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自己翻译的西洋诗歌，最早面世是在1870年代，即王韬与张芝轩合译的《法国国歌》（即《马赛曲》）和德国爱国诗人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unst Moritz Arendt，1769－1860）的《祖国歌》，这两首诗均见于1871年出版的《普法战纪》第一卷中，后来外国诗歌翻译得很多，著名的翻译家有苏曼殊、马君武、辜鸿铭等人。但，他们译的这些诗多是格律诗。外国诗歌中的另一新品种：散文诗，在20世纪前还无人翻译。20世纪初，刘半农（1891－1934，“五四”前写作刘半侬）第一个开始关注并翻译外国的散文诗。而且所译诗歌又是东西两大文豪：印度的泰戈尔和俄国的屠格涅夫的散文诗。

泰戈尔（1861年－1941年）是印度享有盛名的文学大师，其名作《吉檀伽利》1913年曾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东方作家。

“五四”前夕刘半农翻译了泰戈尔的4首散文诗。前两首发表在《新青年》5卷2号（1918年），题为《Tagore诗二首》，即《恶邮差》和《著作资格》；同年又在《新青年》5卷3号上发表了另外两首译作：《海滨》和《同情》，这四首均是无韵诗，即今天的“散文诗”。泰戈尔诗歌总的美学风格是质朴自然，清新流畅，富于童真。今录他的散文诗《海滨》中的第一节：

在无尽世界的海滨上，孩子们会（汇）集着。

无边际的天，静悄悄的在头顶上；

不休止的水，正是喧腾湍激。

在这无尽世界的海滨上，孩子们呼噪，跳舞，会（汇）集起来。

在“五四”前，这可谓很好的白话译诗了。台湾诗人痖弦在《早春的播种者》中对刘半农的白话诗评价很高。他说：在这些译诗中，“旧语言的羁绊似乎一点也看不出来，”“白话文那样子好法，至少在那个时期除了胡适之外，恐怕找不到第二个人。”对照他“五四”前后的译诗，此言并非过誉。

刘半农还译过俄国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屠格涅夫（N．C．Tургенев，1818年－1883年）是俄国杰出的文学家，他的主要成就是小说，在生前即享有国际声誉；但他也写诗歌，散文诗写得尤佳。刘半农关注俄国这位世界级的大作家是在1915年，他译了屠格涅夫的四首散文诗。遗憾的是，刘半农不懂俄文，散文诗又无韵，他是据英译本转译的。刘氏把它们当成断篇小说介绍给了中国读者。这便是刊在1915年《中华小说界》2卷第7期上的四篇小说，刘氏译题为《杜瑾讷夫（屠格涅夫不规范的译名）之名著》，即《乞食之兄》、《地胡吞我之妻》、《可畏哉愚夫》、《嫠妇与菜汁》（后来巴金以散文诗的形式分别把他译为《乞丐》、《马霞》、《愚人》、《白菜汤》）。刘半农十分欣赏这4篇作品，他在“译者前言”中说：此4篇“均为其晚年手笔”，“措词立言，均惨痛哀切，使人情不自禁。余所读小说，殆以此为观止，是恶可不译以饷我国之小说家。”

3年之后，即1918年，刘半农又在《新青年》5卷3号上译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二首：《狗》和《访员》，这次他不仅将作品体裁真确区分为散文诗，题为《屠格涅夫散文诗二首》，而且还将作家的名字Tургенев准确地译为“屠格涅夫”，诗界至今仍沿用此译名。但，这两首散文诗仍是据英国C·Garnett的英译本转译的。

刘半农所译散文诗的时间是“五四”前夕，他译这些散文诗的意图是配合当时正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希望在诗歌方面打破古典诗歌旧格律的束缚。这点他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说得十分清楚。散文诗的字数多少不拘，又无严格的韵律要求，自然有助于诗体解放，冲破旧格律的束缚。这种预设和新文学家所倡导的“五四”后新诗创作的走向基本上是一致的。今年是刘半农先生逝世70周年，谨以此文作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