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大多数的年轻人对“贫困”一词日渐陌生，他们的父辈却对这两个字有着最切身的感受。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农村分布着２亿５千万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极端贫困人口，占当时农村总人口的３０．７％。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立志“向贫困宣战”的中国人民经过２５年的不懈努力，在减缓和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到去年年底，全国农村极端贫困人口减至２千９百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３．１％。
回顾过去二十五年间波澜壮阔的中国扶贫事业，我们看到了开发式扶贫、扶贫到村到户、对口帮扶、自愿移民等多种扶贫形式，看到“青年志愿者支教扶贫计划”、“幸福工程”、“春蕾计划”、“光彩事业”等专项扶贫计划，更看到贫困人群在“脱贫”后绽放出的灿烂笑容。
第一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８５年 关键词：体制改革
１９７８年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超过３０％，导致这一时期大面积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经营体制落后。改革开放政策自农村开始，农产品价格逐步放开、发展乡镇企业等多项农村经营体制改革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热情，解放农村生产力，提高土地产出率，为解决农村贫困打开了出路。
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５年，农村人均粮食产量增长１４％，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２．６倍，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从２．５亿人减少到１．２５亿人，占农村人口的比例下降到１４．８％。
第二阶段：１９８６－１９９３年 关键词：开发式扶贫
为进一步加大扶贫力度，我国自１９８６年起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成立专门扶贫工作机构，安排专项资金，确定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制订专门的优惠政策，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等，这标志着有计划、有组织和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在全国范围内的启动，我国的扶贫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开发式扶贫是指在政府的支持下，鼓励和支持贫困地区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提高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开发式扶贫是对过去传统的分散救济式扶贫的改革与调整，是一种“造血型”扶贫模式，目前已是我国农村扶贫政策的核心和基础。经过８年的开发式扶贫，到１９９３年底，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８千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下降到８．７％。
第三阶段：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 关键词：扶贫攻坚
以１９９４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公布实施为标志，我国的扶贫开发进入攻坚阶段。计划明确提出，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力争用７年左右时间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目标、明确对象、明确措施和明确期限的扶贫开发行动纲领。
经过多方努力，到２０００年底，国家“八七”扶贫攻坚目标基本实现，农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减少到２０００年的３千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降至３％左右。“八七”计划执行期间，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农业年均增长７．５％，工业年均增长１２％，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１２．９％，农民人均年收入年均增长１２．８％。
第四阶段：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 关键词：小康社会
进入２１世纪，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发展到新的阶段。从贫困人口数量上看，到２０００年底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还有３千万人，低收入人口６千多万，这９千多万农村人口构成新阶段我国农村扶贫的基本对象。与此同时，由于剩下的这部分贫困人口分布更加分散，居住地区的自然条件恶劣、社会发展程度低，扶贫工作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２００１年５月，党中央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这是继“八七计划”之后又一个指导全国扶贫开发的纲领性文件。《纲要》的序言中写到：“缓解和消除贫困，最终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而尽快解决极少数贫困人口温饱问题，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巩固温饱成果，逐步改变贫困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落后状态，为达到小康水平创造条件，则是新世纪前十年我国扶贫事业总的奋斗目标。
“中国过去２０年扶贫开发所取得的成就深刻地影响着国际社会。”“中国的这一成就为发展中国家甚至整个世界提供了一种模式。”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扶贫事业不仅为提高本国的富裕程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全球消除贫困作出了为国际社会普遍赞誉的积极贡献。
开发式扶贫：解读中国扶贫“奇迹”的关键词
石漠化现象严重的贵州省日前启动黔西南三十万亩金银花基地建设工程，计划在两年内将原本乱石满坡的濯濯童山变为开满金银花的青山，实现“治穷”和“治荒”的双重目标。
金银花是具有较高药用价值、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藤本植物，贵州省示范种植试点地区的经验显示，改种金银花后村民户均年收入由过去的２００多元增加到３０００元左右。预计黔西南三十万亩金银花基地建设工程将带动３０万人口、６万农村家庭脱贫致富。
引导贫困农户发展投资少、见效快、效益高的种植业、养殖业和相关的加工业、运销业，是我国开发式扶贫方式的主要内容。在过去２０年间，类似金银花基地工程这样的开发式扶贫项目，为我国数以千万计的农村人口告别贫困作出最突出的贡献。
分散救济式扶贫是我国过去传统扶贫的主要形式，但这种“输血式”扶贫不仅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负担，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农户脱贫致富的出路问题。１９８６年，党中央确定以开发式扶贫作为我国农村扶贫政策的核心和基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支持、鼓励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改善生产条件，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增强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
１９９４年公布实施的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扶贫开发行动纲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为开发式扶贫作出具体规定：国家要扶持贫困户创造稳定解决温饱的基础条件，有条件的地方，人均建成半亩到一亩稳产高产的基本农田；户均一亩林果园，或一亩经济作物；户均向乡镇企业或发达地区转移一个劳动力；户均一项养殖业，或其他家庭副业；牧区户均一个围栏草场，或一个“草库仑”。
为了确保开发式扶贫的效果能够持久，我国在经济、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教育、环保等各个领域对贫困地区进行倾斜，确保贫困农户拥有持续稳定的脱贫致富能力。１９８６至２０００年，我国农村贫困地区修建基本农田９千多万亩，解决了７千多万人和８千多万头大牲畜的饮水困难。到２０００年底，贫困地区通电、通路、通邮、通电话的行政村分别达到９５％、８９％、６９％和６７％。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已经成为我国开发式扶贫战略的重要力量。在１９７８－２００３年２５年间，乡镇企业以年均２０％的速度增长，目前国内２千１百万家乡镇企业共吸纳１．３５亿农民就业，提供给每个农民的工资收入由２５年前的１０．７元增加到９３０元。数字显示，乡镇企业发展速度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增加就业机会２５万个，为全国农民增收５元钱。
开发式扶贫为中国扶贫事业创造了奇迹：１９８５年我国尚有１．２５亿农村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２００３年降至２千９百万。世界银行中国首席代表黄育川说：“开发式扶贫模式为贫困农民创造了通过自身努力脱离贫困的能力，中国的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大规模综合性扶贫的胜利：中国西南扶贫项目
有这样一个扶贫项目，在７年间运用大规模综合性扶贫开发的手段，让２８３万祖辈生活在贫瘠山区里的贫困农民实现脱贫的梦想。这个项目曾获得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的赞许，并将作为成功案例在即将举行的世界银行全球扶贫大会上宣讲。它就是中国西南世界银行贷款扶贫项目。
１９９５年１月，我国政府和世界银行开始在最贫困的西南地区实验一种跨部门、跨行业的综合扶贫开发项目。项目区包括广西、贵州、云南三省区的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和南宁、北海和防城港三市，覆盖约２８０万农村贫困人口。贫困人口中近一半来自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大石山区，交通不便，饮水困难，有的学校是在岩洞中上课。
西南项目总投资约为４．８６亿美元，世界银行资金和国内配套资金比例为１：１。与过去单项扶贫项目不同，西南项目开创了我国跨区域综合性扶贫开发的先河，项目总共分为生产经营、配套项目、监测项目、硬贷项目等四大类，涉及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开发、劳务输出、教育、卫生等各个领域。
西南项目负责人、国家扶贫办对外联络司吴忠司长说，造成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单一地解决某个方面的困难很难取得理想的扶贫效果。西南项目以穷人为中心，从影响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各个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扶持，采取综合性的扶贫开发措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人口的稳定持续扶贫。此外，项目采用“一次规划，分阶段实施”的扶贫项目计划和实施方式，比较有效地解决了过去政府扶贫项目中存在的项目之间不衔接和不匹配问题。
经过项目的实施，项目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学校和卫生室成为贫困村里最好的建筑，教育卫生设施大大改善，人们可以喝上洁净的水，农民收入增加，住房、交通条件也得到改善。对比项目实施前后，项目区的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发生率由１９９５年的３１．５％下降到２００１年的１２．９％。项目区的返贫率也在逐年下降，从１９９５年的１８％下降到２０００年的８％左右。
世界银行中国首席代表黄育川评价说，西南项目针对中国西南地区集中连片的贫困人口集中的现状，实行跨省区的大规模集中开发，成功实现了大规模减贫的目标，为以后解决其它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提供很好的思路和经验。
鉴于西南项目的巨大成功，项目创造的思路与模式已经被吸纳进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如扶贫到村到户，参与式村级扶贫规划、综合性干预、项目监测、贫困监测、一次规划、分阶段实施等。世界银行也因此加强了与我国在扶贫方面的合作，目前已先后实施了秦巴山区扶贫项目（四川、陕西、宁夏）和西部扶贫项目（甘肃、内蒙古）。目前世界银行、英国国际发展部和我国正在积极准备第四个大规模综合性扶贫项目，计划覆盖广西、云南和四川三省。
对口扶贫，上海、云南一线牵
中国中央政府为了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并确保中国能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在１９９６年倡导东部沿海１３个相对发达省市的地方政府“对口”帮助和扶持西部１０个贫困省区。此间专家说，这一地方政府之间“结对子”扶贫的做法，已取得明显成效，在国际上也有借鉴意义。
作为中国东部沿海最为发达的都市上海，对口支援与东南亚和南亚接壤的云南省。云南省在中国各大省市中属低收入组，共有７３个贫困县，占全国贫困县总数的１２．３％。绝对贫困人口与低收入且收入不稳定的贫困人口相加超过千万人。而上海在中国各省市中社会综合评价得分名列第一。
在对口帮扶过程中，上海总共向云南提供了约４．２亿元的资金，其中政府拨款占８８．１１％，社会捐赠占１１．８９％。据上海市政府协作交流办公室的统计，在最近的７年里，上海在云南红河、文山、思茅３个重点扶助地州援建各类帮扶项目２０００多项，建立希望小学２４０多所和“白玉兰”卫生室５９０多所，帮助云南引入各类急需人才１７００多人，在上海安置云南劳务工６０００多人。沪滇两地还签订各类经济合作项目４７７项，协议投资金额达９４亿元。专家对沪滇对口帮扶作了社会经济效益分析，云南受援地区超过２０万人直接受益，实现温饱安居，并辐射带动周边６０多万人摆脱贫困，１２８万人改善了就医和上学条件。
由于地方政府的平等和深入的协商，这种“结对子”扶贫方式可在较短时期内，以较低成本获得最大扶贫开发效益。上海市协作交流办公室副主任胡雅龙说，上海将对口帮扶的目标设定为“让贫困人口直接受益，并让贫困人群主动参与到反贫困中”。
上海在对口支援云南中最成功的就是“温饱村”工程。１０５５个分布在群山森林中的“温饱试点村”，是沪滇两地扶贫人员“钻天捣地”找出来的最需扶助的贫困村。扶贫人员在村里仔细踏勘，详细询问村民最急迫的需求，然后才设计“温饱村”建设的方案。每个“温饱村”确保“六个一”，即“一所村校、一所卫生室、一批种养殖项目、一批小水窖、一批沼气池、一个卫星广播电视接收站”。上海市协作交流办公室一位来自贫困山区的工作人员说：“穷的滋味我最有体会。温饱村建的这些东西，也是我小时候最想要的。”温饱村的村民在接受采访时也是实实在在的一句话：“日子比过去好过了。”
由于对口支援的贫困地区往往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边民都有自己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没有贫困人口的主动参与，面对如此大规模的贫困人口，再强大的政府也只能“望尘莫及”，动员投入的资源也只能是“杯水车薪”。
上海对口支援云南中将“救济式扶贫”与“开发式扶贫”结合起来，实施“扶贫资金－扶贫项目－扶贫人员”一体化的操作方式，加强资金管理，监督项目实施效果，传递先进的生产、管理和经营理念，向贫困农民发放他们最需要的小额信贷，解决其家庭经营所缺的一次性启动资金。由于“扶着走”与农民长期生活所依靠的“小本经营”结合在一起，农民自主脱贫意识很快建立，生产积极性也调动了起来。近７年上海向云南无偿提供小额信贷资金５３００多万元，累计向贫困农户发放贷款１．２亿元，还贷率高达９０％以上，受益群众接近２０万人，总体经济回报率达到４２％。
未来中国的减贫空间何在？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明显减慢。1986－1993年，全国贫困人口共减少4500万，平均每年642万。1994－2000年的七年间，贫困人口共减少4800万，平均每年近700万。2001－2003年，全国共减少贫困人口300万，平均每年100万。
与此同时，贫困地区与全国农村、贫困农民与全国农民之间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拉大。从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与全国农村比较看：2001年重点县的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三项指标分别相当于全国1985、1987、1985年的水平，落后15年左右。从全国贫困农民与一般农民的收入差距看：1992年，全国10%最低收入的农民“收入上限”是320元，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其2.45倍, 2002年则扩大到3.95倍。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政策法规司刘福合司长介绍说，造成当前“贫困人口数量减少，扶贫工作难度却加大”的现象的原因主要有：由于自然条件恶劣、社会保障系统薄弱和自身综合能力较差等因素，目前已经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还存在很大的脆弱性，容易重新返回到贫困状态。而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一般都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社会发展程度低和社会服务水平差的地区，这些地区投入和产出效益的反差较大。
数字显示，目前我国贫困人口微观分布更加分散。1994年592个重点贫困县覆盖全国贫困人口的72％以上。而新阶段确定的592个重点县覆盖的贫困人口只占到61％，下降了11个百分点。由于贫困人口的相对分散，瞄准对象难且成本高，不仅增加了工作的难度，而且很容易被忽视。
尽管扶贫工作的难度空前加大，但是以“缓解和消除贫困，最终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依然决心以艰苦努力获得与贫困战役的最终胜利。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１０年我国扶贫开发的主要任务有三项：一是帮助目前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尽快解决温饱；二是帮助初步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进一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巩固温饱成果，提高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三是加强贫困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逐步改变贫困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落后状态，为达到小康社会创造条件。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纲要》结合多年扶贫开发工作的经验，提出了四条工作原则：坚持综合开发、全面发展；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持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据悉，贫困地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将成为新阶段扶贫开发的首要对象；同时，继续帮助初步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增加收入，巩固扶贫成果。而根据目前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分布状况和特点，国家扶持的重点将放在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中西部“老、少、边、穷”地区，根据集中连片的原则予以重点支持。
新闻资料：贫困问题在世界
贫困是当今世界最严峻的挑战之一。世界银行今年4月发布的年度统计报告《2004年世界发展指标》显示，截至2001年，所有发展中国家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绝对贫困人口总数约为11亿，贫困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21％。
目前，世界的贫困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其中90%的贫困人口集中在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东南亚、蒙古、中美洲、巴西及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当今世界贫困具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贫困人口不断增加，贫困状况持续恶化，二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三是贫困问题出现全球化趋势。
从上世纪60年代美国率先“向贫困宣战”以来，世界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逐步把消除贫困作为本国主要发展目标，积极探寻各种扶贫模式，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孟加拉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约200美元。但在20世纪的70年代初期，孟加拉格拉明乡村银行开创了小额信贷扶贫的模式，并以扶贫贷款的高到户率和回收率，被誉为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扶贫模式。
同是位于亚洲的泰国是世界著名的大米生产国和出口国，然而据泰国政府今年3月完成的全国贫困人口登记调查，目前泰国贫困人口约有750万人，其中大部分的贫困人口集中在农村。为此，泰国政府推出了包括“一区一品”在内的一系列扶贫助农政策，鼓励每个县区重点发展本地最富特色的产品，形成当地品牌产品，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这一计划调动了贫困地区的农民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利用富余劳动力和农闲时间，利用一技之长和施展当地传统技艺，努力开发具有本地特色的产品，创造新的财富来源。
南美洲的巴西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近年来，巴西通过土地改革、社区推动发展计划以及国际社会的帮助取得令人瞩目的扶贫成果。巴西大多数的土地都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上，土地所有权分配极不均衡，土地利用率相当低。为了让大多数人拥有土地进行劳动，巴西实施社区推动计划，以当地的资源以及社区的凝聚力为依托，将扶贫项目和可持续增长的环境政策结合起来。一方面使贫困人口更多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另一方面使土地资源得到合理、优化的使用。
新闻背景：多种模式的中国扶贫
在２０多年的扶贫进程中，我国政府和人民创造性地发展出许多适合我国国情的扶贫模式，为提高扶贫资金的利用效率，加速贫困人口的减少起到积极作用。不少模式已经成为世界扶贫事业中的经典案例，成为其它国家借鉴的经验。
扶贫到村到户
我国的扶贫开发着重到村到户，要求作到项目到户，资金到户，效益到户，帮扶措施到户。国家不仅将扶贫到户作为一项重要措施，而且把解决贫困农户温饱的各项指标也量化到户，并在实践中探索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扶贫到户方式。
科教扶贫
从１９８６年开始我国提出科技扶贫的口号，安排专项科技扶贫资金，用于优良品种和先进使用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推广以及科技培训。１９９５年以来，国家教委和财政部联合组织实施了“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投入资金超过１００亿元，帮助贫困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东西部协作扶贫（对口支援）
在扶贫开发中，我国采取东部较发达省市对口支援西部省、自治区发展的方式，加快西部贫困地区脱贫步伐。协作双方根据“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在企业合作、项目援助、人才交流等方面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扶贫协作。近年来东部１３个省市累计捐款、捐物折款２１．４亿元，双方签订项目协议５７４５个，实现投资４０多亿元，从贫困地区输出劳动力５１．７万人。
自愿移民扶贫开发
我国鼓励和支持生存条件极其恶劣地区的贫困农户通过移民搬迁、异地开发的方式，开辟解决温饱的新途径。移民扶贫开发按照“群众自愿、就近安置、量力而行、适当补助”的原则进行。近年来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迁移安置了２６０万贫困人口，使全国需要移民搬迁的贫困人口由７５０万减少到５００万左右。
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
政府主导是我国扶贫开发最主要的特征，是扶贫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的保证，同时，社会各界也是扶贫开发的重要参与力量。到２０００年底，全国定点帮扶的部门和单位达到１３８个，共派出３０００多名干部到贫困县挂职扶贫，直接投入资金４４亿元，帮助贫困地区引进国内外各种资金１０５亿元。此外，各社会组织、民间团体和私营企业也积极开展“希望工程”、“光彩事业”、“文化扶贫”、“幸福工程”、“春蕾计划”等多种形式的扶贫活动。
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