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南·基恩（Ronan Keane）/文 王笑红/译

“人生而自由，而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样的语词给予那已然为洛克所吟咏的、自然权利之纯净圣歌以复调的魅力。　

确切无疑：只有约翰·凯利能够才思敏捷地写出这样的语句，它优美而叩人心扉，它充满智慧而注重词语的精致。凯利对英语（以及其他）语言葆有一种永生的热爱；或许，他会与奥登有共鸣：　

时间无情　

于勇士、常人皆然　

它的面目漠然　

欲成为优雅之士　

惟有崇拜语言并获得救赎　

人因之而得以生存　

但，这种对语言的感情也许并不是恒定的。正如我们从他的语句中流露的对音乐的热爱以及他所欣赏的J.S.巴赫的作品中可以瞥见的，他也懂得语言作为传达感情之媒介的不足，尤其在感情复杂而多面之际。　

这些话也许与我们将要探讨的，凯利最后的这本著作所关注的西方法理学的重要问题无甚关系。他以自身无与伦比的天赋向我们展示了以下这些伟大人物之间的智识斗争：柏拉图与孟德斯鸠，阿奎那与伏尔泰，洛克与边沁，我们也将在阅读的旅程中发现，凯利在不断提醒我们这一切在何种程度上是语词之间的鏖战。　

实际上，他心怀厌恶地远离了当代英美法理学中某种典型的修辞性论说，只是一种严肃的责任感才能促使他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提及那些他本不屑一提的研究者，对他们所进行的研究，他以自己典型的刻薄方式称之为“一种智识与道德的运动，气喘吁吁地追随着二十世纪中期的语言学分析以及晚期的政治研究的些许影踪”。　

但是，他旨在为学习西方法学理论的学生们提供向导，而这一工作在英语世界还没有人做。他是一个大气而头脑开放的人，因而他忽略了那些现代学者在基本法律问题上的诸多前卫而新颖的视角。他最殷切期待的是，我们能够在历史的背景下审视法理学，为此，他生动地描述了那些不朽的思想家，他们在他的著作中主导着某些主题。无论这主题是阿奎那的自然法还是凯尔森的基本规范，我们可以在他的字里行间觉察，他一直在寻找那些努力建构法律内在和谐的框架、并以之解释法律在人类生活和行为中的作用的学者。于是，我们亦可以看到那些至今困扰着西方心智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惩罚的正当性何在？法律应当与个人道德相联系吗？我们能够确信法律不仅仅像马克思主义者断言的那样，是支持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的结构吗？　

在阐释这些主题时，他不仅仅运用了自己对西方历史上的法理学的知识，而且展现了自己对古典以及后来时代之文学作品的宽泛了解。在刻画对他的主题来说至关重要的历史背景之时，他有着令人讶异的技巧。尽管他真诚地申言，他缺乏历史学家的训练，但我认为，他的博学将会给读者留下至为深刻的印象，读者将会发现，他是怎样巧妙地将法理学的发展与过去数千年的重大事件联系起来。　

当然，应明了的是，凯利的著作不是包罗万象的。当我读到他对罗马教皇和奥卡姆（William of Ockham）就圣芳济会训诫怎样调和了教会的财产权与其安守清贫的誓言所进行的论争的时候，[1]我在想，他是不是正好看到了翁贝托·伊科扣人心弦的中世纪侦探小说《玫瑰之名》（The Name of Rose），这场论争在那小说中占了很大分量。这本书还涉及了其他领域，法学理论以及其他关乎思想和行动的领域在他的著作中同样重要，对于后者，他本应还有时间加以拓展的。然而，这一涌动着智慧、闪烁着才思、充溢着学识的洪流却已永远地静止了。令人多少欣慰的是，后代的学生们将会把凯利的著作放在他们的书架上，他将与其他的伟大作家一道，使得我们在献身于法律的时候，明白法律在我们的文明史上所起的作用。　

约翰·凯利1949年来到都柏林大学，研修古典名著；一年之后，我步他后尘来到这里。但是我们求学的进路是不一样的，他继续了对经典作品的研究，而我转向了历史学。我想，正是这个戏剧化的社会，又把我们带到了一起：约翰极为不欣赏我们的活动，认为这是在虚掷光阴，而他的许多朋友也劝他与修昔底斯和塔西佗斩断关系。事实上，1949年他取得了督促者（prompter）的职位，并访问了剑桥和牛津。在那里，他认真阅读了《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The Playboy of the Western World），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常常提起这本书。随后，他在都柏林法学院开始了律师学习，我开始更多地遇到他。那时，都柏林法学院是一个要求严格的业余学校，它的最重要的人物麦吉利根（McGilligan）教授对约翰有重要影响，麦克戈里根教授在都柏林居住了五十年仍罕见地保持着纯粹的伦敦德里郡口音。凯利的注意力放在了麦吉利根教授开设的爱尔兰宪法课程上，这样的课程几乎为当时搞实务的律师所忽略。麦吉利根也是最初为凯利无与伦比的天赋所折服的人之一，——这始终是凯利的标志，他是那样的善良，那样热爱而崇敬自己的目标。　

1953年他取得了访问学生的奖学金，前往海德堡。他回到了经典作品的领地，但仍然涉足于法律。在海德堡，他领略了德国罗马法研究传统的富有，罗马法从而成为他持续一生的兴趣。这一时期也是他智识和情感的成熟时期：1940年代，他是在沉闷的孤岛爱尔兰度过其成长期的；在他后来以海德堡的经历为基础写的小说中，他以动人而有趣的文笔叙述了一个年轻的爱尔兰人怎样在好几个好心的德国女孩的帮助下找到迷失的路的。　

凯利在海德堡的工作使得他开始了对罗马法的最初研究，正是这一研究让他得以在此领域享有国际声誉。随后，在牛津的日子，对爱尔兰宪法的兴趣重新在他心中复活，这一次他得到罗卜特·霍斯顿（Robert Heuston）的鼓励，当时赫森正负责一个课题，其研究成果后来以“爱尔兰法律与宪法中的基本权利”（Fundamental Rights in Irish law and Constitution）为题结集出版。他在牛津结识了许多友谊持续终生的朋友，但对学术的钟爱与从事实务的诱惑之冲突也在这个时期开始浮现，并伴随了他一生。凯利回到了都柏林，在律师界从事了一段时间实务。在法律著作中，在前辈法官中，他发现：有那么多的人物是让人仰之弥高、追慕不已的。另一方面，学术生活的诱惑于凯利而言依然如此强烈，他1960年代成为牛津的一名研究员。这一时期亦在他的生命中非同寻常，他与戴尔芬(Delphine)缔结良缘，开始了为人夫、为人父的幸福生活。　

1960年代后期，他回到都柏林，担当已经复兴的、全日制的都柏林法学院的领导职务。都柏林法学院的成立大半要归功于时任院长的威廉·芬利（William Finlay）。我们不能详谈约翰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为建设爱尔兰法学研究所作的贡献，但不能不提及新的《爱尔兰法学家》（Irish Jurist）的创办，他为之付出了大量时间和心血。　

但是，实务的世界仍然在向他挥手。约翰作为政治家的生涯开始展开，他起初是参议员，而后相继担任国会代表、首席督导员、总检察长以及工商部长。他给爱尔兰的政治生活带来了讲演的技巧、非凡的睿智和论辩的犀利，自爱尔兰成立算起亦少有出其右者。更为重要的是，他对爱尔兰民族中的一些最不可爱的特征发动了进攻：伪善、双重标准以及自以为是。他的政治盟友和敌人都一致承认他的诚实以及正直，他告别政治生涯的决定让众多的人感到遗憾。　

约翰为政治生活所付出的，也是学术世界所失去的：但即使他致力于政治的时候，他也未终止创作高品质的作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爱尔兰宪法》（Irish Constitution）至今仍是这一领域中最为全面的著作，其中反映了他从多年积极从事的政治生活中所得来的知识。　

他写的关于德国的小说已经出版了。小说选用了出版商偏好的老套标题，“荣耀事件”（Matters of Honour），而约翰自己选择的题目意涵更为深刻，“海德堡人”。*他还写了另一本小说，那本小说的打印件我在30多年前就已经阅读过，它以引人入迷的精确描述了一个都柏林中产阶级青年在那些日子的经历。我不能确定它是不是从未出版过，我希望有一天在坊间看到它。　

至少，我们还能够在他的作品中想见他的音容笑貌。但是，什么、什么也不能为我们带回那藏于镜片之后的神采奕奕而淘气的目光，那趣味盎然并一直关注生命本身的离奇和荒诞的谈话。他是那种少有的、一到来就使满室生辉的人物。但就在一年前，他近乎残酷地、如此突然地离别了他的家人和朋友，我们这些爱着他的人只能如是安慰自己：若我们不曾认识他，我们的生命该有多么贫乏。我还要说的是，即使像他这样严于律己的人，也当对自己所取得的一切感到满意了：他应安息。　

白昼已经结束　

我们向着黑暗走去 　

罗南·基恩（Ronan Keane）　

1991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