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德国军队占领了克里米亚半岛，推进到北高加索，围攻斯大林格勒，妄图切断南北水陆交通，窒息莫斯科。在这种严重关头，苏联再次担心一旦斯大林格勒陷落，日本是否会有背信弃义的行为，配合德国夹击苏联？于是斯大林试探我们：如果日寇进攻苏联，中共究竟能有多少兵力牵制敌人？毛泽东最初的回答我不记得了，反正斯大林再三来电询问中共方面能抽调多少兵力、能扩充多少个师团？如何加强长城内外的兵力和军事行动，以打击和威胁日寇后方？毛泽东复电说：“组织几个师团的兵力是比较容易的，但缺少武器，没有力量（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武器，全部归国民党，八路军从未得过一枪一弹），不能发挥什么作用。”对方又来电说：如果打通同外蒙的通道，八路军可以开赴接近外蒙的边沿地带，从那里领取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然后开赴前线，如此轮番装备，是否可行？毛泽东回电说此法行不通，因为蒙古完全是个开阔地带，部队无法隐蔽，行动和生活都是极为困难的！不久，“远方”又来电商量：可否将八路军部署在长城一线，相机出击关外日军，并大力干扰其后方，以牵制日军行动？毛泽东未作肯定答复，只说可以相机而行，但由于缺乏武器，完成不了大的战斗任务，也不能集结过多兵力，以免被敌人一网打尽。
总之，毛泽东是留有余地，不夸海口的，不承担力所不能及的义务。但他仍是从全局利益考虑的，对日寇的北进是有防范的，所以实际上加强了长城一线的兵力部署，如罗瑞卿、杨成武、吕正操等部，部署在长城内外，并向东北渗透。而日寇也立即觉察到了，自然不敢轻举妄动。事实证明毛泽东这一部署是十分英明的。毛泽东也多次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要得到兄弟党的帮助，首先要帮助兄弟党的进步、发展、壮大，而不是一味地要求兄弟党单方面做出牺牲，这样不仅帮助不了朋友，反而削弱了自己。而王明恰恰是惟斯大林之命是从，领了钦令，往中国问题上套。如果说斯大林对中国许多问题没弄清楚的话，倒不如说王明从未向斯大林介绍过，解释过。因为他自己就不清楚。所以，在“七大”时，我问毛泽东：王明的问题症结何在时，毛泽东说：“他对自己的事想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太多了！”而这一点正是毛泽东和王明的根本区别。
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电台工作也就结束了，资料交给中央机要局保管，到了1944年，“农委”也宣布撤销。但同斯大林的电报联系仍继续，电报的翻译工作，我一直继续到1957年离开中央机关时为止。当我把共产国际解散的电报译给毛泽东听时，他十分兴奋，说：“他们做得对，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然后又笑着对我说：“把你也解放了。”意思是不会再有人催我返回国际了。
整风和肃反
延安著名的整风学习是1941年开始的，最初只在中央领导层中学习，然后逐步扩大范围。为了领导这一学习，于1942年6月2日成立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刘少奇、康生三人组成。毛泽东事情太多，只挂了个名；刘少奇是政治局委员，但自“皖南事变”后，他费尽周折，历时一年多才回到延安，对情况不大了解，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如对他的“西瓜政策”反应比较强烈等），他也没有管。这就给康生造成大显身手的条件，而且毛泽东确实也对康生这样说过：“总学委的实际工作由你来做。”
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明确的，那就是：弄清是非，提高认识，接受经验教训，不追究个人责任。在1942年1月，有一次我同毛泽东一起散步时，他仍是这样说的，
我说：“学习讨论中总有人提出‘错误路线的责任是谁’的问题”。毛泽东说：“不对，不追究个人责任，弄清思想就行了。”在整风学习中，康生提出要求，要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秘书们帮他工作，中央同意了。康生这一着，从好的方面说，是很巧妙的，从坏的方面说，是很毒辣的。因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政治秘书，自然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关系密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他们行事，因此，有了他们，工作推动起来，容易得多；而一旦出了问题，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谁也逃不脱一份责任。 于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王明的政治秘书廖鲁言，王稼祥的政治秘书陶铸，康生的政治秘书匡亚明，我是任弼时的政治秘书，我们都帮他工作。我工作的范围，就是任弼时分工的范围，主要联系西北局和西北联防司令部的整风学习。
党中央在延安，对西北局的工作格外重视，对西北局的领导表示了尊重，甚至有很多迁就之处。毛泽东讲过：“外来干部和地方干部必须团结，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倾向，也要反对‘山头主义’。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都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成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才能生根成长，否则是不可能的。”他说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要互相取长补短，并特别强调：“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一些陕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
刘志丹牺牲之后，毛泽东召集陕北的老同志开会，为选拔西北工作的负责人，征求大家意见。说实在的，刘志丹、谢子长牺牲以后，再没有什么有威信的人，大家只好论资排辈，那么高岗的资历最长。高岗当时在内蒙工作，毛泽东把他调回，让他负责西北局的工作，毛泽东对他并不十分了解。其实高岗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有限，尤其是品德不够好。担任西北局书记之后，经常向毛泽东汇报、请示，还算恪尽职守，但很快就不知天高地厚了。
毛泽东住到枣园以后，建立了一套会客制度，其中规定来人要登记、会见主席要经过通报等等，但高岗去见毛泽东从来不让通报，而是径直去见。工作人员很有意见，但他很不自觉。日本投降以后，他把西北扔下去了东北。进了大城市，他更加放肆、忘乎所以了！
集中在中央党校的“七大”代表们，整风学习一开始，就联系到一些历史问题，意见很激烈，其中突出的问题之一，是应该怎样看待曾经对敌人作过假自首的党员？被敌人逮捕的共产党员中，除了叛徒，一种是坚贞不屈而献出了生命的；一种是侥幸生还的；还有一种是经组织允许以假自首而保全了生命，继续为党工作的。三者孰为高尚？哪一种是应该称赞和提倡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人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了刘少奇。因为刘少奇在领导北平地下党的工作时，为了保存党的实力，曾经允许一些党员假自首。不过仍有坚决不履行“自首”手续的同志，直到献出宝贵的生命，而假自首的人一直健在。为此，代表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刘少奇就是为这件事不愿抓总学委的工作，还要求退出学委——以免自己在那里有什么妨碍。不过刘少奇为自己也做了辩解，那就是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他做过一次专题报告，重要内容之一，是讲革命道路的曲折性，有时是需要迂回才能继续前进的。并形象地说是“西瓜政策”，即外皮是绿的，内心是红的。
高岗对刘少奇是傲慢不恭的，所以他的报告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直到毛泽东说了话，他说：“假自首的，仍一概承认是党员。”意见才得以平息。但在部分党员中，嘴上不说了，心里仍不服。毛泽东后来又说过：“刘少奇是犯错误较少或最少的一个。”一时在延安传说着“除了毛主席，刘少奇最正确”的话。
整风学习开始不久，康生便把中央研究院作为重点。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马列学院，院长是张闻天。我们党的许多干部和理论家都是从这里培养出来的。可是康生对中央研究院的评价却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整风学习批判的教条主义本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脱离中国实际的所谓“领袖”、“理论家”的，这样一来，矛头移向了以张闻天为代表的中央研究院，例如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柏年，他的英文水平较高，翻译过一些马列著作，但被指责为“教条主义者”，受到批判。因此柯柏年发誓不再搞翻译。这件事毛泽东也知道了。大约两三年后，毛泽东在王家坪同柏年相遇，毛泽东对他说：“你还是要翻译啊！”
柯柏年坚持说，再也不搞翻译了。
康生亲自插手，把学习变成批斗，批斗党内许多的老同志和青年党员。只因毛泽东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方针、政策、策略上的是非，以提高认识为目的，不追究个人责任，才使康生稍微受了点限制，但他并不甘心就此止步。
终于，他找到了突破口。1942年五六月，他一手策划了批判王实味。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整风开始以后，他在《解放日报》（1942年3月12日、13日）副刊发表了《野百合花》，在《谷雨》杂志（第一卷第四期）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又在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壁报上发表了几篇短文。这些文章都是指责延安的干部同群众有隔阂，干部不能平等待人；对人缺乏关怀和爱护等等。尤其是说“到处乌鸦一般黑”，而有人却认为延安的黑暗面“算不得什么”，“天塌不下来”。他指责等级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竟有人认为“合理”，“不能提倡平均主义”。说“前线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而延安却“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
毛泽东对这些言论曾不指名地批评过，他说整风中有些人不是从正确的立场说话，而是用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以冷嘲热讽、放暗箭的办法说话。冷嘲、暗箭是一种腐蚀剂，不利于团结。毛泽东显然是为了纠正偏向，仍是对待思想认识问题。而康生则利用了这一问题，打自己的主意，走自己的路。
同年4月下旬，康生在中央社会部的干部会议上说：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在香港的报纸上发表了。然后责成中央研究院组织对王实味的批判。对王实味的批斗大会从5月27日开到6月11日，康生多次到会，并给王实味戴上“托派分子”的帽子。 类似王实味这种认识的还有别人。就在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之后，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成全（原名陈传纲）是研究经济问题的。他在信中提出了除整顿三风之外，还应该整顿“人风”。他所谓的“人风”，无非也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有人骑马，有人走路”等等“不平等制度”。此外还对陈伯达提了一大堆批评意见。此信我看过。
成全和王里（原名王汝琪，在中央妇委从事妇女运动的研究）是夫妇，过去认识王实味，到延安后仍有接触。另有潘芳、宗铮夫妇二人同王实味是邻居，来往较多，康生把他们5人定为“托派”关系。
康生又在枣园组织批斗于炳然，再把于炳然同成全、王里、潘芳、宗铮连在一起，当然也就同王实味连在一起了。从1942年的8月到10月，开了72 天的批斗大会，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康生的雪球就是这样滚起来的。这个雪球滚得可够大的，直至全国所有的地下党组织几乎都成了“红旗党”。
12月，康生到西北局正在召开的高干会上做报告，专讲“锄奸”问题。他在报告中讲延安的“特务如麻”。说“一种特务是打进来的，如戴笠派来的特务”；“一种是拉出去的，即在我们的队伍里发展他们的人做特务工作。”并杜撰出一种规律：“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
康生的报告作完以后，毛泽东也讲了话，同意和支持了康生，于是有的单位审查干部开始，接着各单位都跟了上来。
康生所说的“一种特务是派进来的，如戴笠派进来的特务”，是怎么回事呢？
1942年，保安处的侦察科长布鲁出差到关中，任务是建立那里的情报网。他住在马栏。当地有个叫吴南山的青年主动找到他，要求自首。因为他参加了戴笠在汉中办的特务训练班，全班46人，全部被派进了陕甘宁边区。他自己的家就在马栏附近，他怕自己一旦败露，将会殃及全家，所以主动投案自首。布鲁根据他交代的46人的姓名和所在部门的线索，很快就调查核实清楚了。这些人有的在兵站，有的在运盐队，无一在重要岗位。这些青年都是被迫当了特务，所以一谈就交代，口径也都吻合，查清就完了，并未捕押一人。此即“戴案”，或称“汉中训练班案”。
康生得到下面的汇报，便拿了到毛泽东面前去夸耀，毛泽东追问他：此案究竟是谁破获的？康生才不得不说出布鲁，毛泽东说：“我们需要布鲁这样的人，有十来个就好了。”可见毛泽东是明察秋毫的。
康生一辈子干坏事都是冠冕堂皇地进行的，他站在专政的最高权力地位，要我们内部“自相残杀”，实在是太容易了。
1943年3月，传出胡宗南可能进攻边区的风声。4月1日，
康生把保安处处长周兴和我（一局局长）叫到他的面前，给我们布置捕人的任务。他的理由是：一方面，蒋介石企图发兵进攻延安；另一方面，胡宗南的秘书胡宗冕要来延安。为了防止有问题的人同他们“联络”，需要“整顿后方，清理阵营”。他手里拿着个名单，一边说，一边在人名上打着记号，有的划“○”，有的点“·”，嘴里念叨着：“这个是‘复兴’，这个是‘C·C’，这个是‘汉奸’，这是‘叛徒’、这个‘日特’……”划完了吩咐我们把划了“○”的都抓起来，打了“·”的都送进边区行政学院进行审查。我接过名单逐一看下去，看到了打“○”的有个“师树德”，我脱口而出，说“这是我四弟”。康生一把抢过名单，说“你弟弟？”接着把“○”划去。我说：“该抓就抓，不能因为是我弟弟就……”康生嘴一咧，头一摆，嘴里“嗯嗯”两声，也不作解释，把“○”换成“·”交给了我们。这些人是否真有问题？我们不知道，他是权威，我们只能照办。经过两天的准备，从晚上到天亮，一夜之间捕了200多人。与此同时，李克农（中央社会调查部副部长）、汪金祥（社会部二室主任）奉命抓捕中央直属机关的“嫌疑分子”。抓人之后，中央宣布“普遍审干”开始。
康生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也不仅向毛泽东汇报了“戴案”（这是真的）；还将张克勤编造的假口供送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传阅；王实味案也得到毛泽东的认可。从这些出发，毛泽东作了“整风要解决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革命与反革命这样两种矛盾”的指示。这就与整风初期的“为了弄清是非，提高认识，接受经验教训，不追究个人责任”不同了。
1942年12月，在西北局的高干会上，毛泽东继康生之后讲的一番话，内容是这样：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反革命奸细、托派反动分子，以党员为招牌进行他的活动。吴奚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个文化人，是参加高干学习组的人，“皖南事变”的时候，国民党把他抓住了，以后又把他放出来，叫他到我们这里来闹乱子。王实味最近也被发现了，怎样发现的呢？他是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在这里说话，他们五个人就组织了五人反党集团，这些人就是王实味、成全、王里、潘芳、宗铮。现在证明有两个反革命的人（指吴奚如和王实味——笔者）在延安反革命，以共产党员的招牌在共产党的党报上发表他们的文章。这说明对康生这一套，一般人辨不清，毛泽东也辨不清，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但毛泽东毕竟不同于康生，也不同于一般的人。康生说“特务如麻”，毛泽东只说“现在证明有两个反革命”。
1942年12月，西北局的高干会上，康生、毛泽东先后讲话之后，审干就在面上铺开了。于是“特务”越来越多，为了加一把火，康生发明了“抢救运动”，即“抢救”“失足者”。既是“抢救”，自然不能温良恭俭让。很快就“证明”了“特务如麻”。各单位弄到没人看管“特务”了，因为看管“特务”的人也是“特务”；吃不上饭了，因为炊事员也是“特务”，不可信了……
康生的“抢救运动”搞得“特务”遍地，人人自危，各级干部都到了不知所措的地步。以杨家岭为例：中央机关也在“抢救”，柯庆施的老婆已经被逼自杀了，柯庆施还在没完没了地挨批斗。有一次批斗会是李富春主持，斗争会从下午开到深夜，柯庆施和群众顶着牛，大家都饥肠辘辘，疲惫不堪，可就是无法结束。康生在自己的窑洞里听得清清楚楚，想出了点子便去了。他到场之后，发表了一通言论，主要意思是说：让柯庆施去“自救”，大家休息。于是散场。
康生对自己这一着特别得意，他对许多人讲：“李富春收不了场，我给收了场”。李富春是不可能想到让柯庆施去“自救”，任何一个正常的人、善良的人都不可能想到这一着！然而这是非常恶毒的一着，康生进而完善了他发明的“规律”；“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肃反必然转入‘抢救运动’，‘抢救’不成而‘自救’”。这就是说，受害人永远没有个完！而这正是康生的真正用心。
批斗柯庆施，康生在自己的窑洞里听见了，同排窑洞的毛泽东也一定听见了，他怎么想？不知道。“抢救运动”进行了三个多月，7月1日，毛泽东给康生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防奸工作有两条路线：正确的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干部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
越往后，看得越清楚。延安从整风到审干到肃反，真正成为问题的，一个是“戴案”，一个是“七大”代表中几个有过变节行为的。而这些都不是“抢救运动”“救”出来的，就是在“七大”代表中搞得很厉害的“抢救运动”，对那几个变节分子也没有触动一根毫毛，而是在任弼时的启发下，在“七大”的感召下，自动交代的。“抢救运动”有百害而无一利！“特务如麻”从根本上否定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否定了人心所向！
在不可收拾的情况下，许多领导同志忧心忡忡。后来有的说徐老（徐特立）给毛泽东提过意见，因为自然科学院的知识分子被逼死了两个，徐老认为整个做法不是实事求是；有的说高岗向毛泽东提过意见：怎么干部子弟都成了“特务”了？！西北干部都是一块儿战斗过来的，怎么能同特务联系上？这些是后来听说的，但当时我确知任弼时向毛泽东提过意见。他说：“‘七大’代表中搞出那么多‘特务’，这会还开不开？难道我们同‘特务’一块儿开会不成？！”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亲自到中央党校、行政学院等单位，向被审查的同志承认错误，他明确承认“抢救运动”搞错了。他说：“同志们受委屈了，有些怨气是不是？‘抢救运动’是把敌人的力量估计过大，把自己的力量估计过小了，搞得草木皆兵，‘特务如麻’，伤害了许多好同志。事情不是我直接干的，但是我要负总的责任；这场运动好比是夜间演习，没有用真枪实弹，用的是‘石灰包’。夜间看不清楚，分不清敌我，打在了自己人身上，留下了石灰印。天亮一看，原来打的是自己人，打错了。这时，把石灰印拍掉，向你行个礼，赔个不是。现在我就向大家行个‘脱帽礼’，请大家原谅！大家要是不原谅，我就不戴帽子。”说着，摘下帽子，深深鞠躬。在场的人早已感动得泪流满面，向毛泽东报以热烈掌声！毛泽东的头发在寒风中飘动，有的同志带着哭声喊道：“主席戴上帽子吧！”
另一次，毛泽东还说到“一人向隅，满堂为之不欢。”毛泽东没有到的单位，都由各单位领导效仿毛泽东向整错了的人赔礼道歉，很快恢复了正常。
那段时间，我除了同周兴写那没有被用的总结以外，就是看犯人口供。当我看到那一大摞交代材料时，很为我不在的时间大家工作的成绩而高兴。全部看完之后，又选出五六篇最精彩的送到毛泽东那里。甚至打算把“罪大恶极”的处以极刑。
直到4月初的一天（1944年），毛泽东把周兴、李克农和我叫到他那里，谈了整整一个上午。我永远佩服毛泽东引导人思想的本领。只是这次谈话不知为什么没有主要人物康生？后来知道，毛泽东是和康生谈过的，但康生置之不理，才找我们的。康生为什么置之不理？他正在准备整高级干部，他暗中搜集叶剑英夫人的“材料”，准备将一些生活琐事无限上纲，将叶剑英夫人弄成“特务”，再株连叶剑英。我曾得到点风声，对康生说过“不要捕风捉影”，他反怪我“把消息透露出去了”。这是我必定倒霉的又一原因。而康生在“文革”中终于“大显身手”，终于达到除掉我们许多高级干部的目的。
毛泽东首先说：“你们送来的几份口供，我只看了两份，不想看了，以后别送了。”（后来他还说过：“读那些口供像读小说一样。”） 我们一个个像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就我敢说话，问“为什么？” 毛泽东说：“写那些谁知道有多少是真的？”我说：“那是他们自己写的呀！”毛说：“自己写的就没有闹独立性的？就没有一个字闹独立性？”我又说：“一个字还能保证没有吗？” 毛：“既然有一个字不确实，就没有一句话不确实？”我说：“一句话当然也难免。” 毛：“有一句话不确实，那么可不可能有十句话是假的？” 我还不服：“总不会全盘皆错吧？” 毛泽东正色道：“我正是要说，可能全部是假的。”我迷惑不解了：“那又是为什么？” 毛：“我就是要问你们为什么？”我还想辩解，周兴示意叫我别说话，听毛泽东讲下去。 毛泽东继续说：“你要不信，你把他们的口供拿回去让他们自己改，一句错了改一句，十句错了改十句，全篇错了，全篇都改掉。允许他改。我自己写一篇文章，贴在墙上，每天看，每天改，一个月后，原来的字改完了。”我们仍然有些茫然，至少我是这样。毛泽东问：“你们审问犯人有没有拿棍子的？”这问题我无法回答，我承认自己不知道。周兴说：“有，岳云高就是这样的。”我怕毛泽东不知道岳云高为何许人，便补充说：“他是审讯科长。” 毛泽东肯定地说：“这就是口供的来源。”听了这句话，我悔恨极了！自己为什么就不了解一下这些口供是怎么来的呢？！后来才知道，连周兴也是提着棍子审问的。
毛泽东举了他在中央苏区时经历的事例来开导我们。那是反对“AB团”，抓住可疑分子就审问，所谓“可疑分子”全凭抓人者的感觉而定，而且审问的结果，没有一个不是“AB团”的。毛泽东为了了解其中的奥妙，有一天他悄悄从窗孔看如何审犯人？原来是“打雷公”。何谓“打雷公”？就是把犯人的两根大拇指绑在一根棍子上，犯人不承认，就往棍子中间钉楔子，犯人疼不可忍，便承认是“AB团”，承认了便拔掉楔子，一松开犯人又不承认了，不承认，再钉楔子，如此反复，直至犯人再也不敢翻供为止。
我不禁发指，已经坐不住了。我觉得毛泽东“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太正确了！否则，不管有意无意，都会错杀许多好人，想到我们险些错杀了人，不寒而栗。中午回到保安处，我来不及吃饭，先找了一个坦白“最好的”犯人来谈话。我问他：“这口供是你的吗？”那犯人承认：“是的。”我又问：“这口供是真的吗？”他哭了。我让他说真话，他推翻了全部口供。我批评他欺骗人，欺骗党。他说是为了吃饱饭。当然也有坚贞不屈，始终没有说过一句假话的，如孙作宾（后任甘肃省委书记），仅仅因为他的侄子孙蔚如是国民党的军官，康生命我以西北局的名义把他从关中调来，关押在保安处。他不说假话，吃的苦头也最多。70年代末，我在北京同他相遇，想同他交换意见，但他不谈，满脸的愤怒和睥睨。
到了同年7月，在押犯人已大部分甄别释放，我被调到社会部情报室任主任。 还是到了康生的手下。这里说的是大部分犯人甄别释放了，还有少数是康生亲自控制的，仍在关押。除了众所周知的王实味，还有一些人们不大知道的。如有一个天真的女孩子，名叫王遵级，1939年从北平跑到抗日游击区，后又到了陕甘宁边区，其时只有十六七岁。1943年我接触这个案子时，她已在狱中度过了5个春秋。我找她谈话时，问到“王克敏（大地主，伪华北行政区主席）和你是什么关系？”她说：“我叫他叔叔。”问：“他怎么会让你到延安来？”她对这个问题颇觉奇怪，说：“我来，他不知道。他跟我有什么关系？”问：“你为什么要到延安来？她说：“听同学都说延安好。到延安来是为了救亡。”再问她：“为什么把你关起来？”回答：“不知道”。从任何一个方面看，她都不像，也不可能是特务，因此我建议“在一定条件下释放她”，但是康生不同意，尤其是曹轶欧极力阻拦，不让释放。其中原委，不得而知。这些使我想起一件事，那是1940年底或是1941年初，我同陈郁参观延安柳树店的白求恩和平医院，我们详细地了解外科手术设备和工作情况，一位女护士给我们讲解，她对医院情况很熟悉。参观过程中，她把我们带到一间十分宽敞、豁亮的大厅，里面用布帘隔成几间，其中的一间摆着一个大槽，槽里用福尔马林浸泡着一具男尸，年约30余岁。临时任解说员的护士长说：“这是医学解剖用的。原来有三具，已解剖用完一具，另一具只剩下半边，惟这具完整，还未使用。”她又解释道：“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他们的姓名、来历，我们一概不知道。”我们听了颇觉诧异，便问：“他们被送来时是活人？”回答是：“当然。以医病的名义送来，然后处理的。”听了令人毛骨悚然。
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都是人治，故有清官、贪官之分。延安的干部一般都是献身革命的，能秉公办事。而像康生这样的人，也能干坏事，关键在于没有监督机制。
摘自：《人物》200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