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地平线》杂志2006年“匈牙利事件”五十周年之际对匈牙利前总统阿帕德.岗茨的采访：

阿帕德.岗茨从1990年到2000年任匈牙利共和国总统。这位84岁的前总统年轻时主修法律，却从未当过律师。他积极参加了1956年的革命，次年入狱，并在狱中学会了英语。在过去15年中岗茨一直是最受爱戴的匈牙利政治家，很多人至今仍亲昵地称他为“阿皮大叔”。

问：总统先生，那些不熟悉匈牙利现代历史的人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一次失败的革命对许多人来说却如此重要，您说过1956年在您的生命中比过去15年还要重要，虽然过去15年中您成就了一个政治家能够成就的一切。

答：这很难说清楚。过去八十多年中我经历了很多。我看到了战争，坐过牢。我当过工人和农艺师，后来成了一个知名的文学翻译家，甚至是作家。后来，众所周知，我又成了1989年后的第一任民选的匈牙利总统。正因为我经历了这么多，我才有足够的时间去体会哪些情感，情绪和作为对我而言是最重要的。在所有这一切当中，迄今为止我的感受最深刻和丰富的就是1956年的革命。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当年的情景，这些情景永远不会被磨灭。革命的氛围是独一无二的。你可以称之为浪漫的，混乱的或者是狂热的，但是都无法准确地表达。对于没有亲身经历的人们而言，不管怎样努力的解释，那次革命也仅仅是一段历史。

问：即使是照片经过了半个世纪也会模糊不清。穿过历史的迷雾，有哪些场景如今在你的脑海中依然清晰和强烈？

答：10月23日，一个朋友上气不接下气的冲进我家：“革命……！革命了！”我当时心不在焉地问“谁的革命？”回想起来，当时很多人根本不了解在这所城市里发生了什么。我脑子里第一个强烈的画面就是我们站在国会大厦前面的人海中听总理伊梅尔.纳吉讲演，当时我的女儿Kinga骑在我的肩膀上。（Kinga现任匈牙利外交部长）。我看到人们的脸上流露出一种陌生的、久违的喜悦。这么多人出于自愿聚集在一起，这样的事情本身就已多年未见。而这些脸孔又在纳吉出于习惯而称呼他们“同志们”的时候突然变得愤怒起来。第二个场景是：我和我的妻子Zsuzsa站在窗口看着Philisaba装甲师的坦克隆隆驶过。第一辆坦克上有一个小个子的指挥官，向路边的人们挥舞着拳头。而正是这个奉命进城挽救共产政权的小个子后来却转而支持革命者，而命运又安排他在我隔壁的牢房中被关押多年。

问：这些旁观者是如何成为了革命的参加者？或像他们后来在起诉书中所称，成为了“阴谋”的参与者呢？

答：我可以再向你讲述两个场景：第一个发生在1956年10月25日，地点在国会前的广场上。那天我去农业部办事。我当时在农村工作，所以需要时常去农业部汇报工作，而农业部位于同一个广场的边上。当我离开农业部大楼时，看到地上躺着一些尸体，有男人也有女人。而有数百人正惊慌地逃离广场，涌向附近的街道。机关枪正在从一栋楼房的屋顶上和广场附近其他一些地方向人们射击。在农业部门口等候我的司机躺在车轮旁，满脸是血，已经死了。这就是著名的国会大厦枪击事件。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不清楚当时是谁和为什么突然开枪，但最有可能的凶手是苏联士兵，是他们得到命令用机关枪屠杀和平的示威者。当时我站在那里，眼前的景象使我无法移动半步。我对自己前一天提出的问题有了确定无疑的答案。我知道了这是谁的革命。第二个场景对我而言意义更为特殊，因为有两个在当时并不重要的小人物多年后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革命期间我开始为筹建小农联盟工作，所以经常出入位于Semmelweise大街的小业主党总部。那栋房子由一队国民卫队员守护，而我经常和一位名叫约瑟夫.Antall的队长聊上几句。1990年，正是这名卫队队长成了匈牙利共和国的总理，而我成了共和国的总统。

问：在革命被镇压后的1957年，你和很多人一道被投入监狱。对你的指控是阴谋背叛国家。你被关押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答：当我明白了“这是谁的革命”，我和朋友们一起投入到行动中。我们组织抵抗，传播消息并开展各种辩论。当俄国军队在11月4日再次入侵匈牙利以后，我参与了由一群知识分子起草的，旨在对匈牙利日趋恶化的形势寻求国际解决方案的备忘录的组织工作。是我将这份备忘录递交给了印度驻匈牙利的大使馆。

问：为什么选择印度？

答：因为在理论上印度是政治上的中立国家。而且尼赫鲁本人也享有巨大的声誉。我们当时幻想如果得到他们的支持事情也许会有好转。今天看来，当时的作法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失败的，但我们当时却充满了希望。当时我见的最多的是一位在印度使馆工作的有趣而随和的年轻外交官，他名叫拉赫曼，而我们后来成了朋友。我听说当我被判处死刑后，正是他说服他的上司找到苏联人为我说情。我当了总统以后有一次在德里又与他重逢。他告诉我当时他做了能做的一切，但一直不知道他所做的对于挽救我的生命到底起到了多少作用。

问：1956年有很多匈牙利人逃亡到国外。你明知自己有危险，为什么选择留在国内？

答：1956年的新年前夜我和朋友们在一起喝酒，我的妻子Zsuzsa突然泪流满面。她说：“我预感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聚会。”她是对的。不久之后我就被逮捕了。我们的一位朋友说当时他已为我们逃离这个国家安排好了一切，但我们还是决定留下来。接下来的岁月对我的妻子来说非常艰难，孩子们也不得不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生活和长大。我不知道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但即使是今天，我也不认为自己会做出其他选择。如果人们明白我所说的，那次革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历程，也许就会明白为什么我当时不能也不愿意逃离这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生死攸关的时刻，而我们的革命正是一次这样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