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早年由于家庭和本人曾受尽贪官欺压，所以本能的对官员贪污贿赂就极为痛恨。

明朝建立之后，他发誓要把自己的政权建成一个彻底没有贪贿的王朝。他从“宽民严官”的执政理念出发，一开始就对各级官员采取了高压态势，极尽整饬之能事，其手段几乎到了残忍的程度。这种高压态势一直延续了两任皇帝。再之后的皇帝们对贪贿惩治就有点忽松忽紧，贪官的数量也就与政策风向标相同步而忽多忽少。

这期间，有位叫刘观的明政府高官（监察部部长），屡次因贪贿坐罪，三起三落。几任皇帝对他的处理过程，基本上体现了明朝初年反贪污贿赂的轨迹。

一

洪武十八年（1385）正月，春节刚过，朱元璋就组织了庞大的干部考察组，由老干部带队分赴全国各地，对各布政司和各府州县领导干部4000余人进行了一次为其一个月的全面考察。他之所以组织这次大规模考察，其目的是想检验一下他十八年以来狠抓反贪污贿赂的效果。

可是，这次考察结果使朱元璋非常气愤和失望。因为据考察组汇报，这批干部中能说得上比较优秀的仅仅只有435人，绝大部分只能属于勉强称职，而有贪贿行为不称职的竟然多达785人，几乎占总数的20%。尤其是这次考察还发现了许多大案要案，比如，户部侍郎郭桓贪污案，朱元璋的女婿欧阳论投机倒把案。

这对朱元璋触动很大，他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经过自己十几年的反腐败努力，杀了成千上万的贪贿干部，尤其洪武十三年因胡惟庸案一次就杀一万五千人，现在的干部队伍竟然还是这种状况，仍然还有这样多的人冒死贪污受贿。

震怒之下朱元璋全部杀掉了这次考察不称职的干部，其中包括他的女婿欧阳论。对涉及郭桓案的中央和地方重要官员数百人也全部杀掉，对与案件有牵连的普通官员数万人全部逮捕入狱。于此同时，一系列的高压手段陆续推出。

此时的朱元璋非常自信，他不相信管不住自己的干部。

他在上任之初已经制定的《大明律》的基础上，为了震慑干部们，立即陆续颁布推出了《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等案例选编。这些案例选编都非常血腥和恐怖，文中既有具体案例案情，还有对具体案件的处罚方式。例如其中有对贪贿官员剥皮、抽肠、挖膝盖、铁刷子刷皮、凌迟、开水浇、油锅诈等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刑罚。

朱元璋除去将这些案例发给官员们人手一份外，还以这些案例为教材，又培训了十九万法制宣传员到各地进行普法宣讲，真正做到每一个官员人人知晓，不留死角。

与此同时，朱元璋进一步完善了都察院，内设都御使、副都御史、佥都御使。还建立了派出机构下属十四道监察御史，这些御史在各地充当耳目，监督各地官员，一般事自决，大事直接奏朱元璋。朱元璋只要一接到某个官员贪贿的报告，不管多晚都要处理问题不过夜。由于耳目们非常敬业，常常是有的官员今天下午刚刚受了贿，第二天上午就有人找他谈话。

除此之外，他还号召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资料显示，那时候普通百姓只要发现那个官员贪污受贿，老百姓上去就可以直接把他们绑起来进行批斗，然后送京治罪。而且一路上任何人都不能阻拦，谁阻拦朱元璋就诛谁的九族。这办法后来虽然没有大规模推开，还是把当官的们吓得不轻。

有资料说，为了吓住各地一把手，朱元璋还发明了一种方式。就是把某个该处死的贪官全身的皮肤剥下来，然后在皮内装上稻草，做成人皮稻草人，戳于衙门的办公桌旁边，让在职官员们办公室时随时就可看到做贪官就是这样的下场。

二

在历史上与其它朝代相比，明朝早期的官员有三个“最”：一是工资最低，二是权力最小，三是被杀最多。这是因为朱元璋从骨子里就十分轻视他们，认为他们只不过是朱家王朝的打工者而已。既然是打工者，老板就与他们没有任何感情，对待他们就异常冷酷无情。

比如，朱元璋给府县一把手的工资，仅仅勉强能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府县其他开支，包括机关雇员工资、办公、办案、接待、车马、人情来往等一切日常开支，国家一概不管。逼得干部们只有靠贪污受贿来维持。那时的官员，凡是能维持机关正常运转，或者官做得比较风光的，几乎没有不是靠贪污受贿来维持资金来源的。

可是朱元璋又坚决不允许各级干部贪污受贿，官员们办公有困难怎么办？朱元璋说那我不管，你有困难活该，谁让你要当我这个官呢，不愿干你别干，你不干有人干。

那时候明朝揭发腐败案件，全靠举报信（弹劾奏章）。老百姓有冤屈，对某个官员有意见，都可找人写信举报。官员们发现某个人有贪污受贿行为，写举报信更是责无旁贷。到后来，人们为了官场恩怨，同僚踩踏，也不惜编造事实，写信举报。据说高峰时期，朱元璋每天接到的举报信多达二百封。

朱元璋和有关部门掌握的原则是，只要接到举报信，必定立案调查，“宁信其有，不信其无”，那怕是捕风捉影，也要严惩不待。所以，那时的官员早上还在，下午就被杀，今天还是官，明天就是罪犯，已是家常便饭。当官这职业简直是最不安全的职业。据有资料显示，明初全国共十三个省、一百四十多个府、一千多个县的正副职官员们，很少能够有坐到满任或退休，大部分因为贪贿被杀掉或者流放。

即使这样被人歧视，这样没有油水，甚至还有生命之虞，当时人们对当官仍然趋之若鹜，男儿们仍然认为这是人生价值的最大体现，削尖脑袋也要往公务员队伍中挤。可见“官本位”思想在中国人心中是如何根深蒂固，如何深入骨髓。

就在朱元璋大杀贪官的1385年，保定府的雄县就有一个叫刘观的人，头悬梁锥刺股历经无数春夏寒暑，靠自己的本事考中了进士。虽然他就要走进血雨腥风充满险恶的官场，迎接他的必是吉凶难测，生死未卜。但消息传来刘观仍然喜不自胜，因为他盘算着，只要脱颖而出走进官场，自己就是人上人，佼佼者，其风光已经代替了风险。

皇榜题名之后，吏部将刘观派到山西太谷县做了个县丞（副县长）。但刘观目标很高，不想在基层长干，便开始钻营活动，不到一年就跑关系活动到了中央机关，任了个监察御史。从此开始了他在纪检监察部门工作的生涯。在这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这期间他对自己要求严格，一心上进。到1397年，朱元璋便破格提拔他为左佥都御史（监察部副部长级）。

史书上说，就在他当了副部长以后，曾经因为出了事而被捕入狱，但并没有说是什么事。在反贪贿为朱元璋工作重心的时期，想必一个掌握干部生杀大权的副部级干部，出事恐怕也与贪污受贿有关，不会是别的事。这是刘观政治生涯中第一次坐罪。

还是他的活动能量大，入狱时间不长，经他运作就被释放。释放后朱元璋任命他出任嘉兴知府。他是无论如何不愿当明朝的地方官，正不想去时，恰值他父亲去世，便以守丧为由辞官回了雄县老家。

三

他在雄县家乡闲置六年，明朝皇帝已经换了两茬，现在是成祖朱棣当政。

成祖朱棣有太祖朱元璋遗风，行事严苛，对腐败也毫不留情。书上说他常常“指忠臣为奸党，甚者加族诛，掘冢，妻女发浣衣局教坊司，亲党谪戍，违抗者即尽杀戮。”看来朱棣对贪官处理不在朱元璋之下，也是够狠的。

已经在家闲得不耐烦的刘观，这时开始找组织要求出来工作。经他的一番努力，于永乐元年（1403），朱棣提拔他为云南按察使，还是他的老本行纪检监察工作。但还未赴任出发，中央的任命又变了，改为户部右侍郎（财政部副部长）。工作了只一年，永乐二年（1404），又调任左副都御史（监察部副部长），回到了他的原单位。

史书上说，刘观回到监察部后，一切得心应手，工作干得不错，各种关系处理得也很好。当时监察部两位主要领导矛盾很大，刘观在二人夹缝之间生存，左右逢源，谨慎相处，双方对他都印象不错。皇帝朱棣见他如此有水平有能力，便拟择机重用。

永乐六年（1408），礼部尚书郑赐病逝，于是升刘观为礼部尚书，成了正部级。同年十二月，又与刑部尚书吕震互换官职。频繁换官，而且都是要职，可见他在朱棣皇帝心目中的分量。

但这时刘观有些飘飘然，对自己要求开始不够严格。受贿行私，搞特殊，讲排场，坐轿超标，各种问题开始暴露。监国的皇太子发现了他这些问题，对其进行批评。事情反映到朱棣那儿，朱棣按照“大臣有小的过失，不应当就给予折振”的原则，特地赐书诏谕皇太子，让他不要太认真，朱棣就这样把事情压下了。

也是为了保护他，朱棣有意先调离他出中央机关一段时间。适逢永乐八年（1410）凉州羌族叛乱，朱棣便任命费献为都督、刘观为参赞军事，前去率师征讨。结果仗打得一塌糊涂，刘观骄傲自满，把征讨视同儿戏，严重失职。朱棣一气之下，将刘观一搂到底，调回监察部当了个一般吏员。

这次挫折不小。在这个小吏员的岗位上一过就是五年。一直熬到永乐十三年（1415），朱棣才重新启用他，并提拔让他做了监察部副部长。

刘观看来做监察工作是个行家里手，一回到任上就崭露头角。很快朱棣又提他为左都御史（监察部长），成了监察部的一把手。这期间他除去做好中央监察业务工作外，还多次奉命督办通浚河漕，巡抚各地考察官吏，任务都完成得不错。

通过对刘观的态度，可见朱棣在反贪贿，以及管理保护使用干部上，除去有峻刑厉法的一面之外，与朱元璋一棍子打死的做法已有所区别。不过也正是这一区别，为刘观以后的更严重的坐罪埋下了伏笔。

四

朱棣去世前后，明初紧绷的反腐败之弦已经开始松了下来。

继任朱棣皇位的是仁宗朱高炽。过去由于朱棣对刘观的重视，朱高炽即位后（1425），也对刘观高看一眼，除去让他继续任监察部长之外，还让他兼任太子的老师（太子少保），并破天荒的同时给他开了两份俸禄，这在明朝时绝无仅有，可见仁宗对其之厚。

如此风光的被重用，这时的刘观开始忘乎所以，并有了播弄是非，随便整人的毛病。最突出的一件事是，当时的大理寺少卿（最高法院副院长）戈谦多次上书说事，仁宗嫌他说话啰嗦不得要领感到厌烦，经常批评他。这本是一件小事，戈谦作为一个部门副职，一见皇帝就紧张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作为监察部长和太子老师的刘观，竟然落井下石，趁机偷偷发动他的下属十四道监察御史上书说戈谦的坏话。

从这以后人们彻底看清了刘观的人质，机关干部们开始鄙视他，认为他做人有点不地道，大家心照不宣的有意躲避他。

朱高炽这个皇帝与父亲朱棣以及爷爷朱元璋大不一样，“性甚仁恕谦卑”。这还不算，本来自己本事不大，他还有意要对父亲和爷爷所实行的对贪腐的政策进行修正，想自己另搞一套。

刚即位，就对刘观说了一些软不拉塌的谦虚话：“我当皇帝经验不足，你们都是咱国的大臣，如我处事有不正确的地方，你们就及时告诉我，我会及时改过的。”

接着又召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过来，对他们亮出了自己的执政态度：“这几年国家法制开始乱了起来，官场纪律也有些松弛，这我是知道的。但现在有关部门报的所谓大案，都是舞文弄法妄加之罪。所以我考虑，今后凡是死刑，一定要再三斟酌，执法部门不能对此疏忽，也不能宁当酷吏还不感到惭愧。从今以后凡审重要犯人，你们三人必须一块审理定案，如发现冤情，不管多复杂都要认真复查。”

接下来，朱高炽又召刘观、大理寺卿虞谦，对他们说：“过去，你们执法部门都把诬陷人当作功劳，抓住政府工作人员们的一句话、一个字，就以诽谤论处，甚至弄得人家家破人亡，还不让人家申怨解辨。最近，这种风气又开始出现。你们想想，治理国家需要听取大家的意见，大家都害怕谁还敢说话？这样吧，发个文件，让人们说话，不能再动辄就说是诽谤了。”政策进一步放宽。

杨士奇按照仁宗朱高炽的指示，立即拟好了一份文件。文件中说：“今后凡是对官员贬谪、抄家、死刑，执法部门必须上报，如果多次上报都不能获准，你们就不能执行，这要成为定制。以后各执法机关一律不能再用鞭打的刑法，更不能用宫刑而让人绝后。除去谋反者之外，一律不能再牵连家人，另外凡是举报诽谤者一律不再立案。”

仁宗彻底抛弃了朱元璋、朱棣所开创的反贪贿的格局。他对先辈们形成的对贪贿的高压态势开了减压的口子，干部队伍原有的紧张一下松弛下来。一些高级官员开始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本人和家属子女也迅速蠢蠢欲动。整个官员队伍，尤其在政权高层官员心中，开始红尘万丈，言必以实惠说事，官商勾结，权钱共谋，奢靡消费之风迅速刮动。

正当官场风气按照仁宗的思路迅速恶化之时，只不到一年时间仁宗就去世了。

五

接下来即位的是宣宗朱瞻基。这个朱瞻基的性格比较复杂。

一方面他继承仁宗的路子，提倡以人为本，多有惠政。甚至，他经常批评监察部刘观，嫌他们上报案件过多过滥。说：“对人要宽厚，能不立案的就不要立案。”为此，监察部每次上报案件都是一压再压，一减再减，一拖再拖。就这样，每次报案，刘观还特别紧张。报案时只要见宣宗不高兴，刘观就不敢把上报材料拿出来，扭头偷偷给他的随从说：“赶紧告诉刑庭的人，这事先放放，下来再说吧。”这案子很可能就不了了之。

另一方面，他对贪官污吏，既使是公卿大臣，也不是不敢于下手。也曾经处理过不少腐败干部。比如御史沈瑞接受贿赂案，宣宗说：“御史本是朝廷耳目，今受重赂，是耳目蔽矣。”把他谪戍辽东。工部尚书吴中私自把公家的木料、砖瓦赠送给别人盖房，也被下狱。他还责成各级官绅民等，大力推荐廉洁干部，然后给与重用，出任府、州职务。

也就是在这期间，宣宗高调处理了刘观。

从仁宗开始的风行全国的公款吃喝玩乐之风，到宣宗时已经十分严重。那时候从京城到府县，各个饭店都人满为患，饭店门前官轿官车云集。官员们天天大吃大喝，宴会聚乐，互相请客。大家都以奢侈相尚，饭局比规格比档次，还让小姐作陪。不仅如此，纪检监察部门也带头参与其中。

作为一部之长的刘观更是有情必到，还在饭局中多次接受贿赂。行贿之人送了礼下来就到处嚷嚷，别人听说后也就向刘观行贿办私事。这还不算，刘观的儿子刘辐，利用父亲的地位和影响，公开索要贿赂，甚至包揽诉讼，大肆聚敛钱财。刘观对此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凭儿子胡作非为。

那些监察部的副部长们以及其他官员，见部长都这样，索性也都贪污受贿放纵无所顾忌起来，高干子弟们也纷纷仿效刘观儿子的做法，胡作非为无所不用其极。导致监察部的风气严重恶化，给全国带了个很坏的头。

宣宗发现了这个问题。宣德三年（1428）六月，一天罢朝后，宣宗便将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召到文华门，私下问他们：“太祖那时侯，朝臣们都谨慎清廉，克己自守，可现在的官员们却贪浊成风，这是什么原因呢？”杨士奇回答道：“太祖时是不错，成祖中期以前也不错，到成祖末期这种情况就开始出现了，如今更为严重。”杨荣补充说道：“成祖后期虽然有了贪浊之风，但也就是出了个贪官方宾（注：时任兵部尚书，恃宠贪恣），其他那时候严重程度还没有超过方宾的，现在可就不一样喽。”宣宗问道：“今天谁是最严重的？”杨荣回答说：“刘观。”宣宗闻之牙齿咬得咯咯响，立即问：“谁可以代替刘观的职务？”杨士奇、杨荣当即推荐了通政使顾佐。

宣宗于是将刘观外派去巡视河道，任用顾佐为监察部长。御史们见刘观被贬，不再怕他报复，便趁机纷纷上奏章弹劾刘观，并且涉及到刘观之子刘辐许多贪赃枉法之事。宣宗阅后大怒，于是下令：立即逮捕刘观父子！

逮捕后，宣宗拿出弹劾他们父子的奏章给他们看。刘观当即就上疏为自己辩解，不承认这些上告材料上说的事。宣宗更加恼怒，又把廷臣们先后送上的密奏全部搬出来，甩给他看。这些材料中有的枉法受贿金额达千金。刘观一看傻了眼，这才认罪。于是宣宗将他们父子下到锦衣卫狱中。决定次年再处以极刑。

杨士奇、杨荣请求免其一死。宣宗念其旧情，就将刘观的儿子刘辐发配辽东，命刘观随同前往，算是免了他的死罪。刘观后来病死在了辽东。

此事之后， 宣德七年（1432），宣宗又命令掌风宪的官员们考察奏免官吏中有贪污行为的人，该朝风气开始有些好转。宣宗感慨地说：“幸亏那时罢免了刘观，要不这国家的风纪和法度不知要坏到什么程度呢。”

但是到英宗之后，明朝贪贿之风又逐年抬头。到明朝中后期贪贿如潮涌而来，已经遍布明政权整个肌体的每一个细胞，直到无法收拾。

先前命运眷顾大明初期政权，好不容易苦海挣扎登上了一叶没有贪贿的方舟，从朱高炽开始又糊糊涂涂跳回了大海，等到明亡前的几位皇帝呛水再喊救命时，那方舟已经无影无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