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是作为美国思想界精英中的贱民而去世的，这是因为他是正常人。

亨廷顿在圣诞夜去世。可以肯定他和他的学生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将获得现代“大思想”家万神殿中的席位。但是这个群体中很少人像他这样引起争议，引起同行持续不断地讨厌和排斥。亨廷顿遭到形形色色的指责，从军国主义到本土主义无所不包。在美国轰炸越南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纽约书评》上就攻击他，后来又把亨廷顿最著名的书《文明的冲突》(1996)描述为美国精英“控制人民”的工具。亨廷顿在申请加入国家科学院时两次遭到拒绝。

他为什么引起如此强烈的愤怒呢？其实要确定其政治立场是非常困难的。他是终身的民主党人，1968年为极端自由派总统候选人赫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工作，2004年投票支持约翰•克里（John Kerry），可他也是坚决支持越南战争的保守派。他短暂的军事生涯给他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最明显的体现是在他的第一本著作《士兵与国家》(1957)，该书赞美了著名的西点军校的理念。他写到，在西点军校，“集体意志取代个人冲动”，是文明的巴比伦中的后期斯巴达。这本书注定了他得罪自由派同行的命运，一个评论家把他描述为三流的墨索里尼。

作为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后裔和美国新教徒圣公会教徒，他在哈佛大学度过了几乎半个世纪，他的几代祖先都是哈佛人。但是他的民族主义是政治的不是种族的，他尊重像军队这样的机构和宪法而不是永远的风景或者英勇的祖先。在《不和谐的前景》(1981)中,他写到作为观点的美国身份，他认为美国缺乏阶级冲突，所以没有必要寻找欧洲神秘的民间民族主义。不管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后裔还是移民都急于扔掉过去，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家。他没有把清教徒或者先驱者浪漫化的任何意思。

亨廷顿天生是个保守派，这是因为他尊重有秩序的社会，但他也支持把保守主义当作捍卫自由机构反对共产主义破坏的必要工具。在他的很多书中，他攻击理想主义的自由派，认为这些人因为坚持不可能的乌托邦标准从而破坏了这些机构在世界上的有效性。

就在共产主义崩溃前夕，亨廷顿的思想体现出冷战新保守主义的色彩，他相信非西方文化成为推广民主的障碍。但是共产主义的垮台动摇了这个观点，让他重新欣赏文化的力量。柏林墙倒塌四年后，他写出了历史意义的文章“文明的冲突”，后来又把它扩充为一本书，指出文化冲突将成为后冷战时期的定义。

亨廷顿拥有历史循环论的观点，担心美国和西方由于狂妄和堕落而陷入衰落。在《文明的冲突》中，他强烈呼吁复兴集体精神，既排斥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也排斥国外的新保守主义普遍主义。他逐渐认为通过海外尊重差异国内竭力复兴西方文明才是更好的办法。

9-11袭击后，亨廷顿立刻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他的“文明的冲突”成为从南部苏丹的叛乱分子到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都广泛引用的名言，不过同时也引起争议。左派的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宣称“无知的冲突”把伊斯兰描述为铁板一块儿，右派的新保守主义者则对亨廷顿反对他们的普遍主义进入穆斯林世界的旅程感到震惊，(他反对第二次伊拉克战争非常符合他一贯的主张对于左派和右派的普遍主义感到怀疑。)他的反对让自由派批评家感到不快，也不愿意理睬。

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我们是谁？》(2004)中，亨廷顿加倍下注，进一步主张复兴美国的文化民主主义，说西班牙语的移民已经超过美国黑人成为第一大少数民族，因此多元文化主义在挑战美国的盎格鲁新教徒文化核心。因此亨廷顿重新思考他的要包含文化敌人的例外主义的民族主义教条。在采取这个步骤的时候，他的观点类似于过世的历史学家韩牧（John Higham），这位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纽约人也担心说西班牙语的美洲移民的数量和地理上的集中性，这和从前分散多样化的大量移民涌入不同。亨廷顿担心拉美人的分裂当然是放错了地方，但是他对于美国文化核心的关心和他对于世界主义的外地精英的轻蔑显然能引起很多美国人的共鸣。美国的思想界精英显然不高兴，把这本书描述为种族主义思想，进一步确立了他在哈佛及其他地方的贱民地位。

这不应该阻止我们认识到他的成就。他不仅对“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而且对弗朗西斯福山的自由派国际主义者的《历史的终结》论提出了非常需要的矫正思想。但是最终来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作为对于国家行为的明显解释是失败的，主要是因为人们不能像想象自己的国家那样想象自身的文明。人们把自己和隔壁邻居区别开来，但无法和远方的文化团体区别开来。当国家间结为联盟时共同的文明身份是可以解释的，但是它并非决定性的因素。伊斯兰和西方基督教世界可能成为这个规则的部分例外，但是对于多数人来说，即使乌玛（umma）和欧盟也仍然是非常抽象的东西。

本质上是打破传统的斗士，亨廷顿从来没有把命运交给左派或者右派。他是个国家主义者所以不可能是自由意志论者，是现实主义者所以不可能拥抱新保守主义，非常同情民族主义、宗教和军队所以不可能把自己看作自由派民主党人。作为保守的民主党人，他又是思想上的另类。但他和美国思想界精英保持距离的情形不过证明了他是正常人：大部分战后美国选民一直自认为是保守派民主党人。一小撮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中间派比如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或者刚去世不久的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是他真正的志同道合者。他们主张美国不要那么咄咄逼人，只要关心自身的事务就好了，这比他的优秀学生更好地确定了亨廷顿的遗产。

译自：The meaning of Huntington by Eric Kauf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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