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15日是现代著名作家柯灵先生诞辰一百周年，6月19日是柯灵先生逝世九周年。在纪念和怀念之际，我们发表柯老长子高岑先生的文章，以表达对这位老前辈的深切怀念。 ——编者
今年2月15日是父亲百年诞辰，6月19日则是父亲仙逝九周年纪念日。我的父亲柯灵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卓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他和同时代许多热血志士一样，在“五四”运动雨露阳光照耀下，从热爱祖国、人民，热爱人类进步的理想出发，选择了艰苦的革命道路，在几乎整个二十世纪，与祖国风雨同舟，共历沧桑。
父亲从小因家道中落，小学毕业后就辍学。自述“我的学历只比文盲高一档”。他能走上文学之路，全靠勤奋自学，“一步一步摸索前进”，1990年“柯灵创作生涯六十年研讨会”上，他自诩“至今还是个人生和艺术的白首学徒”。
“艺术家的神圣职责是面对现实，而不是粉饰现实，只有忠于这个原则，才是对社会最大的赞美，因为公众需要诚实和公正。”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始终坚持说真话，光明磊落，直抒己见；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认真”二字同样表现在对他自己字字珠玑的作品研磨中。
父亲曾经写道:“文品总是人品的表现，因为文艺是心灵工厂的产品，不可避免地要泄漏灵魂的秘密。”而父亲“产”品中闪耀的是对祖国、对人民、对党的热爱和忠诚，是人品的坦荡和真诚。
父亲一生谱写的道德文章，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是我们子女永远学习的榜样。我想这应该是对父亲百年诞辰最好的纪念。
一位靠勤奋自学成才的作家
父亲虽然出生于官宦之家，但童年生活却过得清贫、艰难。因为父亲生于大房，但过继给了二房。二房仅有一位为了冲喜嫁入，还没圆房，丈夫就去世的婶娘，她就是父亲的养母，我的奶奶。父亲就这样寄人篱下读完小学，就此辍学。以后逐步成长为驰名文坛的作家，全是靠了自己的坚持不懈、刻苦自学。
1924年，父亲十五岁时，在绍兴《越铎日报》上发表了处女作《斗门提灯会记》。后又在朱储务实小学教书，还当过小学校长。1931年到上海进入电影界，先后在天一、明星、联华电影公司工作，并参加了左翼影评小组，开始用柯灵的笔名。他还主编《明星半月刊》，参加了《鲁迅全集》的校对等工作。先后在《晨报》、《大美晚报》、《大美报》等报刊兼职，当特约记者，编文艺副刊等。
抗战时期，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在“孤岛”上海坚持战斗。先后主编《文汇报》副刊《世纪风》和《万象》杂志。1944、1945年两度被日寇逮捕入狱，受尽酷刑。父亲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出狱后为了明志，给当时出生不久的小女儿取名为“清”，以示自己在敌人狱中的清白。
抗战胜利后，又与唐弢共同创办了《周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压制民主的真相。后又与马叙伦、周建人、雷洁琼、赵朴初等发起成立民进，为争取民主、自由，直接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追捕。1947年躲往香港，并参与创办香港《文汇报》。1949年与大批爱国民主人士转道至北京，1950年返回上海。
十年“文革”期间，父亲又惨遭“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入狱长达三年。出狱后去干校劳动。(全家子女和他们的配偶也因此均遭审查，先后“上山下乡”到基层劳动。)直到“四人帮”粉碎，父亲才重新开始拿起笔。
七十多年来，父亲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共著有文学作品五十二集、电影十四部、话剧三部，以及若干单行本。2008年12月，在上海“改革开放三十年我最喜爱的文艺作品”读者评选中，父亲的散文《昨夜西风》也入选，说明父亲的作品广受欢迎，为读者喜爱。
父亲的一生，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风雨同行。他为中国的进步而写作，也因为文字遭受过种种苦难。他的经历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曲折道路的缩影。他热爱祖国、热爱党、忠于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在文学艺术领域里贡献突出。我们一直为有这么一位父亲而感到自豪。
是慈父，也是良师益友
父亲对家人、子女的关爱、教育和帮助，我们兄弟姊妹九人感受尤为深刻。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位慈父。与之相处，平等、融洽、无拘束，从未发生过粗暴训斥之举。父亲很注意方式方法，注重效果，总是循循善诱，我们都受益匪浅。
1950年我在父母的鼓励下，只身到北京读高中。父亲有一次到京开会来看我，谈起我写的字，他说了一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一个人写出来的字，就像是一个人被人第一眼看到的脸。”一句话触动了我，从此开始注意写字，一段时间后，自己也感觉有了较大的进步。
1951年抗美援朝的高潮中，我在北京的学校里直接参加了解放军。1955－1956年间，我当时正在军医学院学习，部队开展了肃反运动。由于当时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我生平第一次受到莫名其妙的“审查”，事后却又不了了之，我感觉受了不公正对待。为此，我写信给父亲说，我准备离开军队，回上海再去读书。父亲当时正在苏联、东德、捷克等地访问，除写信劝慰稳定我的情绪外，回国后立即赶到天津，在学校简陋的招待所里，和我促膝长谈。中心思想是一个人要心胸大度，不能因为已经过去的一件事耿耿于怀，要正确对待挫折和教训。这一番谈话最终解开了我的心结。
1978年，三中全会前夕，我从部队转业回到上海工作。父亲经过十年“文革”，虽说老而弥坚，但毕竟年事已高。父亲希望弥补岁月的损失，一心想摆脱一切社会事务，潜心写作，甚至在大门外贴上“午后四点前不会客”的条子。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在与子女见面和通信中，还是会经常向我们提醒他认为必要的告诫。1991年，我被调往北京国家机关工作，父亲给我来信，关照我一定要尽快到1950年我刚到北京时住过的人家(李先念原秘书潘静远先生，“文革”中含冤去世)去探望一下。信中说:“我一生对人以诚相见，希望你也多注意一些人情冷暖。”1988年初，我调上海市计生委工作不久，父亲去北京开会，写信给我，一方面说起我们要给他做八十岁生日，那天他回不了上海。另外又说:“你现在担任一方面的领导工作，希望你事事处处谨慎小心，努力做个好干部。现在党风和社会风气都太坏，令人丧气。我相信你会征服一切困难，树立自己可亲可敬的风格。”1989年《上海计生报》改版成《上海家庭报》。我请父亲提意见，他回信说:“我编刊物有一个重要的经验:多说读者心里想说的话，少说官话。”我把这位老报人的建议转给了家庭报社。
父亲在待人处世上坚持自己的原则，为我们子女树立了良好的榜样。那年，父亲给绍兴秋瑾故居纪念馆题词后，对方寄来了稿酬，被父亲两次退回。龙华烈士陵园碑文(以上海市委、市府名义)的万元稿酬，也被退回，他说:“先烈们为国捐躯，我能为他们写碑文已是无尚光荣，怎么能收稿酬！”父亲所得到的奖金，据我所知，很多都是捐一半给社会，还多次向希望工程捐款。有一次绍兴斗门镇要为他建纪念亭，父亲立即阻止。1991年，我的孩子高建写信给爷爷，说上海曲阳图书馆要出一本柯灵纪念册，正准备筹集资金。父亲立马给我写信说:“现在文艺界时兴到处伸手劝募资金搞活动。我很不同意这种做法。轮到我自己更不能这样干了。阿建为我筹集资金的事，请告诉他立即坚决停止！万不要进行！(他对我的心意，我当然理解，为此感到欣慰。)”最后又说:“我这一辈子兢兢业业，只是想做一个老老实实的人。”父亲的种种行动处处体现出高风亮节，这些都成为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至今，每次重温父亲写的这些信件就会感到亲切、温馨。父亲一片舐犊之情跃然纸上，成为我们终身难忘的记忆。
父亲晚年想潜心写作完成《上海一百年》，作为子女，我们非常理解和支持，平时尽量不去打扰。但每逢节假日、父亲的生日等我们都会前往问候探望，庆祝聚会，摄影留念。父亲有时也到子女家里聚餐；父亲有事(如陪同看病、修理房屋等)，我们子女也都尽力而为。父亲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们也曾烧好菜送上门。外地子女短期返沪，父亲处的到达问候、行前辞行是必行之礼，且都必备礼品。父亲晚年每次出席第三代的婚庆都坚持到礼成。逢主要著作出版，父亲都亲笔签赠子女……
与父亲给予我们的巨大精神鼓舞相比，家庭中的物质交往就成为谁也不再在意的议题了。简而言之，我们同胞手足在父亲的影响下，重义轻利。父亲一贯认为:要靠自己努力，勤勤恳恳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我们九个子女都按父亲的愿望在努力，每个人都在社会发展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和社会发展同步前进。我们九个人中，有四人有高级职称，二人中级职称；有全国唯一一套国产聚丙烯生产工艺的发明人(已成功应用于生产)，有在导弹研制中荣立一等功并在返回式卫星研制中获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的，有获得上海市卫生事业管理成果一等奖者。目前九个人均已离、退休，都已跨过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在父亲百年诞辰之际，可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的是——我们没有辜负您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