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学大师钱穆在《读书与游历》一文中说：“余尝爱读王渔洋诗，观其每历一地，山陬水澨，一野亭、一古庙、一小市、一荒墟，乃至都邑官廨，道路驿舍，凡所经驻，不论久暂，无不有诗。” 其实这样写出来的“到此一游”的诗，很多不堪一读，味同嚼蜡。只是记其事，不是有感而发，没有与自身的情感呼应，根本未达到诗的境界，故不是真正的创作。当前此种风气甚浓，什么“江山旅游诗”、“出差访古诗”等等，不一而足。明代诗人梅之涣曾针对此种风气在李白墓前写有一首诗，诗曰：“采石江边一堆土，李白之名高千古。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

二

作家马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辞掉了官方记者的职务，离开北京流浪去了。他说：“我感到流浪获得了自由但又不自由，因为起码我逃不出生活，逃不出我自己，我更无法知道自己将要到达什么目的地。我只是在人间游荡着。”其实人最难逃脱的是自己的心灵，是自己心灵的困扰。鲁迅说：“灵台无计逃神矢。”心灵的困扰是最大的困扰，心灵的桎梏是最大的桎梏。伟大的托尔斯泰常受心灵的困扰，像宿命一样，无法逃避“心灵的风暴”。其极度的痛苦非常人可以理解。我们读庄子，我们亲近宗教，我们有时饮酒等等，都是为了解脱心灵的困扰、桎梏而想获得精神的自由。所以你要击败你的敌人，切要记住：不要诛身而要诛心，要乱其心志！

三

何怀宏在《若有所思》中说：“因动荡不安的情绪失掉了许多宝贵的时间的人将因他们由此而获得的宝贵灵感得到补偿。”由于种种原因，我觉悟很晚，真正开始独立的人生整整比别人晚十年，常有所悔恨，近每以何怀宏这段话作为安慰。

四

六祖慧能顿悟了解脱人生的苦谛是全靠自己。佛说“心可以为地狱，亦可以为天堂。”在上海西牢的监禁中，章太炎利用这难得的时间读通了大乘教，而邹容却瘐死在狱中。这都是心境使然。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刘晓庆狂言道：如果坐牢我就要利用这空闲时间补学外语。不知她后来真正做到否？

五

若有人问我，你可以随便在《红楼梦》里的众女子中选一位为妻，你会选谁？我想我不会选林黛玉，虽然她也是酷爱诗词，而且才思敏捷，能吟出“孤月葬花魂”的千古绝句，但一天到晚哭哭啼啼，使小性子，我会受不了。我也不会选薛宝钗，虽然她有停机之德、咏絮之才，但会时时催我读四书五经，结交权贵，使我汲汲于功名富贵而无人生的逸趣、乐趣。但我会选史湘云为妻，她也非常喜欢诗词，是最佳韵友，能吟出“寒塘渡鹤影”的天下奇句。但最主要的是我喜欢她的生活态度：乐观开朗，笑口常开。在大观园中能做出“醉眠芍药裀”的惊天大事，端得是女中豪杰。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会使我充满生活的情趣，其乐融融，在欢声笑语中过好每一天！

六

我很喜欢唐朝和尚慧寂的一首示法诗，他是沩仰宗的开创人。诗曰：“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禅。酽茶三两碗，意在钁头边。”不持戒，不坐禅，以酽茶入禅甚妙。只是要想着钁头，随时挖除灵魂的一闪念，即佛家所说的妄念。 两三年前，我在石门夹山寺参禅，有一天晚上与明禅法师在庭院里饮茶，在风声、经声、夜色中，突然感到自心顿现真如本性，有“惠风吹散云雾，万象森罗，一时皆现”的大悟感觉。后来我就将这种入禅悟道的感觉写进了诗里。诗曰：“夹山寺院木森森，一片经声万籁沉。和尚送来香茗饮，今朝始觉有禅心。”

七

在佛典《传灯录》中有一则叫《丹霞焚佛》的公案：“于慧林寺遇天大寒，师（丹霞天然）取木佛焚之。人或讥之，师曰：‘吾烧取舍利’。人曰：‘木头何有’？师曰：‘若尔者，何责我乎’！”

丹霞烧木佛以取暖，因为木佛没有舍利，所以可焚。也就是说木佛只是偶像，没有佛性所以能烧。所谓佛性，只能在自心找。南宗六祖慧能说：“一切万法，尽在自心中，何不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只有直指其心，才能见性成佛。

我大学的哲学老师说：泥塑的菩萨，里面都是草包。这则佛禅公案，即应证了这个事实。而一些不懂佛理的浅薄信众，则迷信礼拜之，太可笑了。

八

牛头禅的这几句禅语很有文采：“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这就是三论宗、天台宗的“若众生成佛时，一切草木亦得成佛”的另类说法，而且精粹化了。在成佛的问题上不但人人平等，而且万物平等。真是“佛国无疆容万类”，了不起啊！

九

“不俗乃仙骨，多情即佛心”。都说由至情至性，扩而充之，即大慈大悲。我观察到高洁之人、多情之人往往容易遁入空门，如李叔同、苏曼殊、李娜、陈晓旭等辈。《红楼梦》中的妙玉、惜春可说是高洁之人了。前者是高洁得可怕，物极必反，“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后来在瓜洲古渡头为强人所得，“终陷淖泥中”了。而惜春是只要念其判词：“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便会使人潸然泪下。情到极时转为空，我是认为情种贾宝玉后来是当了和尚的，管他高鹗是不是狗尾续貂。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多情的人，这几年湖北省的一个寺庙老是给我寄佛经和佛教刊物，似乎是意在渡我。两三年前我也曾到石门夹山寺参禅住了二十来天，开始几天感觉甚好，还作了不少禅诗，后来就感到憋闷了。花和尚鲁智深的一句话“淡得出鸟”，倒是蛮吻合我当时的心境。看来是万事皆有定数，机缘未到。或者是我这个人只能当居士，当居士也好，大文豪苏东坡就是居士！

十

我很喜欢这样的偈语，第一句似乎有社会主义性质。

偈曰：“一切为人民的人，都是菩萨。

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厌我，骗我，如何处治乎？

拾得云：只要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这就是唐代寒山、拾得的高僧风范，人有如此大的度量，还有什么摆不平的呢！这也是一种斗争的策略，使人不由得想起这样的谚语：我且冷眼观螃蟹，看他横行到何时？！

十一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常常在患得患失时默念《金刚经》中的这几句话，心中的郁闷就渐渐地消失了。

十二

诗曰：“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后一句常使我想起郁达夫的诗句：“常恐多情累美人。”但遭到僧友的讥刺。说佛的多情乃救度众生之情，非儿女之情。我便反驳道：美人亦属众生，既是众生便要救度。况且怕连累美人，就是有侧隐之心，侧隐之心就是佛心。

十三

后现代主义解构大师德里达说：语言的意义在于写作，写作本身就是一个不以作者的意愿为转移的消解一切对立和区别的意义流动的过程。一切文本都是写作，文本的作者做出的语音与文字的对立，终将被写作本身所解构。

是的，我有这样的经验，写作是解构一切问题的良方。一进入写作我便处于一种激情状态，也是一种燃烧状态。

十四

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的思想有一大主题：快感，譬如性快感，具有无上的价值，必须无限制地追求。在我们这个没有进入后现代主义社会的邦国中的不少男男女女们，在这一点上没有落伍，赶得上时代。

十五

后现代主义进入哲学领域的标志是李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24-1998）于1970年发表的《后现代的知识状况》。他对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的知识界的分析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已不再是关心人类命运和解放的社会精英，他们已经技术化、职业化。而我要说：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的学生、知识分子也是一样，但是还要加上一条“捞钱化”。

十六

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福柯称现代社会是一个“纪律社会”。他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认为：君主制时代的统治是依靠一些残暴的、粗放的、效率低下的权力技术来加以维持的，而现代社会统治则是依靠一些更为“人道”的、精细和富有效率的权力技术来加以维持的。现代社会虽然消除了以往那种残暴的统治形式，但却并没有消灭统治和控制本身。现代社会依然是一个充满了权力、控制和压迫的世界。而且控制得更加严密了。

痛哉人类！不管社会怎样发展，怎样进步，还是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开篇所说的：“人生而自由，却无不在枷锁之中。”

十七

史学家余英时说：“‘丰衣足食’和‘衣食不足’的人都同样需要一个‘精神的家’。”

我的“精神的家”就是我的“求实斋”，我的书巢。

十八

只要心存道义，史学家余英时称之为“具有文化深度”，有时富贵享受并不会软化自己的骨头。文天祥在和平年代是“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但一旦江山社稷处于危难之秋，便能“痛自贬损，尽以家赀为军费”。国亡家破被俘后，视死如归，时穷节见，能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惊天动地的诗句，真是使人感佩！

十九

史学家余英时说“五四的错误在哪里？简单地说，是在于它未能建立起接受西方文化的正确态度，未能了解文化的再造不在形式而在精神，不在躯壳而在生命，并且它所提出的‘全盘西化’的偏激口号也因过于损伤民族自尊心而无法为一般人所接受。”首先要声明余英时先生的这段话是针对接受西方文化的态度问题而提的。我认同余英时先生的这种看法。“全盘西化”导致了对中国五千年灿烂文化的唾弃，真是浅薄的可笑。现在的国学热也是对“全盘西化”流风的一种抗击。回首历史，“全盘西化”的提出是罪在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如果戊戌变法当年能够成功，中华文化会得到更大更好的发扬，以后也不会提出“全盘西化”的口号了。由于“全盘西化”，五四运动后所开创的现代文学，其分类：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却没有传统诗词的一席之地（以往的诗歌类是不包括传统诗词在内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传统诗词是有着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大多数中国人都喜欢用这种含蓄蕴籍而朗朗上口的手法、形式来抒发自己的感受。所谓“诗言志，歌永言”。因为这种手法、形式是与中国的文化血肉相连、水乳交融的，是不可分割的。

二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纳粹德国，希姆莱的助手，党卫队的第二号人物，党卫队保安处处长、盖世太保副首领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由于其祖母萨拉•毛赤是犹太人，故在反犹的问题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似乎只有这样才可证明他超脱了犹太家庭，成了纯日耳曼人。他根据希特勒的命令，疯狂地制订出灭绝犹太人的具体措施，其中包括集体屠杀、毒气室、火化炉、拷打、结扎生殖器、饿死或让沉重的劳役累死等惨无人道的法西斯行径。使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死于他的屠刀之下。在各种传记中说他有着敏锐的嗅觉，有着令人惊异的眼力，能事先看清敌友的动向。在他身上体现了精湛的政治手腕工艺学，体现了“怀疑一切”的那种统治者的怪症。

很不幸在我人生的道路上也曾出现过与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相类似的人物。此人由于当过汉奸，故整其人来也像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一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使我受到巨大的打击。如果没有此人我的人生是另外一种景象。由于我向往民主，又有着像祖国的黄河长江那样奔放、进取、光明、顽强的个性，自然一开始就与他形成了汉贼不相容的紧张局面。使我感到非常扼腕痛心的是在上个世纪1988年中国思想最解放的年代，他在办公室攻击新时期的领导人、攻击文艺界人物、攻击知识分子及一切进步人士（此人有个特点就是不攻击日本人）时，我没有与这个整人魔鬼作斗争，后来却像孱头一样逃下阵来。这是我个人历史上的莫大耻辱，这是需要我今天作最深刻忏悔的一件事！

二十一

问：“和尚痛否？”答：“不痛。”问：“和尚何自割？”答：“七十老翁何所求！”上面这段对话是在万历三十年（1602年）三月十五日的北京皇城监狱。这天李贽要侍者为他剃头，乘侍者离开的间隙，他用剃刀自刎，血流遍地，但尚未断气，已不能说话。侍者问他，他用手指在侍者的掌心中写字作答。他在这种极端的痛苦中两天后才气绝身亡，时年七十六岁。这个大文人、大学者、大思想家，他结束了长达二十一年消沉的官宦生涯后，出家为僧，彻底摆脱了俗务，只想找个清静的地方读书著述而不可得。后来他找到湖北麻城龙潭这个地方，便想永远在这里读书著述直到圆寂。可是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湖广签事冯应京应当地士绅的要求，指使一批打手驱逐李贽，烧掉了他的芝佛院，毁掉了他为自己准备的埋骨塔。……几经周折，他被好友马经纶接到北京附近的通州居住。极可痛心的是最后告发李贽的主要人是东林党享有盛名的“君子”之一的都察院礼科给事中张问达。问题很简单，东林党虽然自命清流，反对“阉党”，却是尊孔的。李贽这个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异端，自然成了他们的敌人。后来明神宗便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将他逮捕下狱。

看了这段叙述，我想所有的文人都会寒心，封建社会是文人的地狱，还是现代社会好，有法制有人权。你看大名鼎鼎的李敖，也是个老与当局唱反调的“异端”，但现代社会能够宽容地（只要不违法）让他嘻笑怒骂，让他睥睨一切，而且还可以竞选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