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利用长三角地区15个村庄连续11年固定观察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考察税费改革对这一地区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农户个体特征、创收能力和社会地位等变量后，税费改革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平均使农户人均收入提高6.82%.该效应远大于税费减免所带来的直接收入增加。同时，本文还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了税费改革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本文发现：在改革前3年，税费改革对农户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另外，本文利用农业生产函数，讨论了税费改革对农户生产性资本和劳动投入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税费改革后农户并没有显著增加对农业生产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最后，本文基于C —D 生产函数讨论了税费改革对农户生产投入要素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税费改革后，资本和土地的产出弹性显著增加。
关键词：税费改革；农户收入；长三角；固定效应模型
*本项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税费改革与农户经济增长研究”（编号：03BJY061）和“中国农村文化市场演变与未来引导研究”（编号：07BG4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民生产风险态度的假说与实证”（编号：70673065）和“东西部农户经济发展机理及政府管理行为研究”（编号：70173016）资助。资料获取得到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及苏浙沪三地办公室支持。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得到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朱喜博士的帮助，特此感谢。
一、引言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宣告了中国农村集体经营的结束，农户替代国家和集体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林毅夫，2005）。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不仅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农业系统的纳税机制也得以重塑，农户直接承担起纳税与交费的义务。尽管在改革初期，由于收入增长相对较快，农民对负担大体还可以承受，但在一些地区，农民负担日益加重的现象已开始显现（贺雪峰，2000）。特别是80年代中期农村基础教育管理权限的下放，使农民又压上了农村义务教育的负担。进入90年代后，农民收入和负担问题成为一个越来越受关注的课题。在学术界也有许多文献探讨了中国农村税费负担（诸如BernsteinL ü，2001；Lin Liu ，2007；Tao Liu ，2005）。
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国城乡（工农）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农民增收问题已成为中国政府考虑的主要政策问题之一。在1990年初，国务院专门下发了《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并在稍后的1993年先后用“紧急通知”和“通知”的形式对农民负担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规定。但是，造成农民负担日益加重的根源——制度与政策——并未及时做出根本性调整（王习明，2005），因而农民负担加重的问题即使有政府的多次明令禁止，依旧没有好转（Shi Gu，2003；史清华、卓建伟，2005）。直到1997年，农民收入增长出现了明显徘徊甚至下降，中央政府才着手在农村进行税费改革试点（贾康等，1999）。经过了多年的试行，农村“费改税”政策终于在2002年得以全面推开。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让农民感受最深的是中央政府明确提出“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2004年农业税率总体上降低一个百分点”。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则进一步指出：“扩大农业税免征范围，加大农业税减免力度”。2005年下半年，中央政府正式宣布，“2006年全面停止农业税征收，取消农业税”。
自“九五”期间试行农村“费改税”以来，农村税费改革一直是学术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农业税费改革效果如何，也是学者们所关心的，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总结与分析税费改革可能带来的影响。Yep （2004）、Kennedy （2007）论述了税费改革对农村基层政府执政能力和干群关系的影响。Yep 认为，“费改税”在短期内或许可以减轻农民负担，但其效果是很难持续的，除非有根本性的财政重新分配变革，否则只会给贫困的农民带来伤害而不是帮助，同时也会导致基层干群关系恶化。Kennedy 认为，税费改革会显著降低乡镇政府的自治和服务能力，特别是贫困地区。他认为，这种乡镇政府无效率状态会带来比税费负担更严重的不满和不安局面。高树兰等（2006）、郭成秀（2006）、王春光（2005）分别结合中国农村经济的实际，从定性分析的角度探讨了取消农业税后农民增收、农民负担等可能出现的新问题。至于农村税费改革的效果，学者们也存在不同的观点。石磊、马士国（2005）认为，减免农业税的宏观效应是不影响农村经济的增长率，只对农业部门的收入水平有着一次性的影响。Lin Liu （2007）认为，减免农业税对于缩小城乡差距是值得称道的，但同时认为，这项政策的长期效果是不明确的。史清华等（2006；2007）则认为，减免农业税等惠农政策所带给农民的直接收入效应是有限的，而由政策变化引发的农民观念转变所带给农民的增收的间接效应却是巨大的。
本文旨在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农村税费改革给农民收入增长带来的影响提供更精确的估计，同时探究其影响的根源。本研究采用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国际大都市三角地区（简称“长三角地区”）的15个村694个以农业为主业的农户1995～2005年的面板数据，利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来消除那些除控制变量外的村庄文化、地理环境等不可观测的个体差异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同时，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宏观经济条件和自然条件都会影响农户收入，本文通过控制年度固定效应的方式对此加以控制。通过引入反映改革实施时间的虚拟变量，本文考察改革对农户收入增长带来的平均效果和动态效果。考察动态效果即分别考察税费改革第一年到第五年及以上的效果，反映改革的短期和中长期的不同时间效应。
为了探究税费改革影响农户收入增长的根源，本文利用农业生产函数来探讨税费改革实施对农户生产性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影响，同时基于C —D 生产函数讨论税费改革前后农户投入要素生产效率的变化。
之所以选择长三角地区的农户为研究对象，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长三角地区是目前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该地区经济的迅速崛起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体现在拥有集聚效应的城市与企业上，还体现在农村与农户上。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全国农村经济还一直处于徘徊或下降过程之际，长三角地区的农村与农户经济就已率先走出徘徊，走上增长的快车道。事实上，中央有关农业税费改革政策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是鉴于该地区的成功经验。2005年下半年中央政府正式对外宣布，2006年全面停止农业税的收取。事实上，2003年，苏浙沪等沿海省（市）就已率先减免了农业税。
其次，本文作者拥有记录1995～2005年连续11年长三角地区固定跟踪观察村、1000余个固定观察农户样本生产、生活方面情况的面板数据资料，这段时间正好是该地区农村税费改革从试点到实施的阶段。因此，通过对该地区农村税费改革效果的实证研究，考察税费改革对该地区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可以从中窥见税费改革对中国农户经济运行的影响，为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供一定的决策支持。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介绍数据和变量，第三部分讨论计量模型和实证结果，第四部分是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微观解释，第五部分是结论。
五、简要结论
本文利用长三角地区15个村庄连续11年固定观察所得的面板数据，构建年度和个体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并运用该模型分析了农村税费改革对该地区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农户个体特征、创收能力和社会地位等变量后，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改革使农户人均纯收入平均提高约6.82%，该结果远大于税费减免所带来的直接收入增加。本文还通过构建动态模型研究了税费改革效应的持续性。研究发现，在改革后的前三年，税费改革对农户收入增长呈显著的正影响。这可能与长三角地区税费改革政策的实施并非一步到位而是一个连续渐进的过程有关。
为了解释为什么税费改革会给农户收入带来远大于直接税费减免金额的增长，本文从生产函数的角度讨论税费改革实施对农户生产性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税费改革后农户生产性资本投入没有显著增加，生产活动中的劳动投入也没有显著增加。因此，税费改革并没有使农户显著增加对农业生产的投入。为了进一步探究税费改革影响农户收入增长的根源，本文从C —D 生产函数出发，讨论税费改革前后农户投入要素的生产效率是否发生变化。实证结果表明，税费改革后，资本和土地的产出弹性显著增加，这说明，税费改革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户对农业生产的认识，提高了他们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户更合理地安排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这也许是在资本、劳动等要素没有显著增加的情形下农户收入却显著增加的原因。这一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对于中央政府推行的税费改革等惠农政策，农户在行动上做出了理性的反应。
（作者单位：1上海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 Dept.of AgriculturalEconomics ，Purdue University ，US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