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众流域”是通过发出种种声音反对在怒江上建设大坝的中坚民间组织之一，于晓刚是其组织者；戴抗则是在今年2月份的云南省政协九届二次会议上发言质询怒江工程的人，他的这次发言被评价为“(针对怒江工程)云南省地方政府内部的第一次出现的不同声音”。实际上，戴抗的态度直接受到了反对怒江工程的民间环保人士的强烈影响。

在反对怒江大坝工程的民间力量中，最核心的力量是北京的“绿家园”和“云南大众流域”这两个民间环保组织，而前者的负责人汪永晨可以说是整个事件的始作甬者、灵魂人物。

因为汪永晨的“绿家园”、于晓刚的“云南大众流域”这些NGO(非政府组织)的呼吁和推动，中央领导人批示，暂时搁置了一度如箭在弦的怒江大坝工程。

民间组织的活动和声音极大地影响了中央政府的决策，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这是一个标志性的、甚至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其实，关于怒江流域是否应该开发水电、怒江上是否应该建大坝，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经济》也并不认为环保NGO们从生态保护的角度出发反对工程上马的观点就一定“正确”。《经济》之所以关注此事件，并认定这一事件的意义，只是因为它是中国NGO发展历程中的一件大事，更重要的，它折射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重要跃升。

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传统社会”是一个由“全能政府”决策一切、包办一切、负责一切的社会。一个开放、多元的现代社会则应该是一个NGO充分活跃、发挥巨大作用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政府与NGO保持顺畅的沟通、交流与具有建设性的协调、互动。这是一个中国目前正致力追求的社会。中国的社会转型正在艰难行进中。

这个事件本身涉及的范域也许是局促的，但它喻示的未来图景却是十分宏大的。

在怒江问题上，纯粹的民间组织质疑并最终改变了政府的决策，这是一个飞跃，在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怒江的民间保卫战

2004年2月18日下午三点，从怒江丙中洛到贡山的路上，十几个人默默地走着，每个人的情绪都非常低落，十几分钟里没有一句话，山路上只有怒江水在一旁咆哮而过。

忽然一个人的手机响起来了，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被吸引了过去。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她的脸色开始慢慢转变：从忧色到欢喜。在挂掉电话的一刹那，她突然大叫：

“中央批示了，怒江不用修水电站了！”

随后，声音慢慢低落了下来：“怎么为了保护一个怒江这么难呢？”

她开始掩面大哭！

她——汪永晨，50岁，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的负责人。她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寂静的大峡谷开始沸腾起来，来自北京和云南的十几名环保志愿者和专家学者，第一次开始开怀大笑，一直压抑在大峡谷中的凝重忧虑在一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兴奋的声音在峡谷中激荡——“我们胜利了！”

“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这句中央领导人的批示使得争论了半年的怒江十三级水坝终于暂时搁置起来了。中国民间环保NGO(非政府组织)的力量第一次在与一个大坝的斗争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我想这在中国环保史上，中国环保NGO(非政府组织)史上，都是第一次，都值得浓墨重彩地写一笔。”一位民间环保NGO人士自豪地说。

谁要建怒江大坝

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条大河在滇西北丽江地区、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行政区内并流而行，人们称之为“三江并流区”。2003年7月3日，“三江并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为世界自然遗产。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传来另外一条消息——怒江要修水电站，而且是两库十三级！

2003年8月12日至14日，国家发展与改委员会在北京主持召开《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审查会。会议通过了怒江中下游两库十三级梯级(松塔、丙中洛、马吉、鹿马登、福贡、碧江、亚碧罗、泸水、六库、石头寨、赛格、岩桑树和光坡)开发方案，全级总装机容量2132万千瓦，年发电量为1029.6亿千瓦时。

该《报告》认为，怒江干流中下游河段全长742千米，天然落差1578米，水能资源十分丰富，是我国重要的水电基地之一。与另外12大水电基地相比，其技术可开发容量居第6位，待开发的可开发容量居第2位。

如果建成，经济效益显而易见，比三峡工程规模1820万千瓦还要大，是三峡年发电量(846.8亿千瓦时)的1.215倍，而工程静态总投资才896.46亿元。

2004年4月12日，云南，昆明。

虽然在“114”电话查询台上登记了中国华电集团云南怒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具体地址，可是真正找起来却很难，因为根本没有这个公司的牌子。最终一个门卫告诉记者，该公司在“云南电力集团水电建设有限公司”的三楼、四楼办公。

华电集团云南怒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建新见到《经济》杂志的第一句话就是：网络等媒体上流传的消息很多都是不准确的，目前怒江整个开发从宏观层面上还在按照国家政策，按法定程序认真地进行施工准备。

张建新告诉《经济》， “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怒江开发)已经开始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根据他的了解，在上个世纪80年代全国能源普查的时候，1989年怒江流域的水电开发已经进入当时的普查范围，规划了相应的梯级。

《经济》记者所拿到能源部水电开发司1991年编制的《中国水力资源图集》关于“云南省大中型水电站位置图”中，怒江流域设计了6个电站，总装机容量为1090万千瓦。

1999年，国家发改委“根据我国的能源现状，根据有关人大代表的呼吁，决定用合乎程序的办法对怒江进行开发”。于是拨出一定的资金，由水利水电规划总院牵头，用招标的方式确定了两家设计单位——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由这两家设计院对怒江中下游的云南境内的水电进行规划。

最终，“提出的方案就是‘两库十三级’”！因此，张建新认为怒江流域的水电开发的规划“并不是现在才想起来的”。

据张建新的介绍，华电集团参与到怒江流域水电开发中来是在2003年春节后。当时华电集团总经理贺恭与云南省主要领导交换了意见，从整个水电开发的形式——“水火并举，优先发展水电”着眼，特别是怒江上游已经建有水电站的前提下，才决定开发怒江水电的。

“当时云南很多老领导都同意怒江水电开发，再说贺恭在云南呆了那么久(张建新称贺恭在云南工作长达14年之久，曾担任云南省电力局副局长)，参与了云南省第一个百万千瓦水电站漫湾电站的建设，非常熟悉云南的情况。”2003年3月14日，华电集团与云南省政府签署了《关于促进云南电力发展的合作意向书》，云南省政府支持华电集团开发云南电力资源，支持怒江开发。

随后，2003年6月14日，云南华电怒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组建，7月10日正式注册。“我也就是云南华电怒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成立后才调过来的。”张建新说。

本来按照规划，2003年内将开工建设六库电站，同时启动马吉、碧江、亚碧罗、泸水、赛格和岩桑树电站的设计工作。但是因为随之而来的一连串“舆论攻势”——专家辩论、民间力量的参与、公众要求知道真相，所有的设想开始搁浅，到2004年便有了中央领导的批示。

怒江州外宣办科长杨宏斌为难地告诉《经济》说，“专家有专家的说法，媒体有媒体的说法，现在只要提到怒江水电开发我就头痛，一拨一拨记者来！”

不过，张建新似乎比较乐观，“现在不是还没有挂牌吗，等六库电站环(保)评(估)下来，我们就挂牌！”

怒江保卫战第一枪

“绿家园”负责人汪永晨很清楚地记得，她是在2003年8月16日获知云南怒江州要修建十三级水坝的。

当时汪在南水北调的丹江口采访，途中忽然接到在环保总局的一个朋友电话，朋友急匆匆地告诉汪永晨，怒江要修十三级水电站了。

“以前我对水坝关注得并不多，2001年去泰国的时候，遇到当地的一个反坝村，至此我开始觉得反坝是环保的一项内容，但是从内心来说依然觉得与中国没有多大关系，可就在听到怒江的时候，我的心头一震。”汪永晨说。

环保总局的朋友告诉她怒江是中国最后的生态江之一时，汪说从那一刻起，觉得这辈子反水坝的生涯要开始了。

“我的朋友说，他在国家发改委开会，孤军奋战，‘环保总局一定要守住’，并且非常急需她帮忙找一些熟悉怒江的专家学者，他要反击！”

汪现在要为这位环保总局的朋友输送“援军”。在丹江口船上乱糟糟的环境，一个个名字闪过汪永晨的脑海，忽然“何大明”这个名字蹦了出来。

何大明，云南大学教授，云南大学亚洲国际河流中心主任，著名河流专家。汪永晨10年前认识何大明，但是后来一直没有联系过。2003年7月汪去云南采访时碰到云南的一个朋友，谈到修水库事情的时候，获知何大明有关于怒江的大量、详细的资料。

没有犹豫，何大明的电话马上就被汪永晨送到她环保总局的朋友手中。

如此，就有了何大明在2003年9月3日，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北京市主持召开的“怒江流域水电开发活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专家座谈会”上对怒江建坝的激烈抗议。而何大明的这些言论后来成为国家环保总局以及北京的专家们向怒江“发难”的基础。何大明成为最先反对开发怒江、呼吁“为子孙保留一条生态江”的专家，也是站出来反对怒江建坝的惟一的云南当地专家。

就此，也挑起了全国关于对于怒江大坝的争论。

2004年3月下旬，《经济》杂志联系过云南大学亚洲国际河流中心，希望通过何大明了解当时“北京会议”的情况。该中心的一位人士称，何现在可能不会接受记者采访，“太多媒体采访了”。而记者从其他渠道获知，云南有关方面曾专门找过何大明“谈话”。

2003年9月份北京这个会议汪永晨也列席参加，“当时我叫了绿家园记者沙龙十几家媒体的记者前去”，由于这场会议请来的专家大多数是反对建坝的，所以局面呈现“一面倒”。

环保NGO人士、环保官员都称这次会议是“打响怒江保卫战的第一枪”。

在云南本地，同样有一个环保NGO——“云南大众流域”在密切注视着怒江流域的水电开发，他们一度甚至促成了云南政府内部的第一个不同声音的出现。

2004年4月14日，“云南大众流域”负责人于晓刚在昆明接受《经济》杂志采访时说，在2003年初，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怒江要建水电站，不过当时只是风言风语，很难确定。随着消息明朗，在香港乐施会和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于晓刚反复提出，怒江作为生态江应该保护。

“直到2003年7月份，‘三江并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为世界自然遗产，我的心才放下来，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事态急转，8月份便听说《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审查会举行。太惊讶了，他们怎么能这样呢？”直到现在，于晓刚对于去年发生的一幕幕都感觉费解。

眼看着怒江水电开发逐渐浮出水面，绿家园、大众流域、自然之友等环保NGO的急迫之情与日俱增，他们通过讲座、论坛(比如记者沙龙、水之声论坛)等形式开始积极宣传怒江大坝的相关事宜。汪永晨、沈孝辉(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多家环保NGO成员)也不断替环保总局的一些官员呼吁、“打气”，希望他们能够挺住。

随后全国的多家媒体开始报道怒江问题，“很多都是绿家园的记者沙龙的记者”。华电集团云南怒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建新称，也就是因为舆论的影响，怒江十三级水电站开始拖了，“并由此影响到六库电站”。

争取民间的话语权

2003年10月25日，绿家园组织发起了一项很有影响力的行动。在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62位科学、文化艺术、新闻、民间环保界的人士联合签名，反对怒江大坝。

“当时，副会长郁钧剑提出请保留最后的生态河。郁说，目前在世界上保持原始生态的江河几乎没有了，在中国也剩两条：雅鲁藏布江和怒江。可是最近怒江流域也要进行水电开发了，为此我们心急如焚。”

汪永晨听到这话后马上灵机一动，可以利用这些知名人士的影响力来保护怒江。

于是她找到一张纸，就用铅笔请当时正在开会的各位“名人”联合签名呼吁：请保留最后的生态江——怒江。

2004年4月9日晚，在汪永晨的家中，《经济》杂志记者见到了这份联名呼吁信。“第一个是张抗抗、第二个是……”这张普通纸上的铅笔签名后来通过媒体的传播，引起了很大的舆论效应。

汪说，也正是这份签名给很多人惹了一些麻烦。“别人都反驳我们这些签名的人，‘你知道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有多名苦，多么难吗？’”

华电集团云南怒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建新对这种签名就比较反感，“你问问他们对怒江了解多少？怎么能对情况不甚了了就说东道西呢？”怒江州委宣传部部长段斌称，这些专家学者是脱离实际，凭想象说话，“极端片面地理解环保”。

曾经到过怒江州徒步旅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的一位博士后也对《经济》表示过这种态度：“抽象地说，我也拥护环保。可是我到了怒江一看才知道，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有多原始、多闭塞、多贫困。怒江搞水电开发可能是他们通往现代社会的唯一通道了。搞环保也应该问一句：谁需要这样的‘环境’？是衣食无忧的北京人，还是当地老百姓？”

也许是当地人更能感同身受，在云南省环保局分别于2003年9月29日、10月10日召开的两次研讨会上，对于“保留一条原生态河流”问题，云南的专家出现了“一边倒”——开发。

2003年10月1日，“云南大众流域”开始对怒江流域进行考察。“那次考察就是要获得真实的情况！”于晓刚说，“我们希望能以NGO的名义说服当地政府。”

“我们把漫湾电站建成后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告诉当地政府，我们赠送他们《世界水坝委员会公民指南》，我们与沿途各县领导交流，希望他们能够了解水坝建成后在移民、泥石流、生态方面造成的损害！”

“我非常惊讶的是，当地很多政府官员竟然说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他们很惊讶我们提出的想法！”于对此非常感慨。

也正是这个时候，国家环保总局前来怒江调研，云南省政府有关领导陪同。“我们已经联系好了环保总局的官员，希望向他们表达一个环保民间机构的想法，但是他们临时回昆明，我们只好在半路等着，眼睁睁看着车子从我们的身旁走过！”于回忆说。

2003年11月，“第三届中美环境论坛”在北京举行，这是一次盛会，与会者全部是民间环保组织——包括绿家园、自然之友、绿岛、地球村等。据参加论坛的人士讲，凡是当时在全国比较活跃的NGO都参加了，200人左右。而最后的议题在绿家园等组织的扭转下，转向了如何保护中国最后的生态江——怒江。

“该想的招儿都想了，甚至准备让自然之友搞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办公室的电话，我们轮流给其打电话，希望‘烦’他们，引起对怒江的注意。”汪永晨说。

据了解，这次会议在环保NGO内部也有激烈的争论。有人称如果不修水坝、电站，当地老百姓究竟怎么脱贫，怎么致富？而很多NGO人士激烈反驳：电站建成之后，给老百姓的用电可能比城里还昂贵，移民土地都没有了，怎么生产？

不管怎么说，“这次会议让环保NGO对水坝说‘不’的声音被广泛传播”。

同时，中国环保NGO在国际社会赢得了支持。

2003年11月底，世界河流与人民反坝会议在泰国举行，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参加的有绿家园、自然之友、绿岛、云南大众流域等。

在这会议上，中国民间环保NGO为宣传保护怒江在众多场合奔走游说。最终60多个国家的NGO以大会的名义联合为保护怒江签名，此联合签名最后递交给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此专门回信，称其“关注怒江”。

随后，泰国的80多个民间NGO也就怒江问题联合写信，并递交给了中国驻泰国使馆。因为怒江的下游流经泰国。

2004年3月26日-29日，环保NGO北京地球村、自然之友、绿家园志愿者的四位代表在韩国济州岛参加了第五届联合国公民社论坛，这是为联合国环境署第八届部长环境论坛举办的。

会上，绿家园代表作了《情系怒江》的专题讲演。会议期间，各国代表纷纷签名表示支持保留最后的生态江河怒江。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托普费尔看了怒江的照片后，提笔写下：“多美的江啊！水一直是全世界人民最重要的需求。”联合国亚太地区执行主任索拉塔也在“情系怒江”摄影展首日封上签名，并专门观看了“情系怒江”网上的照片。

2004年4月9日晚，在汪永晨家中，记者看到了那些首日封上的签名，“当时我们还义卖了很多怒江摄影展的照片，很多国家代表非常喜欢这些照片。”

9天怒江之行

2004年2月16日至24日，来自北京和云南的20名新闻工作者、环保志愿者和专家学者，一起走进怒江，进行了为期9天的采风和考察。

之所以有此次考察，一是受了《大坝经济学》作者麦卡利的影响，二是针对支持怒江大坝上马的人的指责——环保人士连怒江都没有去过。

此次考察全程路线设置由云南大众流域负责，基本按照十三级水电站规划的路线进行的，不过进入怒江流域的时候，他们的身份却是“旅游者”。汪永晨、沈孝辉等其他环保NGO的人员都说，这是万不得已的做法，“如果不这样，我们的报道、节目很可能要夭折。”

“我们是和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在斗争，如果我们以记者的身份前去，他们会找到媒体单位阻挠节目报道的播出、刊载，这在以前怒江的追踪报道中，我们是经常遇到的。”

在9天的采访考察中，他们跋山涉水走村串寨，了解到许多真实的情况，大批关于怒江两岸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报道出现在媒体上。

很多听众、读者纷纷专门询问有关怒江的情况，“这让我们很感动！”

云南大众流域的于音说，有时候大伙9点还在车上，10点就要在电台上直播，“很刺激！”

怒江的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给他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怒江22个民族多样的生活方式就将失去赖以生存的根基；没有丰富的传统文化，怒江两岸自然生态的多样性，也将难以留存。

2004年4月16日下午，伴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踏着泥泞的小路，经过十多分钟的攀行，《经济》杂志记者踏入了怒族集聚地——怒江福贡县匹河乡瓦娃村，匹河乡党委书记彭虎生说，这里有十三级水电站中一个电站的选址。

村里正在召开会议，大伙在村公所的门前，叽叽喳喳地讨论着——很多话不好理解。

“我们都喜欢开会的时候喝酒，你别介意啊！”38岁普大益怀着歉意说。普大益是瓦娃村的医生。

指着不远处，普大益说，“自从开始打洞(注：设计院勘测)那天起，我们就提心吊胆！”

根据国家电力公司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和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所完成的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推荐的开发方案，十三级水电站建成，水库移民安置人口为48979人，是三峡电站(约110余万人)的4.89%。

普大益和他的乡亲们担心的就是这个移民。

望着窗外的绵绵细雨，普大益心事重重。“我们是最小的世界(注：怒族村)，谁也不妨碍谁，谁也不侵扰谁，平平淡淡地生活，吃得饱穿得暖，我们能说得清什么时间下雨，什么时间天晴，我们有自己的生活、风俗、节日，搬了怎么办呢？”

直爽的村主任桑益普说：“我自己不想搬，但又不是我们说了算！”

“从我出生，我就在这里，我也不知道这里是什么时候有的。穷就穷在这里，富也就富在这里，不是吗？”普大益的目光灼人，“不过，国家如果确实要我们搬，我们也无法违背政策。”

2004年2月18日，这或许是任何一个为怒江付出劳动的环保NGO都能记住的时间，就在这一天中央领导人对怒江做出了批示，这个批示消除了志愿者的顾虑，他们放心的恢复成记者的身份，开始光明正大的采访。

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筹划回京后的摄影展，“要让更多的人了解怒江！”。

“当时每个人都拍了很多照片，本来我们说赶路的时候不拍照的，可是确实太被周围的景色、老百姓的生活吸引了，几乎无法克制。”

从2月25日至3月21日，这些环保志愿者没日没夜地开始筹备北京怒江摄影展。

没有钱自己先垫，汪永晨把家里的存折都用上了。没有时间就拼命地挤时间。

3月14日是世界江河日，“情系怒江”的中英文网站做出来了。3月21日“情系怒江”摄影展终于正式开幕。单是场地就辗转了好几个地方才好不容易确定下来。展地在北京站附近的邮局。

“这么大的展览就是林业局出面搞也要花很长时间，没想到这么快就搞好了！” 国家林业局高级工程师沈孝辉说。

3月31日这天，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上午来参观了一趟摄影展，下午又带着自己的老伴再次前来参观，并希望环保志愿者们组织去怒江时带上他们。中国探险协会的王方辰在摄影展后留言：“独有的江，独有的民族，独有的资源，留住它的原有风貌，为了今后。看了它才知道什么是原生环境！”

3月下旬在摄影展上，《经济》杂志记者碰到沈孝辉，他说要用镜头记录一个坐在轮椅上白发苍苍的老人——她是那么仔细地看着每一张照片。

北京“上书”与云南质询

在云南怒江流域考察期间，沈孝辉就开始酝酿写作自己的提案，他想在全国两会期间将自己的议案找途径提交上去。在返京途中，经过环保志愿者反复讨论，两份提案脱胎而出。

两会期间，沈孝辉终于成功地将议案提交给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这个渠道来自于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梁告诉沈孝辉说，“我的提案我没有报，把你的提案全报上去了！”在沈孝辉那间拥挤的房间内的昏暗灯光下，沈说，他听到这个话真的很感动。

这两份议案是沉甸甸的。一份为《保护天然大河怒江，停止水电梯级开发》，一份为《关于分类规划江河流域，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开发的提案》。

在提案《保护天然大河怒江，停止水电梯级开发》中，沈提议：必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否决《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

而在云南同样有一种力量开始滋生。

2004年2月13日，云南省政协九届二次会议上，省政协委员、民盟云南省委副主委戴抗，代表民盟云南省委在民主党派、无党派界别联组会议上发言，对怒江流域的开发提出质询，认为水电开发应与整个流域的可持续发展统筹起来，未经统筹规划的水电开发，将会对怒江流域的生态和社会带来巨大影响。

“这是第一次在云南省地方政府内部出现的不同声音！”有人评价说。

据参加此次会议的人士说，当时省委有关领导很尴尬，一位省委领导当即表态说：“可持续发展重点在发展、生存与生态，重点在生存！”这个表态让当时很多与会者很难接受。

而在这次会议后一周，云南省领导即进京学习中央的“科学发展观”。

这次会议的发言于2月14日出现在《云南政协报》一份影响并不大的《经济周刊》上，全部的书面发言直到2004年3月31日才在《云南政协报》上出现。

2004年4月13日，戴抗接受《经济》杂志记者采访时说，这个提案是在环保组织云南大众流域的影响下形成的，“专家被很多人认为是一面之词，可是无党派人士可以发言，可以质询政府，也应该得到政府的关注！”

据了解，云南大众流域内部本身就有很多民盟人士，水之声论坛民盟也经常参加。云南大众流域的黄光成在提案形成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黄光成对怒江有10多年的研究，他在我们怒江的调研中相当于军师。”戴抗说。

直到现在戴抗还记得发言结束之后，于晓刚兴奋地对她说，他们民间组织的声音终于可以通过民盟来发出了。戴抗说，“他们环保NGO非常执着，于晓刚、黄光成，一见面就讲怒江，讲水坝！”

拖在胜利背后的阴影

2004年2月份中央领导的批文，让每个关注怒江环保的人都感到一种欣慰，但是这个胜利有一个拖得很长的阴影——贫困，当地政府时时提起的话题灼痛着每个人。

2004年4月15日，怒江州委宣传部部长段斌这样形容怒江的贫困：怒江是100%的贫困，是刻骨入髓的贫困。

2003年9月29日，怒江州委书记解毅在怒江开发与环境保护专家研讨会上，作了《中共怒江州委、州人民政府关于怒江开发与环境保护的意见》的报告。在该报告中，解毅用数字描述怒江州的贫困情况：在怒江州49.2万人口中，2002年年末，还有22万人处于贫困线下，占农业人口的50%以上，年人均纯收入在560元以下的极端贫困人口有7万人，年人均收入在625元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有13万。

华电集团云南怒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建新激动地告诉《经济》杂志说，贫穷与美丽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怎样与全国人民一道奔小康？我们不能光着屁股搞环保。他还想不通的是，自己搞了30多年水电，经历了那么多水电工程，怎么一下子在怒江就成为“不保护环境的人”了？

怒江州外宣办科长杨宏斌也倾诉着他们的难处，宣传部每年只有8万元办公经费。“怒江州每年一个多亿财政收入的概念是什么？不要说北京，还不到昆明一个村公所一年的收入！而今年，怒江州已经建州50年了！”

在解毅的《意见》中称，2002年怒江州地方财政收入1.05亿元，财政自给率仅为14.7%。2003年上半年，全州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3.1%，经济增长幅度仅为5.9%。从1953年建州到1995年，国家对怒江州的投入累计9.7亿元，占云南总投入的不到1%。

怒江州委宣传部部长段斌的一个逻辑是，只要水电开发了，老百姓就可以搬迁，也就可以脱贫，同时有了钱，有了钱什么就好做，可以搞旅游，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淹没了谷底以后，以前山腰中的风景就可以形成新的旅游景观。据《怒江报》2003年10月22日报道，2003年1至7月份，怒江州全州接待国内游客26.23万人次，海外游客524人次，旅游收入9825万元。

段斌甚至认为，十三级水电站的建成其实是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他的理由是水电站的建成可以搬迁移民，从而退耕还林。而对于搬迁移民的补偿，怎么搬，目前只有大体的说法，还没有明确的方案。

据了解，怒江州境内有怒江、澜沧江、独龙江三大干流及其183条一级支流，水资源总量达955.91亿立方米，可开发的装机容量占全省可开发量的19.9%。

地方政府毫不怀疑一个判断：水电开发可以脱贫,水电开发是怒江的最好出路，“全州各族人民齐心开发！”

环保NGO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东奔西走，发起各种活动，让怒江州“处境很难”。怒江州外宣办科长杨宏斌说，现在他们很被动，上面要求“少说多做”。对“多做”的解释就是积极向中央反映怒江的实际情况，争取得到支持。段斌也称，目前状况下，上级要求怎么办，他们就怎么办。

云南大众流域负责人于晓刚说，当地政府称，既然环保组织反对水电站的兴建，就应该找出解决当地老百姓贫困生活的解决方案。“你们政府可是拿纳税人的钱，替老百姓着想这是本职工作，怎么能让一个民间的环保NGO来解决？”于晓刚对这种说辞非常生气。

但是即使如此，于晓刚他们还是积极为怒江寻求项目，帮助怒江当地百姓。绿家园负责人汪永晨告诉《经济》，他们也在积极地筹备钱，“起码给当地小学建一些图书室”。为此，汪与她的同伴们到处义卖照片，到处游说，寻求国外基金，“我们都快成乞丐了！”

刚上场的新生社会力量

作为一支新生的社会力量，在保护怒江行动中，中国民间环保NGO表现出了让人钦佩的意志，展示了不容忽视的生命力，有理由相信，将来他们在中国社会中将有越来越大影响力。

但目前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还一直在夹缝中游走，步履蹒跚，声音微弱。

去年在云南召开的几次环保专家会议，昆明云南大众流域作为民间环保组织要求列席参加，得到的答复却是，首先要让他们明确立场：反对还是赞成怒江水电工程。如果反对，连列席的机会都没有。于晓刚感慨，与政府打交道太难了。

沈孝辉认为，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经过20世纪90年代末期到21世纪初期这个阶段，已经有了质的提高和量的发展，政府应该给环保NGO应有的地位。“政府应该和NGO沟通、协调，政府应该认识到民间的力量！”

“当环保NGO还没有兴起的时候，政府老是在说公众环境意识怎么这么差；当NGO真正发展起来了以后，又害怕与政府作对，以致无法控制。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政府应该学会怎么引导民间环保力量的发展，让其成为一支推动环保发展的力量，而不是做一些徒劳地担忧！”

令NGO感动的是，他们越来越不孤独了，公众开始越来越多地认识到环保的重要，“这比十几年以前要好多了！”

“我发觉我们的公众是最可爱的。”公众的声援、支持，一直是环保NGO们最大的鼓励。对此沈孝辉一直感激在心，沈从世界反坝会议回来后，在北京图书馆做了一个关于水坝的报告，当时有位50多岁的老同志参加会议后，马上提笔给中央领导写信反映怒江的情况。

对于怒江十三级水电站，一位云南专家对沈说，“我是学者，关键的时候还会投反对票的，你需要什么，我给你提供炮弹！”沈的《怒江十问》，也就是在这样支持背景下产生的。

尽管怒江大坝暂时处于停滞状态，但是对于民间环保NGO们来说，这只是个阶段性的胜利，他们面对的是比他们强大的多的利益集团，怒江依然充满变数。

2004年年初，怒江州州委五届六次全会提出怒江发展的战略目标：两个国家级基地(水电基地、有色金属基地)、一个世界品牌(三江并流旅游区)。

华电集团张建新也认为，六库电站的环境评估报告估计还会批复的。

“不管怎么说，这在中国环保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以前中国的环保NGO都只是停留在‘教育’的阶段，观鸟、种树、拣垃圾，就这‘老三样’，现在在怒江问题上却可以影响政府决策！这是一种飞跃！”一位观察人士评价认为。

2004年4月9日，夜色沉沉，汪永晨家中。对于怒江的前景，汪依然坚定自己的信念，她的神情有一些悲壮。

“即使怒江上最终还是建了十三级水电站，我们还是要告诉公众，告诉子孙，曾经的怒江是一个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