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看，中美关系应该看作是既有合作又有竞争，既有矛盾也有相互适应协调，很难用一个词来定位和概括。

合作与矛盾将长期并存

两国曾表示要建设“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还有“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后来的“利益攸关者”，其实每个定位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双方都有进一步推动双边关系、改善两国气氛的意图。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利益和价值观的矛盾，让两国不同的文化出现一些冲突。中美之间又有合作又有矛盾的局面会长期存在，不必关注到底用怎样的词汇来定位。

中国有人认为，美国对中国实行的是两手政策，可以看作是合作与防范，也可以是遏制与交往；而美国人说对中国要采取“两面下注”的政策，其实都是同样的意思：两个国家都对对方有所警惕和防范，在实际利益面前又需要进行合作。奥巴马新政府上台后，无论是否会有新说法，中美关系的实质都不会发生改变。

发展模式并非互斥

中国的发展模式肯定不会也不应该走美国的路。美国的自然资源比中国丰富，聚集的财富也比中国多，但人口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所以，中国不可能采取高消费的、大量使用自然资源的模式，而要依靠节约能源的发展模式前进。

不过，美国的发展模式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方面。比如美国的市场经济、法制都是可以借鉴的。中国未来的道路必然是可持续发展的、走向民主和法制的、更加尊重人权的、扩大个人自由的。所以，中国的模式是独立的，但并不意味着和美国的模式完全对抗。美国的一些东西也是中国需要的，只是我们有不同的定义和路径选择。因此，中美发展模式不存在争个你死我活的情况，随着双方对彼此的认识加深，美国必须也已经承认中国过去3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些既有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成分，也有中国根据本国国情独创的东西。我们看美国时，也会发现其积极和消极的东西。所以，中美之间的模式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应是相互吸收对方长处。

能源环保带来战略机遇

奥巴马政府提出了一个战略性的设想，通过应对气候变化、提高能源效率、开发可再生能源花费大量的金钱和精力，达到推动经济发展和改革的目的。中国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同时我们也在刺激经济，保持经济快速增长。这两者间虽存在一定的矛盾，但也有平衡点和协调点。若把能源和环保作为前进的动力，当作一个或是若干个经济增长点，这样就有与美国合作的余地。

但这也不完全取决于国家的合作意愿。中美政府都是想推动合作的，但是涉及的具体利益问题还没解决。意愿是一回事，能否做到是另一回事。

两国国内也有不同看法和阻力。中国虽然强调科学发展观，可是基于种种原因，我们的一些干部官员思想意识没有跟上，刺激经济时首先想到的是大规模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扩大外贸投资，这都有可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改善关系就是有所作为

邓小平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种思想，表明我们不该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和影响，要充分看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之处。而“有所作为”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做出一点事情，使我们的国际形象更好，国家地位更高。就当时的局势来看，提出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但后人如果机械地认为，“韬光养晦”是把中国的雄心壮志藏起来，日后再释放，“有所作为”就是对美国采取强硬态度，就不是这种思想原本的精神了。

这在今天应该理解为，“韬光养晦”是意识到中国还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没到自夸的时候，中国人口基数大，自然资源相对贫乏，要在世界上找准自己的位置，整个社会发展程度还远远不及现在的发达国家，也许三、五十年之后也是如此。我们还面临着环境和人口方面的巨大压力，需要改革自己的政治、经济等结构。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的挑战也许没我们这样严重。

“有所作为”方面，并不能说敢跟外国对抗就是作为，中国与美国改善关系也是一种作为。就此而言，我们已经进步很大了，中美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有了改善或是稳定，中欧关系、两岸关系、中日关系都改善了，这些都是有所作为。“有所作为”也包括获取海外资源，拓展中国贸易，吸收外国先进经验和技术等等。

要适应美国的不同声音

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和人权问题，这三个问题有相关性和可比性，都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特别是政治利益。但是这三个问题并非完全等同。台湾不处在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下，而西藏不仅处在中国主权下，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治权上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这些不一样的地方，处理的方式就会有所不同。

从台湾问题来看，两岸之间达成很多谅解，在经济合作和社会交往方面有很多亮点，美国即使有人不乐意也束手无策，口头上也会表示顺其自然，只是希望能扩大台湾的国际空间。在西藏问题上，关键是中国要自己处理好，这样就不会变成中美关系的大问题。人权问题也一样，美国在世界上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国内的经济、就业问题，奥巴马反复强调的能源、气候变化等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还有反恐和防扩散为中心的国际安全问题。这些问题面前，奥巴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利用涉藏或是人权问题做文章呢？美国政府层面来说是难以顾及的。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做好。

中美关系之间的一个复杂问题是，美国也是一个社会，光向美国政府指明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容触碰是不够的，美国政府不能控制《纽约时报》发表一个社论，或某位国会议员发表负面的演说。中国也要考虑将这部分也纳入对美政策中。但我们目前的力度更多放在总统或是行政当局中。美国是一个很复杂的整体，有各种不同的声音，我们要适应这样的情况。

危机未改中美力量对比

此次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打击相当严重，但对美国的打击不意味着别的国家能从中受益，也包括中国经济并不从中受益。美国经济复苏之后，相关国家的经济才有复苏的可能。所以，从横向来看，就不能说美国衰落了，不然也会附带地说欧盟、日本、俄罗斯国力也衰落了。也不能说中美间的力量对比产生了质的变化，只能说中国受到的经济负面影响相对美国要小一点，而中国实力增长比美国实力增长要快，前几年就是如此。金融危机打击了美国和其他国家，也对中国造成负面影响。所以很难说，金融危机中国力的此消彼长到底发生了如何变化。中国在实力上正在逐渐接近美国，但是这场金融危机的结果并没有使这种接近的速度发生什么变化。

中美矛盾不是文明冲突

最后，我认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跟中美关系没有太大关系，他的文明是以宗教来定义的。美国是宗教影响力非常重的国家，而在中国，宗教也是一个很强的因素，但不是国家特色的一部分。所以中美间的冲突不是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只是在他最早版本的文明冲突论中顺便提及了中国，认为中国也属于不同文明，在大的地缘政治的框架下，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发生冲突时，中国应该很自然地站在伊斯兰文明一边反对美国。但这是一种地缘政治的问题，不涉及文明的冲突。后来他也没有不断重复这一观点，我也认为这一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中国没有试图利用这一冲突做什么事情。我个人观点就是，文明冲突跟中美关系没有直接相关。如果说，有些地方需要思考，那就是宗教问题需要更多关注，美国的宗教意识在中美关系中是起了作用的，美国对达赖喇嘛的关注或支持与美国人的宗教信仰也有关。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宗教因素也是很突出的。中国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世俗的世界，在看世界时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都是信仰某种宗教的。当我们用这种意识看世界时，应该把世界看作既是物质的世界，也是文化的世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宗教的世界。当我们这么去观察时，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会更加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