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三农问题日益严峻，学界的争论渐趋激烈。在农民应该组织起来的共识下，由谁组织、组织起来干什么？笔者近日读到两种思路。
一方以于建嵘先生为代表，在《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中，作者通过对湖南衡阳农民抗争的跟踪调查得出结论：三农问题的根源是基层政权的剥削，正是“掠夺性政府”使得农民成为问题，据此作者开出药方：削弱甚至取消压迫源泉；成立农会以限制政府权力从而保障农民的权利；让农民自己说话、自己发展、自我治理。
另一种思路是潘维先生的《农民与市场》，作者以农村工业在转型背景下的发展为主线，研究发现：农民问题的核心不是负担重，是穷。而农民之所以穷，并不是因为谁的剥削或压迫，是市场。市场化的过程就是农民绝对、相对贫困化的过程。靠农业不可能致富、靠“一亩地”的农业就只能贫穷。不管种什么、怎么种。
而在市场化不仅是选择，更是现实的情况下，顺利融入市场，在竞争中获胜就是农民的唯一出路。市场是讲究优胜劣汰的，在竞争中取胜的永远是强者。那弱势的农民怎么闯市场？作者认为只有一个资源，那就是集竞争和保障于一身的基层政权。所以作者呼吁加强基层政权，呼吁在基层政权的组织下农民扶老携幼闯市场。
两位作者给了基层政权不同的命运：削弱甚至取消；加强、改造。
这种判断是来自对农民抗争原因的不同认识。在于先生看来，之所以发生农民针对基层政权的抗争，是因为基层干部的腐败、胡作非为。而潘维先生则认为原因在于基层政权财力太弱。缺少集体经济作保障（这在于博士的文章中也有所论述，只是作为背景，而非原因），基层政权就没有力量组织农民。一旦没有了这个中介，单个农户独自面对市场必然会沦为输家，没钱的时候负担再轻也重。即使一分钱不交，靠农民那点收入，小孩还是上不起学，老人还是看不起病；而集体经济强大的地区，基层干部对农民影响大，就能有效组织农民闯市场，成为市场的赢家。农民有钱了，可能就不在乎负担有多重，不会把时间都花在研究国家的减负文件上，更不会为了几百块钱去抗争。而集体有钱了，干部税费或许都不单独收了，集体直接交。当然就不会有牵猪拉羊的“暴行”，干部自然就温和了。像浙江和苏南的很多地方，许多村都不知道“三提五统”是什么，甚至有的村民连农业税都不知道。
对同一事实的认识差异是因为关注点的侧重。现实并不是客观的。就像曹锦清先生说的，“事实对关切的心灵而呈现。不同的关注、关怀下，呈现出来的事实是不一样的。”可以说两位先生都是关注农民的，但于先生主要着眼在权利上，认为应该在政治上重新认识农民、信任农民、承认和尊重农民作为政治人的公民权利。认为只有有了与基层政权平等对话的权利，农民才能减轻负担，农村才有出路。相对于“神圣权利”，潘维先生认为农民顺利市场化更重要，评价农村工作的标准不是抽象的 “个人权利”，而在于是否有利于农民安全地离开土地，离开农业；至少也要有利于农村卫生医疗、道路修建、农业生产、农田基础设施维护、饮水安全、环境保护、社会秩序、以及鳏寡孤独废疾者的基本生活保障。“空谈‘自由价值观’不能让南街村人赢得市场！一个充斥肮脏、赌博、偷盗的‘自由’南街村不比今天的南街村更‘文明’！”。给农民自由，农民就只有被市场吞噬的自由。
而这是源于立场的。毫无疑问，于先生是站在农民一边的，有其对减负代表“英雄”行为的颂扬为证、对农民受压迫的深切同情为证、更有对基层干部尴尬的一笔带过为证。而潘维先生则更倾向于替基层政权辩护。在他看来，基层干部跟农民乡里乡亲的，不会想着跟农民过不去。如果国家的税不用交、如果老师的工资不用发、如果村里的路不用修，如果不是有那么多事要做又没钱，村官不会为难农民。榨干了农民，自己的工资不也没着落吗？
但立场最终是源于对三农问题根源的不同判断。是负担重，还是穷。是压迫，还是市场。是缺乏与权力对话的权利，还是缺乏闯市场的资源。
两种不同的思路给农民指了两条路：是靠上访代表组织农民跟政府斗，争权利以保障利益；还是靠基层政权组织农民跟市场斗，直接争利益。
能不能两者结合，成立农会与加强基层政权并举？笔者觉得是不现实的。因为这只有当两种努力方向一致时才可能。在于先生的文章中，一边定义农民有组织抗争的对象是县乡两级政权，又说农民自发地筹建农会是要有组织协商。小规模就是对抗，一变大怎么必然就能协商呢？“替天行道”的英雄会甘心与“敌人”为伍？当 “领导农民进行抗争已经成了一些减负上访代表的精神寄托，甚至成了他们生命的意义，”时，他们会背叛自己吗？可见目前的农民组织是以牵制基层政权为目标的，核心是维权，。既如此农会就不会是纯粹的专业经济组织（西方模式），更不可能是准政府经济机构（东亚模式），充其量只能是政府的压力集团。而这种意义上的农会是要求削弱基层政权的。
看来只能选其一了。
笔者认为基层政权不能撤消。因为目前没有组织可以有效地替代。在于先生的设计下，撤乡并镇后，由职能部门依法负责国家目标的实现、政府用非行政手段宏观调控经济、社区事务自治。可问题是：首先，职能部门不一定能收好税、管好计划生育。如果当初可以和平地办到，基层干部不会用“专政”手段给自己树敌。其次，宏观调控未必能见效。财政、货币、金融，没有一项能用到尚未完全融入市场的农业。最后，农民也不能有效自治。收入的5%都觉得是负担，更别说去维护基础设施、保护老弱病残了。
即使可以用若干个部门替代基层政权，成本也太大。与其将传统打碎了重来，不如去想办法改造。花了好大代价才建立的组织不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就像马克· 吐温说的，“习惯不能从窗户里扔出去，而是要从楼上哄下来。”基层干部是坏，但可以变好呀。在于先生的文章中引用了邓小平同志的话：“制度不好，好人会变成坏人”。作者也认为是“不合理的体制把两个受害者变成了冤家对头”。也就是说基层政权的坏是被逼的，不逼不就好了？
而维权农会更是不能替代基层政权作用的。于先生的文中写道：“农协宗旨：抚贫帮困、引导农民走向市场，共同致富；维护社会稳定、清除社会黑恶势力。”在另外一篇《农民反抗的背后》中，作者又说“由于农民的搭便车行为，那些自发组织大都因无‘活动经费’而不能开展活动。”既然维持组织都没资金，又拿什么去扶贫帮困、闯市场呢？维权可以搭便车，发展当然也可以呀。怎么维护稳定呢？黑恶势力连基层干部都敢威胁，不会威胁农民？让一群手无寸铁的农民跟恶势力斗显然不现实。连自己组织的目标都实现不了，更别说去完成国家任务、承担社会义务了。
因此笔者倾向于加强基层政权的方案。使抗争合法化，不至于恶化是治标，而从取消抗争的根源着手，让农民富起来是治本。如前所述，农会是不能领导农民致富的。而基层政权有行政资源、有土地所有权、有社会主义传承的集体精神。这些都是农民闯市场所必需的，同时又是维权领袖所欠缺的。
但问题在于，（一）“掠夺性政府”有多大可能重新赢得农民的支持？没有了集体凝聚力的基层政权是否还能成为农民闯市场的中介？
（二）在政治领域民主化、经济领域私有化泛滥学界之际，连南街村都遭到声讨的情况下，基层政权即使想，还有多大的能量整合农村分散的利益？尤其是在农民权利意识高涨、不断与基层政权对抗的中部。
而这就要牵扯到国家的政策取向以及社会的舆论导向。像温铁军先生说的，“农业问题的原因应该到农业之外去找。所谓的三农问题其实是一个宏观的问题，三农问题是宏观政策造成的。” 因此组织起来的农民往哪走，这最终取决于我们的政治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