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共两党的党军机制源起于黄埔建军。国民党党军机制发育不全，1927年清党后分崩离析，陷入以军制党、以军干政的误区。中国共产党扬弃并发展了黄埔军校的党军传统，坚持党指挥枪，把红军建设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两党党军机制的不同走向，与国情、政治目标密切相关。
[关键词]以军制党；以党制军；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
作为联俄联共政策的产物，黄埔军校创办之初，受苏俄红军党军机制的影响颇深。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国民党党军机制发育很不健全，大革命失败后即趋于崩演。黄埔系军官为核心的中央军取而代之，成为以军制党、以军干政的工具。中国共产党人是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奠基者。中共在建军过程中，扬弃并发展了黄埔军校的党军传统，坚持以党制军，建立起一支党领导和指挥下的新型人民军队。
一、黄埔军校党军机制的形成与特点
1923年初，孙中山重返广东，决意联俄联共发动国民革命。但汇集在广东的各省部队流品复杂，思想混乱，“似乎只有孙逸仙那支150-200人的卫队是完全忠于孙逸仙的，而其余军队只是它们的司令的私人部队”。孙中山遂萌发“以党治军，以军固党”的建军思想。8月，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重点考察苏军和军校的党务及建制，认为有必要“按红军的模式训练中国军队”。蒋介石回国后建议建立军事院校，孙中山欣然采纳，先后聘任苏联巴夫洛夫和加伦将军为军事顾问。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全称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成立，直隶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孙中山认为，军校应建立严密有效的党组织，在实施政治军事训练的同时，还必须具备节制军队的功能，以此体现“党化”。黄埔军校吸取苏军设置政治委员、党组织深人部队基层的经验，建立党代表制、政治部和特别党部，组成党政工作系统。
黄埔军校前四期党代表先后由廖仲恺、汪精卫担任，军校发布的命令和公文，必须有党代表副署。校属各部门和连、营、团各级相应配设党代表。党代表自成体系，平行于军事系统。党代表制度又渐次推行到国民革命军。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于1926年3月19日颁布《党代表条例》，称党代表的职责为灌输革命精神，提高战斗力，巩固纪律，开展三民主义教育，监督军队各项工作。党代表制度体现了国民党对军队的权力，而且对政治部和特别党部有领导和督促权责。
政治训练部作为党代表的下属机构，职责是指导军校的党务、政治思想和文化工作，对外则负责宣传和指导。黄埔军校政治部前两任主任戴季陶、邵元冲未开展实质性工作。1924年11月，周恩来出任政治部主任，着重解决三件事：向军校教导团选派党代表，建立政治思想工作制度，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1926年春熊雄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制定军政合一的教育计划：步、炮、工各兵种教程为七分军事三分政治，政治科教程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强调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目的在于培养有政治头脑的军事指挥官和懂军事的政治工作者。政治部的工作推行到国民革命军后，要求在军、师、团三级设立政治部，营、连设政治指导员。政治部虽然无权干预军事长官的行政权力，但“至少在理论上控制着各军、师、海军局、空军局、中央政治军事学校以及总参谋部和军需部中的所有党代表。武装力量中的所有党、政治以及文化方面的工作都要在政治训练部指示的指导下展开”。
军校还设立特别党部，作为党在军队的组织，部队的特别党支部由党员民主选举产生。
黄埔军校的政治思想工作以政治理论课为主渠道，前期开设8门，后期开设26门，课程有三民主义、国民党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社会进化史等。军校编印《黄埔日刊》、《黄埔潮》、《革命军》等许多刊物和小册子，宣传革命思想。政治课的讲授和革命刊物的编写，大多由共产党员担任。军校还积极为农工运动训练政治军事骨干。
黄埔军校的建制成为国民党建立党军的基础和发源地。1924年10月组建黄埔军校教导团，12月成立第二教导团，以黄埔师生为骨干，实行党代表制，士兵大多来自于农工运动中的青年积极分子。1925年4月13日，校军改称为党军，以教导第一、二团合组为党军第一旅，增建党军第三团，以后又吸收部分粤军，扩充为党军第一、二师。其时，国民党党军的基本特点就是仿效苏军的政委制，实施党代表制，建立政治思想工作机制，以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使军队成为党的工具。8月26日，党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成立蒋介石为军长的第一军。北伐战争前，汇集广东的各类军队先后改编成国民革命军8个军，共约16万人。1926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了《政治部训练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推广黄埔军校党军的治军原则，在各军设党代表和政治部。
二、国民党党军机制的瓦解与黄埔系的崛起
黄埔军校创建并推行的党军机制，在1924年至1927年初的革命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黄埔师生在广东革命统一战争中表现出色，黄埔军官教导团为核心的第一军起过党军的表率作用。北伐顺利进军时，多数黄埔人和“党军”具有一定的国民革命意识。
但是，国民党党军机制很不完善，在形成过程中又一再受到冲击，到1927年夏季就崩溃了，代之以忠于个人的黄埔系集团。
党军机制迅即败坏的首要原因是，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破坏了国共合作，消饵了党军的革命性。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在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分裂活动，造成了国民党内部思想混乱。蒋介石的反共举措则直接摧毁了党军机制。
1926年春，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清除共产党，迫使250余名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周恩来辞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蒋介石坚持军校内不许跨党，不准成立各种组织，“一经查出，定行严重究办”。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清党”开始后不久，在广东的黄埔军校即遭到血洗。血洗军校的主谋是校长蒋介石和副校长李济深，主持人是代校长方鼎英等。黄埔军校的清党始于4月15日，学生全部被缴械。到5月底，黄埔军校“逮捕之共产分子，共四百余人”，不少共产党人遇难。政治部主任熊雄、政治教官肖楚女被杀害。有些逃离黄埔的共产党人，最终还是被追捕杀害。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长安体诚在上海被捕就义，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张秋人在杭州遇难。4月中旬，广西南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拘捕学生多名，其中周飞宇、李仁及、秦蔼云、张铮等后来被处死。
军校清党期间，军队里也展开清党。4月25日，南京的黄埔同学会成立清党委员会。5至6月，朱培德和冯玉祥分别把军内政治工作人员“礼送出境”。军内清党引起军心动摇，战斗力下降，因此到7月22日宣布停止。
在黄埔军校从事政治思想工作的干部，三分之二以上是共产党人，军队里中共政治工作人员也有相当比例。清党，使党军机制趋于崩溃。
清除共产党，没有增强国民党的凝聚力，反而演化了国民党内的矛盾。
广东清党后，李济深宣布脱离武汉政府，但与南京政府貌合神离。李济深极力保举蒋介石的亲信钱大钧任第三十二军军长，目的是将他调离广州，驻军韶关。蒋介石则设法反制李济深，调任黄埔代校长方鼎英为新编第十一军军长，立即派刘光为“代校务”，再次把副校长李济深搁在一边。
在武汉的黄埔各期毕业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体学生、黄埔军校特别党支部等纷纷发通电谴责蒋介石。武汉政权军事支柱之一张发奎部，大批军官毕业于黄埔军校，对南京政权发动“清党”和清洗黄埔军校表示强烈愤慨。武汉国民党中央也谴责蒋介石对军校和军队的清党，蒋介石则鼓吹“护党救国”，与武汉党中央相抗争。
部分南京部队的官兵对蒋介石搞清党反共也很反感，第一军内部出现左倾迹象，致使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政变”前，将第一军的第一、二师调离上海，把桂系第七军派驻南京和沪宁线，作为政变的军事后盾，用青帮流氓和归降军阀周凤岐所部第二十六军镇压了上海的工人武装。第一军许多官兵对上海的流血惨案很不理解，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因不满“四一二政变”，托病辞职。
国民党的党军机制发育不全，军内政治思想工作很不平衡，经不起冲击。尽管党代表制度理应是国民革命军的基本制度，但实际上很不完整。北伐军兴之际，党代表制度未能深人各军基层，10余万人的军队中，政工人员仅800余名，而且成分复杂，难以切实贯彻主义。军内政治工作偏重宣传，在党的队伍建设方面没有切实举措。党权对军权的影响浮在表面，而且各军差别很大。国民革命军8个军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二、三、五、六、七、八军，分别由原湘军、滇军、桂军组成，或合编而成，政治素养不高，政治机制残缺不全。军部设有党代表，师及师以下单位政工系统建制不全，政工人员流动性大。最为出格的是由原桂系部队改编而成的第七军，只有少数几个军级长官加人国民党，军以下的单位一律不设党政机构，共产党人更被排斥在外。军长李宗仁称：“各友军多为共产党所渗透，唯我七军能保持一贯纯洁无染的作风。”第二种类型是以粤军第一师为基干组建的第四军，军官大多有过革命经历，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部队，但该军受中共政治工作的影响较为深广，并不是国民党党军的典范。第三种类型，即1925年10月组建的第一军，堪称较为典型的国民党党军。该军由黄埔军校教导团为主干的党军第一旅和革命经历较丰富的粤军第四师组成，但中共党员在“中山舰事件”后被迫退出，第一军的政治工作大为削弱。总之，仓促组建的国民革命军8个军，党军机制大多很不完善，在北伐顺利进军之际，急剧上升的军权压倒了原本十分脆弱的党权。
此外，黄埔军校的军事教育受保定军校等旧式军校影响较深，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治教育的有效性。黄埔第一期军事教官44人，其中保定系20人。在不到4年时间里，黄埔军校先后聘用保定系军官100多名。“保定军校标榜‘军人不干政’，严禁各种报刊及传布新思想的书刊和参与各种社会政治活动，以图将学生培养成只知服从命令的职业军人。”党军“典范”第一军的核心力量，恰恰是毕业于保定军校的黄埔军事教官。北伐前夕，同样有保定军校经历的蒋介石控制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而且，《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总司令统辖各军，并管制军事委员会的多数机构。这些因素的综合，助长了旧军校传统的回潮，势必削弱国民党中央对军队的领导和监督。原本就很脆弱的党军机制，在北伐进军过程中迅速瓦解，军权压倒了党权。半年多时间，国民革命军由出征时的10余万人膨胀到40万人，大量归降的旧军阀部队根本没有建立政治思想工作机制。
武汉发生“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军队里的党代表制度和政工系统形同虚设，或者干脆取消。党军体制瓦解之际，蒋介石注力于建立黄埔系为核心的中央军。
北伐大革命阶段，第一军还不宜称为蒋系军队。这是因为北伐顺利进军阶段，“国民革命”还是各军的共同目标。而且，何应钦对第一军还有相当的控制力。蒋系黄埔军官集团的形成，在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和复出之初的几个月内。
何应钦，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1924至1927年历任黄埔军校总教官、第一军军长、军委会常务委员。何应钦处世圆滑，藏锋不露，在南京政府、武汉政府、奉张北京政府鼎足而三的形势下，极力避免卷入政治旋涡，对蒋介石的态度不很明朗。“七·一五”政变后，武汉汪精卫派以去蒋为宁汉合流条件，派遣唐生智、张发奎部两路大军东征南京，北洋军阀则策划渡江反攻南京，上海“西山会议派”对蒋指斥升级，桂系李宗仁也在南京逼蒋下野。蒋介石成为众矢之的。何应钦遂以第一军为后盾请蒋下野。蒋介石失去了与各方抗衡的军事资本，于1927年8月13日宣布辞去本兼各职。
蒋介石下野后一度隐居家乡溪口，遥控全局。蒋介石最器重的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朱绍良，通过他抓牢黄埔系军人。蒋介石把黄埔同学会交给朱绍良指导，并关照他把该会从南京迁到杭州。朱绍良与黄埔同学会秘书曾扩情共同策划，想方设法联络军中校友，保存力量，为迎蒋复职作好准备。与此同时、朱绍良在上海收容失业的黄埔毕业生1000余人，编为一个总队，由贺衷寒任总队长，主持政治军事训练。
黄埔同学会是蒋介石东山再起的重要军事资本。蒋介石在黄埔军校任校长期间，竭力灌输“忠孝仁爱”之类传统思想观念，培植私人感情。黄埔系早期右翼团体由陈诚发起组织，名为孙文主义学会，以对抗进步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借口这两个组织有违亲爱精神，下令撤消，另行成立黄埔同学会，自任会长。黄埔同学会规定在校学生均为当然会员，强调会员效忠于国民党，奉行三民主义，绝对服从校长的领导，不准宣传共产主义，违者严厉惩处。黄埔同学会的成立，为蒋介石以后搞军事干政和实施独裁统治打下了初步基础。
蒋介石去职后，何应钦多方迁就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撤消蒋介石在职时成立的7个补充团，命令驻守宁沪一带的黄埔系军官一律率部渡江，同大举南犯的孙传芳部作战。这条命令如得以贯彻，黄埔系实力将严重削弱。朱绍良通过黄埔同学会，策动黄埔系军官拒绝服从命令，迫使何应钦撤消渡江作战命令。
8月25日，孙传芳率领安国军6万余人渡过长江，屯兵南京与镇江之间。龙潭会战关系到第一军和南京政权的命运，成为决胜之役。第一军各部殊死拼战，反败为胜，保住了南京政权。参加龙潭战役的黄埔高级军官顾祝同、刘峙、蒋鼎文、陈诚等后来都成为蒋系重要军事人物。
蒋介石对黄埔系寄予厚望，在赴日访问前，于9月20日发表《告黄埔同学书》：“我们应当一致反省，何以一往无前的胜利中会造成不可挽救的失败呢？第一个重大的原因当然是全体同学意志不能统一，精神不能团结，不顾团体需要，只逞私人意气，同室操戈，自相残杀，这是我们最大不幸的一点。”蒋介石以领袖的口吻表达了他对黄埔系的强烈“责任”感，暗示他必将重新上台：“我一刻不能忘记你们，我仍要随时尽我指导你们的责任。我愿与你们互相勉励，重造革命的基业。”
蒋介石从日本回国后，刘峙、顾祝同、钱大钧、卫立煌等高级将领纷纷发表请蒋复职的通电，黄埔系团以上军官联名通电，“请校长继续领导革命”。黄埔同学会由杭州迁回南京，为迎蒋复职积极开展活动。
黄埔同学会大搞派系活动，气焰炽张，咄咄逼人。非黄埔系军官大为反感，称之为“黄祸”。吕操等人发起恢复北洋时代的四校同学会，以谋合力对付黄埔势力。所谓四校，实际上是四个系统的旧军校，指民国初期培养北洋军官的将弃学堂、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保定军校。蒋介石复职后，为了消除“四校”军官搞对抗的后患，不得不撤消黄埔同学会，并下令禁止在军中建立同学会、同乡会之类的组织。在蒋介石授意下，中央军校内部设置毕业生调查科，后改为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但这一调查处的职权有限，主要负责毕业生的登记考核、不具备控制军官的职权。于是蒋介石以黄埔系亲信40余人为基干组织复兴社，自任社长，吸收军内外人员10万人、对全军乃至全国进行监控。复兴社的原则是：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牺牲个人自由，绝对服从领袖。
“四·一二政变”和“七·一五政变”后，政治部成了军事长官的幕僚机构，国民党军内的党军关系变成了油与水的关系。蒋介石用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党来替代系统的革命理论教育，而对于三民主义的理解，国民党内部分歧严重，实际上失去了主义和共同目标。“黄埔精神”异变为“服从校长，精诚团结，矢志反共，不成功便成仁”。30年代前期国民党用法西斯主义、儒家道德观来教育军队。抗日战争以后，受美军建制影响，取消了政工机构，国民党军队成为一支没有政治灵魂的军队，在解放战争中迅速溃败。
三、中国共产党坚持并发展“党指挥枪”原则
黄埔军校是国民党培养军事干部的摇篮，也是共产党培养军政人材的一个基地。国民党军队与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在黄埔建军的基础上，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黄埔军校是政治大舞台，多种政治力量在这里交锋，多种人才从这里产生。
《军官学校考选学生简章》开宗明义：“本校希望对于军队有彻底的改良进步，故拟使全国热心有志堪以造就之青年，得有研求军事学术之机会，并教以三民主义，稗养成良好有主义之军队，以为党军之下级军官。”那时大部分省份的国民党改组工作依靠共产党人的指导帮助，因此中共在许多地区主持了招生工作。毛泽东在上海执行部负责长江流域和北方各省考生的复试。参加创办黄埔军校，是中共早期军事活动的开端。黄埔军校首批学生500余人，其中共产党员80多人。黄埔军校共培养出3000余名共产党毕业生。
处于国共合作的复杂形势下，中共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用特殊的方式积累党军建设经验。中共在黄埔军校的早期组织火星社成立于1924年底，活动到1925年9月，吸收第二期学生60余人，第三期约30人。中共在黄埔军校设有支部，一期书记蒋先云，二、三期书记杨基纲，周恩来全面负责。第四期政治班460人中有99名共产党员。建立于黄埔军校的中共特别党支部，是中共在军界成立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不久，中共在叶挺独立团和国民革命军其他一些部队以及冯玉祥的国民军中也建立起自己的组织。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中共从政治上直接掌握的部队中，党组织已普遍发展到团设总支，营设支部，连设小组。这对于开展政治工作，加强中共对军队的影响力，起了重要作用。
共产党人承担了黄埔军校大部分政治思想工作。周恩来、熊雄、包惠僧(1927年后脱党)先后出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季方任政治部副主任，肖楚女、叶剑英、恽代英、聂荣臻、张秋人、高语罕、于树德、韩麟符、张求实等先后担任军校的政治总教官、教官等职，学生大队的大队长、区队长中有众多共产党人。毛泽东、苏兆征、刘少奇、吴玉章、张太雷等著名共产党人曾去军校作演讲。在黄埔军校担任过政工工作的共产党人数以百计，为中共独立开展武装斗争造就了一批军政人才。
1924年，中共两广区委设立军事委员会(后改为军事部)，周恩来任军委书记。12月，周恩来等主持建立了“海陆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由共产党员徐有章、周士第担任正副队长，廖乾吾任党代表，士兵大多从工农青年积极分子中选拔。1925年11月中旬，以铁甲车队为基础，从黄埔军校抽调干部，成立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四团(次年改称独立团)，叶挺任团长，周士第任参谋长，“该团建立党的支部，各连建立党的小组，团的干部任免、调动和人员补充，都由中共独立决定”。这支部队成为中共最早直接领导和掌握的部队。
然而，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严重右倾，认为共产党人的工作应限于搞民众运动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不要干预军事行政，不要涉及军权。因此，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和军队的工作偏重于政治思想，对组建自己的武装不够重视。北伐战争期间，黄埔军校毕业生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约有2000人，他们具备在军队里担任军事骨干的能力，但大多从事政治工作。
就北伐战争进展总体情况而言，国共合作的因素仍起着作用。国民革命军8个军都设有党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基本掌握了政治工作的领导权。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第二、三、四、六军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分别是共产党员李富春、朱克靖、罗汉和林伯渠。中共政治工作人员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努力鼓舞士气，取得显著效果。
攻占武昌后，中共对掌握革命武装力量采取较为积极的步骤，将独立团扩编为三部分：原独立团改组为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叶挺抽调部分骨干组建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以独立团的另一部分为基础建立第七十五团。1927年6月，中共又派七十三团参谋长卢德铭出任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此外，中共掌握和影响较大的部队还有贺龙指挥的第二方面军第二十军，朱德领导的南昌军官教导团，以及武汉军政学校等。
国民党当局搞血腥清党，迫使共产党绝地反击。1927年夏开始了国共兵戎相见的十年内战，并形成两支性质不同的军队。1927年三次著名的武装起义，同中共“黄埔人”都有关系，成为中共创建和发展工农红军的起点。南昌起义，原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任前敌委员会书记，指挥全局战斗。原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聂荣臻，以及林彪、陈庚等众多黄埔毕业生也参加了起义。曾任黄埔军校教官的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参与筹划南昌起义。南昌起义的主力来自中共掌握的第二方面军部分部队，即贺龙指挥的第二十军，叶挺指挥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十一军第十师，第七十三团，以及第二十五师大部。参加南昌起义的还有朱德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等部队。
广州起义，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起义主力是叶剑英指挥的教导团，前身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属于中共掌握的黄埔系统。武汉分共之际，张发奎组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把1700名军校生编人其中。中共在该教导团设党支部，连设党小组，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接任该团团长，改称第四军教导团。叶剑英，1924年黄埔军校建立时即任教授部副主任，掌管军事理论的学科教育。恽代英，黄埔军校总政治教官，并任军校的中共党团书记，在广州起义中任苏维埃政府秘书长。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同“黄埔人”也有关系。毛泽东虽然没有在黄埔军校担任过职务，但曾到黄埔军校作演讲。“黄埔人”卢德铭任工农革命第一军第一师总指挥，在9月23日的激战中不幸牺牲。卢德铭，中共党员，黄埔二期生，留校任政治部组织科员，历任叶挺独立团营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参谋长、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中共掌握的有黄埔情结的警卫团，是秋收起义的主力。
经过三次武装起义，中共开始有了自己的革命军队，并扬弃和发展了黄埔军校时期的党军传统。毛泽东说：“内战时期的中国红军，保存了并发展了北伐时期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民主传统”；“国民党的军队本来是有大体相同于今日的八路军的精神的，那就是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时代。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南昌起义南下部队于1927年10月至11月，对部队进行了“赣南三整”，整编部队，重新登记党团员，成立党支部，把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加强基层工作。秋收起义部队经过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立在连上”的原则，排、班建立党小组，团、营建立党委，并在团、营、连设立了党代表，由选举产生的党代表担任党支部或党委书记，负责党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宣传教育。部队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党组织集体讨论，保证了党对军队的有效领导，奠定了以党制军的初步形态。井冈山上，毛泽东和朱德部组建为红四军，进一步健全党代表制度、思想政治工作制度以及军政合作制度。
1929年12月下旬召开古田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明确指出，要在红军中建立党的领导中枢，健全党的各级机制，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各级党组织严格执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实行党的集体领导，要有党的观念和铁的纪律。这就从根本上划清了我军与旧式军队的界限。决议精神在各地红军中得到贯彻，使红军成为中共的党军，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
四、国共两党党军机制兴衰的必然与历史启示
1927年是大动荡、大分化之年，国民党当局的清党反共和中共的绝地反击，都与“黄埔人”密切相关。此后“黄埔人”分属国共两大阵营，经历了22年的较量。中间力量仍有错综复杂的变化，但大抵在两极之间摇摆、归依。
1927年，蒋介石以黄埔系为后盾，走向权力的顶峰，建立“蒋家王朝”，成为国民党第一号实力人物。毛泽东退居井冈山，播下革命火种，许多有过黄埔军校经历的共产党人逐渐接受了他的领导。22年后，蒋介石困守孤岛，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军民打败“蒋家王朝”，有众多因素。于此就双方的党军关系作一探讨。国共两党处理党军关系的原则和方法有明显区别，效果也截然不同。作为“党军”，党与军的关系必须突出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党的领导权要体现集体的意志和决策。一旦党政军大权集中于一人，当集权者的政见与党的宗旨和任务发生分歧时，党军关系就会异变为对抗性质：不是党服从武力，就是集权者交出军权。孙中山的权威形象使他的政治思想能代表国民党领导集体的意志。孙中山去世，国民党中央的政治权威黯然失色，蒋介石得以独揽党政军实权，国民党中央无论个人还是集体，都无法有效约束他。尤其在战争环境下，党权削弱后，军权势必上升乃至恶性膨胀。北伐期间虽然设有总政治部，但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没有随军行动，也就是说，党权对军权的监督约束机制在战争实践中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蒋介石行使总司令职权时，在他身边没有可以操作的具体约束机制，也没有可以约束他行为的人。
中国共产党从建军之初起，就把军队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建立起党对军队有效的领导体制。从1927年秋上井冈山到1935年初召开遵义会议，在革命道路和方法等重大问题上，毛泽东等手握兵权的共产党人同党中央的观点时有分歧，但党指挥枪的原则为党内一致认同、并贯穿始终。中共武装斗争历经曲折，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坚持党指挥枪，坚持以党制军。
以党制军，就是以党义指导和治理军队，以党权监督约束军权。以党制军的前提之一是，党在军队中的组织机制要健全，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政治思想工作队伍，切实有效地实行党对军队的领导和督促，保证党的决策和任务得以全面贯彻落实。国民党从建立党军到组建国民革命军8个军，前后仅一年时间，其意在于尽快将以党制军的原则推广到集聚在广东的各色旧军队，但推行党军模式过于仓促，举措不力，党代表制度在多数部队仅仅悬浮在军一级，军政治部的工作也未能普遍深人到师团级。国民革命军没有真正实现“党化”，而作为党军基干的第一军由于排斥了中共党员，思想处于混乱状态。北伐战争打响后，党权在军中急剧下降。中国共产党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过程中就将“支部建在连队上”，党在部队的组织机制系统有力，军队成为执行党的任务的工具。
组建优良党军的另一前提是思想统一，主义鲜明，信仰一致。孙中山认为，军人要理解主义和革命目标，才能“发生奋斗精神”。黄埔军校以新三民主义为旗帜，曾发挥了良好的政治凝聚作用。国民党在孙中山去世后，政治思想方面的分歧表面化，五花八门的三民主义争斗不休，法西斯主义独裁理论和儒家的“四维八德”说教交相使用，国民党军队失去了主义，失去了长期目标，成为一支没有灵魂的军队。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军队里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扎实而有针对性，成为有革命理想的军队。
从根本上说，建立“党军”的目的是为了革命，为了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党军与人民军队在本质上理应是一致的。孙中山对此曾有所认识，他在对滇、赣、粤各军演说中强调古今革命性质不同，古代革命是以改朝换代为目的的“帝王革命”，“今之革命，则为人民革命”。孙中山倡导“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体现了实行“人民革命”的强烈愿望。但是国民党内部对革命存在不同理解，当北伐大革命深入到社会革命，由国民革命向解放工农劳苦大众的阶级革命转化时，许多国民党人惧怕并反对工农运动，国共两党发生了根本分歧。
国民党当局企图通过清党来彻底划清两党关系。但是，清党也打击了国民党内部的左派和其他各色持不同政见者，削弱了国民党对军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清党不仅没有起到纯洁党的队伍，严密党的组织和增强战斗力的作用，相反导致国民党自身组织的分裂和人才的逆淘汰。”自从清党后，国民党以党制军的体制彻底瓦解，陷入以军制党、以军干政的误圈，结果必然是军人跋扈，统治专制，派系林立，党争不休。中共在反对清党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实行以党制军，宏观上用党的思想路线来指导军队，军队建制方面党政体制从上到下一以贯之，落实到连队，乃至排、班。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枪杆子只是一种工具，必须服从于革命事业的需要，必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必须全面接受党的领导。
“清党”以后，国民党军队中的黄埔人称为黄埔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民党派系斗争的特点。黄埔军校的军事教官大多毕业于保定军校或日本军事学校，原本就有不少旧思想、旧意识。黄埔系军人抱成团，加剧了嫡系与非嫡系、中央军与杂牌军之间的矛盾。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过黄埔经历的共产党人虽然为数众多，但从来不自认为黄埔系，外界也没有人从共产党党军政干部中划出黄埔系这么一个群体的，这是因为共产党内不允许另立山头，因为共产党一直有效地实行以党制军。
以党制军符合中国国情，变通传统政治文化中合理的成分，赋予传统政治中“以文制武”观念以新的涵义，使之适应新的历史时期和时代使命。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二千多年，大凡“以文制武”得以贯彻的时期，则中央政权稳固，地方听命于中央；反之，武夫干政，以军制政，则中央式微，地方军阀成尾大不掉之势，或几个政权并存，中国陷人分裂。这一历史规律，在1927年的中国再次得到证实，悲剧的导演和实践者是国民党蒋介石，依仗武力觅取小胜，终于导致大败。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则变通“以文制武”的传统，坚持党指挥枪，走出失败，向胜利进军。
国共力量此消彼长，以党制军还是以军制党，与双方长远目标不同固然有关，就当时情况看，国共两党上层的成员构成差异较大，思想观念上“代沟”较深，也是重要因素。国民党元老大多是原同盟会成员，是在反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革命思想较为陈旧，在清帝退位后，实际上没能产生堪称理论体系的新的革命思想。许多老国民党人留学日本，接受的是经过东洋化的西式思想意识。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或毕业于旧式军校，或接受国民党老党人陈旧过时的思想理论，思想观念上大抵属于“老一代”的。
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大多是在清政府垮台后成长起来的，世界观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形成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军事全面危机的阶段，尤其受苏俄革命影响，不少共产党骨干曾留学西欧或苏俄，他们容易接受激进的新思想，又善于把握国情和形势，具备改造旧中国的活力。
国共两党的党政军骨干之间存在广义的“代沟”，包含着清末民初社会新陈代谢沉积下的互相冲突和值得反思的内容。新陈代谢的历史规律，在两党谁胜谁负的角逐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以党制军还是以军制党，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反映出“代沟”差异的一个方面。可以说，国共两党两军的不同命运是这场较量的一个缩影，关键之年1927年已经埋下了伏笔。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