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听说深圳新任市长要取消“农民工”的叫法，想起旧文一篇，拿出来，以示声援。】

在现代汉语中，“农民”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语。它既指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个人和群体，也指一种属于社会设置的身份类别，有时还被活用，当作形容词，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农民”，大概是说那个人素质低下、目光短浅、保守落后等等。更多情形下，“农民”作为一种限定词而被使用，也就是说，“农民”往往与其他的词语组合构成一个偏正词组，起修饰、限定的作用，类似于英语当中的前缀。比如，我们常常可以在各种媒体上看到或听到这样一些说法：“农民企业家孙大午走上北大讲坛” 、“全国首个农民县长不做花瓶副县长”、“农民画家画出非凡人生”、“农民歌手接受专业培训” 、“农民艺术家告倒国家邮政局”、“白领的尴尬身份：农民计算机工程师”，等等。在这里，无论是企业家、县长、画家，还是歌手、工程师，都由“农民”一词在前面限定着、修饰着。这常常给人一种很不愉快的阅读感受，似乎在告诉我们：瞧，尽管他们的职业是企业家、县长、画家、工程师，但是在出身上依旧还是地位低下、土里土气的“农民”，所以他们并非正而八经的企业家、县长、画家、歌手和工程师，而打了很大的折扣。

我们知道，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所谓的语言社会学就是把语言当作一种社会事实进行分析、研究，从而解释社会的某些特征和本质。从历时性的角度看，语言的演化意味着社会的变迁，比如现在几乎没人使用“倒爷”这个词，说明我们社会的物质生产和流通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没有“倒”的空间了。从共时性的角度看，语言社会学就是要研究一定社会变迁过程中语言自身呈现的静态结构，然后去理解和把握一定的社会事实。简言之，语言的静态结构反映出社会结构的典型模式，如“农民”被当作一种限定词而使用的现象就是一种共时性的言语行为，它隐藏着我们当代社会的一些结构性特征。

如前所言，从职业上来看，这些企业家、县长、画家、工程师、歌手、艺术家都不再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种地人了，他们或者是商人，象孙大午是大午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农民县长” 宋世敏实际上是江苏省赣榆县榆城集团的掌门人，或者就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既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也不再为农业户口而发愁。实际上，他们已经跳离农门，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获得了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社会成员的身份应该以自致地位为重，然而，我们发现这些农村里的精英人物还是脱离不了“农民”的干系。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报道为什么不说“企业家孙大午走上北大讲坛”，却非得要说成“农民企业家孙大午走上北大讲坛”呢？其背后到底隐含了怎样的社会文化心理呢？如果是为了搞噱头、吸引眼球，干脆说成“农民孙大午走上北大讲坛”，效果岂不是更好吗？

显然，在“农民ⅩⅩⅩ”这样偏正结构的词语中， “农民”是作为身份的先赋地位，而“ⅩⅩⅩ”则是作为职业的自致地位，于是，我们看到了身份与职业、先赋地位与自致地位发生了意味深长的缠绕---用身份来限定职业，用先赋来限定自致，导致了后者价值的下降。或许，人们在使用“农民”作为限定词时是出于一种无意识，但这更加说明了对“农民”的某种社会文化心理，如歧视，是根深蒂固的，并成了一种刻板的语言经验和语法规范，进而形成一种文化的习性。当代文化研究学者波兹曼教授从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中获得启迪，发展了“媒介即隐喻”的论题，试图揭示媒体具有一种隐蔽的、却强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偏好某种特殊的内容，最终主导社会文化的特征。确实，一旦出身农门的人实现了向较高社会阶层的流动，比如成为工人、企业家、政府官员、画家、工程师等，社会上就会有一种力量想方设法要把他们给区隔开来，要给他们“戴帽子”，便于进行身份的识别，以免与那些正宗的工人、企业家、政府官员、画家、工程师混淆而降低他们的身份。这是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文化不宽容”。

但是，有意思的是，一旦当农民群体在阶层和职业上发生了向下的社会流动，就不会有人用“农民”来限定和修饰他们，比如，在卖淫、乞讨、黑社会这样的社会亚群体中，好象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被叫做“农民卖淫女”、“农民乞丐”、“农民罪犯”。显然，这些词组的偏、正两部分在社会地位、声望上非常接近，也就没有必要去限定和修饰，说到底，因为这些底层社会群体和职业并不会构成对某些社会阶层的地位威胁。

因此，在某些人看来，农民不应该发生向上的社会流动，否则会加剧对某些社会稀缺资源、特别是在社会地位和声望上的争夺，所以要用“农民”来限定他们获得的不错的职业和社会地位，使这些职业声望打折扣。用美国社会学家帕金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社会屏蔽” （Social Closure）：一些社会集团通过某种程序把获得某种资源和社会可能性限定在具备某种资格的群体内部，为此就会选定某种社会的或自然的属性作为排斥他人的正当理由，比如说，身份。所谓“农民”身份，就是在社会声望方面可以有效地得到否定的一类人，特别表现在权利的不平等和地位低下。

作为参照，“工人”是在社会声望上可以得到效肯定的一类人，所以，“工人”这个词并没有象“农民”一样作为限定词被广泛使用，即使下岗工人办了企业，或转行干了别的，也不会被叫做“工人企业家”、“工人歌手”等诸如此类的雅号。从历史的角度看，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人便拥有比农民高得多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是“工人老大哥”，是社会最重要的阶层，而“工人”一词也是作为被限定词而出现，如石油工人、钢铁工人、纺织工人等；即使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遭遇了挫折与困顿，但是作为政治稳定的结构性因素和城市里的“市民”，工人还是得到了较好的照顾，如低保、医保、就业保护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工人群体的向上流动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在语言结构上没有体现出歧视来，然而农民的向上流动、特别是在社会的自由空间里所实现的，却被认为出乎意料的、缺乏合法性，所以非加上一个“农民”来做标签不可。一句话，偏正的语言结构意味着偏正的社会阶层结构：一种较大的社会不平等。

如果有兴趣在互联网上用 google搜索一下，就会发现“农民”作为限定词存在着限定对象的数量差异，即：“农民工”出现的频率最高，“农民企业家”也不低，“农民艺术家”较少，而“农民县长”只有一例，这个数据的得出虽不是很科学，但至少也带给我们一些信息，那就是从工人到商人到艺术家再到官员，农民的向上流动机会和渠道逐渐减少；从经济资本到文化资本再到政治资本，农民的拥有量也呈现急速下降趋势。换言之，改革开放使部分农民在经济地位上得到了改善---他们都能进城去当工人了（虽然是最苦最累的活），能按月领工资了（虽说许多人的钱常常被拖欠），有些农村里的能人还兴办了乡镇企业，但是在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上减少了，表现为文化能力和政治能力非常弱，导致农民阶层逐渐被疏离和边缘化。总之，作为限定词的“农民”意味着社会流动的被限制。

著名的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在研究胡格诺教徒被逐出法国的这段历史时，发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就是“污名化”（stigmatization）：一个群体将不好的名声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在中国，将流动的农民叫做“盲流”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而将“农民”作为一个限定词则是一个非常隐蔽的“污名化”行动。这体现出了社会群体间特定的权力关系和文化特征。换句话说，它实质上就是一种社会权力的文化（语言）逻辑。如果我们不自觉地认同了这套逻辑，我们就被纳入到社会区隔的再生产过程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