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农村形势的估计和判断是一个非常重要、关涉全局性的问题。它的准确与否左右着人们对三农问题的正确把握、左右着国家长远目标的取向、左右着国家三农方针政策的制定。
关于农村形势，目前比较有影响的观点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法学博士于建嵘先生关于农村出现“农民有组织、大规模抗争”的观点。于博士在他的《中国农村的政治危机：表现、根源和对策》一文指出：“……上世纪80年代，经过农民因饥饿而推进的新的土地改革，农民基本上能吃饱肚子后，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却成为了当政者和知识界关注的焦点。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农村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反抗。…… 同上世纪二十年代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主要集中在湖南、湖北和江西一样，这次在农村出现的农民反抗最具有典型意义的还是在这些地区。……近十年来，湖南省无论在湘南、湘西，还是湘中和湘北，都出现过大规模的农民反抗事件。……上世纪90年代后，在中国农村出现这样大规模的农民反抗事件，对共和国来说，是史无前例的。……（这些事件）标明农民与政权的对立正在向对抗性发展，矛盾运动向质的变化发展。过去农民表达自己不满的主要方式是上访，现在由于有了“农民负担”这个共同的利益纽带，表达不满的方式就上升为群体对抗，而且开始从逃避、找理由式的隐性对抗走向暴力抗法、暴力抗税形式的直接对抗；标明基层政权在与农民的利益冲突中开始走入困境，面临崩溃。 这是当前农村面临的基本政治形势，也是农民问题向政权发出的最强烈的警钟！”。
关于于建嵘博士的观点，我觉得有两点是值得商榷的：一、于博士是根据其在湖南H县长期调查研究后得出的农村出现了“农民有组织、大规模抗争”结论的，但H县出现的状况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不能就此认为整个湖南和江西、湖北的农村形势也是如此，更没有理由因此得出中国农村普遍出现了“农民有组织、大规模抗争”的结论。或许于博士认为他强调的是H县的个案，但从他的文章和演讲中所传达出来的信息，人们足以将他所描述的状况和得出的结论演绎为中国农村的基本形势。二、任何一个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人（“三农”专家当然也不例外）在他的文章中再现生活、表达观点都不可能做到完全的“中立”，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鲜明的“倾向性”，都是作者按照他的审美认识对社会生活的选择、集中和概括。当然，我绝不是怀疑于博士忠于事实和敬业精神，只是想班门弄斧，说明一个创作规律。我斗胆与于博士商榷不是我比于博士高明，而是想用我掌握的个案来和于博士掌握的个案做个对比，共同来探讨我国现阶段的农村形势。
二
为了说明农村形势，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近十年来农民和基层干部、政府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这种关系应该如何定位？从本人长期在农村工作的经历看，用“融洽”、“和谐”来形容这种关系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它在更多的时候表现为：“隔膜”、“疏离”、“冷淡”……，在某些地区、某些时期则表现为：“紧张”、“对立”、“不合作”甚至“对抗”。由这种关系而衍变生成的农民上访、农民与基层干部的磨擦、冲突时有发生，但总起来看这种上访、磨擦、冲突绝大部分是个别的、小规模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甚至造成人员死伤的暴力事件即所谓 “群体性事件”还是极少的。从这些上访、磨擦、冲突的组织性来考察，小规模的上访、冲突大多数没有什么组织性、也没有多少准备，冲突也多是即时发生的；一些大的上访、冲突可以说有一定的组织性，但多数也是在事发前由当地少数几个说话有分量的活跃分子或所谓精英牵头进行一些简单的分工和必要的准备，一般事后都会很快自行解散，基本上还谈不上有较为严密的组织程度和进行充分准备，也还没有可以称之为“农民利益代言人”的“减负上访代表”或“农民领袖”式的人物。
那么，农村现阶段农民和基层干部、政府的关系该如何进行定位呢？用一个什么样的词才能从总体上比较客观、准确地表达这种关系呢？我反复思考斟酌，最终锁定了“暂时妥协”这个词。基层干部目前最大的任务是收税、抓收入、保持社会稳定，其次才是下一个工作目标。政府本有照顾农民的义务，现在却反过来跟农民要价，为了比较顺利地达到既定的经济目标，又避免和农民发生磨擦、冲突或导致农民上访过多，基层干部和政府对农民的某些要求和举动是容忍和理解的。从农民来说，农民对许多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东西都不乐意，但现在绝大部分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太过强大，农民必须和基层干部和政府打交道才能有比较大的生存空间，农民 暂 时还不敢对基层干部和政府怎么样，因此，彼此之间就有了“妥协”和“交易”。
三
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近十年来农村形势发展变化的过程。“三农”问题成为举国上下所关注焦点是从农民负担问题开始的，而农民负担问题浮出水面是在我国税制改革以后。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以后，一方面农产品市场疲软、价格下跌，农民收入在1993到1995年因农产品价格上涨而大幅提高后迅速下跌，以后便一直维持低增长、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格局；另一方面县乡财政实行“大包干”责任制，财政预算收入计划大幅增高，由于中西部地区工业落后、税源匮乏，快速增长的财政税收计划就被当作一项硬性计划任务由县摊派到乡、乡摊派到村……最后大部分落到农民头上。这一减一增，使农民遭遇到了来自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对其生存空间的挤压，这种挤压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在这种背景之下，面临生存与发展危机的农民被迫采取各种方式抵制基层政府施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各种税费负担。1995年以后全国农村各地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关系迅速趋于紧张，农民上访不断，在税费征收过程中农民和基层干部发生磨擦、冲突的现象大量出现，有的地方甚至造成农民非正常伤亡，情况严重的地方农民集体围攻、殴打乡村干部、冲击乡政府机关的暴力抗税抗费事件此起彼伏，农村政治形势骤然紧张。这一严重事态立即引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警觉，江泽民总书记、朱镕基总理对此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批示，把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性提高到了能否巩固工农联盟能、能否维护执政党政权稳定的高度。此后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村稳定遂成为中央决策层压倒性的重要议题。1995年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村稳定的重大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尽管由于体制等多种原因难以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但效果还是明显的。首先是有效地遏制住了农民负担加重的势头，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中央及时采取措施，农民负担将过重的问题势必发展到失控的地步，其后果不堪设想。其次是“三乱”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治理，农民负担得到一定程度的减轻和规范。通过治理，1997年以后农民负担尽管还在高位运行，但基本控制和稳定在一个水平之上，绝大多数地方没有反弹，到了2001年，全国大部分地方推行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多数地方农民负担得到进一步减轻和规范。当然，这里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发生作用，那就是这些年来，我国经济保持强劲增长势头，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了近一亿个就业机会，使农民进城打工的工资性收入成为这些年农民收入增长一条最重要的途径，并因此拉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由于上述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近四、五年来农民与基层干部和政府关系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尽管农民上访还不少、农民和基层干部个别、局部、小规模的磨擦、冲突还有发生，但总的趋势是磨擦、冲突的程度和次数大为减少，尤其是有一定组织和较大规模的暴力冲突更是极少发生。有的地方因为特定事由，如拆迁、征地等可能引发较大规模的上访甚至磨擦、冲突的事件，但这不具有普遍意义。
四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本人所的K县近十年所发生的在全县有一定规模或一定影响的农民与基层干部、公安干警磨擦、冲突的事情或事件。K县是我国中部一个典型的以农业为主的山区小县，全县人口23。4万，土地2014平方公里，2002年国内国民生产总值7。5亿。该县自1994年以来发生在全县有一定规模或一定影响的农民与基层干部、公安干警磨擦、冲突的事件共有六起，其中规模超过百人的磨擦、冲突有两起：
第一起：1995年9、10日间，与我县相邻的东城县几个乡镇的农民因税费负担过重的原因，先后聚集数百人在与当地党政领导对话没有取得结果的情况围攻、冲击乡政府机关、殴打乡干部。一时间该县农民暴力抗税抗费的事件呈风起云涌、星火燎原之势，并迅速向周边地区扩散蔓延。东城县的事件很快波及到我县。10月9日上午，我县陈坊乡两百多名群众聚集在乡政府大院内，以税费负担过重为由要求与乡领导对话。下午3时，聚集的群众在个别人煸动下开始冲击乡政府机关、破坏公物、殴打乡干部……，使事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县主要领导闻讯赶到现场进行处理，县公安干警倾巢出动，最后使事态得到控制。“陈坊事件”的发生使全县政治局势骤然紧张，如果事态进一步发展，并向全县扩散，后果将不堪设想。事实上与陈坊相邻的两个乡已经出现要闹事的苗头。于是全县进入“紧急状态”，停止一切收税收费工作，全县所有干部下到基层做工作……，终于使事态得到控制。
第二起：2000年12月23日，城东乡政府组织所有在家的干部职工80余人，进驻地处城郊、问题比较突出的青桥村收税费。乡干部在工作过程中采取了扒粮、扣人的措施。晚上7时左右，当乡干部集中在村学校吃饭时，遭到一百多名村民的围攻，乡干部被围困在村学校的一楼教室内，电源被切断。在黑暗中，有村民向躲藏屋内的乡干部投掷石块，使教室的玻璃被打烂，一些干部头部、身体被石块击伤。在僵持了近一个小时后，为防止发生更严重的事态（因为这时听到有村民说要拿鸟铳、石灰对付乡干部），在乡党委书记袁某的组织下，乡干部从一楼转移到二楼。在对峙了近3小时后，乡派出所干警赶到，经过劝说疏导，围困乡干部的村民慢慢散开，乡干部遂离开该村。
这两件事的发生原因和处理结果：第一件事：陈坊乡是一个典型的以农业为主的乡镇，农民收入除外出打工外几乎全部来自农业。1994年税改后该乡农民负担翻番，以田亩和农户为单位平摊特产税、屠宰税的情况非常严重，农民不堪重负，由此引发农民集体上访，在没有得到满意答复后，在个别人的煸动发展成为冲击乡政府机关、殴打乡干部的“打砸抢”事件。在县领导亲临现场说服和公安干警介入后，事态得到平息。事后煸动闹事的个别村民被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县里组织了大批干部进驻该乡，对该乡农民负担进行了清理，对不符合政策规定、加重农民负担的税费项目坚决取消，以前多收的钱一律清退给农民。县里对事件的处理方式及结果大得民心，从那以后至今，该乡一直很平静，再没有发生农民集体与乡干部和政府的磨擦、冲突的事件。第二件事：城东乡青桥村位于城郊，该村许多农民都在县城从事各种行业，见多识广，也不泛“刁民”。该村的农民负担在全县算是中等水平，围攻乡干部的主要原因是乡干部在收税费的过程中不适当地采取了扒粮、扣人等过激行为而导致的。由于此事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所以也没有作什么特别处理。2001年以后城东乡在该村注意了工作方法，该村再没有发生过类似事情。
其他四件农民与基层干部或公安干警的磨擦、冲突均属于小规模或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事情。这几件事是：
1998年9月11日，南岗乡山口、龙口等几个村部分农民以农民负担过重、村干部不廉洁等为理由在村所在地张贴大字报：打倒某某、赶走某某、死保某某×（均为乡主要领导）。随后一百多人的聚集到乡政府，围攻乡主要领导、要求解决有关问题，在没有得到满意答复后决定上县里上访，后县领导赴到该乡，上访的群众在路上被劝阻回去。
1998年9月22日，港口乡小源村张坊、青岭两村民小组30多名群众以乡主要领导不遵守诺言（前一天乡主要领导曾到张坊组处理村民反映的农民负担过重及村主要干部经济问题未果，答应第二天上午9时再次前往处理），到乡政府要求解决问题，后聚集了100多人围攻、诘难乡主要领导，并书面提出包括农民负担问题在内的15个问题要求与乡领导对话，后来县领导赴到现场参与处理，经说服并承诺解决有关问题后事态得到平息。
1999年9月16日，港口乡三十名干部分乘两辆吉普车及数辆摩托车进驻距乡政府所在地七公里的吴溪村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对象进行清理。上午在外溪组进行清理对该组村民甘某未按时参加环孕检进行罚款处理，甘某不服处理，乡干部遂强行扣押其300多斤未晒干的湿笋干。中午乡干部吃过午饭后来到与外溪相邻的里坑组继续清理。下午3时左右甘某率20多名男女村民手拿锄头、木棍冲到里坑组见乡干部就打，乡干部顿时四处逃散。结果包括乡主要领导在内十多名乡干部被打伤，其中副乡长李某逃脱不及被6名男女村民按倒在稻田中用木棍猛击，结果左手臂被打断，全身多处受重伤，一年多不能上班工作。乡干部陈某头部被打破，鲜血直流，肖某（女）上身衣服被一妇女用晒衣服的竹叉戳破，身体的部分暴露在外……。
1999年12月11日，南岗镇森林派出所所长汪某带领一名干警和一名司法所工作人员驱车前往深坑村对不久前发生的10多名村民猎杀野牛的事再次进行罚款（前不久派出所曾对其中的几人进行过罚款处理），遭到该村村民的围攻、殴打。所长汪某被扒光衣服（留短裤）按入污水塘中灌水，然后令其跪在地上，由大人、小孩轮番殴打，一些妇女甚至用扫把沾大粪击打其脸部。另一名司法所工作人员被打断几根肋骨。还有一名干警所幸逃脱，但晚上在山上迷了路，到第二天早上才赶到镇派出所向县局报告。县森林公安公局遂派人将他们营救出来。（上述地、人名均系化名）
……
县发生的农民与基层干部、公安干警的磨擦、冲突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是多在1995年至2000年五年间，2001年以后至今这类事情大为减少；二是多数为小规模的磨擦、冲突，方式也以围攻、对峙、对话为主，发生成为大规模或暴力冲突比较少；三是绝多数不具有什么组织性也没有作充分的准备，更没有所谓的“领袖人物”；四是磨擦、冲突发生的原因主要是农民税费负担过重和乡干部工作方法存在问题，一些比较严重暴力冲突事件是由村民中的个别“法盲”为发泄对政府的不满煸动其他村民发生的；五是有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农民没有造反、颠覆政府的意图；五是只要上级领导出面处理，向农民承若兑现政策、纠正错误，事态大多能够很快平息，而且以后一般没有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当然，触犯刑律被追究刑事责任）。
五
最后我们来看看作为农村形势形成的主体——农民。提到农民大家心里都明白，农民就是社会最底层的一群人、就是始终处在社会边缘的一群人、就是多被人们指贬为素质低下的一群人、就是我们社会“最大的弱势群体”。然而我们不应忘记农民更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更是“中国的脊梁”。和其他任何阶级、阶层相比，农民对国家、对共产党的热爱最朴素、最真诚。因为共产党让农民翻身得解放，让农民尝到了当家作主的滋味，尝到了集体大家庭的滋味！尽管在那年代农民们勒紧腰带、战天头地，把创造财富的剩余几乎全部贡献给了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城市建设，但他们理解了，因为这是在支援国家建设；尽管后来的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割资本主义尾巴让农民朝不保夕、饱受煎熬，但他们同样理解了，因为这是在和共产党一起探索、实践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散了农民头上的阴霾，“大包干”责任制让农民过上了久违了的衣丰食足、安居乐业的生活。然而，这样的生活没过多久，历史的车轮驶入了上世纪九十代中后期，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上层建筑改革滞后，市场经济秩序失范。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一方面遭受社会强势的“强排斥”而更加边缘化，另一方面又遭受到不规范市场的“强制约”而利益受损。这种“强强联手”的双重制约使农民生活陷入窘迫境地，但绝大多数农民仍以其独有忍耐力忍受着，因为他们相信共产党一定会拿出济世良方、一定能让命运多舛的农民再次摆脱困境……。中国农民尽管有许多的劣根性，但却是世界上最忠良的农民。农民，一生劳作、一生付出，却很少能得到社会的回报……。在中国，农民“皇粮国税”的观念根深蒂固，而腰缠万贯的富姐、款爷们却一门心思地想着如何偷税漏税……。中国农民的淳朴善良、忍辱负重、识大体顾大局……，这是农村形势得以基本稳定的最重要基础。记得“治黄”专家黄万里教授曾经说过：中国的农民从来没有对不起他的统治阶级（当然， 起义是逼不得已），但是统治阶级从来也没有真正的看得起农民 。话虽偏激但从一个方面说出了历史的真象。
综上所述，从多维角度分析研究现阶段中国农村各个层面的现实状况，我已为从农村总体情形况看，在农村还没有出现“农民有组织、大规模抗争”；农民自觉、自发成立维权组织尚看不到曙光更难见阳光；农民与基层干部和政府的关系表现为“暂时妥协”；农村形势的基本格局是“基本稳定”和“缓慢发展”。当然说“基本稳定”和“缓慢发展”是指以农村形势总的态势，全国农村状况千差万别，有的地方，如经济发达的江浙、东南沿海一带农村可能干群关系比较融洽、农村经济快速发展；而另一些地方，如中西部的一些落后地区可能干群关系紧张、社会不稳定、农村经济发展“停滞”。我们应当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在农村“基本稳定”和“缓慢发展”的形势之下，农村还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还有一些力量在把农村形势向坏的方向推进，如果把握得不好矛盾运动向质的变化发展是可能的。所幸的是中央对农村形势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正在寻求一种有效的办法来破解“三农”问题！
（此文刊登在《经济日报》——《县市领导内参》２００４。第二期。题目有所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