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结合福田执政后的外交活动，解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宣布的外交方针“新福田主义”，分析其价值观、战略目标及战略重点。在此基础上，参照安倍内阁推行的“价值观外交”及其主要成果，论述“价值观外交”与“新福田主义”的异同。本文提出，新福田主义是打造以东南亚为重点构筑亚太地区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机制的综合性战略。新福田主义以其稳健、温和的政治色彩，融合和包容各方利益的现实主义举措，有可能成为21世纪以来日本最有影响力的外交战略。
[关键词]新福田主义 价值观外交 亚太战略 环境外交
2007年9月安倍晋三首相突然因病辞职，经自民党各派系协商福田康夫出任首相。上台后，福田忙于应对前任内阁遗失养老金记录、海上自卫队“宙斯盾”舰撞沉渔船事件、自民党与民主党分别控制众参两院的困境等难题和突发事件。直至2008年5月，在组阁当初57％的支持率跌至19％的情况下，福田才正式发布外交方针“新福田主义”。其间，福田没有提出系统的外交政策，“加强日美同盟与推进亚洲外交共鸣”的外交口号成为主导2007年日本外交活动的主线（2008年版日本外交蓝皮书），它标志着日本不再延续安倍内阁的“价值观外交”。本文结合福田执政后的外交轨道并对照安倍内阁的外交成果，解读“新福田主义”。
一
2008年5月22日，福田发表外交政策讲演“太平洋成为‘内海’之日——共同走向未来亚洲的五项承诺”，全面阐述新福田主义。新福田主义主要包括五项内容：（一）“坚决支持东盟建设共同体”。通过支援湄公河流域贯穿印度支那的东西走廊，“将东盟的内陆国家连接到太平洋网络之中”，日本与东盟建立“共享未来理想、共同思考和共同行动的伙伴关系”。（二）加强日美同盟关系作为亚太地区的公共财富，日美同盟是“亚洲繁荣的基石”。（三）“日本作为和平合作国家”发挥作用：第一，为了“以马六甲海峡为中心的海上通道没有海盗、不被恐怖分子利用，与以东盟为首的各国进一步合作”；第二，继续在印度洋进行加油活动“与恐怖作斗争”；第三，运用在柬埔寨和东帝汶的维和经验，从事培养维和专家的教育。第四，“追求防灾合作外交”，为应对海啸、强热带风暴、强烈地震与东盟及亚太各国进行防灾合作，“把亚洲各国的紧急援助机构连成网络，建立发生大规模灾害时能够立即合作担当紧急援助的体制。”（四）致力于青年之间的交流，加强亚太地区进行知识交流和青年交流的基础设施。日本已着手实施接受30万名留学生的计划，继续推进“21世纪东亚青少年大交流计划”，每年从亚洲各地邀请6千名青年访日。（五）与气候变化作斗争。亚洲地区不仅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增长中心，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中心。各国应该共同为实现“低碳社会”而努力。将来把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ERIA）培育成在亚太地区发挥OECD作用的机构。以上五项主要内容集中阐述了新福田主义的亚太战略。
下面从新福田主义的价值观、战略目标及其战略重点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首先，新福田主义的价值观可以概括为“亚洲和太平洋主动向世界开放”。它包含各种层次的“开放”。第一层次是东盟共同体内的开放，如在东盟一体化的进程中，促进缅甸等相对封闭的国家接受“立足于普通价值观”的东盟宪章，实现其对共同体其他成员国的开放。第二层次的开放是促进东南亚地区湄公河流域的内陆国家向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环太平洋国家开放。日本通过支援贯通印度支那的东西走廊的建设，“将东盟的内陆国家连接到太平洋网络之中”，就是要实现内陆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向太平洋沿岸的发达国家开放。
第三层次的开放是实现亚太地区向希望参与亚太事务的部分国家开放。例如，俄罗斯通过开发远东地区“与亚洲和太平洋结合”，因为“俄罗斯可能获得更大的成长机会，对整个亚太的繁荣也能作出贡献”。通过上述三个层次的开放，形成“以太平洋为‘内海’”的“亚太网络”，因此，开放是新福田主义的关键词。
“开放”体现新福田主义的多重价值观，既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普遍认同的主流价值观，同时也融合了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价值取向。福田在“人口向城市集中”的前提下委婉地主张“民主”价值观：“如果不能确立更好的统治结构——即，确立透明而民主的、依据法律的统治”，“就不能吸收社会混乱防患于未然”。福田最大限度地回避直接批评其他国家，充分照顾到许多亚洲国家反对干涉内政的一贯立场，与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通过各种方式推行所谓民主和人权价值观形成鲜明对比。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开放”反映了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及俄罗斯等发达国家参与亚洲一体化进程的要求，而且包容了中日韩等东亚国家向太平洋地区的发展愿望。所以，无论发达国家、新兴大国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比较容易接受新福田主义。
其次，分析新福田主义的战略目标——确立亚太地区的安全保障机制。
日美同盟关系是日本对外战略的“基轴”，在日本的双边关系中占据首要地位。福田提出：“美国是亚太最重要的成员之一。”“在亚洲，仍然存在像朝鲜问题那样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解决朝鲜问题对全东北亚地区不可或缺。日美同盟现在就是日本的安全设备，也带有作为亚太的稳定设备发挥作用的意义。”因此，福田承诺“加强日本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作为亚太地区的公共财富”。笔者认为，这项承诺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第一，它赋予美日同盟前所未有的“公共性”和“公益性”，不仅有利于落实美日“2＋2”共同声明提出的“共同战略目标”，实现同盟的“开放性变革”，而且有利于消除美方被东亚一体化进程排除在外的担忧。就日本防务战略而言，新福田主义用更大的地理范围(亚太地区)和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范畴(“公共财富”)，容纳“价值观外交”的大部分成果，如日澳、日印之间的双边安全合作，“日美印”、“日美澳”三边安全合作，保持日本和美日同盟扩大安全合作的连续性。20世纪90年代，日本曾在美日同盟“重新定义”时提出，该同盟应该成为“亚太地区安全保障的脊檩”。如今，在美日双方“关于中国军力近代化的发展方向的担心正在增强”、“美国在亚洲的优势并非永久性”的判断下，日本把“安全保障的脊檩”扩展为亚太地区的“公共财富”，充分表明福田政府进一步拓展日美军事合作领域的原则立场。
第二，这项承诺表明福田政府的战略扩张意图。美日同盟作为亚太地区“公共”的安全保障机制，将把美日双边军事合作关系延伸至亚太各国，包括东盟乃至与太平洋相连的所有国家都要容许两国的军力发挥干预亚太安全事务的作用；如果日美两国的军力成为亚太地区的“稳定设备”，等同美军的日本自卫队将超越冷战前后的主要活动范围，划时代地扩大军事存在——从80年代协助美军防卫“关岛以西、菲律宾以北”的1千海里的水域、90年代不明确地理概念的“周边”扩展到整个亚太地区。因此，就其军事战略扩张的规模而言，新福田主义可谓日本二战后覆盖面积最大的战略设想。此外，新福田主义的战略性还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囊括近年日本朝野旨在把中国军力遏制在第一岛链内的海洋战略。其二，是日本军力配合美国重组亚太驻军强化机动性的战略安排。其三，这是日本《关于2005年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将“海外派兵”提升为自卫队的主体任务以后，首次明确的最大的承担主要任务的范围。福田政府把扩张日本军事战略的目标与维护美国的亚太战略利益结合在一起，确立美日两国特别是日本在亚太安全领域中的“核心”地位。新福田主义描绘出超越战后任何一届内阁的宏大的军事战略扩张蓝图——当然，不应该将日本扩大军事存在的战略安排等同于半个世纪以前的军事侵略扩张。因为与军事战略扩张互为表里的是日本同时运用并扩展软实力。依靠与美国的双边军事同盟关系和本国的综合实力，确立日本在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发展的核心”地位，与发动战争进行殖民掠夺存在本质上的不同。福田政府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举措更多地体现了这一区别。
新福田主义提及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很多全球性问题，从气候变化、节能减排、人口爆炸性增长、水资源匮乏、石油和粮食涨价、禽流感等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到反海盗等长期存在的顽症。福田承诺日本作为“和平合作国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作用。（1）推行“防灾合作外交”，主导亚洲防灾紧急救援体制建设——促进亚洲各国紧急援助机构网络化。（2）开展培养国际维和专家的教育活动。（3）促进亚太地区文化知识领域及青年交流活动，加强交流设施建设。（4）提出30年内“消除亚洲差距”的长期目标，日本“将在太平洋成为内海的巨大的成长过程中成为稳定和发展的核心”。上述目标既是日本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的战略目标，也是继续走战后和平发展道路的路线图。不难看出，福田在努力消除亚太国家对日本的疑虑。
再次，分析新福田主义战略的重点——东南亚地区。
“老福田主义”彰显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建立“对等的伙伴关系”，受到各国的欢迎。新福田主义加大力度耕耘东南亚，将支持东盟建设共同体放在“五项承诺”之首，理由是“东盟位于掌握太平洋网络的关键地区”。笔者认为，东南亚地区之所以成为新福田主义亚太战略的支点和重心，首要原因是日本准备参与控制马六甲海峡。日本要与东盟及其他国家合作，保证马六甲海峡不受海盗和恐怖活动的威胁。这意味着迄今反对非马六甲海峡沿岸国介入这一海上通道“咽喉”的相关国家必须转变立场，依靠亚太的“公共财富”日美同盟。另一个原因则是日本要与美国一起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整合“亚太网络”：日本提供经济援助建设“贯穿印度支那的东西走廊”，“与太平洋网络连接”。即，日本支援位于东西走廊两侧的非“民主”和非“市场经济”国家，通过发展与“开放”融入“亚太网络”。无论这类国家主动还是被动地融入，都是被“普遍价值观”重新整合的过程。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东南亚地区被日本朝野视为与中国争夺亚洲地区主导权的主战场。小泉内阁大张旗鼓“争常”之际，除新加坡外其他国家都不支持日本“入常”，引起日方震惊；日本对中国与东盟发展经贸关系也抱有强烈的危机感，尽管美国和韩国最近联合调查的结果表明，中国在亚洲发挥软实力仍然位居美国和日本之后。
新福田主义确定东南亚为亚太战略的重点具备相应的物质基础。2008年4月，日本与东盟各国完成经济合作协定（EPA）的签字手续。这是日本第一次同时与多个国家签订EPA，今后，日本的家电和汽车等制造业产品实现区域内免税，在与中韩两国产品的竞争中处于优势。日本还积极推动此前提出的“东亚自由经济圈”设想，以参加东亚峰会的16个国家为主体构筑经济合作框架。此外，东南亚地区还是新老福田主义的思想源泉。20世纪70年代，福田赳夫首相提出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平等合作的外交政策，福田康夫首相不仅继承其父的思想遗产，而且非常关心亚洲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例如，2005年11月中旬，已经辞去小泉内阁官房长官职务的福田康夫曾到印尼探讨应对禽流感等问题，这类活动显然有益于形成构筑亚洲防疫网络的设想。日本不仅向国际兽疫秘书处提供5亿7400万日元加强亚洲的禽流感防疫，而且还于2008年4月在东京举办国际会议，来自亚洲22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加者决定建设信息共享的数据库。可以说，新福田主义不但继承了“老福田”的政治基因，而且也拥有“小福田”独自的奋斗目标。
综上所述，新福田主义发扬光大日本以往的东盟政策，是打造以东南亚为重点构筑亚太地区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机制的综合性战略。新福田主义的亚太战略已经大大超越日本迄今“掌握东亚一体化进程的主导权”的目标。新福田主义通过日美同盟的“亚太化”实现前所未有的军事战略扩张，与运用日本的软实力应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互为表里。众所周知，在传统安全领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机制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线。
二
下面，参照安倍内阁的“价值观外交”及其成果进一步分析新福田主义。
与“价值观外交”相比较，新福田主义具有应对日本地缘政治难题的战略意义。“价值观外交”提出在欧亚大陆外围打造“自由与繁荣之弧”，其覆盖区域与美国划定的“弧形不稳定地带”重叠，带有配合美国推行“民主化”的意识形态色彩。新福田主义则将所有与太平洋相连的国家统统包罗在“太平洋成为‘内海’”的设想之中。这一战后最大版本的战略设想，囊括日本在全球和地区内最重要、最成熟的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具有应对地缘政治难题的重要意义，例如，美国与亚洲一体化进程的关系；应对“中国与日本竞争地区主导权”以及中国的“海洋战略”；日美同盟与朝鲜半岛及东南亚地区的关系；等等。新福田主义战略设想的综合性和扩张性远远超出“价值观外交”，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战略安排。
从日美同盟实现“全球化变革”与新福田主义的关系进行分析。自民党干事长中川秀直这样勾勒新福田主义宣示的“太平洋”：“福田首相提出把太平洋作为‘内海’的概念。这里所说的太平洋是从日本、东南亚、南北美洲、俄罗斯、中国，从印度支那、澳大利亚经由新西兰、印度连接中东的太平洋。这一设想有其战略性。”中川秀直的解析证明，新福田主义战略的覆盖范围超出太平洋，因为“从印度支那、澳大利亚，经由新西兰、印度连接中东”的路线图必须经过印度洋。笔者认为，新福田主义不仅集中阐述日本的亚太战略，还有更高层次的战略意义。把日美同盟作为亚太地区的“公共财富”和“稳定设备”，不过是日本确保海上通道安全战略的一部分，保障日美两国在中东及印度洋的利益，则是更高层次的、尚未具体化或尚未宣示的战略目标。所以，上述路线图是落实日美同盟的“全球化变革”的具体举措，充分反映美日两国的战略利益。除了因澳大利亚退出而“自然消亡”的“日美澳印四国同盟”以外，新福田主义容纳了“价值观外交”的全部成果，即安倍内阁巩固或创设的多重安全合作框架，如日印、日澳、同盟＋印、同盟＋澳等安全合作机制。所以，新福田主义覆盖了安倍内阁提出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和美国划定的“弧形不稳定地带”。不可否认，新福田主义实现日美同盟“亚太化”的战略目标，与创设多重安全合作框架的“价值观外交”相比较，是从“点”到“面”的飞跃。
新福田主义与“价值观外交”的最大不同，在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福田首相自誉为“环境外交”。虽然关于后京都议定书的框架达成一致的目标并非福田首倡，但他却以超过任何一届内阁的外交投入，把它变成本届政府最有影响的特色。2008年上半年日本的外交活动贯穿这一目标：1月26日福田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提出一项有关气候变化的“美丽星球促进计划”；5月下旬福田在横滨举行的第四次非洲开发会议上发表讲演，把支援发展中国家防止气候变暖政策的“凉爽地球伙伴关系”扩大到全非洲；以日本经团联会长御手洗富士夫为团长的代表团奔赴匈牙利、捷克和波兰，向这些国家的政府及民间企业展开游说，接受日本产业界提出的按行业减排方案；6月上旬，福田访问德、英、意三国，与德、英、法、意四国首脑举行会谈。努力弥合双方在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的立场分歧，争取各国支持日本在G8峰会上提出的议题；7月上旬，福田利用在北海道举行G8峰会的国际舞台，把应对气候变暖等全球性热点问题的外交活动推向高潮。
应该看到，福田内阁的“环境外交”不仅是新福田主义的重要组成，而且是其内政与外交相结合，运用日本节能技术和资金优势，应对气候变化的综合战略的一部分。2007年福田提出将气候变暖问题与日本经济增长相结合的战略设想，向世界推广日本的节能技术，力争在2030年将亚洲环境经济的市场规模扩大5倍即300万亿日元。日本政府拟就《亚洲经济和环境共同体设想》方案，提出“以环境问题为轴心加强与亚洲各国的经济联系”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战略。日本国际合作银行将向相关节能基金提供资金和债务担保，并将接纳更多亚洲国家的研究和技术人员。该战略主要涵盖日、中、韩、东盟、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难看出，它们都是新福田主义用“太平洋”连接在“亚太网络”内的国家。
2008年6月6日，日本国会审议通过《推进地球变暖对策修改法》，扩大企业报告排放产生温室效果气体的义务范围，促使企业加强对策，进一步加强日本的节能技术优势。福田首相不但委派内阁特别顾问奥田硕担任主席，指导“地球变暖问题恳谈会”撰写对策报告，甚至要求自民党应该被称为“环境党”，努力开展国民运动。福田还指示相关政府部门在国外设立政府与民间的组合基金，“为解决环保、能源、粮食、水资源等全球性问题积极活用日本的技术”。毫无疑问，日本运用节能领域的优势，在全球变暖这个世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上重点投放外交资源，是日本与各国实现双赢的战略选择，尤其得到欧洲国家的肯定。应对全球性问题有望成为日本与欧洲发达国家密切合作关系的主要领域。日本能够发挥敦促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进行节能减排的作用，实现日本向新兴大国输出节能技术与经济增长的互利双赢，有利于日本占领治理全球性问题的国际道义高地，进一步提升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巩固日本在尖端科技领域中的前沿阵地，增强日本的综合实力特别是软实力。
那么，东北亚地区在新福田主义的亚太战略中占据什么位置？
福田关于东北亚地区的定位只能概括为中日韩三国“共有责任”。福田在谈到“正题”——对“未来亚洲”的“五项承诺”之前，提到若干“最近的事情”：中日关系“站在一个新起点上”，“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第一次获得了全球性的视野”；日本与韩国将共同构筑“日韩新时代”；“新时代的日中韩三国关系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够认识到日本与韩国、中国对亚洲乃至对全世界共有责任”。新福田主义用中日韩三国“责任”论，划分出中韩两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不同地位。至于中韩两国在福田构筑“亚太网络”的过程中担负什么责任，目前尚无进一步的诠释。
从福田东亚外交的轨道来看，福田上任后“不做朋友讨厌的事”，不去参拜靖国神社，在历史问题上努力不去触动亚洲邻国敏感的历史情结。继2007年12月下旬福田首相访华后，中日在台湾问题上扩大共识，高层经济战略对话、共同历史研究特别是防务交流活动取得显著进展。通过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日，两国首脑共同签署《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6月中旬两国关于东海资源开发问题达成原则性共识，象征着中日关系进入一个共同努力扩大全面互利合作的新时期。2007年11月20日，福田康夫首相与卢武炫总统在新加坡首次会面，就关于扩大志向于未来的日韩关系交流了意见。2008年2月25日福田访问首尔，出席李明博总统就任典礼，双方就恢复“首脑穿梭外交”达成一致意见。4月21日李明博访日，在东京与福田举行日韩首脑会谈，双方恢复2005年10月冻结的“首脑穿梭外交”，韩国不再深究历史问题，日韩联合公报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成熟的伙伴关系”。双方在关于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中加强日韩和日美韩合作、年内在日本单独举行日中韩首脑会谈形成共识。然而，中日、韩日两个双边关系、以及中日韩三边合作关系，在新福田主义宣示的亚太战略中究竟应该发挥什么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
由此可见，新福田主义继承并发展了老福田主义的外交理念，集中表述亚太战略的重点——东南亚地区，没有包括福田内阁重点投放外交资源的非洲，也没有详细阐述安倍内阁以来日本全力开展“资源外交”的中亚和中东地区。可以说，新福田主义只是福田政府外交战略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特别是关于日本军事战略的表述可谓冰山之一角。2007年12月，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宙斯盾”舰在美国夏威夷太平洋海域成功进行拦截弹道导弹的试验，美日联合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正式运用“让日本成为防御中朝的重要角色”。日本担当的这一“重要角色”与其“和平合作国家”的形象同为一体。更重要的是，还有如何开发利用宇宙空间、是否解除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束缚等涉及日本军事战略走向的不确定因素，这些都是在判断新福田主义之际不能忽略的重要问题。
新福田主义是近年日本政界及民间炮制的国家战略的精华所在。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应该推进海洋战略，它包括地缘政治、海洋权益、海上运输安全、战略竞争与遏制等多重目标。然而，新福田主义并不像“价值观外交”那样令人反感和警觉。新福田主义宣示了一个有别于“国际贡献”与“和平国家”的新国际形象——日本“作为和平合作国家”提供“公共财富”，编织“开放”的“亚太网络”，这些体现国际政治主流价值观的时尚概念有效地淡化了日本的战略意图。一言以蔽之，新福田主义不以“价值观”选定安全合作伙伴的做法，减轻了政治体制各异、文化多样性强的亚洲各国对日本的疑虑和警惕。
最后，从宏观角度观察日本外交与日本对外战略的关系，可见21世纪以来的日本外交处于不断调整充实的状态，每届内阁重点解决的问题或实现重点突破的领域不同——选择最佳时机和有效途径，集中力量实现一个或若干个对外战略目标，渐进积累不断推进，从“量变”最终产生“质变”。纵观“价值观外交”与新福田主义，二者从“点”到“面”的飞跃就是这一进程的体现。新福田主义代表日本保守主义的主流政见，以其稳健而温和的政治色彩，融合和包容各方利益的现实主义举措，有可能成为日本21世纪以来最有成效和最具有影响力的外交战略。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