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进城、随志愿者还乡这两个戏剧性事件分别进行文本分析和案例研究，研究表明：（1）早期生活经历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据此可以将农民工子女区分为"一代半"移民和第二代移民；（2）"农民工子女"不是identity意义上的身份，而是status意义上的身份；（3）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不是简单地由社会结构所决定，而是在事件的驱动下，间歇性地生产出来，充满建构性和不确定性；（4）身份认同兼具自我展示和自我保护的功能，分别形成进取性认同和防御性认同，这两种认同的冲突在农民工子女身上尤为明显。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身份认同；防御性认同；进取性认同
*本文得到复旦大学第八批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写作过程中曾得到臧志军教授、彭勃副教授、Tamara Jacka教授、陈陆辉研究员、萧今教授、陈映芳教授、刘春荣博士、桂勇教授、李辉博士、易承志博士、刘伟博士、孔祥利博士等众多师友的指点和帮助，在此谨表谢忱；文责自负。
一、我是谁：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危机
"要问我是谁／过去我总羞于回答／因为我怕／我怕城里的孩子笑话……"
这首由北京市某民工子弟学校校长秦继杰创作的诗歌《我是谁》，或许可以作为农民工子女身份意识的最佳注脚。之所以要回避"我是谁"的问题，是因为他们在与城市孩子的比较中产生了朦胧的身份意识：同在一座城市，为什么自己和城里孩子的生活、学习条件却有天渊之别？这首诗后来被改编成《心里话》，经一群民工子女在200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朗诵，令许多观众潸然泪下。从《我是谁》到《心里话》，其中的微妙改动可谓意味深长。"我是谁"表达的是农民工子女对于自我身份的困惑，是一种自我认同危机，而《心里话》刻意抹掉了原诗所描绘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差距，而更加强调农民工子女与城里孩子的一致性，于是，"他们的2008"，也变成了"我们的2008"，"多余人/边缘人"心态被更为积极的"接班人"心态所取代。
这与其说是农民工子女的心声，毋宁说是主流社会对于农民工子女的期望。"别人与我比父母，我和别人比明天。"这一豪言壮语是"春晚"剧组后来添加的。其潜台词是，这是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不论出身高低，只要肯奋斗，就可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这一逻辑的推论就是，今天的农民工（即孩子们的父母）之所以处于社会底层，就在于他们没有奋斗，所以才输了今天；同样地，如果这些孩子的明天不够美好，也不要怨恨社会，只能怪自己不够努力。于是，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问题，在精英那里被巧妙地置换为系统整合的问题。然而，社会经济地位的鸿沟就横亘在孩子们面前，绝大多数农民工子女即便积极进取，等待他们的也将是高加林式的命运。他们会相信精英们炮制的平等神话吗？在一个"断裂"的社会，精英们能够如愿以偿地实现对底层社会的价值整合吗？
以往的学术研究更多地是从现代化、城市化、城乡二元结构的变迁出发，较少关注农民工子女的个体经验；相反，部分媒体报道敏锐地抓住了个体所经受的阵痛与挣扎，但更多的是经验和感性的呈现。本文则力图实现宏观与微观、理论与经验的综合，将农民工子女置于主体地位，看他们如何在文本和生活实践中建构自我与外部世界。有关社会认同的研究表明：人们往往更喜欢以积极而非消极的自我概念建构一种社会身份，是为了通过所认同的群体提高自尊（布朗，2007）。因此，应该把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放到中国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去理解、去透视：作为一个介于城乡之间的特殊群体，农民工子女如何认识、评价城市与乡村，这对其身份意识的形成会产生什么影响。
如此一来，个体经验与社会结构便得到了衔接。
为此，本文选择了两个戏剧性的事件：一是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进入城市；二是农民工子女随志愿者还乡。前者通过对浙江桐乡市某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作文来还原，后者则以上海"放牛班的孩子"合唱团的回乡之旅来呈现。无论是进城还是还乡，都是跨越城乡边界的过程，也是价值、观念、理智、情感的碰撞过程，由此可能导致身份认同的建构与解构，而这正是本文所欲考察和解释的。
二、由乡村到城市：以农民工子女的文本为分析对象
浙江桐乡市是毗邻上海、苏州、杭州的一个县级市，位居全国百强县（市）前30名。近年来，由于经济增长迅速，在外来民工大量涌入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随父母移居城市。笔者的高中同学XJN 就职于当地的一所民工子弟学校，这为笔者的田野调查提供了方便。通过担任语文教师的XJN ，笔者给该校的中小学生布置了一些作文（这相当于完全开放式的访谈），本文便以其中的几篇为主要分析对象（其中，六年级36篇，七年级57篇，合计93篇）。这篇作文的要求是：自拟题目：讲述自己随父母来到陌生的城市之后，发生了哪些令你印象深刻或对你影响较大的事情，你和你的家人是如何适应新环境的？
由于农民工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大量涌入桐乡的，而这些文本作者的年龄多在12～15岁之间，所以，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有一定的乡村生活经验，是到了记事、读书的年龄才进入城市的（笔者对老师和学生的访谈也证实了这一点）。
（一）农民工子女文本中的城里人形象
第一，城里人与农村人的形象被脸谱化，前者是冷漠无情的，后者则是温情善良的——"路上，每一个人的眼神都好可怕，像对仇人一样。……还是老家好，每个人都和蔼可亲，脸上都带着微笑，让人感到温暖"（女，七年级）。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都市的孩子，敏锐地觉察到陌生人社会与熟人社会的差异，但他们还无法理性地认识这种差异：在他们眼中，这不是传统与现代的分殊，不是生活方式的差异，而是人格、道德水准的高下之分。一些敏感的孩子甚至误以为城市社会这种普遍的个体化和疏离是专门针对自己（外地人）的「当然，这并不排除日常生活当中存在城市人歧视农村人的现象」，因而对城里人产生敬而远之或怨恨的心理。
第二，城里人看不起外地人，这几乎是孩子们的一个共识。但是，这种共识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习惯性的成见，并不是由个体的亲身体验所构建的。正因为如此，一个六年级学生在题为《好人好事》的作文中写到自己迷路，被本地小孩送回家，结尾感叹道："没想到本地人也这么好心，我以为所有的（本地）人都很坏呢。"这说明，城里人的"妖魔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交往，彼此陌生，是一种基于想象和误解的虚构；而这种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又会进一步妨碍两者的交往。有研究表明，农民工子女更倾向于群体内部的交往，很少与当地儿童交朋友，生活圈子相对封闭（史柏年等，2005）。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隔离机制的存在，例如，农民工子女只能就读于民工子弟学校，即使进入公立学校也独立编班；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双向的心理排斥，与农民工及其子女对城里人的刻板印象相对应，城里人也在对农民工进行贬低乃至污名化（潘泽泉，2007）。
第三，在孩子们那里，城里人-农村人、本地人-外地人被理解为富人和穷人的关系，城里人或者说当地人被等同为富人，并且是为富不仁的富人，城乡差别与贫富差距相混淆——"城里人就是有几个臭钱就拽得很，所以，本地人看不起我们外地人"（男，七年级）。在访谈中，笔者让一个声称城里人看不起外地人的女生举例说明这一点，她讲述自己和几个小姐妹到一家服装专卖店看衣服，服务员爱理不理，还说买不起就别乱摸。实际上，当地的穷人很可能也有过类似的经历。这与其说是对他们的外地人身份的歧视，毋宁说是因为他们的穿着打扮暴露了自己低微的消费能力。当然，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绝大多数农民工家庭在城市都属于穷人，这就使得他们可能遭遇双重歧视：一是对其身份或社会地位的歧视；二是对其经济地位的歧视。当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纠结在一起时，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与社会后果呢？这可能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二）农民工子女文本中的城乡对比
有趣的是，作文题目当中并没有提及乡村，但绝大多数的作文都对城乡生活进行了比较，其中80%的孩子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喜好。57%的孩子更喜欢呆在老家，而仅有19%的孩子表示更喜欢城市，还有4%的孩子表示二者都喜欢。
从文本的具体内容来看，农民工子女对城市和乡村有以下三种态度：
一是将城市与乡村（老家）建构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前者是丑陋无情的（甚至是导致个人堕落的渊薮），后者则代表着幸福快乐——"似乎家乡才能容忍我，而此地永远是排挤"（男，六年级）；"农村是辛苦的，但也是幸福的生活"（男，七年级）；"这里没有爱、关心和互助，孤独零落"（女，六年级）。他们认为当地人歧视、排斥外地人，因而厌恶城市和自我封闭，怀念乡村生活，迫切希望回到老家。这一态度占主流，有4成左右。
二是认为城市和乡村各有优缺点，既来之则安之，主动适应城市，但认为城市毕竟不是自己的家——"桐乡和家乡我都喜欢。在老家那亲切、温暖、惬意的感受让我时时刻刻都想家乡。而在桐乡，我又可以交到许多朋友。……多交点朋友，多条路啊"（男，六年级）；"无论这个新城市环境有多好，我还是忍不住对家乡生活的怀念"（男，七年级）。持这种观点的作文大概占2成左右。
三是认同并积极融入城市，认为父母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在哪都无所谓，只要有家就行"（女，六年级）；"人生还有什么比一家在一起的事更开心呢？只要大家万事想得开，到哪里都是家"（男，七年级）。持这种观点的作文仅占少数，不到2成。
本文也对这93篇作文进行了简单的内容分析，将定性材料转化为定量材料。在喜欢城市理由中，位居榜首的是"生活条件好"（8人），其次是"能和父母团聚"、"新鲜、刺激、好玩"、"结交到了新朋友"（各4人）。这都很好理解。出人意料的是，讨厌城市的最大理由居然是"环境污染"（20人），紧随其后的是"人际关系冷漠，缺乏亲情、友情"（19人），"城里人看不起外地人"反倒不那么突出（7人）。与之对应，喜欢乡村的主要理由分别是"环境优美"（18人）、"老家人纯朴、善良"（11人）、"老家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和"有好朋友一起玩"（各10人）。
孩子们之所以对环境污染如此敏感，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城乡环境的巨大反差，从青山绿水到高度工业化的城市，不免对污浊的空气和肮脏的河水感到不适；另一个方面很可能是因为农民工家庭大多居住在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的棚户区或城市的小角落，那里的居住环境和卫生条件都很差，有的还接近污染源（工厂、垃圾场、臭水沟），通常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抽水马桶，居民随地乱扔垃圾乃至大小便，那里往往也是环卫部门的工作"盲点".另外还可以看到，孩子们对社会交往有很强的需求，他们非常看重人际关系的冷暖，重视友情，不论是喜欢城市还是喜欢乡村，朋友都是很重要的因素。
（三）外地人：农民工子女的身份意识
无论是在农民工子女的文本当中，还是日常交谈中，"本地人"、"外地人"出现的频率都要远远高于"城里人"和"农村人或乡下人".他们更习惯把自己看作一个异乡人，而不是外界通常所称呼的"农民工子女"或"民工子弟".通过对作文中关键词的统计发现，"农民工"或"农民工子女"或"民工子弟"的字眼从来没有出现过；"乡下人"或"农村人"仅出现过2次，而且均出自与作者吵架的城里人之口；"外地人"或"本地人"倒是频频出现（分别为37次和21次），并且往往以"我们外地人"、"他们本地人"的形式出现。对六年级学生的访谈也反映出同样的倾向。
综合对作文中关键词的分析和上述访谈内容，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孩子们所认同的身份是"外地人"而非"农民工子女"或"农村人".在他们的思维框架中，"本地人"和"外地人"是最为重要的对立，自己之所以受到不公正待遇，就是因为"我们"是"外地人".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迁徙并没有带来身份的变迁（身份仍然是农民，农民工只是一种职业变迁），农民工子女更多地感受到地域之间的流动；而地域认同基础上的同乡网络是农民工求职、流动所依赖的重要社会资源（李培林，1996），农民工以地域为基础的"抱团"行为，以及政府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政策，都可能强化农民工子女的"外地人"意识。
但是，如果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我是外地人"表面上是一个肯定式命题，似乎是在回答"我是谁"的问题，而实际上却是一个否定式命题，即"我不是本地人".与"桐乡人"、"浙江人"不同，"外地人"不是一个整合的概念，只是作为"本地人"的他者而被冠以统一的标签，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打工者并不构成一个社会实在意义上的整体，就好比肤色、国籍、文化各异的西方旅行者只有到了中国，才会被统称为"外国人".因此，从本质上讲，孩子们所认同的"外地人"身份只是一种虚拟身份，这是由认同的语法结构——"我是谁"——所决定的，而"我是外地人"不过是一个伪装为肯定陈述的否定句。
三、从城市到乡村："放牛班"的"寻根"之旅
（一）戏中戏："寻根"之旅与身份政治
与桐乡不同，上海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外来务工人员很早就进入了这座城市。据统计，上海市流动人口有28.3%是举家迁移，在上海居住时间达数年之久（史柏年等，2005），许多农民工子女很小就来到上海，甚至出生在这里。笔者在上海所接触到的农民工家庭，大多已在城市定居；但他们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移民，因为他们的身份还滞留在农村，一个他们可能从来没有生活过的地方。对这些孩子而言，乡村是遥远而陌生的，是一个记忆之外的故乡。
从这个意义上讲，"放牛班的孩子"是一个绝妙的隐喻。2006年2月，一直致力于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张轶超与来自美国的访问学生柯慧婕一起组建了这个由农民工子女组成的合唱队，取名为"放牛班的孩子合唱团".这个名字来自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影片讲述了一个通过教授音乐来改变他人命运的故事，而这也是张轶超他们的理想。"放牛班"同时也隐喻着孩子们的农民身份，"孩子都是民工子弟，生于农村，长于城市，名为'放牛班的孩子合唱团'，实在是一群未曾放过牛的孩子。"（沈亮，2007）
2007年8月2日～15日，张轶超等12名志愿者带着35个正在上小学或初中的孩子，途经三省五市农村巡回演出，并在到达的每个地方进行了农村现状调查。张轶超的理想目标是带着孩子回去寻根，因为他觉得他们对家乡的归属感已经不太多了。在志愿者看来，农村对于"放牛班"的孩子而言，是生命的根；而在孩子们的眼里，他们早已在上海安"家"，所谓的"家乡"不过是一个抽象的字眼，"回乡"的真正意义在于旅游。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大概就已经注定"新公民计划：牵手音乐回乡之旅"踏上的不是一条坦途。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志愿者们很快就被孩子们泼了一身冷水。当音乐会在"前台"上演之际，身份政治的剧目也悄悄在"后台"拉开了序幕。
他们亦自觉不自觉地掩盖自己的身份。到当地孩子家里做客的时候，会向孩子的父母解释说"我们来自上海"，而省略了"我们出自农村".有时同行的志愿者对当地人说，这些孩子也是从农村随父母去的上海，孩子们的眼睛里便流露出不大情愿的神情。……这些孩子很享受变为城市孩子的优越感。他们喜欢主动而耐心地向农村孩子描述他们在上海就读的公办学校，"我的校园很干净很漂亮的，有很多种类的课程和兴趣小组。知道么？跑道都是塑胶的。"这个时候，农村的孩子只呆呆地听着，说不出一个字（沈亮，2007）。
尽管当事人并没有认识到，但这的确是一出"戏剧"："放牛班"的孩子（农民工子女）、农村孩子、志愿者都不自觉地受到身份政治所撰写的"文化脚本"的支配。志愿者的初衷是希望缺乏身份归属感的孩子们在农村找到自己的根，通过见证艰辛来体会幸福，把握手中的机会，获得前行的力量；孰料孩子们回到乡村，非但没有找到自己的根，竟然还把异乡当成了故乡，不仅扮演起城里孩子的角色，还公然瞧不起农村了！这怎能不让志愿者们失望、甚至于有点愤怒？而孩子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寻根"，在巨大的城乡差距面前，在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村同龄人面前，一种从未有过的优越感油然而生，他们在飘飘然的幸福中突然找到了"自我"，那就是：我一直生活在城市，我是城里来的，我是城里人。而在城市，有太多的现实压抑着他们，无法将自己界定为一个城里人——他们可能无法在公立学校读书，或者即使在公立学校也独立编班，城里的孩子可能窃笑他们的穿着打扮太土、不愿意与他们交朋友，他们家住的简易房旁边就是高档住宅小区，诸如此类。有时候，限制还可能来自群体内部，笔者曾经亲身见证过这样一幕：在F 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公室，笔者问几个学生：你们老家是哪儿的？大家回答"湖南"、"安徽"、"江西"，只有一个学生回答说"上海"，其他孩子纷纷取笑他："你也是上海人？真不要脸。老师他撒谎……".到了农村，这些束缚被挣脱了，"我是城里人"的念头也就自然而然地冒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孩子们也是在找寻自我。但他们越界了，也就是身份社会为他们所划定的那条界线。农村孩子扮演了双重的角色，他们既成全了"放牛班"孩子们的城里人建构（没有他们作为参照系和配角，"放牛班"的孩子们就无法完成对自我的重新建构），又及时阻止了他们的越界行为——"你们是不是上海人？"一语惊醒梦中人，刚刚穿上的身份外套不翼而飞。而对方的失望和冷淡则再次证明了身份政治的"在场"：不在于你做了什么，而在于你是谁。
志愿者最后充当了这场游戏的裁判和协调人，他们告诉孩子："你可以这样向当地人做自我介绍：'我在上海上学，我的老家在……'.那是一个最真实的你。"（周楠、林环，2007）的确，这种表述方式最真实，从而也就有效捍卫了身份边界。在上海与老家之间，孩子们仿佛又回到了原点。
（二）我是谁："放牛班"的自我表达
当记者问屠文建认为自己是城里人还是个农村人的时候，这个14岁的男孩答道："我觉得现在是城市人，不算上海人，因为我不喜欢农村，所以我觉得，我不是农村人。虽然我们经济地位跟他们上海人有很多差别。……"带队老师SHS后来把屠文建的这段话概括为："我不是农村的孩子，我是城里的孩子，但我不是上海的孩子。"他认为，这句话经典地表达了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在农村孩子面前，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农村的孩子，而是城里的孩子。"这句话的确道出了一个重要的真相：这些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孩子，已经是一群"城市化"了的孩子。
在张轶超看来，这些孩子与同龄的城里孩子相比，主要的差别在于生活细节的差异，例如打电话不会轻声轻气，不会自报家门；日常生活中礼貌用语很少；随地乱扔东西；有的人还没有坐过地铁，虽然生活在上海，但局限在自己的社区里；穿着打扮土一点。除此之外，并没有大的不同。
一些孩子在上海呆的时间很长，甚至能用上海话进行简单的交流。像屠文建说话就带有一定的上海腔，喜欢使用"一刚"这个语气词（上海方言中用来表示惊讶，"竟然"的意思）。志愿者LHY （女）抱怨说："巡演期间，我们所有的志愿者都感觉到像是他们的仆人一样。他们中间有些女孩子，特别'作'（注：上海方言，形容女人无理取闹或无休止地发嗲），我是上海人，都觉得受不了。"不管怎样，孩子们对上海人的模仿，正好表明了他们对上海的认同，以及融入上海社会的愿望。这可能是城市第二代移民的共同点。在F 大学关于城乡融合的一次讨论会上，教授RY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和我儿子去公园玩，看到有人在地上乱扔垃圾，于是说了一句：你看上海人素质真差！结果儿子推了我一下：你就知道诬蔑我们上海人！"
作为第一代移民，RY尽管在上海学习、工作、定居多年，但心理上仍不把自己视为上海人；但生于斯、长于斯的儿子却不这么想。第一代移民总是相似的，无论经济社会地位高低，大多对故乡怀有归属感；第二代移民则开始分化，中上层移民的后代形成了新的地域认同，而农民工子女所代表的下层移民后代，由于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隔离机制，往往在家乡与城市之间进退失据。
12岁的黄艳告诉《解放日报》记者，农村的孩子衣服穿得土，没有城里孩子那么多花哨的颜色。可当记者问她城里小孩穿得有多花哨时，一直滔滔不绝的小姑娘沉默了一会儿说："其实我来上海5年了，从没和上海小孩做过朋友，所以不大了解他们穿得有多好。"这种情况在"放牛班"非常普遍。
就读于公立学校的初二女生LL告诉笔者，他们（农民工子女）被独立编班，平时与上海学生基本没有来往，班上曾经有人跟上海学生玩得很好，后来又打架闹翻了，班主任就警告班里的同学，以后不准与上海学生交往了。这种生活空间的隔离，无疑会强化上海人与外地人的身份界线，阻止这些农民工子女像中上层移民的后代那样形成"上海人"认同。
与桐乡的孩子们不同，"放牛班"的成员在城市呆的时间更长，心态上的"城市化"程度更高，对城市的认同度也更高。在23个受访者当中，有14个对上海的认同度较高，这个比例（61%）要远远高于桐乡的受访者（19%）。
桐乡的孩子们在作文中所描绘的风景优美、空气清新的山村，在"放牛班"孩子的眼里则代表着贫穷与落后。孩子们去当地的厕所，夸张地大叫：脏死了，怎么上啊。在这些孩子眼里，乡村的环境也不是无可挑剔的，例如，村里的马路无人定期打扫，废弃电池无人回收，缺乏集中的垃圾处理，燃烧麦秆做肥料的习惯，都会对环境造成污染，而这些观念无疑来自现代城市。多数孩子将这些问题归咎于农民的"素质"（无知），这种看法与"提高农民素质"的城市主流话语高度一致，也正好体现了城市文化对于这些孩子的深刻影响。
（三）城市化的孩子："放牛班"的类型学意义
其实，不论是桐乡的农民工子女，还是"放牛班"的孩子，他们都可以称为"城市化的孩子".这个称呼有三层含义：首先，他们都是在当代中国高歌猛进的城市化浪潮中出生和成长的，如此多的"放牛娃"涌入城市，在中国可能是史无前例的。其次，他们自身也在经历一个城市化的过程，乡土性逐渐地从他们的心性中被剥离，城市将以特定的方式塑造他们的心智、观念、气质和认同，李强（1999）称之为"日常生活的城市化".最后，他们所经历的痛苦、彷徨、迷失是由城市化——更准确地说，是"半城市化"「在王春光那里，"半城市化"指的是一种介于回归农村与彻底城市化之间的状态，它表现为各系统之间的不衔接，社会生活和行动层面的不融合，以及在社会认同上的"内卷化"（参见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本文所说的"半城市化"与其有所不同，主要着眼于政治、政策层面，即城市把乡城迁移者作为劳动主体、消费主体而不是政治主体、权利主体，用"流动人口"而不是"城市新移民"来指代这一群体，这种对乡城迁移者经济上吸纳、政治上排斥的城市化道路，笔者称之为"半城市化"」——带来的，最终也必须通过城市化来得到解决。在这群城市化的孩子中，相当一部分人（很可能是大多数人）事实上已经构成了城市第二代移民，也就是继续在城市定居下去，因为出于经济负担和生活稳定的考虑，多数农民工会选择在城市立足、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才把孩子接来同住，所以，进城农民工子女的父母通常已经在城市居留了较长时间。而任远、姚慧（2007）的研究发现：总体上看，流动人口居留的时间越长，继续居留的概率也越高；1993年以后，上海城市流动人口表现出这样的现象：如果流动人口已经在城市居住了10年，那么，基本上他就会有很强的倾向性继续居留城市。由此观之，这些孩子将来更可能留在城市而不是返回乡村。
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所认同的城市还没有正式接纳他们，因为在官方的定义里，他们依然是流动人口，尽管他们的家庭已经在此定居十余年。但是，他们也不再属于农村，他们没有多少乡村生活的经历，更不打算在若干年后回到农村，充其量只是出于升学的考虑，中间几年回到老家念初中或高中，尔后，不管是否考上大学，都将回到这座城市。在他们的身后，还有源源不断的人流。问题是，出路在哪里？他们愿意重复父辈的经历吗？
相关的研究显示，第一代农民工由于有迁出地境况的比较，对于迁入地的社会不公平和歧视往往比较容易接受，通常不会做社会的横向利益比较，而是做自身的纵向利益比较，并不预期与迁入地的居民有完全相同的权利地位，因此，他们通常有比较积极的社会态度（李培林、李炜，2007）。
第二代移民则不然，他们缺乏农村生活的体验，他们对于生活满意程度的参照主要是城市居民的生活，一方面具有更强的被剥夺感，另一方面强烈地要求自身权利地位的垂直上升。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希望从事轻松、体面的白领工作或自己当老板，而不愿意像父母那样打工（史柏年等，2005）。
在这种心理预期下，第二代移民对于不平等缺乏忍耐，在成长过程中往往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对抗性行为，以此来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他们的不满或平等诉求。所以，第二代移民的失范行为较多，在更严重的情况下，犯罪率较高（赵树凯，2000）。对第二代移民的这种预期虽有待商榷，但若能促成国家政策的调整，倒也不失为一个进步的契机。
四、两个个案的比较与讨论
首先，通过"进城"与"还乡"的对照可以发现：童年的经历、在城市生活时间的长短对孩子们的身份认同有重要影响。在乡村有较长生活经历、半路进城的孩子通常更加认同乡村；而在城市长大的孩子更倾向于认同城市，尽管他们不一定认为自己就是城里人。虽然他们都被称为"农民工子女"，但这个身份其实是外界赋予的，并不是由自我认同所形成的。"放牛班的孩子"不认同乡村，甚至"瞧不起"乡村，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个人的虚荣或教育的失败，而是由他们从小的生活经历所塑造的。这与桐乡的农民工子女更加喜欢乡村生活并没有本质区别「这一现象与埃尔德、戴维o 伊斯顿对早期社会化的强调是一致的，但正如米德（1999）所言，自我是一个过程，在充满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尤其如此。本文抓住的仅仅是其中的某些片断，要确定乡村和城市所构成的社会化力量与农民工子女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还有待更深入、细致的考察」。鉴于早期生活的重要性，本文可以此为标准将农民工子女区分为"一代半"移民和第二代移民。所谓第一代移民，是指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直至成年或接近成年才进入城市的农村务工人员；第二代移民则是出生在城市，或者在尚未记事的年龄就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那些在乡村生活时间较长的农民工子女则介于第一代移民（其父辈）与第二代移民之间：一方面，他们对乡村生活有记忆、有感情，这使得他们不同于第二代移民；另一方面，他们又较早地在城市生活和受教育，其个人的"城市化"历程要明显早于第一代移民。因此，在研究农民工子女的时候，有必要区分这样两个群体，把集体记忆和个人生活历程作为重要的考察对象。
其次，"农民工子女"不是identity意义上的身份，而是status意义上的身份「李强（2004）也是从status的意义来使用"身份"这个概念，而将农民工界定为一个身份群体（status group），认为户籍制度的本质是一种身份制度。当前学术界在使用"身份"这一概念的时候，往往不注意区分status和identity，存在一定程度的混淆。韦伯所说的身份群体指的是拥有相似声望（prestige）或生活风格（life style）的一群人（Schaefer Lamn ，1993）。可见，status主要跟外部评价（声望）联系在一起，而identity主要是指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陈映芳（2005）认为，"农民工"已经成为与"农民"和"城市"居民相并列的身份类别，即"第三种身份".本文的研究则质疑了这一观点：桐乡的农民工子女更倾向于将自我界定为"外地人"而不是"农村人"，而"放牛班"的孩子们具有更强的"城里人"意识。有时候，他们会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迷惘，不知道自己该归入哪个群体，即陷入所谓"身份认同危机"；而如果真的存在"第三种身份认同"，又何来认同危机？一言以蔽之，"农民工"或"农民工子女"不构成一个认同单位，而是国家政策和治理行为的结果，更接近人口群体而非共同体（查特杰，2007）。套用韦伯的句式来说，农民工子女只是有着共同生活机遇（common lifechances ）的人的集合体，而不是真正的社会群体，是存在于纸上（政策文件、媒体报道）的群体，是group-on-paper而非group-in-reality（斯沃茨，2006）。所谓"纸上的群体"是一种标签群体，其身份是由外部社会强加的，故而内部缺乏有机的社会联系和凝聚力，仅仅在某些方面（例如经济社会地位）具有原子意义上的相似性；所谓"现实的群体"，则是一种内聚群体，其同质性植根于社会互动或文化传统之上。也就是说，"农民工子女"是由国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所决定，并经过国家的治理行为而得到强化的身份标签，它是不以农民工子女的意志为转移的，是无可选择的。尽管认同可以由支配的制度产生，但是，只有在行动者将之内化，且将他们的意义环绕着这内化过程建构时，它才会成为认同（卡斯特，2003）。
再次，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不是简单地由社会结构所决定，而是在事件的驱动下间歇性地生产出来的，充满建构性和不确定性。身份认同是在社会结构与社会情境中通过自我与他人的互动而形成的，前者体现了结构性、刚性的一面，后者体现了建构性、权变的一面。城乡二元结构是农民工子女身份意识形成中的结构性力量，它设定了基本的身份边界，所以，"放牛班"的成员充其量只会认为自己是城里的孩子，而不认为是上海人，即使心里这么认为，也不敢公开表达，例如，问卷中选择"我认为上海就是我的家乡"的4个孩子，很可能是因为在匿名状态下做出这样的选择；在面对面的交流中，笔者从未见到哪个孩子这样表述自己的身份。在前文中，可以看到，一旦逾越身份边界，就会遭遇到惩罚，因为身份的确立也是一个社会控制的过程，"人们在日常沟通中，将微妙地、温和地从他人那里了解到哪种特定的身份是不恰当的"（特纳、斯戴兹，2007）。农民工子女认同自己是农村孩子或者"什么都不是"，可能构成了一种"防御性认同"或者说"防御机制"，因为与身份认同失败相联系的情感不仅是消极的，而且是非常痛苦的，人们在可能的情况下会尽量避免这种痛苦。
"放牛班"回乡的故事则体现了身份的情境性。从中心来到边缘，孩子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社会结构所施加的限制，在农村孩子面前，他们身上体现了更多的现代性，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城市的代表，"当人们在情境中有机会选择执行何种身份时，他们将扮演更突出的或更有价值的身份"（特纳、斯戴兹，2007）。"城里的孩子"无疑是一个具有更高附加值的身份，从当地农民的回应就可以看得出来："总有村民问孩子们是不是上海人，孩子们说不是，村民们的态度就多少冷淡些"（周楠、林环，2007）。在身份的背后，人们可以看到理智与情感、代价与回报、规训与惩罚。孩子们不自觉的行动试探出了社会的底线，让那个他们以为已经摆脱的、其实只是隐藏起来的社会结构不得不现身，身份秩序的平衡刚刚被打破，又重新恢复。"回乡"在这里就构成了一个事件，一个驱动农民工子女进行自我反思性建构的事件。农民工子女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采用"去身份化或个体化"或"替代性身份"的策略来规避身份认同危机，这与前文所说的"防御性认同"一样，都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以"放牛班的孩子"为例，他们可以采用合唱队演员的替代性身份，从而把自己与城里人的身份边界改写为演员与观众的关系，这种关系非但不像农村人与城里人的关系那样带来消极情绪，还有助于他们形成积极的自我形象；只有当冲突性事件激活了处于休眠状态的社会边界（social boundaries ），潜在的身份可能性才会转化为明确的身份认同，例如，在"回乡之旅"中，只有当直面"你是不是上海人"这类问题时，农民工子女才会强烈地感知到自己不同于一般城市人的社会身份。也就是说，农民工子女身份认同的形成是由事件驱动（event-driven）的，因而是间歇性地被生产出来，事件作为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的中介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最后，身份认同兼具自我展示和自我保护的功能，分别形成进取性认同和防御性认同，这两种认同的冲突在农民工子女身上尤为明显。有研究者指出，当弱势社群成员感觉到所属社群在声望和权势上都比不上其他社群时，为了维护自尊，他们会采用多种应对方法，其中包括模仿强势社群以图自强，辨认一些所属社群比强势社群优胜的地方，或离弃所属社群，改为认同强势社群（赵志裕、温静、谭俭邦，2005）。从中可以看出，身份认同其实具有两种不同的面向：一种是自我展示，即向外界展现自我的优越性或独特性，为此需要进入一个相对优越的"我属群体"（one's own group ）（泰菲尔、特纳，2007），"炫耀式消费"就是一种身份的自我展示；另一种是自我保护，即由于社会结构对身份认同的刚性限制，任何逾越社会边界的身份认同都可能受到惩罚，为了避免这种后果，人们有时会倾向于选择相对劣势的社会身份。自我展示的需要会产生进取性认同，自我保护的需要则会激发防御性认同。
所谓进取性认同，是将自我投射到理想的身份之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特定生活方式的摹仿，农民工子女对上海人语言、做派的模仿就是一例；所谓防御性认同，如前所述，是为了避免受到刺激和伤害，农民工子女将自己界定为"外地人"或者"什么都不是"就属于这种策略。如果说防御性认同体现了"宾我"（Me）也即内化了的社会规范，进取性认同代表着"主我"（I ）也即主体的自由意志，那么可以说，这两种认同倾向实际上反映了行动者（农民工子女）与社会结构（城乡二元结构）之间的深刻冲突。但不论是进取性认同，还是防御性认同，都没有将"农民工子女"作为认同的对象，这表明，农民工子女的自我认同（self-identification ）与社会分类（social categorization ）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即社会将他们归入"农民工子女"这一类属（category），而他们则将自身归入"外地人"（防御性认同）或者"城里的孩子"（进取性认同）。这种认知上的不一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子女与外部世界的互动。
五、政策含义
对于进城的农民工子女而言，在城市扎根要比回乡寻根更为重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放牛班的孩子"这一类型的农民工子女必然会越来越多。与父辈不同，他们与乡村之间不存在任何文化上的脐带，仅仅是被户籍制度强行捆绑在一起；他们在事实上构成了第二代移民，然而在政策上却仍然被界定为流动人口。把孩子带在身边的"流动人口"其实已经很少流动了，笔者在上海所接触到的农民工家庭，大多已在城市定居；但他们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移民，因为他们的身份还滞留在农村。这是一个无法定义的群体，在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中无法被归类，所以，有学者称之为"无根的非市民"（unrooted noncitizen ）（Solinger，1999）。
美国学者Frank Parkin（1979）认为，任何社会都会建立一套程序和规范体系，使得资源和机会为社会上的某些人享有而排斥其他人。他区分了两种排斥他人的方式：一种是"集体排他"的方式，例如，以种族、民族、宗教为区分标准，而将某些社会群体整体地排斥在资源的享有之外；另一种是"个体排他"的方式，例如，通过考试来选取人才，这样，被选取者和被淘汰者都是以个体形式出现的，并没有一个身份群体被整体排斥。Parkin认为，集体排他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共同集团"（communal group），由于这个共同集团是被整体排斥的，它必然会做出比较激烈的反应，由此常常会激化社会冲突。与此相反，个体排他的结果是产生了分散的身份群体（segmental status group）。
在个体排他的体制下，每个人都有参与的机会，一个人之所以被排斥了，往往会被解释为这个人的能力不济。Parkin认为，现代社会的基本趋势是从集体排他转向个体排他。当前中国的"农民工"就是一种由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所引发的集体排他现象。正如张轶超所言："对农民工子女而言，怕就怕制度上、结构上的歧视，因为具体的某个人看不起我，这种个别的歧视是可以战胜的，譬如比他们更优秀；而抽象的、普遍意义的歧视是无法战胜的。"
如果正视这部分农民工及其子女"非流动性"的现实，就不得不承认"流动人口"的管理模式需要做出调整了——在流动人口当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落地生根，对于他们而言，流动人口的治理逻辑必须让位于城市移民的权利逻辑。所谓治理的逻辑，就是将流动人口排除在"我们的"城市之外，"从管理者的角度、特别是从一种对城市稳定性的忧虑和对本地生活标准的维护的立场出发"，"而对流动者本身的福利或需求则没有考虑"（杰华，2006）；而所谓权利的逻辑，则是把农民工及其子女视为城市的新成员，承认其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民权利的资格。人口政策向移民政策的转变，不仅是政府治理和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现代国家建设的需要，因为公民身份或者说公民资格（citizenship ）乃是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基石。在西方，公民身份演进的历史是公民权利（civil rights）、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和社会权利（social rights ）渐次展开的漫长过程（马歇尔，2007）；而在中国，这一过程被大大压缩了，可能会要求三者齐头并进——自由、选票和福利，一个都不能少。这无疑是对政府能力的一个极大考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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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