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在新春伊始?南来北往的民工大潮尚未散去的时候，《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以“一号文件”形式出台。对此，一向从宪法角度关注农民问题的“三农”研究学者张英洪，选择的却是少见的热情：“这是１９８０年代‘一号文件’的回归，今年的‘一号文件’更全面、更系统，最值得称赞的是将农民增收的问题提高到了一个极高的位置，在中国这样一个特色社会主义国家里，农民问题作为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首要问题，出台‘一号文件’不仅是农村、农民、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也是各种利益综合平衡的需要。但要在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最关键的是上升到宪法层面。宪政之路，是中国农民真正的自由、幸福和解放之路。”
张英洪最终像他的学友党国英、于建嵘、李昌平一样——用锋利的解剖刀去解剖社会经济关系，并试着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发出最强音。尽管这些年来，各大“门派”围绕“三农”问题和基层建设的论点层出不穷，但他总能站在宪法的高度，以更富理性和情感的“三农”研究学者的面貌出现，就像他在最新出版的专著《给农民以宪法关怀》里所说的——“我个人的生命是同中国改革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几年来，秉烛夜熬，算是一个农民之子对九亿农民的精神反哺。”
“这是一个地道的草根学者，身上还有着尚未散去的泥土气息。”对媒体这样的描述，张英洪会发出爽朗的笑声。但笑声过后，张英洪会像小孩子样想起家来，“读书时，家里很穷，每次饿着肚子去学校时，总怪父母无能，长大后才明白，这是旧体制所决定的。”
有过１５年的农村工作研究经验的张英洪始终不会相信：不触及体制的改革会是成功的改革。在常常由学院派话语体系主导的社会学界，张称自己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实践者，深入基层的经验比书本上那些精确漂亮的理论更能解决问题，“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不能把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晾在一边，不能忽视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宪法的基本功能在于严格约束公共权力，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在２１世纪的今天，中华民族要走出‘兴忘百姓苦’的千年梦靥，就必须从民主政治的高度关注农民，给农民以宪法关怀。”张说话时，不打手势，声音有些嘶哑，甚至普通话也不算标准，但像鹰隼一样的眼睛却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我有过多年农村工作经验，曾经与绞尽脑汁对付农民的官僚拍桌打椅，不知扶起过多少痛哭流泪下跪的老人。农民问题就像一瓶烈酒让我欲罢不能?但我相信正义仍是社会追求的首要价值。”对农村基层的深入了解使张的研究脱颖而出，众多研究农民问题的作品摆上了许多官员的案头。许多主流媒体和重要网站的报道，使张的学术观点得以较大范围的传播。
和张接触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但和张对话让人觉得他是一位非常有穿透力的学者，他的独立思考能力，能刺激我们习以为常的看法。他“说一句话就是一句话”的表达方式，会让你感受到他是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
解决“三农”问题的里程碑
记者：中央最近出台了促进农民增收的一号文件，你对此有何认识﹖
张英洪：众所周知，这是时隔１８年后中央出台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也是建国以来中央第一次就农民增收问题下发的文件。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存在着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农民增收困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我掌握了这样一组数据?１９７９—１９９７年，农民人均收入年增长１６％，而１９９７年以来，农民收入增幅连续下降，年均增长只有４．２％，相当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速的五分之一。同时，农村居民收入中将近一半是靠一亿多农民进城打工挣来的。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由上世纪８０年代１．８?１扩大到２００２年３．１１?１，这个比率尚未计算城市居民大量的隐性收入。有的学者认为城乡收入实际之比在５?１以上，甚至为６?１。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之比为１．５?１，超过２?１的极为罕见。
记者：看来，中央下发这个“一号文件”是非常及时的，对于扭转城乡收入差距、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张英洪：邓小平曾经警告说，如果改革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这种改革就改到邪路上去了。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现在社会已经公认农民由改革初期的普遍获利阶层转变为利益受损阶层，成为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这就使弱势阶层的生存状况和公平公正的改革取向开始成为强烈的社会诉求。“一号文件”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人为本、关注民生、致力于维护社会公正的执政理念和施政风格，深得民众的认同。
当前，中国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问题中最主要的问题。中国正处在社会结构实现重大转变的特殊历史时期。任何国家处于这样一个时期，农民都或多或少处于弱势地位。能否在这样一个时期给予农民强有力的支持，不仅决定执政党建立社会公正的执政理念能否落实，更关乎全社会的稳定发展和持续繁荣。把农民的利益放在重要地位，把农村发展放在经济发展的首位，把农业的基础地位稳固下来，是中国当前最大的政治。从这个涵义上说，《意见》的发布和实施确立了中国长远发展的政治基石。
记者?“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你有何认识？
张英洪：这是国家对农民工的工人阶级身份认可。进城务工的农民为城市创造了财富、提供了税收，作出了巨大贡献。早在几年前，我就发表过一篇论打工仔基本权利保护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明确提出农民工就是新兴的工人阶级，并将当代中国工人划分为传统的国有企业工人和新时期非国有企业工人即农民工两大类，主张政府应当把后一类新兴工人阶级的权利保护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提上日程。 而这样的主张是有根据的，据有关资料，２００３年农村劳力外出就业人数达９９００万，农业户口人员占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已高达４６．５％，第二产业中农业户口人员５７．６％，其中建筑业占８０％。由此可知，农民工这一新兴的工人阶级队伍在人数上已超过国有企业工人人数，不折不扣地成为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
记者:长期以来，大量农民进城务工没有成为真正的城市工人，这是否具有某些特定的社会背景？
张英洪：所谓农民工，就是农民工人，也就是说，从身份上说他们是农民，从职业上说，他们又是工人。这种既是农民又是工人，或者说既不是农民又不是工人的农民工现象，在世界各国都是绝无仅有的。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工只有在中国特定的体制环境下才会出现。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和集中的过程。不仅西方各国如此，我国建国前以及建国初期也是这样的，根本不存在什么农民工。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农民工这一新的社会阶层，但同时，计划经济条件下出台的一系列旧制度尚未得到应有的废除，甚至还在起着重大的作用，这些旧体制就自然要给新时代催生的农民工套上农民的身份印记。
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农民工既是新时代的产物，又镌刻着旧体制的烙印。没有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也就没有农民工，同时，没有传统的旧体制束缚，同样没有农民工。有人问我，农民工这个词是不是带有歧视性﹖该不该废除﹖我说，农民工这个词最真实最生动不过地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是研究当代中国最核心的关键词之一，要废除的不是农民工，而是造成农民工的旧体制。
拓宽农民增收的新视野
记者：现阶段农民增收困难，是农业和农村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反映，也是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各种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对此，你是怎样认识和理解的﹖
张英洪：我认为充分认识和把握这么几点对于理解和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十分重要。第一，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已经和正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第二，我国已加入ＷＴＯ，成为全球经济大循环中的子系统；第三，我国人为造成的最大的制度国情在于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
综观世界各国，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都会不同程度地呈现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但中国的“三农”问题有其不同于任何一国的特殊性，这是因为我国有其特有的人为政策制度因素。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
一方面，从发展战略上来说，实行“挖农补工”。国家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几十年来源源不断地从农村获取巨额财富来支援工业和城市，据测算，从１９５３～１９８５年，农民无偿地支持国家工业化所需资金６０００～８０００亿元。这种“重工轻农”战略，对农民“挖得太苦”了，用掠夺形容也不为过。另一方面，从政策制度上来说，实行“一国两策”。在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内，对全体公民实行城乡有别的两种政策制度，这在当今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城乡分治、一国两策”，形成了歧视农民的二元社会结构，使农民处处降为二等公民的地位。
记者：“一号文件”提出了许多促进农民增收的具体政策，你对此有何评价？
张英洪：大家都称赞“一号文件”“含金量高”，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许多可使农民直接获利的政策措施。概括起来，就是发展粮食产业促进农民增收、调整农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发展二、三产业促进农民增收、改善进城务工环境促进农民增收、搞活农产品流动促进农民增收、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投入促进农民增收、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民增收等。这些政策措施针对性强，对于促进农民增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不过，从长远来说，确保农民增收，必须打开农民增收的崭新视野，从宪法的高度构建农民增收的制度环境。
从宪法上关注农民
记者：我们注意到你最近出版了《给农民以宪法关怀》的新著，据说这是全国第一部以宪法眼光审视农民问题的著作。请问你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研究视角﹖
张英洪：“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农民问题的本质是权利问题。现在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从不同方面主要是经济方面分析和探讨，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我认为这种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三农”问题的日益尖锐化就是明证。
农民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并不是由于个人能力不足而受到社会排斥和居于弱势地位，更多的情况是由于权利不足和机会缺乏而遭到歧视和限制从而身陷困境。中国农民面临的最大制度环境，就是建国以来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这种二元社会结构的本质在于人为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限制和剥夺了农民作为人民共和国公民应该享有的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这才是农民问题的核心症结所在。我感到困惑的是，我们为什么既要捆住农民的手脚又要农民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搏击﹖
记者：你提出给农民以宪法关怀，其具体含义是什么﹖
张英洪：在中国，没有种族歧视，却有农民歧视。农民歧视根源于建国后在苏联模式影响下出台的一系列限制和剥夺农民宪法权利的制度安排，农民在这种歧视性制度安排形成的权利差序格局中不可避免地日益边缘化底层化。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不能把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晾在一边，不能忽视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新一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中学习的就是宪法。以宪法眼光审视农民问题，既大大激活了神圣宪法的实践生命，又大大开阔了“三农”问题研究的崭新视野。宪法的根本原则是人人平等，宪法的基本功能在于保障公民权利，约束公共权力。给农民以宪法关怀，就是要尊重和保障农民作为共和国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就是要把农民从二元社会结构中解放出来，给农民以公平、公正的国民待遇、平等自信的公民地位和自由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就是要尽快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使农民增收和农民自由而全面发展有一个公正、有序和可持续的制度环境。
勇气比智慧更重要
记者：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对“三农”问题，不仅分管领导要直接抓，而且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地、县两级领导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上。你认为贯彻落实“一号文件”乃至解决“三农”问题最需要的是什么﹖
张英洪：最需要的是破除旧观念、冲破旧体制的勇气，这种勇气包括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湖南省社科院院长朱有志曾概括出一句“勇气比智慧更重要”的话。看来，我们在解决“三农”问题上，这句话也是用得上的。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我们的发展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由封闭锁国向融入经济全球化发展，由传统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发展。这种特殊的发展背景和环境，决定了我们要有坚决冲破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坚决改变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坚决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的勇气。贯彻落实“一号文件”也好，构建农民增收的制度环境也好，没有这种开拓创新勇气是肯定不行的。
这里又要谈到农民的权利问题。农民的基本权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农民的个人权利，包括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二是农民的社会权利，即社会公正和适当的资源分配权、工作?劳动?权、医疗权、财产权、住房权、迁徙权、名誉权、教育权、被赡养权等；三是农民的政治权利，主要指政治参与和选举权利。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和剥夺农民公民权利的政策法律制度，比如现行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权，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忽略了农民的社会保障权，现行的教育制度、就业制度、税费制度等等对农民来说都是歧视性的，需要大胆冲破和革除。
一个农民之子的精神反哺
记者：我们了解了你的经历后得知你在大学和研究生期间所学的专业似乎与“三农”问题没沾上多少边，你也长期从事公务员职业。为什么你要研究“三农”问题尤其是农民问题﹖
张英洪：也许我“背叛”了我学的专业。事实上我感到以前所学的东西都是很有用处的，虽然很难说具体在哪些方面。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有责任心、有现实关怀的人。我出生农民家庭，对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十分熟悉，一个总的感受是农民生活很艰难。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吃红薯杂粮饭，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吃上白米饭。这个愿望在１９８０年包产到户实现了，我的印象特别深。
农民能吃饱饭当然是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但却是远远不够的。长期以来，农民仍然在旧体制的束缚下艰难地谋生。农民付出的最多，得到回报的却最少。我们的父母含辛茹苦支撑我们读了大学，用他们弯曲了的腰板把我们送入城市，可他们自己却仍然留在农村，仍然在辛勤耕耘。我们能回报农民什么﹖如果我们这些农民出身的学者对农民的生存状况漠不关心，对束缚农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旧观念、旧体制麻木不仁，这既是对农民的背叛，也是对国家、对民族的不负责任。这些年来我为农民说话的不懈努力，算是一个农民之子对农民的精神反哺。
记者：我们留意到你前些年对“三农”问题的一些建议很快都变成了中央当前的决策，这对一个学者来说是令人欣慰的。最近上海一家媒体就农民工问题采访了你，称你为“草根学者”。我们看了你与农民工同吃同住的经历后，很感动。你的这种底层意识来源你的出身吗﹖
张英洪：与出身有关，但可能并不全是这样。记得许多年以前我的“跳农门”意识就比较强。当时我可能与不少农民之子的意识差不多，内心深处有种莫名的惆怅。后来随着认识的深化，发现原来农民的困境并不是因为农民素质低下能力差，而是人为的歧视性制度所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对每个农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严重束缚。我感到中国农民特别可敬可亲，特别值得我们这些农民之子去为农民鼓与呼，特别需要当代中国人去冲破传统观念和旧体制的束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注弱势阶层的新民本主义的执政取向使我们备受鼓舞。
记者：读者很喜欢你那些说真话的文章。
张英洪：对此，我感到欣慰。我认为，无论是从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应该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来说，还是从作为一名学者应当具备的学术良知来看，都要求我们求真务实，敢于说真话，勇于求真知。在一些不利于说真话的语境中，说真话可能一时会遭遇冷落和偏见，但时间的老人永远站在真理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