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发动“安史之乱”,造成生灵涂炭,开启中国此后200年战乱的安禄山,是个“一行书不读,身封万户侯”,嗜欲极重,不知身心修养为何物的人。这一点,于新、旧唐书本传可见端倪。
安禄山体重330斤,“马必能员五石驰者乃胜载”,否则必被压得趴下。他如此奇胖,大约是过分贪吃所致。他年轻时身体健壮,也知节食。因为偷羊,他被剥光衣服等待处死,情急大喊:“大夫(指幽州节度张守珪)不欲灭两蕃耶?为何打杀禄山?”“守珪壮其语,又见伟而皙(白),释之”,收为养子。养父“常嫌其肥”,他“畏懼不敢饱食”。后来他官大位尊,无人敢“嫌其肥”,大约便纵其嗜欲,耽于口福之乐而不能自拔。他“晚年益肥壮,腹垂过膝……每行(侍从者)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因“肚大,每著衣带,三四人助之,两人抬起肚,(李)猪儿以头戴之,始取裙裤带及系腰带。”八成是营养过剩带来了糖尿病,他“长带疮”总不见好,而且“眼渐昏……不见物”。可以说,是贪吃的嗜欲使安禄山丧失掉健康,形同废人。
安禄山有干儿子8000,亲生儿子11人。他有多少女人,史无明载。但从他为“独占春色”采取的狠毒措施上,可以看出他有贪色的嗜欲。他贴身的侍者李猪儿,十数岁就跟随他,最被信任,为防他越轨,“禄山持刃尽去其势(男根),血流数升,欲死,禄山以灰火傅之,尽日而苏,因为阉人。”李猪儿“深怨禄山”。自称“雄武皇帝”之后,安禄山“嬖段夫人,爱其子恩庆,欲立之。”糟糠之妻氏所生的儿子庆绪,见地位“岌岌可危,便与李猪儿等定计杀父。猪儿入帐下,以大刀砍其腹。禄山盲,扪佩刀不得,振幄柱呼曰:‘是家贼!’俄而肠溃于床,即死,年五十余,包以氈罽,埋床下。”史实昭示后人,除继承权之争外,贪色,乃是安禄山招致杀身之祸的直接起因。
安禄山还有一个嗜欲,是贪财。他挥兵南下中原,“渔阳鼙鼓动地来”,铁蹄所至,将公私财物洗劫一空,处处显露出他的贪婪。占领洛阳,他见财富殷厚,“宫阙尊雄,……故兵久不西”,坐失战机,命名李唐王朝得以组织防御。打进长安,他又“大索三日,民间赀财尽掠之”。他“常以骆驼运两京御府珍宝于范阳(今北京城西南)”,堆积如山丘。俗话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无数的稀世珍宝,早已引得史思明垂涎三尺,“欲自取之”。所以,当安庆绪兵败前来求援之时,史思明便以“东父……大逆”之罪,冠冕堂皇地把安庆绪及其4个弟弟一同缢杀。转眼间,史思明便占有了安禄山掠来的财富,随后并自称“应天皇帝”。安禄山当初怕怎么也想不到,贪财的嗜欲,竟会给手掌数十万铁骑的他带来灭门之灾。
综观安禄山其人,是贪吃毁了健康,贪色招致杀身,贪财导致灭门。这应了一句俗谚:奇贪之人必有奇祸。
安禄山一字不识,一生“腹中犹如酒食店”,不知“斋心”以立身,遭此结局并不足怪。但他的嗜欲与奇祸,却给人留下了值得思考的东西。《孟子·告子上》说:“食、色、性也,人之大欲存焉。”人要生活,就得吃饭,并希望吃得好一些;健康的身心,少不得男女情爱,没有性生活就没有世界。而人要吃饭,要结婚,都离不开钱财,一贫如洗,会使人生凄楚难言。所以古人说:“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吕氏春秋·贵生》)但在对“欲”的相同之中又有着不同。愚昧贪婪之人,“食欲有刍豢(肉),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穷年累世不知足。”(荀子语)安禄山就属于这一类。而智慧通达之人则懂得“祸莫大于可欲”(无节制),并按照“欲不逾矩,方能得福”的辩证法则生活,于饮食、性生活都持之有度,而且不取伤廉之财,“不贵难得之货”。诸葛亮半生执掌军国大权,不好色,不贪财,衣食节俭,自奉菲薄。临死之时,他上表刘禅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臣在外……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他讲的全是实情。所以,时隔2000多年,今人在电视剧《三国演义·秋风五丈原》中,仍然以激越深情的歌声哀悼他的死:“苍天哪,你为何急匆匆将他交与秋风?!大地呀,你为何急匆匆将他揽入怀中?!……鞠躬尽瘁谁能比?一身洁白谁能及?……苍天你太不公啊!大地你太绝情!”
看来,如何对待食、色、财,安禄山是令人齿冷的反面教员,而诸葛亮则是国人永久景仰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