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变化的制度环境中，制度变迁既非以“自执行”方式自发完成制度变迁过程，也不会由于“路径依赖”而必然陷入良性或恶性“锁定”，而是呈现出发展—停滞—新发展螺旋上升之“间隔性制度变迁”过程。任何制度优势都只能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比较制度优势”，若将一种制度模式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比较优势理解为恒定优势，就极易导致制度僵化与制度惰性。而多模式竞争能促使各模式保持对环境变化敏感性和快速反应机制，有助于形成多元、持续、渐进的制度变迁过程，因而成为“制度模式化悖论”的破解之道。

【关键词】模式化悖论；比较制度优势；垄断性收益体系；间隔性制度变迁

一、问题的提出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制度是人类生活的客观需要。何谓制度? 在不同语境中制度内涵固然不尽相同，但常被定义为“人类在其中相互影响的框架”[ 1 ] (P195) ，“一种稳定的，有价值的行为的再现模式”[ 2 ] (P394) ，或“一系列人为设定的行为规则”[ 3 ] ( P16) 。本文关注的是政府主导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兴衰间的内在因果关系，制度内涵则相应地被界定为，政府政策主导下区域经济所形成的固定发展路径，这种路径安排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性，对该区域内人们行为和再选择形成制约。

社会现象千变万化，但有时似乎又可表现出某种奇妙的“整齐性”。在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人们常可发现这样一类制度经济学现象，某一特定区域经济，经过早期路径形成期、进入快速发展期、达到高峰期，逐渐模式化，形成稳定之制度结构，获取稳定制度收益；而制度一旦被模式化后，往往摆脱不了相对衰退之命运，形成“倒U型”变迁路径。我们将这种现象暂假设为“制度模式化悖论”，即制度模式化可最大化特定发展路径的制度收益，但制度模式化同样会内在地导致制度衰退。从历史上来看，明清时代，中国各地出现了一批以地域为中心，一种既亲密又松散，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著名的有山、陕、鲁、徽、闽、粤、宁波等十大商帮，这其中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的就是山西商帮(晋商)。它利用明朝初年的“开中法”在西北地区兴起，纵横商界500年，经营项目“上自绸缎，下至葱蒜”，几乎百业俱备；足迹遍及华夏大地及周边各主要国家；服务对象上达朝廷、官宦，下至乡野、边关；商路达万里之遥，款项则汇通天下，达到发展高峰期，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经济势力。然而发展到近代却走向衰退，最终一蹶不振。其他区域性商帮也大致经历这样一个变迁过程。如果说，在古代农业文明下，由于运输交通、信息传播等因素限制，制度环境变化相对缓慢，一个制度、一个模式变迁周期较长；那么在全球化与信息时代下，制度环境日新月异(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宏观政策、倾销与反倾销等等) ，一个模式变迁周期就要短的多。

从当代区域经济发展来看，我国当前区域经济发展已形成诸多模式，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这些模式发展到一定时期，皆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模式化悖论，并逐渐通过制度新陈代谢在不同程度上加以化解。最为典型的就是“苏南模式变迁之双重循环”，传统苏南模式变迁在经历了第一重循环：制度环境变化——制度失衡——制度变迁——制度均衡——制度失衡[ 4 ]之后，又经历了第二重循环，制度失衡——制度变迁——制度均衡，即所谓的新苏南模式。改革开放之初，脱胎于草根中的苏南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摆脱计划经济的桎梏，率先形成制度性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发展高峰，进而形成众口交赞的苏南发展模式。然而，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温州模式”的兴起，“传统苏南模式”逐渐衰微，甚至走向“终结”。[ 6 ] (P1) 于是人们转而称颂温州模式，对苏南模式作深层分析与评判。新世纪以来，温州模式亦复呈现衰落迹象，而“新苏南模式”却又焕发生机。这一系列跌宕起伏、丰富多彩的模式兴衰循环，无不凸显“制度模式化的陷阱”。

上述极具规律性的“整齐化”现象的背后是“制度变迁与区域(模式)兴衰”的重大命题，该命题可分解为理论与经验两个层面。前者需求解的问题包括制度变迁与“模式化悖论”之间存在何种内在因果联系? 制度模式化是否可能导致制度衰退? 后者则着重探询以下问题：什么原因导致苏南模式变迁中之双重循环? 为什么“内源型”苏南模式未能在高峰时期推进制度变迁，完成产权改制? 而是直到苏南模式相对衰落后，在温州模式的刺激下，才重新启动“外源型”制度变迁? 本文立足于苏南模式变迁中之双重循环的经验事实，在此基础上提出作者的看法。

二、制度失衡—制度变迁—制度均衡：苏南模式变迁之双重循环

制度变迁是在变化的制度环境中，多种潜在制度相互竞争而形成的持续不断的变革过程，任何制度优势都只能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比较优势，即暂时与局部优势，而不可能形成绝对优势。苏南模式变迁经历了区域兴衰的双重循环，传统苏南模式变迁第一重循环表现为即制度失衡——制度变迁——制度均衡——制度失衡；新苏南模式经历第二重循环，制度失衡——制度变迁——制度均衡。这一经验事实的复杂性对既有理论的解释能力提出挑战，也为新的逻辑建构提供了机会。“尽管西方学者和前辈学者已经提供了大量的视角、理论、模式、命题和概念，但是假如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假如具体的现实生活具有无限的丰富性，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知识都是阐述学意义上的偏见，每一种知识体系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 7 ] ( P6)苏南模式变迁之两重循环体现“间隔性制度变迁”五个阶段内在逻辑功能切换。

制度变迁源于既有制度安排出现了制度不均衡，出现了新的获利机会。传统苏南模式制度变迁的逻辑结构体现为社会结构变迁——新的获利机会出现——制度需求——制度创新(变迁) ——获取制度收益。“苏南模式”内涵学者们见仁见智，形成众多的名词术语，如“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①、“干部资本主义模式”、“(准)地方政府的地方产权制度模式”、政府超强干预模式、干部经济模式、政绩经济模式。从经验描述来讲，“苏南模式”主要指江苏省南部(苏州、无锡、常州)率先实践的，以集体经济为主、以乡办和村办工业为主、以市场调节为主、以依托中心城市为主、以县乡干部为主要决策者、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一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这一发展模式雏形萌生于计划经济时代，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逐渐模式化，在20世纪90年代初转入调整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逐渐衰落。

苏南地区综合资源禀赋结构由于其区位优势、资源优势、文化优势，为政府精英主导区域制度创新提供良好制度环境。苏南位于太湖之滨、长江三角洲中部，素有“鱼米之乡”之称。这一区域在明清时期便是闻名中外的商贾云集之地，家庭手工业、纺织业就已经相当发达。苏南地处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发达城市所形成的工业走廊边缘，距市场中心近，运输成本低，容易获取快捷的产业延伸与技术支持。交易成本的降低、潜在获利机会、具有创新冲动的地方政府精英集团，这三个要素萌生和推动了初始制度变迁。

苏南模式变迁过程体现为：

(1)苏南政府精英集团获取区域经济发展主导权。制度变迁过程实际上是实施制度的各个组织在相对价格或偏好变化的情况下，为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重新谈判，达成更高层的合约、改变旧的规则、最终建立新的规则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中央政府启动中央—地方分权化改革，多元化利益结构和分权机制逐渐代替高度垄断的中央集权结构，地方政府在区域市场化过程中开始发挥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作用。“地方政府开始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它仍是计划经济等级体系中的一级组织，需完成中央政府提出的经济社会目标。另一方面，它成为地方经济和社会组织的代言人，以实现地方经济效益为目标为区域微观经济主体发展开拓制度空间。”[ 8 ]

(2)地方政府主导与缝隙经济。改革开放初期，大量经济缝隙的存在为苏南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提供了历史机遇。中国乡村工业明显地处于“正式”经济体系之外，农村工业的发展类似于“缝隙经济。”①[ 9 ] (P22)“缝隙经济”形成潜在制度获利机会，构成政府主导制度变迁之诱因，社区政府(乡镇政府)借助行政、经济的力量展开集体行动，组织区域内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资源发展集体经济。乡镇集体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被社区政府所掌握，社区政府在动员和组织市场资源方面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其投资与发展能力也比乡镇企业自身能力更强。在模式形成阶段，初始制度变迁获得了巨大收益，苏南乡镇集体经济得以迅速、超常规发展。初始制度收益递增进一步激励地方政府推进制度变迁，获取更大收益，在此良性循环下，苏南集体经济“比较制度优势”初步形成，苏南亦可独享比较制度优势所产生的大部分制度收益。

(3)双层委托—代理结构。苏南模式产权结构是公众——社区政府——社区企业领导人三者间双层委托代理结构。全体社区成员为委托人，将集体所有权交给了社区政府，通过社区政府使社区所有权运作起来。特定历史条件下，公众——乡镇政府——乡镇企业领导人三者对发展乡镇企业高度一致，这种高度一致的目标认同形成信用与道德自律，消解了“集体行动”外部性，形成了对双层委托代理内在缺陷的抑制。但双层委托代理先天缺乏严格的激励约束机制，每经过一个委托代理的环节，来自初始委托人的激励和监督动力就会衰退，到了企业这个末端几乎丧失殆尽，因而这一模式从兴起之初，也就潜在地隐藏着模式衰退因子。

总的来说，传统苏南模式的成功是改革之初，集体产权结构相对国有产权结构而形成的比较制度优势的外在体现，但制度资源与自然资源一样具有稀缺性、有限性、时间性，制度创新者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从一项制度安排中开发出无限收益，一旦现有制度优势资源消耗殆尽，制度衰退就不可避免。

20世纪80年代后期20世纪90年代初期，“传统苏南模式”经过成熟期步入转折期。随着制度环境变迁，“传统苏南模式”显现出资源约束、需求约束、体制约束等局限性。20 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传统苏南模式出现了机制僵化、效益下降、民间经济活力受抑制的状况。(1)经济体制与政策的变化。随着宏观经济秩序全面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乡镇企业的制度比较优势逐渐衰减，乡镇企业传统的外延式发展模式承受着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冲击与震荡。(2)市场竞争的加剧。随着中国经济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苏南乡镇企业的外部竞争对手日益增多，国有企业在放开搞活后进入市场；经营灵活的个体私营经济也日益壮大；“三资企业”由于实力雄厚、技术设备先进、产品质优档次高，对苏南乡镇企业构成了强有力竞争。(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苏南乡镇企业“产权模糊”问题凸现。产权模糊导致企业内部组织成本大幅度上升，从而抵消企业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和提高专业化收益的努力。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苏南企业竞争力遭受沉重打击，苏南乡镇企业完全丧失比较制度优势，苏南经济也丧失领导地位，以至于“苏南模式终结”。随着十四大确立起我国经济改革目标模式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温州市场化、民营化改革符合经济改革方向，温州模式被视为最有活力、最有效率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而成为全国学习的新“榜样”。在此制度环境下，苏南政府精英(县市领导和基层干部)开始赴温州、台州等地考察学习，推进制度引进与制度模仿，苏南乡镇集体企业相继进行了产权改革(改制) ，旨在明晰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此时的苏南制度变迁已属于另一种类型。在苏南模式崛起期，制度变迁属于“内源型制度变迁”，在既有政治经济结构的缝隙中，区域内部自发萌发的，社区政府与地方民众联合推进的制度变迁。而新苏南制度变迁则是一种“外源型制度变迁”，其内涵在于传统模式失去制度比较优势的背景下，在新的竞争集团崛起的外部刺激下，而形成的制度创新。[ 10 ]那么，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自然产生了：为什么苏南模式未能在其高峰时期推进制度变迁，完成产权改制? 即使该区域已形成制度变迁的良好外部环境，即使制度变迁存在巨大潜在获利引诱，是什么使苏南政府精英集团对此无动于衷? 依据比较制度优势分析框架，当苏南模式经过形成期、发展期，制度变迁进入模式化阶段后，“垄断性收益体系”开始逐步形成。垄断性收益与制度变迁前二个阶段的制度收益不同，前二个阶段的制度收益主要体现为经济收益(即区域经济增长速度、投资增长速度等等)。垄断性收益是综合收益，它不仅包括经济收益，还包括政治收益、意识形态收益、榜样收益等等，构成了一个收益体系。垄断性收益体系提升了制度变迁的成本与风险，阻碍任何对该发展路径本质性的制度变迁。政府精英往往倾向于维持这一垄断性收益体系，除非一个新的制度安排崛起，通过竞争抢走比较制度优势，使该垄断性收益无法维持。

垄断性收益体系对制度变迁的阻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垄断经济收益。在制度模式化阶段，苏南模式由于其先发性，形成相对于其他区域的比较制度优势。比较制度优势使其独享该制度发展路径所生产的大部分经济收益。(2)垄断意识形态收益。除了模式化带来的经济收益之外，苏南模式本身被赋予了政治社会化功能。相比温州个私经济模式，苏南集体经济模式似乎更能体现社会主义内在属性，苏南模式因而被视为共同富裕的集体经济之楷模，成为意识形态意义上的集体主义典范。(3)垄断榜样收益与荣誉感。区域发展路径一旦形成模式，该区域便可收取学习者所交纳的各种经济与非经济费用。与此同时，政府精英集团荣誉感随之膨胀，苏南把江浙核心区域的乡村工业化抢先冠以“苏南模式”的称号，在赢得荣誉同时也冲淡了政府精英集团的创新意识。(4)模式政绩成为官员升迁的政治渠道。在政绩收益与官员升迁直接挂钩的制度背景下，苏南政府精英自然倾向于“苏南模式”的维持与赞扬，甚至特定时期将苏南经验提升到过于理想化境地，而忽略“苏南模式”的潜在危机。

任何制度优势都只能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比较优势，而不可能成为绝对优势；而“模式”不是比较、相对的概念，而是一个静态、绝对的概念，倾向于将一定时空条件下比较优势理解为恒定优势。这一思维一旦被政府精英集团吸纳为潜在行为逻辑，将阻碍政府精英集团相对于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和快速反应机制，从而导致制度僵化与制度惰性。随着新的地方政府竞争集团的兴起，苏南模式比较制度优势完全丧失，经济收益、榜样收益、意识形态收益、政绩与升迁等垄断性收益亦无法维持，传统苏南模式走向衰落。但从制度变迁成本另一个角度来看，当传统苏南模式走向终结时，由于变革可能导致的价值损失亦不断减少，制度变迁成本亦随之降低。随着潜在的获利机会不断增加，当收益/成本比大于1时，新的制度变迁需求重新产生，政府精英开始酝酿启动新一轮“外源型”制度变迁，以重新获取制度均衡。

在地方政府间竞争结构中，地方政府集团所受到的压力与私人企业所承受的压力具有相似之处，为赢得政绩与民众支持相互竞争， [ 11 ] (P95)政府精英集团通过主导区域发展的制度安排来实现这一目标。面对各种批评，苏南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对乡镇企业实施多次产权制度改革，到20世纪末，苏州地区95%以上的企业完成了改制。同时，利用历史机遇，招商引资、大力推行外向型经济，锻造出“新苏南模式”

“新苏南发展模式”相对于传统苏南模式而言，主要指全球化背景下，苏南地区通过制度创新与政府职能转换，以园区经济为载体，打造国际制造业基地，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互动并进。(1)产权制度变革。苏南模式最深刻的来自产权变革。“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个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 12 ] (P5) 1998年，苏南乡镇集体企业进行了第一次改制，把乡镇集体企业改制成集体控股的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第一次改制收效不大，许多县市陆续进行了“二次改制”，通过二次改制打破地方政府的“地方产权制度”，基本上将乡镇政府对乡镇企业的直接支配权从企业撤出来，从而意味着以集体经济为核心“传统苏南模式”的终结。(2)个私经济发展。苏南三市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积极借鉴了温州模式中优势制度因子，利用前两个阶段的资本积累，积极支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逐步形成外资、个私双核心经济结构。(3)外向型经济。随着苏州、无锡、常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国家级开发区和一系列省级开发区的落成，三市吸引外资的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外向型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新苏南模式的崛起进一步表明，在变化的制度环境中，制度变迁既非以“自执行”方式自发完成制度变迁过程，也不会由于既有路径依赖而必然陷入良性或恶性“锁定”，而是呈现出一种发展——停滞——新发展螺旋上升之“间隔性变迁”制度变迁过程。那么下一个有趣的问题又随之产生：既然制度模式化往往导致制度衰退不可避免，那么，新苏南模式是否也摆脱不了衰退命运? 逻辑演绎可以给出一个有趣“填空”，传统苏南模式间隔性变迁经历第一重循环：制度失衡——制度变迁——制度均衡——制度失衡；新苏南模式间隔性变迁第二重循环体现为制度失衡——制度变迁——制度均衡——制度失衡。在最后一个环节需要打上一个问号，因为它需要时间来解答。笔者认为新苏南模式同样存在制度模式陷阱，模式化周期律依然在起作用，间隔性制度变迁中五个阶段的逻辑切换功能仍然生效，模式化陷阱依然存在。外生型昆山模式高度依赖外来经济，其产业结构又主要是以IT产业为主，这样对外高度依赖的、单一经济形态能经得起多大冲击? 内生型江阴经济尽管不必担心会突然变成一座产业空城，但是同样存在隐忧。传统产业升级固然需要依赖高科技研发与创新，但高科技同样具有高风险性。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与信息时代，制度环境千变万化，特定制度发展路径的内在“成本—收益比”亦随环境不断变化，现行产权规则、法律规章、政府管理体制可能呈现边际效率递减。

在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中，任何一种发展路径都难以持续、稳定的获利。最优制度安排是动态而非静态地存在于制度选择集之中，如果要从制度选择集寻找到最优制度安排，那么首先就需要而且必须要放弃模式化思维。新苏南模式与传统模式苏南相比，存在若干有利于摆脱模式化悖论的良性因素，例如，清晰的产权结构、富有开创意识的政府精英集团、比较有效的政府治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在这些有利因素中，多模式间竞争有利于消解模式化悖论。苏南地区经过产权革命与结构调整，历经城市化与外向化的推动，正进入了一个多模式时代，这包括江阴之内生经济模式(传统企业+上市) 、昆山之外来经济模式、吴江的民营经济等等。(1) 多模式竞争提供了多种发展路径的实践典范与社会知识。随着各种发展路径实践与得失经验的积累，作为“第一行动集团”的地方政府逐渐扩充了对制度选择集的了解(如温州模式对传统苏南模式的启示，新苏南模式对温州的启示) ，从而为自身进一步制度创新奠定了社会知识基础。“纵观历史，社会知识使制度绩效和制度创新得以增加，这主要是通过成功先例的逐渐积累来实现的，社会科学知识的效应已使制度变迁的供给函数右移，即社会科学知识对代价更大的真伪学习过程的替代，这能使制度创新的成本降低。”[ 13 ] (P352)(2) 多模式竞争条件下，任何一种发展路径都无法形成绝对优势，皆无法维持垄断制度收益，这就促使各模式必须保持对环境变化的制度反应机制，从而有助于形成多元、持续、渐进的制度变迁过程。(3) 多模式竞争条件下，多模式竞争具有另外一个有益的功能，即竞争产生外部压力有助于区域内政府——民众行动目标保持一致，有利于消解制度变迁外部性，从而形成区域政府——民众联合“集体行动”。这种多模式竞争不仅来自苏南内部，整个长三角、珠三角大区域内的新苏南模式、新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发展路径呈现多元竞争势态，在竞争——合作压力下，各模式形成内源型与外源型的双重动力机制，获得制度变迁的持续激励，被迫保持对环境变化保持敏感性和快速反应机制，从而可能摆脱制度模式化悖论。

三、结论

1. 模式变迁存在兴衰周期。在古代农业文明下，由于运输交通、信息传播等因素限制，制度环境变化相对缓慢， 制度内在“成本——收益比”较为固定，制度比较优势能在较长时间得以维持，一个制度、一个模式变迁周期较长。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下，制度环境日新月异(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宏观政策、倾销与反倾销等等) ，特定制度“成本—收益比”不断变化，新的获利机会与新的衰退因子不断出现，制度比较优势难以长久维持，一个制度、一个模式变迁周期就要短的多。例如，传统苏南模式兴衰周期大约20年左右，传统温州模式亦近约如此。当前，正值新苏南模式崛起，好评如潮，但这种情形不正是传统苏南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高峰期时的情况吗? 我们想从一个理性视角提出：在模式兴衰律的作用下，应警惕新苏南模式在未来二十年衰退的可能性。当一种制度模式达至鼎盛，其内部潜在衰退机制亦同时开始作用：模式结构会自我强化制度内在依赖性；垄断性收益形成使制度变迁成本与风险大为增加(学界与媒体肯定与称赞本身亦提高了制度变迁成本) ，阻碍对该发展路径本质性的制度变迁。即使制度环境导致制度内在“成本—收益比”发生变化，政府精英集团往往不愿轻易启动新一轮制度变迁，从而可能失去路径转轨的最佳时机。

2. 苏南模式变迁的双重循环过程表明：在变化的制度环境中，制度变迁既非以“自执行”方式自发完成制度变迁过程，也不会由于既有路径依赖而必然陷入良性或恶性“锁定”，而是呈现出一种“间隔性变迁”，即制度变迁有持续性但不同于“自执行”，有停滞但不同于“锁定”，呈现出一种发展——停滞——新发展螺旋上升之制度变迁过程。

3. 制度变迁是一个在竞争中持续不断的过程，任何制度优势都只能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比较优势，即暂时与局部优势，而不可能形成绝对优势。“模式”不是比较、相对的概念，而是一个静态、绝对的概念，倾向于将一定时空条件下比较优势理解为恒定优势。这一思维一旦被政府精英集团吸纳为潜在行为逻辑，将阻碍政府精英集团相对于环境变化的敏感性和快速反应机制，从而导致制度僵化与制度惰性。

4. 制度模式化悖论与破解。制度模式化悖论表明制度模式化可最大化特定发展路径的制度收益，但制度模式化同样会内在地导致制度衰退。但亦存在若干有利于摆脱模式化悖论的良性因素，例如，清晰的产权结构、富有开创意识的政府精英集团、有效的政府治理等等；多模式间竞争有利于消解模式化悖论，多模式竞争提供了多种发展路径的实践典范与社会知识。多模式竞争条件下，任何一种发展路径都无法形成绝对优势，皆无法维持垄断制度收益，这就促使各模式必须保持对环境变化敏感性和快速反应机制，从而有助于形成多元、持续、渐进的制度变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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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概念内涵的简要界定，制度变迁指一种低效制度向高效制度的变迁，制度均衡指这样一种状态，在给定的一般条件下，现存制度安排的任何改变都不能给经济中任何个人或任何团体带来额外的收入。参见诺斯与戴维斯：《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1971).

[5]为表达方便，不发生理解上歧义，笔者将苏南模式区分为传统苏南模式与新苏南模式.

[6]关于“苏南模式的终结”这一提法，学界亦有争议；但无论人们带着什么主观情感，传统苏南模式的衰退无疑是“价值中立”的客观存在。参见新望：《苏南模式的终结》，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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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制度变迁的分类，通常被划分为强制型制度变迁与诱致型制度变迁，这种纵向分类无法表达本文的经验内涵，因为笔者认为还可从横向上分类，即从内到外的内源型制度变迁，从外到内的外源型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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