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双百”方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述评

[收稿日期]2007—09—16

[作者简介]夏杏珍，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三研究室，100009.

*本文为第七届国史学术年会入选论文。

对“双百”方针讨论和研究得比较多的是两个时期：一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至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前一年左右的时间，本文简称“50年代中期”。在这一时期，“双百”方针得到系统的论述和初步的贯彻执行；二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前后至90年代初，“双百”方针得到充分、深入的研究和认真、切实的贯彻，并有所发展。本文对这两个时期的研究情况作简要述评。

一、两个时期对“双百”方针的研究状况

（一）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研究

1.“双百”方针的提出和阐述

1956年四五月间，毛泽东正式提出“双百”方针①「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发言中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91页」至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前，近一年时间对“双百”方针的讨论、研究十分热烈。为什么要提出“双百”方针，怎样理解它的内涵以及怎样贯彻执行，是这一时期讨论和研究的热点。

这一时期发表的专论“双百”方针的文章、讲话大约有130多篇。当时文化界、科技界的主要领导人、知名人士郭沫若、陆定一、茅盾、周扬、林默涵、陈荒煤、夏衍、范文澜、钱伟长、费孝通、竺可桢、傅鹰、马寅初、黎锦熙、贺麟、吕骥等都发表了感想和意见。可以看出，大多数人是热烈拥护这个方针的。但是在某些问题上有怀疑、有顾虑、也有争论。

“双百”方针提出后，毛泽东结合贯彻中的实际问题，对“双百”方针提出的背景和必要性，对“双百”方针的性质、内涵和政策原则，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成为研究者们讨论研究的指导思想；陆定一对科学界、文艺界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是关于“双百”方针提出的依据、贯彻执行这一方针的要求及相关问题的权威性发言。报告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2.“双百”方针提出后讨论、研究的主要问题

（1）关于怎样正确认识和贯彻执行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方针的讨论

正确认识和贯彻执行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当时社会人士特别是学术界关心和议论的一个中心。1956年5月18日，九三学社召开座谈会。30多位参加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规划的科学家发言，热烈拥护这个方针，并且表示要以学术上的努力来贯彻这个方针。他们提出，在学术上一定要争，争论才能发展；要学习一切国家的科学成就；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勇于提出争论。[1]

5月25、28日，《光明日报》连续报道钱伟长、华罗庚、傅鹰等10位首都著名学者的采访谈话，表达了他们对“双百”方针由衷拥护的心情，也谈了他们对如何贯彻“双百”方针主要是“百家争鸣”方针的意见。钱伟长认为，“百家争鸣”是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的道路。但是，必须有共同的基础，即以经过证实的客观事实为依据。华罗庚认为，做到“自由讨论”，不等于已经达到“百家争鸣”。“百家争鸣”需要有“家”，即要是学派，最低也应该有他独创的见解，必须在研究工作中下苦功。傅鹰认为，没有“百家争鸣”思想就会僵化，何谈科学发展。开展学术论争，要实事求是。[2]

六七月间，以北京为中心全国开展了关于“双百”方针的讨论。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教育、学术刊物、图书出版等领域的部分知识分子参加了讨论。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曾组织600多名科学家开展讨论；高校和科研单位召开各种会议讨论；民盟、民革、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也都召开座谈会讨论。

关于“百家争鸣”的讨论和争论集中在以下各点：①「详见《略论“百家争鸣”》、《六百多位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讨论“百家争鸣”》等一组文章，参见《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16期，第66～69页」

第一，关于“百家争鸣”的性质、目的和作用。讨论中提到，“百家争鸣”是达到认识真理的方法，通过争鸣，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肃清教条主义，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发展。科学家们指出：“百家争鸣”只是达到真理的手段，不是目的。它的性质同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和蔡元培所提倡的“兼容并包”都有着本质的区别。

第二，实行“百家争鸣”要不要有所限制，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大多数人认为不要有任何限制。钱端升（北京政法学院院长）说：“对所有限制性的意见，我是一概反对。我们要充分信任争鸣之士，不要有任何限制。”范文澜、金毓黻等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成为“双百”方针的指导思想，不能作为一家之言看待。在这个指导思想下进行争鸣，就能收到殊途同归的效果，最后归结到一个客观真理。也有人认为，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对争鸣的限制。争鸣不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应该自由发表各家学说。张国藩（天津大学副校长）提出，“争鸣应以人民利益和客观真理为标准，具体说就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宪法。”

第三，唯心主义是否有自由争鸣的权利。陆定一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对此做了回答：“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但是有人担心，这会不会造成思想混乱？是不是党放弃了领导？潘梓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说：我们让唯心主义也有宣传的自由，就是为了互相竞赛、比较。假如有人用唯心主义的理论，来结合中国所需进行科学研究的实际，结果比我们用唯物主义结合得还好，那么，我们的唯物主义者就只有再接再厉，自己再加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在与唯心主义者竞赛、比较中战胜唯心主义。[3]大多数科学家认为，今天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目的在于通过它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斗争能够更加接近真理，使辩证唯物主义更加丰富。它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在学术中的表现。

第四，关于实行“百家争鸣”的外部条件。主要批评了随意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的粗暴批评、崇拜权威的思想、学习苏联中的教条主义、出版不自由、领导无度量等问题。7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略论“百家争鸣”》，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发表看法。如，关于马克思主义在百家争鸣中的地位问题，文章明确表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国家活动和文化科学的指导思想，这是已经确定的。但是，在学术问题上，在科学研究中，如果有人不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或达到了和马克思主义不一致的结论，他仍然可以有权发表自己的见解。因此，是不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或评判是非的标准，那也要看各人自愿。“”争论可以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相互之间，也可以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友人之间，还可以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之间，这些不同的争论都各有不同的基础，不能强求一律。“

（2）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及其后的讨论

8月10日，在青岛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这是李森科派和摩尔根派首次聚在一起开会交流。童第周在开幕词中说明座谈会的目的是：发扬“百家争鸣”的精神，打破片面狭隘的见解，使遗传学在中国健康地发展。中宣部科学处负责人在会上明确表示：不赞成把摩尔根的观点说成是唯心论，宣布全部摘掉过去强加给摩尔根遗传学的各种政治帽子；强调学术工作要尊重科学事实，学术上的不同见解要通过自由讨论和科学实践去解决。参加会议的有130多人，56人作了发言，改变了过去两派对立、一家独鸣的不正常现象。会后，西方的遗传学著作重新开始翻译出版，摩尔根遗传学研究也开展起来。

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登载了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毛泽东读后即让胡乔木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并亲自写了“本报编者按”，说“这篇文章载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4]毛泽东替作者换的题目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这个题目既是对“百家争鸣”作用的阐释，也是对科学发展规律的概括。

1956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邀请党内外科学家和学术、艺术工作者60余人举行座谈会。会上，陆定一根据中央的意图，就进一步贯彻“百家争鸣”方针、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提出五点意见。第一点是除了继续进行对马克思主义的课程教育外，要有准备、有步骤地在高等学校高年级逐步开设资产阶级学说课程。资产阶级学说有唯心主义的、有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也有许多派别，近代的、古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凡是重要的学说，有人教又有书的，都可以逐步地、有准备地开课。康德、黑格尔、罗素哲学学说已经在北京大学开课，凯因斯经济学说也将在北京大学开课。第二点是请各国（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流学者来我国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可以请。我国科学要用12年左右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首先就要向外国学一学。第三点是尽可能出席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只有那种想在政治上搞“两个中国”的国际学术会议不去参加。同时请科学院考虑中国是否也召集一些国际学术会议。第四、第五点是马列主义课程和历史课程既要讲正面也要讲反面。[5]

（3）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利还是有害的争论

“双百”方针提出以后，党内有一种不理解甚至是抵触的情绪，在知识分子中也有不少顾虑。有的同志担心实行这一方针会出现混乱，提出“争鸣”要有分析地“争”，“齐放”要有区别地“放”。主张在“百家争鸣”之后，再增加“实事求是”或“去伪存真”四个字，以强调争鸣的目的性。有些同志认为在这一方针之外要提出“力求避免毒草”的口号。有的同志则是从根本上怀疑和否定这一方针，认为既然我们是要马克思主义，要工农兵方向，就不能同时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曾指出，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高级干部中，“许多人实际上不赞成这个方针”[4]（p.313）。他还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苏联也不赞成。[6]

集中代表对“双百”方针怀疑和不满情绪的，是陈其通等四人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7]文章提出三个问题：一是“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二是“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充满着不满和失望的讽刺文章多起来了”。三是“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许多人只热衷于翻老箱底，热衷于走捷径去改编旧的”。“只注意开老花不注意开新花，不注意去培植和保护新花的‘百花齐放’是不完全正常的”。表示要“压住阵脚进行斗争”。

毛泽东多次批评陈其通等四人文章的错误观点，指出：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对形势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4]（p.295）周扬说：“当现在正在要求排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障碍，鼓励大家来‘放’和‘鸣’的时候，这篇文章实际上起了一种障碍‘放’和‘鸣’的作用。”[8]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持这种错误观点的在党内不是少数。毛泽东说：“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我们对人民中的错误采取如何处理的方针，有大量的人是没有弄清楚的”。[9]

当时，《文艺学习》组织了对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①「这篇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上，篇名后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一些人指责作品不真实，说在北京市“从书记到区委常委都是这样的人物，则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居然有这样的区委会是不可信的”。对《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围攻和陈其通等四人文章的发表，使一些知识分子感到党的“双百”方针的贯彻还处于一种好似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的状况。

费孝通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10]，正是当时知识分子这种心态的反映。费孝通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回顾了广大知识分子在“双百”方针的感召下，从原先的“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转变为“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的过程。他认为，当前贯彻“双百”方针的状况，可以用“草色遥看近却无”来形容，反映出深为忧虑的心情。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57年2月16日召集的一个会上说：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并说：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9]（P.618）

毛泽东对陈其通等人的批评，广大文艺工作者是拥护和赞同的。3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陈辽的文章《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意见”的意见》，列举大量事实，有理有据地分析、批评陈其通等文章的错误观点。这是学术界最早的一篇批评陈其通等人的文章。3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茅盾的《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对教条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其中深刻分析了陈其通等人文章的错误。认为他们对文艺形势的估计是不符合事实的。批评的方法是教条主义的。“我们的工作方法应当是让大家来‘放’，来‘鸣’，开展自由讨论，从讨论中加强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另外，尹方的《对陈其通等（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的争论》[11]等文章，都提出了批评意见。

贯彻“双百”方针以后文化科技界取得的显著成绩，证明“双百”方针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的正确方针。可惜，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双百”方针的贯彻一再受阻。其后果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由于百家争鸣没有开展起来，一家的意见容易成为唯一‘正确’的意见，而那些附和者的错误意见，也没有人敢去提出异议，因而不成熟的理论、错误的理论就容易被当成正确的理论加以推行，并以此来指导制定政策，其严重后果可想而知了。”[12]

对于“双百”方针受挫的原因，有人分析：第一，从革命到建设的转折，与毛泽东设想的并不完全一样，因此对“鸣放”形式发生了动摇；第二，对“双百”方针的理论问题没有深刻的认识；第三，实行“双百”方针会遇到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第四，当时“左”的思想在科学工作、艺术工作中表现突出，并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13]

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把“百花齐放”从党的文艺方针中砍掉。江青叫嚷：“要革命派，不要流派。”张春桥露骨地说：“百家争鸣，一家做主，最后听江青的。”搞得百花凋零，万马齐喑。

（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

1.对“双百”方针的坚持与发展

“文化大革命”结束，历史翻开了新篇章。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同志多年提倡的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双百’方针、‘三不主义’，也得到了认真的正确的实行。”[14]在这样的形势下，对“双百”方针的研究前所未有地广泛和深入。

邓小平多次重申要永远坚持“双百”方针，进一步阐发了它的精神实质。在文艺方针方面，进一步提出“二为”方向。这就为“双百”方针的研究创造了前提，明确了指导思想。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时他又强调必须贯彻“双百”方针：“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14]（p.183）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对“双百”方针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安定团结的关系等作了深刻、辩证的阐述，强调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出“我们坚持安定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时坚持‘双百’方针，是完全一致的。”三中全会“要求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双百’方针当然要为这个最大利益服务，而决不能反对这个最大利益”。[14]（p.256）

为了推动“双百”方针的贯彻，1979年5～7月，《人民日报》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连续发表五篇评论“双百”方针的文章①「这五篇文章是：5月21日的《批透极左路线贯彻“双百”方针》、5月28日的《“放”和“争”——再谈批透极左路线，贯彻“双百”方针》、6月11日的《放开手脚大胆去写——三谈批透极左路线，贯彻“双百”方针》、7月2日的《敢于突破勇于创新——四谈批透极左路线，贯彻“双百”方针》、7月16日的《让文艺工作者如坐春风——五谈批透极左路线，贯彻“双百”方针》」，其中谈了批透极“左”路线的重要性：“放”和“争”的辩证关系；文艺创作的题材要多样化；要创新，首先创思想内容之新，同时注意艺术形式的创新；更好地调动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文艺队伍的战斗作用。

1979年10月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是新时期文艺思想发展的重要标志。邓小平在会上的发言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把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作为“问题的中心”，提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的重要观点。重申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他还从题材、风格、形式等方面，指明文艺领域应该怎样贯彻实行“双百”方针。他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他还指出：文艺家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14]（pp.209，210，213）以后，邓小平又明确指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14]（p255-256）

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公布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后来被简称为“二为”方向的新口号。社论对为什么用新口号代替旧口号进行了论述，指出：“这个口号概括了文艺工作的总任务和根本目的，它包括了为政治服务，但比孤立地提为政治服务更全面，更科学。”

2.对“双百”方针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

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前后，掀起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文艺思想解放运动。文艺界、理论界对许多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和讨论，“双百”方针研究也涵盖其中。

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从粉碎“四人帮”到1992年，公开发表的关于“双百”方针的文章有260多篇。另外，这一时期出版的一些著作中，对“双百”方针、“二为”方向也有专章、专节论述。如：魏天祥著《文艺政策论纲》[15]，宋贵仑著《毛泽东与中国文艺》[16]，余飘主编《毛泽东与中国文学艺术》[17]，李准等主编《毛泽东文艺思想全书》[18].

这一时期对“双百”方针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1）“双百”方针提出和贯彻的历史考察。主要文章有：陆定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纪念“双百”方针三十年》[19]，文严的《“双百”方针提出和贯彻的历史考察》[20]，龚育之、刘武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21]，罗竹风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30年——回顾与展望》[22]，李捷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由来与发展》[23]，夏杏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形成过程的历史回顾》[24]等。

（2）毛泽东、邓小平与“双百”方针。主要文章有：陈晋的《毛泽东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25]，曾永成的《“双百”方针：从毛泽东到邓小平》[26]等。

（3）“双百”方针在各领域的贯彻。毛泽东说过，“双百”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27].几乎各个领域或行业都有“双百”方针贯彻情况和经验的介绍。

（4）关于“双百”方针的内涵及其争鸣的情况。这方面的文章较多，主要有：刘景清的《百花齐放与思想解放》[28]，李准的《认识规律和百家争鸣》[29]，梁光弟的《关于百家争鸣的几点随想》[30]，艾狄的《怎样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31]，潘仁山的《百家争鸣纵横谈》[32]，林洪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与批评和自我批评》[33]，卫建林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方针》[34]，梁柱的《毛泽东确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与民主政治建设》[35]，高宝柱的《民主治国方针的重大探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内涵新探》[36]等。

二、对研究讨论的几个热点问题的述评

（一）关于“双百”方针与“二为”方向的关系

有些人认为“二为”方向影响“双百”方针的实施，有些人不赞成用“二为”方向取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旧口号。

周扬对为什么今后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作了解释，他说：“因为这种提法不完全符合文艺和社会生活的历史，而且容易产生流弊。”“文艺与政治同属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各种因素之中影响有大小、强弱、久暂的不同，但起最后决定作用的还是经济基础。说文艺从属于政治，既否认了经济基础的最后决定作用，也否认了上层建筑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文艺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的独立性。”他进而指出：“政治作为上层建筑之一，不是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也会有不正确的时候。即使是正确的，它也不能强使意识形态都从属于它。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并不是说文艺与政治无关，可以脱离政治。我们有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共产党员还有党性和党的纪律的约束。“[37]

胡乔木指出，两个口号“根本的不同在于新口号比旧口号在表达我们的文艺服务的目的方面，来得更加直接，给我们的文艺开辟的途径，更加宽广”，“二为”的提法“比‘为政治服务’的提法更本质”。胡乔木说明，文艺反映我们社会生活的社会主义内容，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文艺作品表现某些强烈的政治主题固然是我们所提倡的，但是，“这远不能代表文学艺术的全体”，某些没有倾向性或者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的文艺作品也仍然要存在和发展。只要是合乎美学标准的，也能够在一个方面起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用。[38]

不少学者对此也作了论述。荀春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一文中指出：“二为”方向是社会主义文化安身立命之本，“双百”方针则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之路，二者构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总方针。离开“二为”方向搞“双百”，就可能出现自由化；而抛开“双百”方针，只强调“二为”方向，又可能造成单一化。二者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39]

魏天祥在其《文艺政策论纲》一书中认为，“二为”方向“是表述和决定文艺方向和性质的总政策”，“双百”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繁荣的总方针”。“这两大方针政策是互相联系、互相补充、缺一不可的。正确处理好两大方针政策的关系和协调好与此相关的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关系文艺政策是否全面执行、文艺工作能否正常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他又指出：“‘双百’方针的存在，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实现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就是要推动文艺的探索、改革和创新，创造思想文化方面生动活泼的局面，促进文艺的发展。但文艺的发展又有一个方向问题，探索什么，改革什么，出什么新，以及究竟是在什么前提下的活跃，究竟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还是什么别的什么性质的文艺的发展，这些都同样会表现出‘双百’的目的性。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双百’方针也可以说是坚持‘二为’方向的一种途径和手段，贯彻‘双百’方针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实现‘二为’方向。”[15]（pp.87～89）

（二）关于是否要坚持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问题

有人把“双百”方针曲解为脱离任何原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宣传什么就宣传什么、想发表什么就发表什么的方针，谁也不能批评或干涉。

卫建林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方针》一文中指出：按照这种曲解，“双百”方针“不仅被看作是允许无限制地发表各种错误言论和作品，甚至具有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的错误言论和作品的方针；而且被看作是为这种错误辩护或拒绝对这种错误进行有原则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针”。“仿佛‘双百’方针是承认和容许所谓的‘绝对自由”’。文章指出，不能把“双百”方针看作是党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的唯一的方针。它同党的其他工作，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有必然联系，比如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应该成为党的各项工作的宗旨，一切共产党人奋斗和生活的宗旨。

“双百”方针“只有在同这种目标和宗旨相联结的时候，它才能真正同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制度和各族人民的要求相适应”。因此“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前进，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绝对不能由于党在领导科学文化事业中发生过‘左’倾错误，就得出可以取消党的正确领导的结论。党的领导是思想政治的领导，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社会主义方向的领导。”[34]

有人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说成是“一种在高度集中的政治强权下生产出来的名为文学理论而事实上则是反文学的理论”。一个时候，曾经流行过这样一个“问答”：文艺是什么？——“不是什么。”作家艺术家为什么要创作？——“不为什么。”一些人主张“文学就是文学”，要获得创作自由，就得完全脱离政治，让“文学回复到自身”。他们创造出一个“理论基础”即“文学的主体性”“体系”。认为创作的主体是人，因此，“创作就是表现心灵”。①「代表人物为刘再复、鲁枢元、孙绍振等。文章有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鲁枢元的《用心理学的眼光看文学》、孙绍振的《形象的三维结构和作家的内在自由》等。《文学评论》1985年第4～6期开辟了“我的文学观”专栏，就文学观念问题展开讨论。鲁、孙两文均刊载于第4期上，刘文发表于第6期及1986年第1期上」

陈涌、董学文都著文批判了“文学主体性”理论。陈涌指出“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在中国命运的问题”。[40]董学文对“文学主体性”的实质作了全面、深刻的分析评论。[41]

艾斐在《文艺的功利性与社会主义文艺的崇高使命》一文中指出，“一些文艺家声称自己的创作‘不为什么’并不是真的不为什么，只不过是不为那种‘什么’，只为这种‘什么’罢了”。“实际上当每个作家艺术家在创作实践中从迈出第一步开始，就已经在回答着这个问题了，他的答卷就是他的作品。”那写出来的字字句句所述说的“正是作家艺术家自己的志趣、意向、灵魂和世界观，同时也无可辩驳地披露了作家艺术家在进行创作时的动机、意图和目的”。[42]

有人提出党对文艺界的领导，应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胡乔木对此有一段中肯的分析，他说：提出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治’。文学艺术方面的问题，完全的‘无为而治’，我想恐怕是不能实现的。这就是说，看‘无为’两个字怎么解释了。当然，作家写作品的本身就是有‘为’了。这个作品写出来而且能够出版、发行，送到读者手里，这就是‘治’了。这一系列的过程就得有所‘为’”。

“是不是可以换用另外一种说法，像小平同志在四次文代会上讲的，领导‘不要横加干涉’。这可能更能准确地表示出这方面的意思。”他又特别指出：“掌握了这种权力的同志，在使用他的权力的时候，需要非常谨慎。他要知道权力作用的界限，什么情况下能够得到积极的结果，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它就会产生消极的结果。这也就是说，可以‘有为而治’，也可以‘有为而不治’、‘有为而乱’。在这方面，需要党的领导机关划清这个界限。”[38]（pp.256～258）

公木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永放光芒》一文中对指导思想问题作了论述，他说：“新时期文艺，当然多姿多彩，多样化，多风格，多流派，无限宽广，无限丰富；而作为观念形态却总脱离不了历史运行的主线。……‘吾道一以贯之’。这个‘一’，便是毛泽东思想，便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便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当然只能是一以贯多，而不能是多失于一，更不能是一迷于多。这三者是有原则区别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要一以贯多，这是唯一正确的途径；多失于一是‘左’，它势必陷于唯政治思维方式；一迷于多是右，它定会给非理性主义的荒唐推波助澜。”[43]

（三）关于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关系

这是学术界十分关心的问题，也是比较难处理的问题。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容易分开。徐震的《扫除学术民主的障碍》一文认为：“哲学社会科学属于上层建筑，是党性的科学，它代表着特定的阶级利益，公然声明自己的阶级性和党派性，因此，它当然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问题，一般都与特定的政治观点相联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与学术确实也是难以绝对地分开的。但是，政治与学术毕竟是两个概念。它们有相联系的一面，却并不等同，这是一；其二，这种相互联系，也有程度深浅和间接、直接之分。”过去，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把学术问题等同于政治问题。按照这个逻辑，不同意见的双方，不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说学术分歧就是反映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上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迫害了大批知识分子。问题出在哪里呢？文章指出：问题在于坚持极“左”路线的人，把学术研究中的政治因素与人的政治立场问题完全混淆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变成了政治与人的关系问题了。[44]

在讨论中谈得比较多的是学术民主与自由的问题。从是“放”还是“收”、“百家与两家”的问题的争论，到“双百”方针与“艺术、学术民主”等问题的争论，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才是真正实现了社会主义学术的民主和自由、真正贯彻了“双百”方针。

（四）开展批评与“双百”方针的关系

有两种不正确的态度：一种是拒绝和取消批评；一种是将批评理解为简单片面的指责、批判，因而害怕或禁止争鸣。

有人提出，百家争鸣既然是提倡学术民主、自由讨论，为什么还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认为这是自相矛盾的。有文章分析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就是把百家争鸣同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立起来。对无产阶级的文艺批评作简单的片面的理解，认为开展批评只是批判、排斥那些不符合无产阶级文艺要求的作品或观点。结论或者是把它归结为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或者认为贯彻“双百”方针就不应该或不能够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针对这种错误观点和倾向，邓小平指出：“坚持‘双百’方针也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14]（p.392）“把开展批评同‘双百’方针对立起来，却是一种严重的误解和曲解。‘双百’方针的目的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毛泽东同志说过：”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有些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这就把’双百‘方针这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方针了。“[45]

有的学者分析了学术争鸣中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与政治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区别，指出：“批评、反批评、自我批评和百家争鸣并不矛盾。在不同观点的争鸣之中，本身就含有批评、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成分。”“不过，学术争鸣中的批评、自我批评和政治上思想上的批评、自我批评是有区别的。学术上的批评自我批评是以百家争鸣的形式出现的”，“批评、自我批评或反批评，是在平等的相互之间进行的，是在探讨的气氛中进行的”。文章指出，在“百家争鸣”中党有一条政策，即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这是搞好学术争鸣的有效保证。

在民主讨论和自由竞赛中，应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只许他散布错误的、甚至有害的观点，却不许有任何批评的意见。一看有人发表不同观点，就叫嚷是打棍子、是不准百家争鸣，借此来抵制别人的正当批评。[12]（pp.105～109）有的学者，分析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必要性，指出：能不能正确地开展争鸣，开展批评和反批评，是能否贯彻“双百”方针的重要标志。“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任何人只能站在自己的角度去了解某事物的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局部）的情况，因此任何人都只能是‘坐井观天’，不过井口大小和角度不同罢了。要取得全面的或比较全面的认识，就必须兼听各方面的意见，通过辩论和比较，才能获得。“[46]

关于如何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归纳起来主要是正确的批评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时，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对批评的对象，要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对任何人的批评都只能根据客观的事实，保持严格的科学态度；第二，人民内部的批评，一定要有团结的愿望，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在新的基础上团结的目的；第三，批评要入情入理。既要充分说理，又要动之以情。

三、几点体会

1.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邓小平的文艺理论观点，反对文艺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这是正确贯彻执行“双百”方针的前提

冷静、客观地分析文艺界、学术界的现状，确实存在一定数量否定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毛泽东文艺思想，违背邓小平文艺理论观点、消解文艺社会主义性质的噪音。他们千方百计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对文学艺术的指导地位，鼓吹“思想中立”、“价值中立”、“观念中立”，主张“站在远离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鼓吹“知识分子文化”、“精英文化”要处于同“官方文化”、“主流文化”“对抗”和“对立”的位置……凡此种种，都应该引起警惕，应该予以廓清。

2.贯彻执行“双百”方针的关键是加强和改善党对科学和文艺工作的领导

实践证明，“双百”方针的贯彻实施，必须具备三个既互相关联、又互相影响的基本条件，即：科学文化事业受到重视，并成为社会的紧迫需要；较为和谐的社会政治环境；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创造并具备这三个基本条件的决定因素，是执政党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的正确，它建立在对时代特征的把握，对形势、矛盾恰当分析判断的基础之上。“双百”方针曲折的历史命运所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3.“双百”方针是一个丰富复杂、博大精深的研究课题，也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

从历来的争论可见，全面深刻地理解“双百”方针的深刻涵义、历史作用以及它和诸多方面的辩证关系，并从实际情况出发贯彻执行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很不容易的。作为当代中国历史的研究工作者，要学习和运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双百”方针的研究，为“双百”方针的进一步贯彻提供历史的借鉴，以期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

[参引文献]

[1]《大胆开展自由讨论，做到“百家争鸣”》，《光明日报》1956年5月21日。

[2]《科学家、教授谈“百家争鸣”》，《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13期。

[3]《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六百位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讨论“百家争鸣”问题》，《人民日报》1956年7月2日。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53页。

[5]参见陈清泉、宋广谓《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433、434页。

[6]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l998年版，第70～71页。

[7]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人民日报》1957年1月7日。

[8]《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周扬答文汇报记者问》，《文汇报》1957年4月9日。

[9]《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59、618页。

[10]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

[11]尹方：《对陈其通等一文的争论》，《学习》1957年第6期。

[12]苏双碧：《文化。理论。争鸣》，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

[13]于光远：《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周年》，《人民日报》1986年5月16日。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4页。

[15]魏天祥：《文艺政策论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16]宋贵仑：《毛泽东与中国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17]余飘主编《毛泽东与中国文学艺术》，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8]李准等主编《毛泽东文艺思想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9]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纪念“双百”方针三十年》，《理论月刊》198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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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龚育之、刘武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光明日报》1986年5月21日。

[22]罗竹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30年——回顾与展望》，《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23]李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由来与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1997年第6期。

[24]夏杏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形成过程的历史回顾》，《文艺报》1996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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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刘景清：《百花齐放与思想解放》，《社会科学》197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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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梁光弟：《关于百家争鸣的几点随想》，《文艺理论与批评》1986年第1期。

[31]艾狄：《怎样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哲学研究》1978年第10期。

[32]潘仁山：《百家争鸣纵横谈》，《文艺研究》1979年第2期。

[33]林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与批评和自我批评》，《学术研究》1981年第6期。

[34]卫建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方针》，《红旗》1981年第22期。

[35]梁柱：《毛泽东确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与民主政治建设》，《党的文献》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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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周扬：《一要坚持二要发展》，《人民日报》1982年6月23日。

[38]《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8～250页。

[39]荀春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李学泰主编《当代中国思想解放大论争》第2卷，南方出版社1998年版。

[40]陈涌：《文艺学方法论问题》，《红旗》1986年第8期。

[41]董学文：《论刘再复“文学主体性”的实质》，《新华文摘》199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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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公木：《毛泽东文艺思想永放光芒》，冯贵民等主编《毛泽东文艺思想大辞典》，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

[44]徐震：《扫除学术民主的障碍》，《新华月报（文摘版）》1979年第4期。

[4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7页。

[46]李凌：《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试论百家争鸣和民主制度的认识论基础》，《辉煌三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