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元稹：《行宫》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所说何事?想来不会是什么军国大事。老宫人们多年幽居深宫，隔绝外界，朝廷的文治武功所知无多。闲话的主题怕是宫中琐事、饮食起居、春花秋月，诸如李隆基和妃子们的交往啊，虢国夫人的美艳出众、淡扫娥眉朝至尊啊，玄宗皇帝“亲自”冒着严寒酷暑演奏乐器啊，等等。
现在我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天津《大公报》的一些琐事，类似这种闲话。当时我是一般的编辑，报社高层大事，诸如事业的擘画、人员的升迁，绝少与闻。耳边吹到的一点风声，也不宜形诸笔墨的。因此，本篇所述仅为当时见闻的一些琐事，为喜欢搜罗《大公报》轶闻旧事的读者，提供茶余饭后的一些谈助而已。
解放前的《大公报》，从1902年到1949年，约经历半个世纪。近年来对其历史功过聚讼纷纭。好在有近五十年的报纸合订本在，可以复案。近读曹聚仁回忆《立报》的文章(见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北岳文艺出版社)，称《立报》立场坚定，态度公正，评价颇高。文章说，在中国新闻史上，除了天津《大公报》，《立报》可以说是最成功的。可见这位作家、老报人对《大公报》的充分肯定。又据闻，天津市近年社会上有把“南开(大学)、永利(碱厂)、《大公报》”列为天津市人文三宗宝之说。可见，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人心向背，不可轻忽。我这篇短短的闲话，只叙述解放初期《大公报》的一些琐事，无力涉及如此重大的问题了。
写到这里，有必要插几句话。2002年末，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为《雨雪霏霏》，叙述我和一些《大公报》人中的右派分子，在北大荒三年的流放生活。在书的开头，我简述了《大公报》的历史。出版以后，一些读者来信评论这本书，同时提出了一些涉及《大公报》的问题。有人问，《大公报》现在如何了?有人问，1966年9月14日《大公报》被迫停刊，为谁所迫?又是怎样停刊的?等等。
《大公报》至今还受到社会上的关注，我感到有些意外。前些年，有些大公报人因为常常提及这份报纸，曾被讥讽为阴魂不散。现在事实证明它并没有被社会所遗忘，阴魂之说未免有伤忠厚。我所能告诉读者的，是《大公报》在大陆上已经消失了三十七年，只有香港特别行政区还在出版。至于它在大陆被迫停刊的过程，说来话长。简单地说，它是被红卫兵勒令停刊的。那么红卫兵是个什么东西，何以具有如此大的权威?那绝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只能留给另外的文章了。
(一)
我这里所说的《大公报》，特指上海《大公报》北迁和天津《进步日报》于1953年合并组成的《大公报》，到2003年，适值五十周年。两报合并，在当时中国新闻界算是一件大事，是经毛泽东批示决定的。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两报合并初期，《大公报》1953年1月1日在天津出版，同时筹划在北京建房，准备搬迁。
据传达，当时报纸接受的任务有十六个字：“报道国家经济建设，宣扬保卫世界和平。”经中央宣传部门为《大公报》具体划定的国内联系范围是：财政部、外贸部、商业部、粮食部、供销总社、人民银行、纺织工业部、轻工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全国工商联等单位，并负担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宣传报道任务。
报社组建初期，领导层人员设三长四总。三长是：社长王芸生，副社长孟秋江、李纯青。四总是：总编辑张琴南，副总编辑孔昭恺、李光诒、赵恩源。
合并初期，报社虽然设在天津，但业务领导中心从一开始就在北京，以便于接受中央各部门的指导。王芸生和李纯青两位社长坐镇北京办事处，另一副社长孟秋江则在京津间穿梭奔走。可以说北京办事处是报社的指挥中枢。
1953年夏天，报社购买了北京东四南大街史家胡同二十四号的两所院落，拥有房屋约七八十间，具有相当规模。不久，成立社长办公室，设立国际、贸易合作、工商三个组，负责处理除新华社统发稿件外全部自发稿件，包括评论、论文、自采新闻稿。天津总编辑室负责最后定稿、校对、组版和处理新华社统稿，实际形成大部稿件由北京编辑而在天津出版的极为少见的模式。当时报社内部京津间电话十分忙碌。
北京的机构、人员不断扩大。社长办公室设三位主任，主任为刘克林，副主任为潘静远、姚仲文；三个编辑，为贺善徽、王昊天、吴永良，一个秘书，为廖毓泉。国际组组长张契尼，副组长苏济生。贸易合作组组长蒲希平，副组长萧离。工商组组长姚仲文，副组长戈衍棣。进入1954年，副刊组(组长刘北汜)、资料组(组长张篷舟)也迁到北京。天津编辑部只余下总编辑张琴南和副总编辑孔昭恺、赵恩源主持工作。另一副总编辑李光诒则坐镇上海，兼管上海办事处的工作。
(二)
1953年两报合并之初，《大公报》北京办事处设在王府井大街北口兹府胡同一个小三合院里。北屋一个大通间，记者们集中办公。西间是王、李两位社长的办公室。东间为单身汉的宿舍。
我是1953年3月下旬从天津调到北京的，参加刘北汜领导的婚姻法宣传小组，这个小组里还有王鸿、萧凤等几位。我从这个时候起就得以时承王芸生社长的謦咳了。
王芸生的大名，对于我这个抗战时期在四川读过书的重庆《大公报》读者来讲，可以说是早已如雷贯耳。抗战胜利以后，随学校迁回上海，接着看上海《大公报》，看《大公报》的社论，看王芸生发表的署名文章，诸如《我的人生观》、《我看学潮》、《我对中国历史的看法》、《一统与均权》、《北归杂记》等等(参看周雨著《王芸生》，人民日报出版社)，文笔犀利，汪洋恣肆，关注国事，忧心民生。其主要观点是贬斥专制，鼓吹民主，我以为这是以王芸生为代表的《大公报》的主导观点。虽事隔多年，我一直记得他在《一统与均权》中，为秦始皇式武力统一的独裁者们所做的精神画像：“集权力于一身，集思想于一个脑袋。”
1947年春，他访日归来，倡导反美扶日，曾应邀到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为师生演讲。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新闻界名人。他由复旦新闻系主任陈望道亲自接待，由兼任教授的《大公报》人萧乾陪同，在学校大礼堂演说。敦实的身材，坚毅的面容，讲话语调平缓，措辞坚定有力。至今我还记得他当时讲话中所作的一个比喻：当他说到要打击左翼必然要靠右翼的力量时，挥动着右臂说：“你们看，要打击左半边，不是要挥动右臂吗?”
从1947年到1953年，六年过去了。王芸生身体敦实如昔，短发漆黑，步履矫健，精力旺盛，依然处于壮年期。
记者临时集中使用的大办公室，由几张桌子拼成两组，条件比较简陋。王芸生几乎每天都踱步到大房间来巡视一下，有时候会问刘北汜：“北汜，这两天工作进展如何?”身材高大、曾任上海市文联副秘书长的刘北汜，这时总是恭恭敬敬地站起身来，操着浓厚的东北口音，笑着说：“王先生，您请坐，我给您汇报一下。”然后有条不紊地汇报记者们采访了哪些对象，得到了哪些材料，预计可以写一些什么稿件，讲得十分详细。王芸生常常插几句话，表示可否。
小组的记者后来写成了一些稿件。他听说以后，一天下午，走过来要了几篇稿子，坐在一张桌子前面，戴上老花眼镜，全神贯注地修改起来。他改得很仔细，不放过一个标点符号。改后，还要对记者谈谈意见。一次他改完萧凤的稿子，让萧凤坐在一旁交谈。他夸萧凤的字写得好，问是不是练过赵体。然后他夸奖萧凤文字隽永，就是虚字用得多了些，说：“我删了近两百字，都是虚字。”其他人的稿件，他都坦诚地作过指点。
搬到史家胡同以后，房屋宽敞了许多。但他和李纯青二位仍然在西院最后一排北房中各占了一小间，而且是里外间，李占里间，王占外间。社长办公室则占同排房的西边一大间，和他们相隔一间会客室。
社长办公室逢周一有例会，两位社长必来参加。王芸生常常正襟端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全神贯注地听各组汇报。虽然财经报道的业务性强，相当枯燥，但他总是认真听，毫无怠意。
对碰头会上落实下来的重要文章，他常到办公室来询问下落。分到他手上审改的稿件，及时处理，从不拖延。即使是节假日，有稿件需要处理时，他一样到办公室值班。他黾勉奉公，视报社如家，深受大家的尊重。
1954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公布，组织全民讨论，成为全国当然也是报社的头等大事。王芸生踔厉风发，全神贯注，始终处于昂奋状态。他曾经说，在中国制定一部宪法，是他盼望了一辈子的大事。对宪法宣传，他亲自领导擘画，在一版上开辟专栏，逐日刊登讨论稿。他拟定“胜利的总结，幸福的保证”十个字，作为专栏刊头。从拟订计划，到约稿、改稿，都亲自过问。每天上午必到社长办公室询问：“宪法稿来了多少?”一上班，还常常翻阅稿件，把认为需要亲自处理的拿走。《大公报》老作者的来稿则必亲自处理。
一次，报纸刊登了《大公报》老作者、北京大学教授、书法家沈尹默的文章，稿费没有及时开付，老教授来函询问。王芸生手持沈的信件，在办公室和大伙说笑话：“沈尹默来信查稿费，先别给他开，等他多来几封信再说，他的字很值钱的。”那段时间，他精神焕发，谈笑风生，对宪法的制定和通过，满怀热望。彼时彼地，他可能已经淡忘了自己对封建专制作过的犀利分析，更没料到其后几十年间宪法的种种际遇吧!
那两年，政治社会环境相对平静，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在蓄势待发阶段。报社内部少有大型集会和听政治传达一类事情。1953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报社忽然集合全体，在用玻璃隔扇围成的走廊里开会，由王芸生作传达报告，而且事先并未透露内容，令人稍稍感到空气滞重。
会议开始以后，王芸生严肃地站起来，传达他列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听到的精神，并且宣布纪律：不许外传，不许记录。那一天他传达的内容，即著名的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批判。
他站在那里两手空空，全凭记忆，叙述得却十分详细。他讲了会议开始时，梁怎样站起来发言，陈述农民生活困境，说农民的生活在九天之下。毛泽东立即打断梁的话，予以反驳。梁随即又为他的意见辩护，要求毛泽东有“容人之雅”。这时与会者纷纷起立，高声打断、制止梁的发言。梁开始仍然大声反诉，直至被口号声、呵斥声所压倒。整个过程王芸生传达得有声有色，令人有亲历之感。
不过，那天大会传达的时候，他省略了一个细节。毛泽东在批判梁的时候，忽然冒出一句话：“我在重庆参加谈判的时候，有人向我提出不要另起炉灶的话。”这时，王芸生腾的一下子从座位上站起来，说：“主席，这话是我说的，是错误的。”过了片刻，毛泽东让王芸生坐下，然后说：“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是蒋介石不让我们一道开伙嘛!”后来听说，在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大公报》曾宴请毛泽东。酒宴上，毛、王有过这一段对话，至此时隔已经八年之久了(参看王芝琛著《百年沧桑》中《大公报》与重庆谈判部分，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还听说，王芸生当天开会回来向少数大公报老同事转述这件事的时候，流露出内心十分惕息，但不久即平静。真正令他惶惶不安而又幸免于难的是“反右”和“文革”两番暴风雨。在1957年反右以后，他就被通知不再参与报社业务领导，那已是后话了。
1954年秋天，我奉派到重庆采访，半年后回京，已是1955年春夏之交。报社形势丕变。副社长李纯青和总编辑张琴南相继离去。中共上海市委的官员杨永直进社任副社长，主持全面工作。他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前院的一个有套间的大房间里。王芸生离开了多年桴鼓相应的老友李纯青，茕茕孑立地坐在原来的小屋里，虽然还担任社长职务，但已不大过问编辑业务了。
(三)
1953年和王芸生同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副社长李纯青，时年四十四岁。上海报社的年轻同事称他为李先生或纯公，年纪相近的则直呼其名。他生于台湾，1934年在厦门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日本大学，攻读社会科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1938年经考试进入《大公报》，以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现身新闻界。
李纯青中等身材，步履安详，衣冠简易，一望而知是书生型的人物。和王芸生同时出入，他总是走在王的后面，从不越雷池一步。
熟悉他的同仁都认为他的工作很有特点。其特点之一，是对经手的稿件常常苦改不已。《大公报》的才子之一刘克林，下笔千言，文不加点。有一次，他把王、李二位社长修改稿件的情况加以对比，说：“王先生改稿子，圈圈点点，稍作删削，我喜欢。李先生把稿子改得体无完肤，惨不忍睹，令人欲哭无泪。”刘善于夸张，难免有些言过其实。不过，我确实看到过他所说的改得体无完肤的稿件。
一次，一位同事写了一篇私营企业纳税问题的评论，经李纯青修改后，交给我们发往天津。我们发现，稿子经他修改后面目全非。写在稿纸格子里的文字，大部分被划掉，只留下“四马分肥，一马当先”等几句简单的句子，稿纸空行处是他另写的密密麻麻的文字。稿子被改成名副其实的“大花脸”。我们只好重新誊录一遍。另外，当时在私营商业改造中，关闭了大量网点，市民生活感到不便。一位记者写了一篇街头排队购物即景，开头近百字，写寒风瑟缩中人们排队的情景，他修改后剩下八个字：“人们在街头战东风。”后来，记者们有时候互相开玩笑说，稿子“战东风”了，意思是稿子被改得面目全非了。
当然，他修改稿件不一定每篇都十分妥帖，但绝大多数稿件是改得好的，大家都很钦佩，因为他对新闻写作确有真知灼见。他在和同事接触中，常常谈些对写作的意见，他往往站在年轻同事的座位一旁，有时三言两语，有时即兴发挥，擘肌分理，娓娓道来。无论谈工作还是谈写作，他总是以商量的口吻，使大家既易于接受，又受益匪浅。
他认为新闻必须写事实，“没有事实则不知所云”。他反对新闻套话，说那是无病呻吟。他强调文章要有思想，要有自己的见解。报纸不要反复讲人所共知的事情，总要有点新意。他如果活到今天，看看报纸上充斥着套话连篇的文章，不知作何感想。
他主张写文章要注意结构，要像图画一样清晰。辞藻要力求清新，唯陈言之务去。文章要有感情，反对写无情的文章，做无情的宣传。他认为最好的新闻具有最大的偶然性，报纸要寻找、追逐和及时报道偶然事件。
1988年岁尾，他因肝病住入北京医院，在那里写成《读书与写作》一文，归纳平生对读书和写作的意见，思路十分清晰，弥足珍贵。此文后来被收入《笔耕五十年》中(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1953年，报社资料组迁到北京。我因单身在京工作，晚上常常去翻看报刊，因而和组长张篷舟相熟。这位年纪和王芸生相近、1937年淞沪抗日战争中名噪一世的战地记者，性情梗直，但稍有“目无余子”的毛病。他是一位老单身汉，经常日夜兼程地工作。有一次我去时，正逢他整理《恩格斯军事论文集》上书架，我说了一句：“恩格斯还写过这么多军事论文?!”他说：“没想到吧，这套书只有李纯青借去读过。”然后，操着浓郁的四川腔感叹地说：“纯青算得上是个书生噢!”
后来，听同事们介绍，李纯青阅读范围涉及我国的经史子集、外国的社科人文书籍，甚至包括佛学典籍《法华》四部、《净土》四部和《华严经》等。
李纯青博览群籍，但绝非食古不化，而是勤于分析和独立思考。1938年开始，他在《大公报》撰写关于日本问题的论文。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以为日本的军阀顽固不化，不能打交道。日本财阀的态度比较温和，可以和他们打交道，寻找妥协之路。李纯青从研究日本的经济着手，研究日本的工业生产，研究日本的金融业，进而研究日本财阀集团，财阀和军阀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日本财阀是站在军阀背后的势力，整个金融资本大财阀，是真正的战争的大老板。他们决不是温和派。他的这一见解发表在《大公报》上，在当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后来传说，李纯青一举成名。
1939年德国进攻波兰，接着英法对德宣战。1941年德国又进攻苏联，欧战爆发。日本介入世界大战势成骑虎，只是面临南进和北进的选择。所谓南进，即开辟太平洋战场，进军南洋群岛。北进即从远东进攻苏联，和德国形成东西夹击之势。1940年间李纯青在《大公报》发表四篇社评，力持南进之说。他指出日本当时处于贸易亏空、原料缺乏、生产低落的状态。日本的美梦在南方，占领了南洋，外贸可以出超，并将得到最需要的石油、橡胶、锡、棉花和羊毛，因此日本必然南进。事变的发展，果如所料。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1990年8月李纯青逝世。曾任《大公报》编辑的出版家戴文葆作《悼念李纯青先生》一文，被认为是怀念人物文章中的精品(文章作为附录，收入李纯青所著《笔耕五十年》一书)。文中，他以罗丹雕刻的《思想者》和《思》的蕴涵，又以“沉潜思辨，标新立异”八个字来勾画李纯青的精神风貌，十分贴切。可以说，李纯青一生中沉潜思辨的脚步从未停止过，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李纯青在一篇文章中说：“僵硬的教条理论，并没有为历史发展所证明，也不能解释数十年来不断发生的新形势和新问题。”他认为：如果每个人都背诵大多数人都难做到的教条，人们便口是心非，养成一种言伪而辩的社会风气。证之当今社会状况，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预见性吧!
晚年，他继续思考一些重大的哲学问题。他研究诺伯特·维纳的著作。他感到：“必然论曾给我们以巨大的力量，也给我们葬送了活力和生机。”他认可维纳所说的“偶然性是宇宙本身结构的基本要素”。在宇宙中“秩序是最小可能的，而混乱是最大可能的”。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侵略者的失败而告终，颇符合道德面貌，因而形成一种正义战争一定胜利的概念。我对此抱有怀疑。正义战争可以胜利，但也可以失败……战争不是道德考试，而是武力的竞技。”(见《四十而不惑》一文，收入《笔耕五十年》)
1954年落叶纷飞之际，李纯青被调离《大公报》。这是否出于贯彻计划经济办报方针的需要，不得而知。在不久以后的反右派运动中，他虽然没有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却被控制使用，从此封笔达二十年之久。然而，他在最后十年著述中，常有卓尔不群的见解，为世所重，继续着他的沉潜思辨、标新立异的特色。
(四)
李纯青调离报社不久，总编辑张琴南也调往天津市民政局担任局长。这位两报合并前《进步日报》的总编辑，是《大公报》元老级的人物，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进入新闻界不久即参加了《大公报》。抗日战争时期，一度任教迁校成都的北京燕京大学。抗战胜利后，回到天津《大公报》任总编，仍兼燕大教授。
1950年2月的一个晚上，我到《进步日报》当编辑，开始上夜班，第一次见到这位满头银发的总编辑。他要我坐到他的桌旁，然后拿出一张便条，一笔一笔给我计算工资。当时天津市的工资是以小米计算的。他告诉我，工资小米若干斤，洗理补助若干斤，交通补助若干斤……总计为四百多斤小米，合人民币四十余元。然后，他仔细地向我交代编辑工作的职责、工作运行程序，应注意的要点，比如字迹不能潦草，以便排字工人辨认等等。这时候，同事们陆续来上班了，他又一一给我介绍，简直像是把着手教小孩一样，时至今日我仍有如坐春风之感。我记得当时环绕编辑桌旁办公的同仁，有朱文浦、朱沛人、杨零沧、钱家骏、雷特、赵明洁诸兄，今已作古。健在的有萧荻、胡邦定和刘树烈三位。
同事们都很尊敬张琴南，即使私下谈起，也称之为琴老或张先生，说他是恂恂然惟恐伤人的谦谦君子。他给同事们留个便条，上款一律写为某某兄，下款分两种，对一般同事写作“弟琴”，对教过的学生则写为“琴”，以示区别。
他当总编辑，是长年上夜班的。他坐在一组大桌子的一端，审查和修改编辑们编过的稿件和制作的标题，对标题和稿件有大的改动，往往要征求同事的意见。每天要等第一版稿件发完，和大家一道确定头条，最后在大样上签名。有时候还开玩笑说：“天天缺头条，天天有头条。”
发稿间隙或者夜餐桌上，他喜欢和大家谈古论今，偶尔说点笑话，大家哄堂时，他却只是莞尔一笑。记得他讲到抗战时成都某小报，某日头条新闻的标题，原作“衡阳大捷，我军歼敌”。排字房工人端着铅版去轧版时，不小心手一松，标题字错落，用手整理了一下，没仔细看，付印了。第二天印出来成为“衡阳大捷，敌歼我军”，被勒令停刊三天。他一边是讲笑话，一边也是提醒大家严防出错。每逢看大样，他总是全神贯注，凡标题必用一枝红笔一个字一个字地点一遍。
他很佩服张季鸾，讲过一些张的工作习惯和作风，还讲过一个张季鸾果断处理稿件的故事。1936年张季鸾在上海馆主持编务。一天，天津馆传过一份电报，是范长江写的战地通讯，洋洋数千言，需要删短，请张指示从何着手。张季鸾看罢电稿，背着手在室内踱步，片刻坐下来，给津馆回电，电文仅四个字：“议论全删。”
有时候兴之所至，他还讲一点写作的掌故。有一次说到文句的顺序十分重要时，举例说，旧时官府就案件向上司写的公文，如果最后写“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明显地侧重在后面四个字，倾向于把案件了结了。如果把两句颠倒过来，写作“查无实据，事出有因”，侧重点则变成“事出有因”，就明显倾向于把案子查下去。他还举曾国藩所写奏折为例，说曾和太平军作战初期，连打败仗。曾给皇帝的奏折，不敢不说实话，又不敢说泄气话，于是在奏折上写道：“臣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既说了实话，又表明了斗志。如果这两句颠倒过来，意思就完全不同了。
熟悉他的老同事，说他满腹经笥，文章写得琅琅上口。有的同事还能背诵他1948年底所写社论《送教授南飞》中的一些段落。可惜的是，他和王芸生、李纯青二位一样，由于当时的形势和所担负的工作关系，那些年几乎已经不大动笔了。
1956年春夏之交，张琴南病逝于天津，终年五十六岁。我当时在重庆，只在报纸上读到消息，却没有读到所希望的纪念性文章。对于一位笔耕几十年的卓有成就的老报人，似乎冷清了一点吧!
关于三长中的孟秋江副社长，我动笔时感到有些遗憾，因为我对他知之甚少。孟秋江的经历比较复杂。抗日战争初期，他和范长江、杨纪(即张篷舟)是《大公报》同享盛名的战地记者，以后仍然奔波于各个战场。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文汇报》担任过采访主任。他多年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如在上海领导办《文萃》等刊物，其业绩为外界所不详。
《进步日报》创刊后，他担任经理，虽然兼管编辑部门的业务，不过日常工作都是在楼下经理部，楼上编辑部只是上来坐一坐，并无专职业务，和大家接触不多。
孟秋江当时四十岁出头，身体结实，动作敏捷，作风明快，处事果断。1954年前后，他亲自督办北京永安路《大公报》办公楼的基建，从拨地、住户搬迁到抓施工材料、抓进度，日夜操劳，整个基建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1956年报社就从天津搬迁到北京。隔着一条马路、和《大公报》同时兴建的另一座办公楼，却迟至两年之后才建成。报社建楼之快，当然不能完全归功于他，但他的雷厉风行的作风是有很大作用的。
在天津《进步日报》任职期间，他还兼任着民主同盟天津市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职务，并且在民盟中央任职，工作比较繁重。但人们每次见到他，都感觉他精神奕奕。
1951年天津新港开港，民盟中央副主席、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和天津市市长黄敬等参加典礼并讲话。为了抢时间，我当场赶写了章的讲话摘要，送去审查。章不看稿子，笑了笑说：“文责自负吧!”我告诉他是他的发言稿。他说：“那就送给你们秋江看吧。”我找到秋江，说明情况。他爽快地说：“文责自负吧，我也不看了。”
当年，天津市民盟委员会为一位名医因医疗事故受到处分问题，开了一个大型座谈会，意在平息医务界对处理的不平。我整理了座谈记录，送给他看。他翻阅以后，拿起笔把他作的总结发言全部抹掉，果断地说：“既然开座谈会，就反映大家的意见，我说的，就算了。”
遇事果断有其有利的一面，然而有时候失之急躁，也给他带来一些烦恼。他曾经几次和同事发生过激烈争辩，甚至互拍桌子。但事过之后，他表现得心胸开阔，有时候还和争吵过的同事开玩笑说：“你的嗓门真够大”，相互一笑了之。
他约于1956年调离报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调往香港担任《文汇报》社长，不久“文革”发作，1967年奉调回京途中，自杀身亡。究竟什么情况，不得而知。他那倔强的性格，怕是禁不住强加的许多恶名的吧！
1954年秋，我被派往重庆任驻地记者，半年多之后返回北京时，已经是杨永直主持工作了。他在一间有套房的办公室里办公，办公室的门常常关着，正忙于领导反胡风运动。他很少和大家接触，施政方针采取逐级贯彻的办法。他有一条意见使人稍感意外，即：对于领导同志要称职务，不要称名道姓。比如刘克林，要叫刘主任。不管什么人都“克林、克林”地叫，成何体统？但是，积重难返，《大公报》不以职务相称的老习惯，并未因此而改变。他主持工作不到一年，还没来得及大展才略，又被上海市委调回去了。
1956年9月，《大公报》正式在北京出版。次年，经历了反右派运动的洗礼，王芸生社长被通知不再主持编辑业务，而专心做研究工作。划为右派分子的大部分人被流放各地，接着又下放了一批批的干部。《大公报》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了。
原载《书屋》200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