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林重庚（Edwin R.Lim）以改革亲历者的视角，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对外思想开放的重要作用，中国的领导者和经济学家的勇气与远见，努力而认真地吸收国外的先进理论和经验，根据中国国情将之转化并应用于实践，开启了持续30年的增长和发展，成为“现代经济历史上增长和发展的成功典范”。原文是英文，由苏国利和鄂丽丽翻译。AdrianWood，Cyril Lin对初稿提出了宝贵意见，赵人伟对译文校订并提出宝贵意见，肖梦对译文进行了编辑，特表示感谢。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我知道有许多人都在进行回忆、思考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写成相关的文章和书籍。当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刘鹤先生提出，希望我为他们即将出版的《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一书作序，我欣然同意。我觉得这是我的荣耀，因为这些作者许多都是在过去30年中结识的朋友，我们拥有过一段共同的经历，足以让我花费一番工夫，贡献自己的点滴之力。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可以称之为世界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亦将被看作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尽管国内外人士对这段历史都有着广泛而浓厚的兴趣，但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却缺乏详尽的了解。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过一句话，后来常被引用。他说：“能解读中国经济改革的人应该荣获诺贝尔奖。”因此，可以说，由制订过改革方案、参与过改革进程的众多中国经济学家及决策者们，以自己的视角撰文荟集的这本书，在此刻出版，意义非同寻常。分享这一伟大历程的经验及分析这些宝贵的经验，我以为对经济学界本身，对世界各转型国家的经济决策者，乃至世界上还正在为快速促进本国经济进步而奋斗着的很多国家领导人和经济学家们来说，都受益无穷。
我作为国际组织的一员，并以其有利的身份参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特别是参与了这一过程中的前十年，这对我来说是一份难得的殊荣。
我的参与始于1979年7月的一个夏日，尽管到后来我才意识到那一天的重要性。
那一年，我携家人来京旅游，住在北京饭店。那是我第一次带两个孩子回福建老家，很兴奋。当时，外国人来华并非易事，像我们这样的华侨也不例外。当时我在世界银行东亚处工作，南、北越统一后不久，世界银行便开始了越南业务。当时的越南仍很封闭，抵达河内最便利的航线就是经北京转机。当时的中国尚未恢复世界银行席位，与世界银行没有业务关系。我必须以主管越南业务官员的身份，到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申请特批过境中国（北京）的签证。1977—1979年期间，我本人曾在赴河内途中几次过境北京。
即便这是短暂过境中国的机会，我们这些海外经济工作者也很向往。当时，外面的世界并不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我们都极想了解这个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样。
在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曹桂生公使的帮助下，我的家人获准与我同行。我们在北京仅停留3天。第二天，我们意外地接到中国银行的邀请，要在前门烤鸭店设宴招待我们。到了烤鸭店，我才知晓，原来，宴请的主人是中国银行研究部主任林基鑫——恢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席位可行性调研团的团长。中国在1945年即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创始成员国。1949年后，席位一直被台湾当局控制，直到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1971—1980年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与中国均无业务往来。在座的调研团其他成员还有：王连生（当时在财政部地方财政司工作，是中国随后派往世界银行的首位执董）；戴乾定（当时在中国银行研究部工作，后任中国银行伦敦分行行长及中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张晓康（当时在外交部国际机构司工作，现任中国驻新加坡大使）。作为调研的内容，他们当时已经访问了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了解了这两个国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打交道的经验。
从席间的讨论中我发现，调研团成员最关心的是如何从世界银行集团的“国际开发协会（IDA ）”获得软贷款的问题（那时，软贷款是免息的，偿还期50年），讨论主要集中在申请软贷款的条件上。我告诉他们，任何一个国家申请世界银行贷款，无论是硬贷款（按照市场利率），还是软贷款，关键步骤是世界银行要派员对那个国家进行一次经济考察。申请软贷款的资格取决于经济考察的结果。为此，那天晚上我们主要讨论了准备世界银行经济考察的程序。
1980年初，林基鑫的调研团向中央提交了题为“恢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合法席位的程序和安排的报告”。报告经国务院批准后，中国银行随即邀请世界银行集团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行长访华，磋商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世界银行席位的相关事宜。
麦克纳马拉率领的世界银行代表团于1980年4月抵京。单独会见麦克纳马拉行长时，邓小平强有力地说：“中国下决心要实现现代化、发展经济。有世界银行的帮助，中国实现这些目标会快些，更有效率些；没有世界银行的帮助，我们照样要做，只是花的时间可能会长些。”这番话是麦克纳马拉行长后来转述给作者的。晚年间，麦克纳马拉时常提起，通过1980年那次与中国领导人的简短会晤，他坚信，中国不仅仅是把世界银行当作一个资金来源，而是会充分利用它的世界银行席位所带来的所有机会。在双方的积极配合下，谈判很顺利。一个月后，世界银行董事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世界银行席位。麦克纳马拉行长从中国回去不久，我即被任命为负责中国业务的首席经济学家，分管经济调研及与中国政策对话的工作。1985年，我被派往北京，建立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并任首席代表。我的这一任命直至1990年。中国业务的第一支团队组建时，伍德（Adrian Wood）任主管经济学家。在我下面回忆的世界银行在华业务活动中，从1981年到1985年的两次经济考察报告，从1982年的莫干山会议到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伍德一直跟我并肩工作。1985年，伍德离开世界银行，回到英国，现在牛津大学任经济学教授。
就在前门烤鸭店那次意想不到的晚宴之后不到一年时间，我便身临其境，不仅可以就势观察中国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过程，而且从一定程度上亲历其中。根据我当时的工作身份，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过程的一个主要领域自然是对外经济思想的开放过程。因参与这个过程的许多前辈已故去，反映这方面的文章不像讲述改革过程的文章那么多，我愿借此作序的机会与大家分享我所了解的相关情况。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演化，有几个阶段，我将分几个主题来讲述：首先如何引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思想，随后如何引进我称之的主流现代经济学思想。这里只讲述中国领导人及经济工作者如何接触外国经济思想，以及如何与外国经济学家和外国改革实践者们接触，主要谈我亲身经历的事件，不涵盖中国内部发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辩论与纷争，那些内容在从计划到市场演变过程中远比这里所谈的内容重要。
认识思想引进的重要性
重要成就通常始于新思想和创新想法。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启动时，中国正走出几十年游离于世界之外的极度封闭境况，尽管许多中国经济学家是那么的努力、富有勇气和能力，但没有几个领域像经济学那么严重地与外界隔绝。
中国领导人早就认识到学习外国思想及先进经验的重要性。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的“第十大关系”中就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然而，事与愿违。在随后的20年间，传统的苏维埃中央计划体制原封不动地被照搬到与苏联情况千差万别的中国经济中来。学习西方外国经济思想和经验几乎被看成是一种政治罪过。
中国下定决心启动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发端之一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高层领导发现世界他国的经济进步是那么的迅猛，相比之下中国是那么的落后。仅在1978年，前后共12位副总理及副委员长以上的中央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0多个国家。邓小平先后4次出访，到过8个国家。“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邓小平说。引自：《南方人物周刊》：《小平在1978》，2004年8月17日。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的讲话主题再次重现学习外国经济和技术的必要性。“我们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来建设自己的国家，同时也要虚心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引自：《南方人物周刊》：《小平在1978》，2004年8月17日。
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引进外国思想和学习外国经验，早年在协助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工作者们确定改革目标和改革步骤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引进苏东改革理论和经验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和很多经济工作者对于经济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经认识得很清楚，但对于改革目标和步骤却还很陌生。从思想理论到中央计划体制，苏东国家的情况与中国较相近，加上中国的经济工作者们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对苏东国家的改革方案有所了解。其实，中国改革的先驱孙冶方和顾准的改革思想与东欧早期的改革思想理论几乎是一致的。所以，改革开放思想从学习苏东的改革理论开始是很自然的。这一举动由中国社科院牵头，特别是经济研究所，所里的很多主要经济理论工作者都曾在苏联留学。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与苏东国家经济交流活动频繁，其中包括孙冶方1978年访问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刘国光和柳随年1982年访问前苏联，廖季立1983年访问匈牙利。1979年，苏东经济学家频繁受邀访华，首位来访者是南斯拉夫经济学家马克西莫维奇（Maksimovich ）。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访问活动莫过于前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和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Ota Sik ），他们于1979年12月及1981年6月应邀来华讲学。参考柳红：《吴敬琏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赵人伟：《布鲁斯教授谈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载《经济研究参考资料》总第259期；章玉贵：《比较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版。
布鲁斯是与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 ）及米哈尔。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齐名国际的波兰经济学家。他对波兰经济改革思想的最大影响是在50年代中期，他与兰格和卡莱斯基一起供职于波兰经济委员会，任副主席，为波兰政府经济改革特别是“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提供建议。后来，部分由于波兰政府领导人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 ）对改革失去了兴趣，加上布鲁斯有犹太血统的原因，他丢了官位，在波兰的影响日渐消隐。1972年，布鲁斯流亡英国，到牛津大学任教。
1979年，时任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的董辅礽赴牛津大学访问时结识了布鲁斯，遂邀请布鲁斯年底赴华讲学。布鲁斯在经济研究所的四楼会议室连续讲课两天，会议室里挤满了听众。听众中有来自社科院的学者，也有来自国务院决策部门的官员。讲课报告以简报形式送到中央领导人手中，反响积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内，布鲁斯得到主管经济学的副院长于光远和主管外事的副院长宦乡的热情接待；在中央，布鲁斯得到薄一波副总理的接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由副总理出面接见一位流亡英国坦率直言的波兰人，意义非同寻常。在华讲课期间，布鲁斯由赵人伟全程陪同。尽管布鲁斯被公认为波兰重要的理论经济学家，但他对波兰本国经济改革的实际影响却有限。1980年世界银行开始中国业务后不久，出于对中国经济考察的需要，聘请布鲁斯作为顾问。以后的十年间，布鲁斯着实扮演了一位重要顾问的角色，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到苏东经验，他提供了很多宝贵意见。从这方面讲，布鲁斯对中国经济改革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继布鲁斯成功访华后，刘国光（经济所副所长，后任经济所所长、社科院副院长）遂邀奥塔。锡克于1981年5月来华讲学。锡克是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改革经济学家和政治人物，主要因“新经济模式”而闻名，该模式被释为“在苏维埃计划体制框架下减少中央指令，扩大市场经济的作用”，一种被看作是介乎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锡克的经济理论在1965年及1968年4月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采纳。“布拉格之春”期间，锡克被任命为捷克斯洛伐克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1968年8月华沙公约组织的部队入侵布拉格，锡克正在国外访问，因无法回国而流亡瑞士，直至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政权更迭。
锡克在北京的讲学同样很成功，吸引了研究机构及政府部门众多经济工作者，还安排了他与国内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廖季立和马洪等座谈。大概因为在指导经济改革计划方面经验丰富，与布鲁斯比起来，锡克更加受到中国政府领导人的重视。负责全程陪同锡克的吴敬琏跟刘国光商议，以后还是应当多请一些东欧的经济学家，来华介绍苏东改革经验。
那时，中国已经恢复世界银行席位，我正在北京讨论世界银行第一次经济考察报告草稿（详见后文）。吴敬琏和刘国光来找我，提议请世界银行出面，邀请一些既懂改革理论又有实际改革经验的东欧经济学家来华，组织一次学习苏东经济改革经验的会议。我当即应允协助。这就是1982年7月在浙江莫干山一个避暑山庄里召开的“莫干山会议”。
我们邀请的东欧专家组由布鲁斯带队，包括：波兰国家物价委员会前主任斯特鲁明斯基（Julius Struminsky ）、捷克斯洛伐克前副总理奥塔。锡克的工作搭档考斯塔（Jiri Kosta）、匈牙利改革经济学家肯德（Peter Kende ）。此外，我们还邀请了苏东经济改革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格兰尼克（David Granick）教授。中方参会者由薛暮桥、廖季立和刘卓甫带队，以他们三人名义起草的大会讨论报告会后提交到了国务院领导人手中。
即便是后话，也很难评价与这些苏东改革经济学家的交流对中国领导人及经济工作者们的影响有多大，对中国整体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更难以估量。但是，据我个人当时的体会，回想当时中国经济工作者们的情况，及后来对近30年的观察，我觉得对以下三方面影响意义深远。在此，我要特别感谢赵人伟为这段时期提供的一些素材，带着他自己的解释和分析。其中有些事情我本人并没有亲身经历过。这段时期，赵人伟参与了很多接待外国经济学家的活动。1979年布鲁斯来华讲学，由他全程陪同；1980年，世界银行第一个经济考察团考察期间，他是中方工作组成员；1985年，他是“巴山轮会议”参会者。当时，他是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人员，1985年任经济所副所长，1988年出任所长。
首先，东欧改革经济学家引进了使用现代经济学来分析苏维埃计划体制弊病的方法。东欧经济学家们不像中国经济学家们那样脱离国外的经济理论。如奥斯卡。兰格和米哈尔。卡莱斯基其实是在西方接受的教育。那段期间应邀来华的东欧经济学家都身居国外。布鲁斯在英国牛津大学，锡克在瑞士圣加仑大学，参加莫干山会议的其他东欧专家分别居住并工作在德国、法国和奥地利。因此，他们可以在中国用现代经济理论的概念和技术来分析中国的经济情况。这就把对经济问题的解释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例如，1979年来华讲学时，布鲁斯就介绍了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的概念，并提出买方市场在改革转轨期间的重要性。这一概念和理论一直被中国经济工作者们沿用到80年代中期。
东欧专家们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方法来剖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使这个方法达到一个新高度的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 ános Kornai）。1985年，科尔奈首次受世界银行之邀来华参加“巴山轮会议”（详见后文），用诸如“投资饥饿症、短缺经济、软预算约束”等概念进一步阐明并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弊端的分析。更重要的是，东欧改革经济学家向他们的中国同行论证了中央计划体制紊乱的内在根由是体制问题。中国的决策者和经济工作者们原本以为很多经济上的问题是政策失误，究其根源，其实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固有的、不可避免的问题，只有通过一套根本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才能加以解决。
其次，详尽了解东欧的改革经验加剧了中国经济工作者们对于在中国使用东欧经济改革模式的悲观心理。虽然可以洞察中央计划经济的弊端，但专家们提供的解决方案——无论是布鲁斯的“有管理的市场模式”还是锡克的“新经济模式”，都暴露了重大的瑕疵。莫干山会议讨论了苏东改革的新办法。但中国的改革前辈们敏锐地质疑了借用高科技，特别是靠高速计算机来解决经济体制问题的可行性。薛暮桥、廖季立及中国领导人尤其质疑锡克等东欧改革经济学家关于价格改革先调后放的提议，特别是价格调整依据的是计算机精确计算出的数据。即便用高速计算机和使用多部门的投入产出表，也不可能同时计算出经济中数以万计的价格呀？
再次，当东欧这些专家们开始搞清楚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之后，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东欧的改革经验不大适用于中国。中国经济体制实行基本消费品严格配给制、人才流动很受限制、经济生活全面由国家掌控，这是一种极端的“指令性经济”。在东欧，市场机制较发达，企业和家庭消费层次有更大的自主权，具有较成熟的信息和管理系统。即便这样，所有的改革尝试仍以失败告终。中国向他们学什么？除非另谋改革出路。
当东欧专家更多地了解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之后，也欣然接受了中国需另谋改革出路的说法。一件事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莫干山会议上，我们讨论了中国改革是采用“一揽子”的方法还是分步进行的方法。与会所有东欧专家强烈建议“一揽子”的方法。会后，东欧专家们到中国几个城市进行考察。考察途中，他们回话，说他们改变主意了。鉴于中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经济落后，贫困现象严重，综合改革中需要的人才、资金和物资储备薄弱，考虑中国仍是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没有犯错误的余地，建议采用谨慎的渐进改革方法。鉴于上述情况，他们认为，中国改革要有总体规划，要有明确的改革目标，然后可一步一步地进行。因此，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与会的东欧专家、世界银行专家（Adrian Wood 和我本人）以及中国专家之间获得了共识。这个最终的共识在薛暮桥、刘卓甫、廖季立1982年8月10日关于莫干山会议的报告及世界银行1982年10月关于“比照东欧经验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报告中都有体现。世界银行在报告中这样说：“……结论是，中国的改革是一个逐渐分步推进的过程，并非是一个同时采用一揽子的办法，从一种经济制度到另一种经济制度单纯转换的举措。”
然而，从一方面讲，中国的改革前景令东欧来访专家受到鼓舞。当时中国的情况是，农村改革已经取得成功，为拉动整体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这是没有一个苏东国家在他们改革过程中所经历过的。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使布鲁斯等东欧专家坚信，尽管可以预见中国在城市改革中会面临困难，但这场变革的大趋势难以逆转。事实上，中国的经济理论及改革发展情况已渐渐脱离了东欧改革的模式，东欧经济改革理论已明显不适用于中国。这对于自1979年开始曾几次访华的布鲁斯来说体会最深。1985年，布鲁斯再次应邀来华，参加“巴山轮会议”。会上他发现，中国有些经济工作者还在试图用他五六十年代的分析方法来评价中国的经济改革。布鲁斯态度坚决地建议他们不能再这样做了。他明确地说，80年代中期的中国情况已经远远超出了60年代苏东改革理论可驾驭的范畴。
中国与苏东在改革理论和实践上的分歧日渐增多。这种情况在1989年3月国际经济协会于莫斯科召开的圆桌会议“计划经济中的市场力量”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经济学家董辅礽代表中国作了题为“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市场发展”的演讲，详尽介绍了中国的改革情况。讲话中，董辅礽分析到，像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经济国家，改革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具体问题，如：双轨制的出现；又如，通过非国有部门的增长而并非通过国有部门的私有化而出现的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并存等。我本人以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代表身份参会。会上，我明显觉察，苏东及西欧专家对中国的改革前景高度质疑（除了明显成功的农村改革）。他们认定，中国的改革会日渐消退，如苏东一样，以失败告终。两种思路从根本上支配着苏东经济学家：一是在中央计划体制的框架下，改革应该依靠高技术来提高计划的效率，并在此基础上增强市场的作用；二是在西方专家的怂恿下，后来渐渐成了主流的思路，那就是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以完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而代之，即实行全盘私有化，并以激进的政治改革与之相伴乃至将这种激进的政治改革放在优先的地位。
众所周知，随后的20年，苏东国家采取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措施既不是原来自己的路子，也不同于中国的选择。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导致了截然不同的后果，这是有目共睹的。
世界银行的两份经济考察报告——现代经济学入门
几乎与学习苏东改革思想的同时，中国通过世界银行的两个经济考察报告认识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世界银行第一次经济考察是为了中国申请世行贷款的需要，第二次考察则是应中国领导人的具体要求。依我来看，正当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工作者明显发现苏东改革思想和经验对中国的局限性时，现代经济学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中前所未有的应用对中国融入主流现代经济学思想理论和迈向市场经济起了推动作用。
1980年5月，继中国恢复世界银行集团席位之后，同年7月，世界银行派高级访问团，来华磋商启动中国业务事宜。作为访华团成员，我的任务是组建一个经济工作小组，随即来华进行经济考察，向世界银行董事会提交一份考察报告，这是启动贷款项目的第一步。
几十年对外封闭的缘故，一组外国专家要周游全国并考察中国经济形势的安排让负责接待世界银行考察团的中国官员们有些不知所措。他们会要求我们提供多少信息和数据呀？如果按要求给了他们，我们是否涉嫌泄露“国家机密”？考察团是不是还有别的目的呢？通过接触，我心里很清楚，尽管上面的领导已经决定与世界银行全面合作，进行这次经济考察，但配合我们具体工作的官员还是有很多顾虑和担忧。
为了增强中国官员对世界银行考察团的信任，我们商定，由中方指派一个工作组，同我们一起工作。中方工作组跟我们一起参加所有会议，凡是我们收到的数据和信息，他们也都有一份，我们报告的每一稿都给他们过目。同时，我们也请中方工作组提出他们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加进报告当中。这种与中方工作组并肩工作的模式显然很成功，随后的几十年里，世界银行所有的经济考察团都配以这么一个工作组。这种模式延续至今。
1980年7月份之后，我们开始组建一支由世界银行最好的经济学家和行业专家组成的考察团队。整个团队30人，由几个课题小组组成，包括：经济组、农业组、能源组、工业及交通组。考察时间自1980年10月至12月，每个小组轮流赴中国各地一个月，考察地点选择甘肃、湖北、江苏、北京和上海。这次考察，我整整在中国停留了三个月。
与世界银行首次考察团并肩工作的中方工作组成员有：财政部的星光和朱福林、国家计委的郑立和社科院经济所的赵人伟。此外，各相关行业部委也派了经济工作者与考察团的行业小组一同工作。跟考察团工业组并肩工作的其中主要一位中国经济工作者来自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后来去了政府部门。这个人就是朱镕基。
世界银行的第一份考察报告的“概要和结论”部分就此次考察的目的这样写道：“近年来，中国境内境外都在争论两个相关的问题。自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为中国人民服务方面做得如何？同时，政府掌控之外的要素、制定的政策以及自身的经济管理体制都分别起了什么作用？结合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世界银行这第一份关于中国经济的考察报告将初步尝试议论这些问题，同时讨论这些问题对今后政策的基本含意。”
1981年3月，考察报告第一稿送交中国政府提意见，其中包括一份主报告和各种附件，涉及统计制度、基本数据统计表、农业、工业、能源、交通、对外贸易和金融、人口卫生和营养以及教育。1981年6月，报告提交世界银行董事会。这份报告非常及时，世界银行随即批准了中国政府首笔贷款——大学发展项目。同时确定了中国申请世界银行软贷款的条件。从这方面讲，报告满足了世界银行在中国业务的需要。
世界银行的第二份考察报告是应中国领导人的特别要求而准备的。1983年5月26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赵紫阳接见由行长克劳森（自1981年接任麦克纳马拉行长）率队的世界银行访华团。邓小平向代表团讲述了他对中国发展前景的看法及国家的长远目标。他说，中国刚刚决定启动一个发展规划，要在1980—2000年期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看了世界银行的第一次中国经济考察报告，觉得有意思，很有用。请世界银行再组织一次经济考察，针对中国未来20年面临的主要发展问题，特别要根据国际经验，为达到中国上述发展目标提供一些可选择性建议，并对这一目标做些可行性研究。
遵照邓小平的提议，世界银行第二次经济考察于1984年正式启动。由经济学家及各行业专家组成的这支庞大的考察队伍，先后两次共计9周时间对中国进行考察，同样选择了甘肃、湖北、江苏、北京和上海。1985年2月，带有6个附件（教育、农业、能源、经济模型与预测、国际视角的经济结构及交通）的主报告草稿递送中国政府征求意见。3月，报告主笔人再访北京，与中方工作小组深入讨论报告草稿，受到中央和财政部领导的接见。
1985年，题为“长期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选择”的经济考察报告提交中国政府。这比起1981年的第一次考察报告显得更加雄心勃勃。报告部分地尝试根据一个多部门模型来预测可能的经济增长途径，对未来的经济快速增长及2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可行性表示认可。然而，报告同时指出了可供选择的发展途径，其中一个途径尤其强调以服务业和更有效地利用能源两方面为基础，这与主要依靠快速的工业化为基础的途径相比，增长速度是同样的，但在经济发展中能达到更好的平衡。报告还详尽分析了农业、能源、技术、交通、工业分布、内外贸易、人口、教育、就业及社会问题，包括收入差异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住房问题及社会服务问题。
上述两份报告除满足了世界银行和中国政府的工作需要，也算破天荒首次由一个国际经济学家团队对中国的经济情况进行透彻分析。依我看来，这标志着中国在对外经济思想开放和吸取国际发展经验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两份报告证明了脱离意识形态的束缚，科学地、客观地进行经济分析的可能性。分析基于合乎逻辑的理论、统计数据及他国经验教训。考察报告并不谋求限定或改变中国的目标而是单纯地对如何更快、用较低代价实现中国的经济发展目标提出建议。一个明显的实例就是上述关于中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当时中国内外的许多人士都认为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
其次，与东欧改革经济学家们的在华讲学及论著相比，这两份报告从更大程度上引入了许多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从诸如机会成本这样的基本概念到诸如计量经济学和经济模型这样复杂的分析工具。当时这些工具在中国仅被少数几个经济学家使用，但是，上述两份报告使这些经济分析工具的使用得到广泛传播，让中国领导人和决策者见识了现代经济学的应用。
最后一点，报告把现代经济学和基于他国发展经验积累的知识，应用到了只有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经济工作者们才最为知晓和理解的中国经济这一“案例”上。他们发现，世行考察报告的结论和建议具有说服力，对中国有用。这一事实让他们坚信现代经济学适用于中国。据赵人伟讲，当年，他把世界银行的第一份考察报告念给孙冶方听。除了对西部特困地区人口移民问题上保留自己的看法外，孙冶方完全同意世行专家们的意见。1985年考察报告里提出的建议对中国第七个五年计划也很有帮助。但世行报告的可用性并非是毫无异议地被中国接受。一位中国的官员看了1985年那份报告后这样形容：“我们请了一帮‘西医’，为中国开了一堆‘西药’，要把中国送上‘西天’！”
1985年9月召开的“巴山轮会议”
苏东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和经验基本适用于在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框架逐渐引入市场机制。通过自身的改革经验，根据对东欧国家改革失败教训的了解，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及矢志改革的经济工作者们开始认识到，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必须突破苏东框架，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前进。如所周知，1984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一个重要转折。1987年，这一说法进一步表述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2年，最终表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如此，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改革思想已清晰地显现出市场经济的轮廓。这在1985年9月召开的“巴山轮会议”上的讨论中表现最为突出。
召开此会源于中国领导人。1985年初，廖季立约我见面。他说，国家体改委的领导建议世界银行组织一次国际研讨会，讨论一下这些题目：
1?国家如何管理市场经济
2?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相关的问题
3?在整合计划与市场方面的国际经验
要求与会国际专家需有这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中方与会人员要包括政府各部委参与政策制定的经济工作者和研究机构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会议不能只请国际专家做演讲，而是为中外与会者提供一个深入交流的机会。
随后的几个月里，我、廖季立和国家体改委指定负责组织这次会议的秘书长洪虎多次见面，讨论会议应如何满足领导的这些要求。会议终于在1985年9月召开。8月底，外国受邀专家到了北京。8月31日，赵紫阳总理接见与会外国专家及部分中国专家。随后，与会者飞往重庆，会议在一艘名为“巴山”的长江游轮上召开。9月2日，与会人员在重庆登上游轮。9月9日，会议结束，游轮在武汉靠岸。此会名为“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俗称“巴山轮会议”。
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特殊的会场，是为保证与会的高级政府官员及经济工作者在与会一周内不受日常工作的干扰，专心开会，也是为让与会的知名外国专家不离开会场也有机会欣赏中国最美丽的风景之一——三峡。受邀外国专家允许带夫人同行。会间，游轮常靠岸，夫人们能上岸游览长江沿岸的小镇和景点，会议则照常进行。其间，我们仅休会半天，全体与会人员下船，游览了“小三峡”。
在游轮上开会最大的限制是空间太小，只能容纳有限的人数。所以，中方参会人数受到控制。最初的中方参会名单只有高级领导和一些长者。经过进一步磋商，我们议定，与会中方人员应代表不同的年龄段，遂特意预留几个40岁以下的青年参会名额。不能不说这是个明智之举。在随后2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几位青年与会者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方与会者名单真正做到了老、中、青三结合，老年与会者如：安志文、薛暮桥、马洪、刘国光、童大林等；中年与会者如：高尚全、吴敬琏、项怀诚、赵人伟等；青年与会者如：郭树清、楼继伟等。廖季立在会议的组织中起了关键作用，遗憾的是，因临时身体不适，未能出席会议。
与会外国专家的选择严格按照中方领导提出的三个要求外国专家名单中，也包括日本的小林实，是中方直接邀请的。：
1?国家如何管理市场经济
——在这方面既有丰富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有三人：
几年前因论证金融市场与消费/投资决策、生产、就业及物价关系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 ），时任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讲述稳定和增长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新经济学》作者之一。
——联合王国（全称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中国人往往简称为英国），著名政府官员、国际公务员及经济政策领域知名学者阿莱克。凯恩克劳斯爵士（Sir Alec Cairncross ），曾任联合王国格拉斯哥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联合王国政府经济顾问、联合王国政府各部首席经济学家、牛津大学圣彼得学院院长。
——德国著名国际货币政策经济学家奥特玛。埃明格尔（Otmar Emminger），多年担任德国中央银行行长。德国央行是发达国家中最独立的中央银行。
2?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相关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凯恩克劳斯和埃明格尔分别在英国和德国负责放开价格管制及市场复兴的工作，并且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制定反通货膨胀措施及解除价格管制方面都有直接的经验。
——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和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是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体制问题专家。他们的任务主要是讲解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微观经济要求。
3?在整合计划与市场方面的国际经验
——法国前国家计划办公室主任米歇尔。阿尔伯特（Michel Albert ）
——南斯拉夫稳定委员会和政府经济改革委员会成员亚历山大。巴伊特（A.Baijt ）
——美国经济学家里罗尔。琼斯（Leroy Jones ），专门研究韩国经济，曾在韩国计委工作过（因政治原因，未能直接从南韩邀请专家参会。详见后面回忆的1987年曼谷会议）。
今天，大家公认，“巴山轮会议”是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一个转折时刻所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当年的很多中方与会者撰写过文章，谈论自己的感受和召开这次大会的意义。根据我自己的参与经历，想在此补充几点：
第一，先纠正一下很多参会者的错误印象。组织这次会议并非世界银行的主张。主动提出组织会议的是国家体改委领导，并且带着事先准备好的要在会上讨论的具体问题，要求外国专家必须满足上述三个问题的需要。会议的组织，包括游轮会场的选择，也是遵照国家体改委领导的意思，为的是给中外与会专家提供一个不间断的、详尽研讨的机会。会上，我们有全体会议、有小组讨论，也有一对一的会谈，无论哪种形式，都能进行到夜里。在世界银行工作多年，我的亲身体会是，最奏效的政策问题讨论要带有需求驱动并专为满足主办国的需求而策划。在我看来，“巴山轮会议”是带有需求驱动的杰出例子。
第二，尽管中国领导人1984年已经决意突破中央计划体制的限制，但是，对于市场经济的理解和运作却相知较少，特别是顾虑市场经济中出现的盲目竞争和非指导性增长，以及不可避免地想到经济迅速增长期与随之而来的经济大萧条。“巴山轮会议”上的讨论清晰地表明，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已经从20世纪的20年代至30年代的自由放任政策发展到了80年代的总需求管理及宏观经济的积极应对政策。很多讨论围绕着通过财政、货币和收入政策等工具对总需求的管理实现市场经济间接控制的议题。
一个小例子足以说明“巴山轮会议”对后来中国经济理论的意义。会议结束前的一个晚上，吴敬琏和我，还有几个与会人员一起，议论如何为“macro ?management”这个大会主题词冠以一个意思相符的中文说法。当时中国称这个词为“宏观控制”，我们觉得与现代宏观管理概念不符，因为这意味着直接控制及使用行政手段。另一说法是“宏观调节”，可我们觉得这个词显得弱些，意味着只是轻微的调节而不是对整个经济进行有效的管理。最后，我们决定把“调节”和“控制”两个词合并起来，创造一个新词汇，叫“调控”。大家知道，“宏观调控”现今已成了一个很普通的宏观管理词汇。这不仅仅是单纯创造了一个词汇，更重要的是，通过间接手段进行经济管理的概念已被广泛理解和接受。
第三，国家体改委领导提议召开这个会议的另一原因，或许还因为1984年下半年到1985年上半年出现的严重经济过热。由于从很大程度上感觉中央将大幅推进改革，地方政府于是争相增加投资项目，企业设法提高工资和奖金。结果，加剧了通货膨胀压力。管理宏观经济形势的需要因而成了“巴山轮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诊断经济过热、使用财政和货币工具应对问题，这的确成为一个理想的“案例”。托宾、凯恩克劳斯和埃明格尔三个主要外国专家来自三个国家，尽管他们对宏观经济管理见解不同，各自代表着经济理论的不同派别，但他们一致认为，中国应该采取坚决的措施应对经济过热的问题。从这三位在宏观管理上最具有丰富经验（比照其他与会外国专家）的经济学家到主要有发展中国家经验的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伍德和我本人），再到东欧经济学家布鲁斯与科尔奈，在分析中国这个问题的缘由到应该采取的政策措施上都毫无异议。这显然表明，现代经济学有一个核心，那就是，它并不隶属于个人的或政治的解释。
“巴山轮会议”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对于像韩国这样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实施经济计划的讨论就不尽如人意。所以，两年之后，世界银行再次应国家体改委的提议，组织了一次题为“计划与市场”的研讨会。会议地点选在曼谷，目的是方便从韩国邀请高级代表团参会。时间是1987年6月。韩国代表团团长是前副总理兼韩国发展研究院（主管韩国战略规划事务）院长金满堤（Kim Mhhn-Je ）。有意思的是，这次会议竟让印度代表团受益匪浅。印度代表团团长是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当时的印度计委副主任（头号负责人，主任由总理名义兼任），副团长是阿卢瓦利亚（Montek Singh Ahluwalia），当时的总理经济顾问。这两位印度高级经济学家在会上被中国矢志从根本上进行经济改革的投入所打动。90年代初，印度启动改革计划，总策划人就是时任财政部长的曼莫汉。辛格，阿卢瓦利亚是他的副手，任财政秘书。今天，同中国差不多，印度正努力推动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曼莫汉。辛格现任印度总理，阿卢瓦利亚现任印度计委副主任。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际会议一直是中国政府官员和经济工作者学习国际改革和发展经验的途径，但会议主题从宏观的战略改革问题逐渐转移到更加具体的职能部门问题上。如世界银行与国家体改委于1986年联合召开的“金融体制改革国际研讨会”、1987年的“国有企业管理和组织国际研讨会”等。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中外经济工作者和实践者的交流与对话越来越多。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活动都是由中国单位自己与不同的外国机构、以不同的层次及多种多样形式来组织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以上的回忆不过是中国对外思想开放、学习外国经验过程中发生的几件事，关于类似的事件和举措还有很多。如：另一个重要举措体现在向海外派遣留学生方面。1978年，邓小平在听取教育部关于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时，对派遣留学生问题就指出，要大规模地派，“要成千成万地派”。到了21世纪初，中国留学生人数居全球之冠。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全世界几乎每七个外国留学生中就有一个中国学生。据统计，1978年至2007年，共有一百多万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其中约1/4已学成归国。资料来源：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引用的教育部统计数字。
结束语
进入21世纪，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学已经结束了游离于世界之外的状态，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开始步入现代经济学的主流行列。而且，这应该被看作是中国经历了曲折历史之后开始复兴到一种正常状态。这里有必要对改革和开放加以区分。经济改革并不是一种新的提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中央计划经济的弊端就已经逐渐显现出来。苏联、东欧和中国都已经做了种种努力试图克服这种弊端。与此相对照，30年前中国对全球经济和外国思想制度的开放却是一项意义深远的举措：它扭转了几个世纪以来的“闭关锁国”的政策。
历史上，中国曾经是一个开放和具有技术创新活力的社会。唐宋时期，超过6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在艺术、文学、科学和经济技术等领域都是最具创造力的国家。在这个时期，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富有文化和技术能力的社会，经济发达，技术先进。可是，14世纪之后，中国没能通过自身的技术变革和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有效利用来保持经济的增长。实际上，在20世纪后期之前的5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拒绝并抵制外国的思想和制度。例如，15世纪早期，政府禁止海运。尽管在不同的时期，海员在中国南部及东南亚地区违规装运屡有发生，也以不同的形式反对外贸禁令。清朝时期，与国外的接触被统治者看作是一种政治分裂的可能来源。世界范围的探险对前工业化时期欧洲经济的变化作用显著，在这样一种激励效应下，沙俄后期和日本明治政府对国外技术的有效吸收，推动了现代经济的增长；而占支配地位的内部取向则成为自明朝后期以来中国经济的一个特点。
1800年前后，欧洲大部分国家在技术上已经超越了中国，在接下来的150年里，这种差距日渐加大。1850年前后，日本经济与中国经济大约处在可抗衡的发展阶段，但是，一百年以后，日本已经远远地把中国甩在了后面。20世纪中期，中国和印度（另一个历史上发达而现代经济落后的国家）位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列。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邓小平和中国其他领导人在70年代末期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国的改革和开放是世界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成就。在没有任何国家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可借鉴，以及有关成功转型的宏伟蓝图引导的情况下，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启动了并得以持续进行下去。因此，这样一种改革将面临巨大的风险和挑战——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稳定产生深远的影响。所有试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在转轨过程中都遭受了巨大的经济重创，大部分东欧和中亚地区的国家经济的衰退甚至比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大萧条”更为严重和持久。中国是唯一一个在改革过程中能够取得持续和快速增长的国家。越南可能也是一个例外，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越南紧跟中国经济的改革步伐。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作为一位海外华人，我有幸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参与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过程，因而亲身体验到了中国领导者和改革经济学家们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中的勇气和远见，中国的成功是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的。他们的政治勇气不仅在于承认过去的政策失误，而且敢于承认中央计划经济体系的弊端、承认基本制度改革和学习国外经济概念的必要性，最重要的是当面临无法避免的困难和挫折时他们始终坚持不懈。中国的领导者，从邓小平到当时国务院的领导人，以及经济学家如已故的孙冶方、薛暮桥和廖季立都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他们认真吸收国外新的经济理论和经验，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将之转化并应用于实践。在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他们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和试错的方法，这一点最明显地体现了他们的远见卓识。在思想开明并热切地学习国外经验的同时，他们也谨慎地决定哪些适用哪些不适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尽管他们缺乏正规的现代经济学训练，但他们在基层和高层政府部门的工作经验使得他们能够快速地抓住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本质。几乎没有任何国家的领导者能如此成功和明智地把国外新的经济思想转换为具有如此历史意义的经济政策。
今天，依然有很多国外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包括正面的也包括负面的。要实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同样，仍然有许多国家能从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中学到许多经验。改革开放的进程及从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增长和发展有关思想的一个重要元素。诺贝尔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领导的增长和发展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不同国家的杰出经济学家、政府高级官员、商界领袖以及高层决策人员组成，周小川是委员之一。近期的报告描述了中国的许多经验，该报告把中国视为现代经济历史上增长和发展的成功典范。增长和发展委员会的这份报告可以参见http://www.growthcommission.org/.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几乎每天都有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及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图书出版。与众多其他图书比较，本书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书中的多数文章都是曾亲身参与改革开放的经济学家所著。我希望本书最终能够以多种语言出版，以便更多的读者能够读到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