，考察了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根据“最优金融结构”理论，本文认为，中国在现阶段的最优银行业结构应当以区域性中小银行为主体，因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市场份额的下降和中小金融机构市场份额的上升意味着中国实际的银行业结构向最优银行业结构的趋近，因而会提高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文中银行业结构的度量指标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其他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各个省区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例。为了克服银行业结构的内生性问题，文章利用1994年启动的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政策因素构造了银行业结构的工具变量。运用工具变量方法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中小金融机构市场份额的上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而与本文的理论假说相一致。文章进一步考虑其他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并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重新估计，估计结果再次显示，中小金融机构市场份额的上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本文另一个有趣的结果是，反映银行业规模的变量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显著负相关。这一结果与关于中国金融体系分析的其他实证研究的结论一致。多数研究用国有银行在中国银行业中的主导地位和国有银行的所有制偏向来解释这一负向关系。然而，在本文的实证研究中，即使控制了国有工业企业的比重，银行业规模变量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据此，我们认为，造成中国银行体系低效率的原因，不仅在于国有银行的所有制偏向，而且在于不合理的银行业规模结构，因为组织规模庞大的四大国有银行在为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方面缺乏优势。

金融体系能否有效地发挥动员储蓄、配置资金和分散风险的功能，不仅在于其总体规模的大小，更在于其结构是否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和其他实证研究对中国的银行体系的分析为此提供了证据。这一判断对有关“金融发展”的实证研究的含义在于，如何度量“金融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实证研究中经常运用的“银行业规模”可能不是度量“银行业发展”的一个好的指标，构造一个更为全面的度量指标可能需要同时考虑银行业的规模和结构。另外，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为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未来走向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