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有那么个旧书店，它总能勾起深情的回忆，乃至成为生命里的雪泥鸿爪，不知不觉就会浮现脑海里，那么这个地方肯定对自己的成长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我徜徉过的旧书店不多，可是上海四马路的外文旧书店，却是不少爱书的人流连忘返的一个去处。据说解放前那里已经颇有名气，是搞外文的人常去的地方，解放后路名改为福州路。如今人去楼空，它属于过去的时代，也属于过去的那一代人。
回想起来，那是大上海读书人尽人皆知的一家外文旧书店，门面仅能容身，天寒岁暮的时节，有一层厚厚的棉帘可以御寒，里面看书的顾客不会受冻。只有一位年长而块头很大的店员，满脸的麻子，常客知道他的外号叫做“杨麻子”。八十年代初期已是一把年纪的人了，还是乐此不疲。哪些版本是唾手可得，哪些版本属于稀有之物，他都心中有数。收罗外文旧书自有一功，而且十分识货，现在恐怕这样的人不多。我之所以对他格外尊重是另有一番缘故的。
记得那是1978年，我是二十出头的后生，因为先后和他见面也有十余年了，我独自到了老杨那里觅宝。他和往常一样，满脸笑容相迎。因为比较普通的作品和版本见得略多一些，所以径直问他，有什么宝贝。他把我带至二楼，品相比较好的旧书，一般都收藏于此。果然不出所料，他取出瓦纳尔·耶格尔所著三卷宏著《通识教育：希腊文化理想》（Paideia，die Formung des Griechischen Menschen，原著初版于1934-1947，作者Werner Wilhelm Jaeger，德国古典学者；英译本书名Paideia：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译者Gilbert Highet，苏格兰籍美国古典学者，作家，批评家和文学史家）。那个年代，这样的旧书就堪称珍品了。虽然我读书十分有限，但是当即知道，这是一部难得的好书。可是开价二十元，对于尚未自食其力的我，这个书价简直是天文数字。不过我答应老杨，三天之内一定凑足了来购置，同时务必恳求他天机切莫泄露。因为即便在今日，这样可贵的图书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走出书店，一面欢喜不尽，一面愁上心来。喜的是连藏书较多的复旦外文系资料室也未见此书，居然让我意外收获。愁的是哪里能在期限之内拼凑得出二十元。回家和父亲细说一番，可是他说书是好书，实在太贵。当年的教授可是手头比较阔绰的了，他也嫌贵。后来我记得千方百计，总算差不多了，另外带了家里一两本版本常见的外文旧书，算是以旧换旧吧。我连忙进城，一见老杨，开口就要拿书。总算自己购回了第一部最重要的外文图书。
回家之后，连忙查阅《哥伦比亚一卷本百科全书》，在“古希腊文学”条目的参考书里，居然发现耶格尔的这部大作列为第一部参考书。然后披露各卷目录，发现内容之丰富广博，是家中藏书中少见的。第一卷为《希腊古风与雅典精神》，第二卷为《探索神圣的中心》，第三卷为《柏拉图时代文化理想的冲突》。欣喜之余，不免窃喜自己还有那么点儿眼光。至少此书为我打开了希腊文化的一扇窗口，同时也朦胧意识到古典文化的崇高和伟大，那种境界是真正的人文学者所心向往之的，因为是全部西方文明的源头活水。如今人文学科的分野恐怕是前人始料不及的，又是不敢恭维的一个现代现象。
耶格尔曾任巴塞尔大学的古典语文教席，因不满于纳粹统治而移民美国，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和哈佛教书。推出此书时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恐怕现在这一方面论单部的著作，还没有超过耶格尔的学术的宽度和高度。吉尔伯特·海特十年之后推出了第一卷英译本，颇为有趣而值得一提的是，译者从第二卷起直接据手稿翻译，故而译本问世年代早于原著。这样的文化交流可以永远成为佳话，当年学术氛围之浓厚，学人可想而知。此书的最大贡献在于促进了欧洲人和美国人对古典文化传统的理解，客观上发挥了复兴人文主义的作用。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外国文学曾经繁荣过一阵，有一年北大杨周翰先生来沪参加学术会议，家父请他到寒舍小聚，当日晚间，家父面带喜色告诉我，杨先生在书架上唯一抽下来翻阅的，就是这部《希腊文化理想》，由此我更加知道此书价值不同一般。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有个心愿，希望有眼光的出版社能够约请比较优秀的译者，下些功夫，能把此书早日推出中文译本。
虽然至今我也未能认真通读全书，只是陆陆续续看过一些章节，偶尔需要查考时翻阅一下，我毕竟懂得了学外国文学的人，眼界开阔可谓至为重要。这部书最大的意义是把古希腊文化视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不像美国人自从强调专业化之后，文科教育的视野变得比较狭窄，如今国内大学提倡通识教育，应该说耶格尔的这部著作属于开先河的，树立了一个典范，简言之，名副其实的文化教育应该有什么样的根基和面貌。
按照目前国内大学的专业分工，或许只有开设希腊文化专业的教师才会对此书发生兴趣。但是中外历史都证明，传统的缺失势必导致文明的衰替。所谓“陶铸性情，功在上哲”，斯之谓也。现在有外国文学和翻译专业的院校应该不在少数，我想在西方文明这个领域，此书理所当然可以列为必读参考书，对于师生双方都大有裨益，如果连教师实在孤陋寡闻，岂能冀望弟子如数家珍呢？近来接连碰到两件咄咄怪事，一是三联书店出的《两种文化》译本，居然画蛇添足，把《幸运的吉姆》的作者艾米斯误置为小说的男主角，因为不知主角即是吉姆·狄克逊。二是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的爱默生《生活的准则》译本，居然把歌德译作“高斯”。译者和编辑的无知，说得重一点，如此对待学问，可谓斯文扫地，实在到了令人不堪的地步。
如今寻觅这样的旧书店恐怕是奢望了，新书琳琅满目，可惜的是，急就章太多太滥。兀然想起了二十年代法国哲人和文人于连·邦达所著的小书《学者的背叛》，还有当代美国文化批评家克里斯托弗·拉斯奇的《精英的反抗》，尤其是“灵魂的黑夜”一节。如果群体而论，文人渐渐失去了批判思维的能力，学问仅为工具，委实悲莫大焉。
【杨自伍，1955年生，祖籍安徽怀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英语编辑。从事文学翻译和学术翻译近二十年。1997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译著《近代文学批评史》前四卷，执笔第一卷，其父杨岂深校改全文，共同署名。二至八卷独立完成。1992年出版艾·阿·理查兹《文学批评原理》，此书为20世纪欧美文论丛书之一，为国家社科项目。1997年至2000年间主编《英国散文名篇欣赏》和《英国文化选本》及《美国文化选本》（共4册）。2004年出版外国经典散文丛书之一《英国经典散文》。1997年至1999年出版《英语诵读菁华》（5册）。1993年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译著《傲慢与偏见续集》。2002年至2006年出版《近代文学批评史》五至八卷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