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前后，中国农村悄悄地发生了一场巨变，这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本套丛书试图通过对全国十多个省不同村庄的调查，来描画巨变中的乡村中国图景。
一
治理之变
2000年前后，农民负担沉重，村级债务剧增，干群关系紧张，农村治理陷入困境。李昌平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来描述当时的状况。
在农民负担持续加重，农村治理逐步陷入危机的同时，农村民主化进程不断推进，《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88年试行，1998年正式实施，它强调“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从日渐严重的农村治理形势来看，村级民主对于解决三农困境作用甚微。
2003年，中央开始大规模推进以减轻和规范农民负担为目标的农村税费改革，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取消了针对农民的各种收费。取消农业税，意味着持续两千年的农业税历史的终结，意味着以农养工、以农养政时代的终结。不仅如此，2005年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开始大规模向农村转移支付财政资金，从而实现了从向农村提取资源到向农村输入资源的战略转变。
取消农业税减轻了农民负担，缓解了干群关系。之前因收取税费而造成的治理困境不复存在，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开始发生变化。
取消农业税及附着在农业税上的各种农民负担，使得乡村组织收入大为减少。乡村组织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难以维持运转。也因此，作为农村税费改革配套措施的乡村体制改革同时进行，具体包括撤乡并镇、合村并组、精简机构、减少乡村干部、取消村民小组长、将乡镇事业单位推向市场，等等。乡村体制改革的动力来自“养不活”的压力。乡村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将国家行政性力量撤出农村基层，其中取消村民小组长是重要的标志，因为村民小组是熟人社会，取消村民小组长，标志着国家在建国后第一次将行政性力量从熟人社会撤出。
国家行政性力量撤出农村基层，农村却仍有九亿农民生活于其中，包括那些虽然外出务工，却不得不依托村庄来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农民工。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农村有能力依托村庄而可以真正转移进入城市生活的人，恰恰是村庄中掌握较多资源的精英。农村人口的城市化，首先是农村精英的城市化，这就决定了城市化同时也是农村人财物流出农村的过程。在人财物流出农村，农村人口基数仍然庞大的背景下，国家将行政性力量撤出农村基层，其后果令人忧虑。
现代性进村
2000年前后乡村治理之变的基础条件，恰恰也是构成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农民大规模流动前提的宏观背景。
经过新中国数十年的努力，到20世纪末，中国完成了工业化，国家不再需要从农村提取用于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相反，国家财政收入中，农业税所占比重很低，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降低到了15％以下，国家已经具备了“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经济基础。
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两波脱离农业的高潮。一是改革初期乡村工业的发展，使得农民从农业的过密化生产中脱身出来。他们“离土不离乡”，就业和收入来源实现了多元化。二是19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持续深入和沿海加工业的发展，带来新一波农民脱离农业的高潮，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土又离乡”，进入沿海或者大中城市务工经商。今天，中国农民脱离农业进入工商业的速度及数量都是惊人的。
与以上宏观背景变化同时发生的，是现代性因素向农村社会的全方位渗透，如：以广告和时尚为工具，带有强烈消费主义特征的现代传媒进入农村（电视进村），现代的个人主义观念进村，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法律进村，等等。相对封闭的村庄开始解体，传统文化和地方信仰被严重挤压而再难有生存空间，农村和农民在社会和文化上越来越边缘化，农民主体性逐步丧失，并由此带来农民普遍的无力感、无根感和焦虑感。
到了世纪之交，乡村治理的宏观背景和微观基础都发生了巨变。
基础结构之变
世纪之交的农村巨变，当然不只是治理格局的变化，甚至主要不是治理格局的变化。真正的巨变在于农村社会基础结构的变化。农村社会基础结构的变化，影响乃至于决定了乡村治理的状况，并会最终决定乡村治理的制度安排。
农村社会的基础结构，是指构成乡村治理和社会秩序基础的农村内生结构，或者我们所说村庄社会关联的状况。举例来说，最近20多年，农村的家庭结构和妇女地位，就发生了巨变。
家庭结构的变化。最近20多年来，农村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发生了巨变，典型的是父子分家。尽管在大多数调查村中，父母仍然有为子女婚配“操心”的义务，要为儿子建房子、娶媳妇，希望抱孙子，但因为农村子女赡养父母的状况越来越糟，在代际关系中，“养儿防老”越来越靠不住，父母不得不更加现实和理性地考虑自己的养老问题。父子分家，常常是父母在子女刚结婚即主动提出，目的是在未丧失劳动能力之前积攒养老费用。农村家庭结构核心化。这些变化进一步导致生育行为的理性化。传统的深度交换基础上的代际关系，正在向理性化程度颇高、代际交换较少的关系转变。
妇女地位的提高。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妇女地位有极大的提高，大部分地区的大部分家庭都是妇女管钱管物。妇女当家成为全国农村的普遍现象。有农民说，现在妇女不是顶了半边天，而是占据了整个天空。农村婚姻市场上男多女少的现实，进一步提高了妇女的谈判能力。1980年代仍然普遍的家庭暴力，到1990年代几乎在全国农村都已消失。1980年代颇为常见的因父母干涉婚姻而导致的未婚青年自杀，到了1990年代不复存在。1990年代年轻妇女的高自杀率，到2000年前后即被高离婚率所取代。
再举例来说，传统社会中，构成村庄内生秩序基础的是各种超家庭的结构性力量，包括我们所尤其关注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如传统的宗族、村社组织。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某些农村地区出现了宗族的复兴，但绝大多数地区的宗族组织都已解体，宗族力量大为削弱，甚至宗族意识也不复存在。不仅如此，到了2000年前后，以兄弟、堂兄弟关系为基础的近亲血缘群体也开始瓦解。村庄原子化不再是少数地区的现实，而是几乎所有中国农村的现实。
以上基础结构的变化，又与农民收入和就业的多元化有关。几乎所有调查村，农民家庭收入越来越多地依赖非农收入，这些非农收入尤其以“离土又离乡”的外出务工收入为多。正是农民的外出务工，使得传统的通婚圈被彻底打破，传统家庭结构更加难以维持。农民收入和就业的多元化，进一步导致农村社会的陌生化和疏离化，依托于熟人社会的乡土逻辑解体，市场伦理和市场逻辑正在替代传统的乡土伦理和乡土逻辑。农村社区越来越丧失内生获得秩序的能力。
农村基础结构的变化，是较乡村治理变化更为根本的变化，又是影响乃至决定乡村治理状况及乡村治理制度安排的变化。农村社会基础结构的变化，是当前乡村中国巨变图景中最为重要和最为显著的方面，但不是最为根本的方面。
价值之变
当前中国农村巨变最为根本的方面，是社会基础结构得以维系的价值的巨变。就是说，在世纪之交，中国农村发生了一场以农民关于人生意义定义的变化为基础的价值之变。不理解农民价值的变化，就不能理解当前农村巨变的实质。
在传统时代，强烈的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理念，构成了中国农民的终极价值关怀，构成了他们的人生目标和最为深沉的生活动力，构成了农民的生命意义，最终构成了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础。1980年代以来全国农村实行计划生育，政府刚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农民强烈的生育儿子愿望之间，演绎了太多的悲情故事。而到世纪之交，即使政策允许（首胎是女孩，可以生二胎），很多地方甚至大多数地方的农民都开始选择不再生育二胎。“传宗接代”的“落后”观念被抛弃了，“现在人们只关心自己活得好不好”（农民语）。与“落后”观念一同被抛弃的是农民一直以来得以安身立命的价值基础。构成生命意义和终极关怀的价值被取消，人们就难以完成有限生命与无限意义之间的转换。
我们将农民价值分为三个层面，即本体性价值、社会性价值、基础性价值。本体性价值是关于人的生命意义的思考，是关于如何面对死亡，如何将有限生命转换为无限意义的人生根本问题的应对，是超越性价值或终极的价值关怀。本体性价值关心的是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对话，是一个人给自己生命意义的答案，是要处理个人与灵魂的关系问题。社会性价值是关于个人在群体中的位置及所获评价，关于个人如何从社会中获取意义的价值。社会性价值要处理的是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基础性价值则是人作为生命体延续所必须的生物学条件，包括衣食温饱、口腹之欲、食色之性，这方面要解决的是人的生物本能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数千年来，中国农民本体性价值的核心是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祖祖辈辈而来，子子孙孙而去，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强调个人权利的政策、制度和法律进村，包括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在内的现代观念的冲击，农民流动和农民收入与就业的多元化，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和地方信仰逐步与迷信、愚昧、落后、不理性等负面价值划上等号，人生有意义的事情只是“个人奋斗”、“及时行乐”，为个人而活替代了为祖先和子孙而活，农民传统的安身立命基础瓦解。但是，“个人奋斗”、“及时行乐”解决不了有限生命与无限意义的关系问题，终极价值出现缺位。更重要的是，当前农民被消费主义所裹胁，他们有限的收入与无限的消费欲望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终极价值缺位所带来的问题被进一步放大。
当本体性价值目标稳定时，人们追求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就会较理性节制，就会具有底线。而一旦本体性价值或终极价值缺位，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的追求就会失去方向和底线。终极价值缺位，致使当前农村出现了各种前所未有、不可理喻的事情，比如丧事上脱衣舞，丧心病狂地虐待父母，地下六合彩的全国泛滥，地下邪教的快速传播，等等。
中国农村的巨变，可以看作包括经济发展、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现代的观念在内的各种现代性因素持续作用于农村，首先改变村庄的基础性结构，并最终改变了村庄中人们的内在行为目标的过程。这一巨变，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巨变，是乡村治理方式及其背景的巨变，是农村人口虽会逐步减少但仍将长期保持高位数量基础上的巨变，是九亿农民从外在生活方式到内在生命意义的巨变。这种巨变，是人际关系的巨变，是生存意义的巨变，是传统道德的巨变，是生活预期的巨变，是关于生命价值定义的巨变。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这种巨变对于农民生活，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事业，对于中国未来发展走向，究竟是喜是忧，现在还难以判定。
而首先，我们有责任将这一巨变过程记录下来。我们要住到农户家中，在不同地区，用同样的框架，来记录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这一巨变，来描画巨变中的乡村中国的图景。这就是这套丛书得以写作和出版的初衷。
二
描画出2000年前后中国农村发生的这场巨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农村地域广大，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差异很大，不同地区不仅存在着变化时间的差异，而且存在着变化机制与逻辑的差异。或者说，不同地区可能以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方式来表现当前正在发生的巨变。
已出版的农村调查报告
要描画出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巨变，首先要进入现场，要到农村去，要理解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各种政策、法律和制度作用于农村的机制、过程与结果，要理解农村的内在变迁逻辑，理解不同农村政治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总之，要进入村庄，要站在农民生活的角度来理解这场巨变。
当前进入农村现场的作品很多，力图揭示农村变迁机制的作品也多。典型如人类学家的民族志，不仅有深入的驻村调查，而且往往比较系统地揭示了农民生活的内在逻辑和村庄治理的内在逻辑。不过，当前中国的人类学调查往往偏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过于注重与国外人类学研究的对话，而忽视了对中国大多数农民生活于其中的农村的研究。
与人类学的调查相似，国内还有很多深入农村调查的单篇作品，其中一些就是人类学家的作品，如阎云翔以黑龙江下岬村调查为基础写作的《私人生活的变革》，就是理解中国农村巨变的很好作品。单点调查和单篇作品存在的不足是很难避免以偏概全，从而难以有力地描画出当前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巨变。
在不同地点调查，并同时出版一套调查报告来描画中国农村状况的作品，有影响的至少有三套，其中最雄心勃勃的是陆学艺在1990年代初即主持进行的《百村调查》。《百村调查》试图通过对全国100个典型村的调查，来概括和反映当前中国农村的一般特征。遗憾的是，虽然百村调查已进行了近20年，至今却只有少数几部作品出版。更重要的是，《百村调查》似乎过于注重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和特征，而忽视了对农村正在发生变化的基础结构的考察和对农村治理内在逻辑的讨论。
1996年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陈吉元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丛书，一套八本。这套丛书也是在全国选点调查基础上撰写的。这套丛书也过于偏向经济，而缺少对村庄内在逻辑的揭示，也较少对农村基础结构变化的关注。
目前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在出版刘豪兴主编的《中国乡村考察报告》丛书，丛书的各本著作均为比较深入的农村调查。这套丛书并非统一调查的作品，不同著作讨论的问题差异巨大。这些差异巨大的调查，难以汇成关于中国农村的整体认识，也很难有效反映出当前中国农村巨变的性质、规模和程度。
80％村庄的80％现象
中国农村地域广阔，不同地区在应对现代性的压力时，因为地理区位、经济发展、地方传统、聚居方式乃至种植结构等方面的差异，而会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之大，可以找到任何特殊的样本来“代表”中国。我们可以在沿海地区找到发达农村的样本，也可以到边疆地区找到很少受现代性影响，仍然保持着传统文化和生活样式的样本，还可以随便到一个村庄作一番调查，再将这个村庄与美国农村或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进行比较，然后说这个村庄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的变化，等等。在我们看来，这些都不足以反映出当前中国农村的巨变，尤其是不足以反映出生活着绝大多数中国农民的农村地区的巨变。
我们一贯坚持“理解80％村庄的80％现象”的原则，因此，我们在全国选择了16个主要农业大省的24个村作为调查点，并希望通过这些调查点的深入调查，描画出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巨变。在选择调查点时，我们有意避开特别发达的农村地区和特别传统的边疆地区，因为这些特别地区只是中国的少数，且只有少数农民生活于其中。虽因计划调整，我们最终只完成了11省15个村的调查，但我们的调查地区仍然包括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农业大省，如湖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四川、浙江、江苏、吉林、福建等，其中湖北、安徽、江西、河南四省各完成了两个村的调查。我们相信，通过在这些点的深入调查，可以描绘出生活着大多数中国农民的农村的型貌。
村治模式
要能反映出当前中国农村的巨变，仅仅选若干省的若干村进行调查，这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有较为统一的调研和写作框架，以让不同村的调查资料具有可比较性。为了方便比较，我们强调每个村的调查都要关注各种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之间的内在关系，特别注重村庄内在的治理逻辑。村庄内在治理逻辑被我们称为“村治模式”，村治模式首先可以看作是一种写作方案，即将村庄治理内在逻辑表述出来的办法。村治模式又是一种研究策略，我们试图通过对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政策、法律、制度在村庄实践的过程、机制与结果的调研，来理解村庄本身的性质及其变化。不同地区的村治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为什么同样的政策、法律、制度在不同地区会有相当不同的实践过程、机制和结果的不同解释。这样一来，我们就在村治模式以外有了区域比较的视野，有了区域研究的策略。正是通过村治模式的写作方案和区域研究的策略，我们可以在有限的点的调研基础上，结合面上统计资料，深入把握（至少是记录下来）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巨变。
在村治模式的撰写策略下，当前农村的巨变，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农村基础结构的变化；二是农村外部环境的变化，包括政策和制度的变化。而这两者又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当前农村基础结构的变化，而且需要关注导致基础结构变化的原因及基础结构变化可能带来的后果。正是农村基础结构的区域差异，及农村基础结构在不同地区发生变化的差异，为各种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政策、法律和制度的实践提供了不同的基础条件。
丛书中的各个案例，不仅较为细致地描写了当前农村基础结构正在发生的变化，而且描写了政策实践的过程及其后果，且正是通过政策实践过程、机制和后果的描写，展示出了农村内在变化的具体状况及其真实含义。
以相同的方案，按共同的调查提纲，同时在全国不同地区展开深入到村庄的调研，有助于理解当前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变。其实，也正是这些不同区域的调查，让我们发现并得出了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巨变的结论。
三
参加本项调查的研究人员，或本套丛书的作者，绝大多数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在读或者已经毕业的博士研究生，属于华中村治研究群体的成员，受过较为专业的学术训练，具有较为丰富的农村调查经验，具有从事农村研究的强烈兴趣和志向。在从事本项调查的同时，这群研究人员也在其他地区做多点调查，调查与写作过程中，各位研究人员也多有交流。这样一来，虽然每本调查报告都是集中于一个地区，却不乏比较的视野。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活跃在武汉的这个村治研究群体。
华中村治研究的传统，与1980年代华中师范大学张厚安教授提倡“三个面向，理论务农”，强调经验优先的研究策略有关。此后，在武汉，尤其是在华中师范大学，逐渐形成一个农村研究团队。1990年代初，华中师范大学成立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汇聚了一批专门从事村治研究的学者，武汉的村治研究在全国有了一定影响。2004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一批学者到华中科技大学创办了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从而扩大了华中村治研究的阵地和队伍。
华中村治研究传统强调经验优先。2002年，华中村治研究学者集体发表《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提出村治研究的三大共识，即：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希望在大量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理解乡村中国的概念体系，希望在西方社会科学与中国经验之间找到结合点，从而实现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希望农村研究可以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同时，华中村治学者一开始即强调团队精神，强调“集体学术”，强调从实践出发，再回到实践的研究路径。
与强调经验优先的华中村治研究传统相一致，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一直要求包括博士研究生在内的中心研究人员，每年应有不低于三个月的驻村调查时间，且每个研究人员的调查点要相对广泛，至少要有在全国10多个省区从事农村调查的经验。这样的长期、多点农村调查，才可能形成良好的经验质感，从而可以使社会科学研究避免空谈或陷入大话语的危险。
本套丛书的调查，动用了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近一半的研究力量。我们希望这些调查不仅有助于描画出巨变乡村中国的图景，而且可以为相关学者提供丰富的资料，可以为政策研究部门提供有益的观点，可以为关心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读者提供生动的现场，可以为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贡献微薄的力量。丛书的调查与写作，也是我们这个团队成长的组成部分。通过这些调研和写作，以及更长时间、更广泛地区和更多人参与进来的后续调研与写作，我们的团队一定会不断成长，逐渐成熟起来。
四
这套丛书的调查和出版，首先得益于福特基金会的课题资助，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贺康玲博士为丛书出版提供了诸多帮助。香港乐施会为丛书出版提供了部分资助，乐施会项目官员刘曙光先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自2006年初启动本项课题调查以来，已经有两年多时间，所有参加调研的作者均多次到调查点驻村调查，绝大多数研究人员的驻村调查时间超过100天。其中六个村的调查选在作者家乡。在进行本项调查的同时，参加课题的大多数作者多次参加了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组织的“集体调查”。所谓“集体调查”，就是多人汇聚一处，边调查，边讨论，白天分散调查，晚上集中讨论。集体调查不仅可以防止单点调查的以偏概全，而且有助于在调查现场激活灵感、扩展视野、形成共识。这样的集体调查往往就变成了现场研讨会，这样的现场研讨会一开就是半个月。将田野调查变为现场研讨，是华中村治学者惯于采用的经验研究策略之一。
丛书的出版，得益于山东人民出版社的慷慨支持。学术著作出版一向困难重重，何况是一套农村调查报告。山东人民出版社金明善社长和王海玲编辑不仅为丛书提供了出版机会，而且充当了丛书的策划，为丛书乃至于每本书稿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
丛书得到温铁军和曹锦清两位著名三农问题专家的指导，他们不仅给予了课题组成员的精神鼓励，而且常常“被迫”关心起调查和写作中的若干细节。
丛书的调研还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基层民主建设研究：以村务管理为例”课题和“公共品供给与农村和谐社会建设”课题的支持，得到了华中科技大学985二期工程“科技发展与人文精神”课题的支持。
最后要向调研村的农民朋友表示感激之情。如果没有农民朋友花费时间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即使住在村中也难有收获。调查中，课题组成员与调查村的农民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希望我们的调研与写作最终会有益于中国农民。
《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编委会
2008年6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