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则老乡打工的消息让我感慨万端。
一个是村里在南方打工的年轻人回乡了，那些连续四五年都没曾回家的，如今也回来了。他们说：几年没回，怪想家哩。但是，当乡村医生的哥哥悄悄告诉我说：哪里是想家，是打工的工厂关门了。
还有一个是，在北京打工的一个叫梁华的老乡，这几年跑运输，挣下了十多万。今年生意非常冷淡，他准备离开北京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盖房子。他说：北京靠不住，买不起房、读不起书、瞧不起病。我问：你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回家习惯吗？他说：不知道，走一步算一步。
上面仅仅是我老家的个案。宏观面的消息是，11月老家河南省每天平均有6万农民工从外省返乡。国家统计局12月19日说，对四川、河南、安徽等地的紧急调查结果显示，返乡农民工已超过900万人。
正如我在《不能承受的故乡底层沦陷之重》中所说，故乡的生存环境已经恶化，因此农村青年才走出去寻找外面的世界。这个过程被称作城市化。官方数字说，30年来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4.9%，城镇人口已达5.9亿。然而，很多学者却认为，中国真实的城市化率实际仅有27%左右。也就是说，住在城镇里的2.4亿外来务工人员，他们一直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并没有享受到市民待遇，这些梁华们，像一朵朵蒲公英，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被迫离开无情的城市，飘回“沦陷的故乡”。
这样一群人，他们一会儿是虚高的城市化率中的一个数字，但他们离市民还差得很远；他们一会儿是炫目的城市GDP中的一个数字，但他们只是总量的分子，并没有资格充当人均的分母；他们一会儿是坚挺的低失业率背后的一个隐性数字，即使他们全部失业，也都不会计算在内。他们只是一个数字，一个被任意揉搓的数字。这种城市化，多的是人气，少的是生气。仿佛偌大的一个商场，尽管人流熙攘，却没有人驻足消费。
新一代农民工，在遭遇“故乡沦陷”之后，又不得不再度遭遇“城市化掠夺”。他们无可奈何，只能搁浅在故乡和城市之间。城市给了他们行为习惯，却拒绝给予尊严。故乡给了他们生命，却无法寄托理想。他们的乡思无法寄托，他们的心灵无从依凭。亿万农民工，他们既失掉了乡思，又失掉了尊严，他们充满渴望的青春将如何安放，他们年轻盲动的激情将如何释放。城乡二元这把巨大的“剪刀（差）”，也许最终会剪掉我们多年来苦心孤诣取得的发展成果，会剪掉来之不易的社会稳定。
历史真是吊诡，千万知青下乡，可以瞬间取得“超农民待遇”，亿万民工进城，缘何不得“准市民待遇”。2007年有一个最牛的MSN签名，“我是一只趴在窗户外面的蚊子，前途充满了光明，却无法找到出路”。农民工和城市之间，就始终隔着这么一层玻璃。这层玻璃何时能够打破？
新一代农民工，学者秦晖将他们比作“两栖人”，这个称呼总让人想起“两栖明星”，“两栖明星”是“两栖通吃”的角色，而“两栖农民工”则是“被城乡两栖通吃”的角色。同是“两栖”，相差岂可以道里计。
这一代农民工注定要搁浅在故乡和城市之间吗？敢问日暮乡关何处是，愿见烟波江上无人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