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近一轮全球经济失衡主要是美国既定经济政策的产物，将持续相当长时期。全球经济失衡虽然能加剧美国同有关国家的经济矛盾，对世界经济带来风险，但也是美国和世界经济中的一个利多因素。妥善应对这一问题，趋利避害，对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有战略意义。
[关键词]全球经济、美国经济、失衡、中国对策
国际经济不平衡问题主要是由美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巨额逆差引起的。这不是一种新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因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持续恶化而诱发了第一次全球经济失衡，最后以“广场协议”的签署、美元的贬值得到了解决。此轮失衡始于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常账户的逆差从1996年的1202亿美元升至2004年的6659亿美元，与此相对应，美国的净对外债务余额从3600亿美元升至2万多亿美元。2006年美国的贸易赤字创历史新高，达7636亿美元，经常账户逆差达8115亿美元，所欠外债高达2.54万亿美元，其经济处于严重失衡状态。由于美国经济约占全球经济的30%，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居世界第一，加上美国的经常账户的逆差总额相当于全球主要顺差国顺差总额的四分之三，因此，经济学界把美国经济的失衡称之为全球经济失衡。2005年G20行长会议发表的公报明确指出：“全球经济正处于失衡状态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于全球经济失衡现象极为忧虑。IMF研究局局长罗杰指出，如果协调措施不能到位，美国贸易赤字扩大可能引发美元破裂性贬值，严重冲击世界经济。此次全球经济失衡主要是由美国的政策机制造成的，有关国家还对该机制起到了维护的作用，致使全球经济失衡现象难以改变。但长期“失衡”下去毕竟会造成严重后果，国际社会须积极寻求应对之道。
一、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机制性因素
由于全球经济失衡的主因是美国的经济失衡，而美国经济失衡的背后有诸多结构性因素；这种“失衡”并未造成美国和世界经济的萧条，相反，美国和世界经济在稳定增长。因而只要不存在突发性的经济危机，这种全球经济失衡会继续延续下去。
(一)美国统计制度夸大了失衡现象
由于美国并没有将本国在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融资收益计算在内，也没有将美元的国际地位所产生的铸币税收入和美国对外投资收益与在美外资收益之差额计算在内，造成了美国表面赤字过大的现象。美国日益恶化的经常账户收支状况与美元、经济增长走势的脱节引发人们对全球经济失衡真实性的质疑。事实上，美国的赤字是一种“暗物质”现象。“暗物质”是表示能够创造收益，但看不到的一种东西。
2005年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借用天文学的概念提出了暗物质假说。他们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如，1980年美国的海外净资产为3650亿美元，投资收益为300亿美元。1980—2004年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累计45000万亿美元。按理说美国的海外净资产应该为-41000亿美元，但统计显示，美国的海外净资产只有-25000亿美元。这两者之间的差额16000亿美元可以看成是美国对外投资的资本收益。如果对海外债务每年支付5%的利息(美国国库券的利率)，那么美国2004年应该支付2050亿美元利息。实际结果统计显示，2004年美国仍然有300亿美元投资收益，和1980年相等。这意味着美国在免费使用这45000亿美元的债务。可以说，美国根本就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经常账户赤字。以300亿美元净投资收益为前提，以5%的利率为标准推算，美国现在应有6000亿美元的债权。目前官方统计的25000亿美元债务与6000亿美元债权之间的差额就是学者们通称的“暗物质”。[1]
暗物质的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美国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可以在东道国融资借款，它们没有反映在美国的海外直接投资统计内，但它们却能给美国带来投资收益。这相当于美国出口了一种Know-how(技术诀窍)。第二个来源是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国的债务源于其他国家对美元有强大的需求，这等于美国以债务形式向世界出口了美元货币，本质上是美元的铸币税收益。第三个来源是流入到美国的投资收益率远低于美国对外投资的收益率。这种差别收益相当于美国向世界出口了一种保险。由于这种“暗物质”的存在，人们对所谓的全球经济失衡的担忧实际上是多余的。
(二)美国具有逆差下经济长期发展的保障条件
传统理论认为，过多的逆差会减少国内储蓄，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然而，美国由于居民消费习惯、国内资本市场和金融产品的多样化等因素，形成了经济发展的良好机制，其持续的贸易与国际收支赤字并没有阻碍其经济增长。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库柏指出美国这种逆差是正常的、可维持的，政府不应该去缩减赤字。库柏认为，传统的经济学对储蓄的定义有问题，如果把储蓄的定义放宽，把对耐用品的消费和对研究及教育的投资看作储蓄，则美国的储蓄率就不能算低，因为美国人近些年来的耐用消费品的支出占GDP的8.5%，教育方面的开支占GDP的7.3%，研发方面的开支占GDP的2.8%，三者相加大约占GDP的19%，如果加上15%的储蓄，美国的储蓄就高达GDP的1/3；美国有较好的资本投资市场，且其金融市场产品多，回报稳定，可以吸收其他国家的大量储蓄。从20世纪90年代东亚金融危机以来，由于与政治和社会稳定相关的风险加大，国际投资者特别是欧洲和日本的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投资更为谨慎。相比之下，美国的市场要比新兴市场稳定的多，因此，全球的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可见，美国连年贸易逆差不会影响其国内经济健康发展，相反，其经济结构会更趋合理化。
(三)失衡是美国跨期优化选择体制的产物
贸易或经常账户失衡在某种意义上是发达国家资源优化组合的最佳选择。20世纪70年代以前，各国在经济发展中追求经济平衡，特别是追求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当70年代出现国际收支失衡的时候，很多学者认为是石油价格上涨造成的。但是，后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石油价格上涨不是造成国际收支失衡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因素。这引发了人们对经常账户分析的革命性变化，即出现国际收支的跨期优化分析法。这一方法的引入带来了一个颠覆性的结论，即经常账户平衡或贸易平衡不是一国资源的最佳配置结果。在一段时期内出现经常账户的逆差，在另一段时期内出现经常账户的顺差反而是一国进行资源合理配置的表现。这一结论推翻了所有以贸易平衡或经常账户平衡为原则或前提的分析结论。事实上，一个国家不会在每一时期都保持贸易平衡或经常账户平衡。一个国家可能在一段时期出现贸易顺差或经常账户顺差，而在另一段时期出现逆差，甚至长期出现逆差或顺差。这种现象是可能的，也是正常的。同样，在某一个时期内，一些国家为贸易顺差或经常账户顺差，而另外一些国家为贸易逆差或经常账户逆差，这种现象也是可能的，甚至是正常的。美国的长期贸易赤字是美国国际收支跨期优化选择战略的具体实施，是美国经济强盛的表现，不是经济衰落的现象。
过去15年迅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大大增强了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性，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国际分工方式，即由主要的使用本国生产要素进行的生产出口，转变为将全球生产要素在某些国家的集聚，出现了新的国际分工，这就是要素合作型国际专业化。经济全球化集中表现为跨国公司国际投资，使美国构建起了一个全球的供应平台。美国在亚洲的投资既增加了高级要素的收益，扩大了财富积累，又因为进口的低价格抑制了通货膨胀。在这种体制影响下，当美国政府刺激需求时，只会引起进口增加，而不是国内供给增加。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发展所形成的世界经济新格局与新运行机制。美国的高消费是世界经济的拉动力，美国的资本技术和亚洲国家的低生产成本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最佳组合。
(四)“中心”、“外围”体制维持长期失衡
无论全球经济失衡是否只是一种幻觉，但国际收支统计显示，美国不断扩大的经常收支的逆差必须有赖于外部资本的不断的流入来弥补。由于这种国际资本的“互补”关系，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全球经济失衡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目前的全球经济划分为“中心”(美国)与“外围”(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外围”国家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需要钉住“中心”国家的货币，低估本币汇率，其结果是对“中心”国家贸易顺差增加和外汇储备扩大，而后再把外汇储备重新投入到“中心”国家。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的“双循环”机制。“中心”国家具有资本市场优势，它可以从“外围”国家吸收短期资本，同时输出长期资本(对外直接投资)。只要亚洲、拉美新兴市场经济没有从“外围”的阵营中“毕业”，这种循环就会继续下去，美国的贸易逆差就可以持续下去。
从以上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因素可以看出，企图通过个别国家的货币政策调整来改变是不行和不利的，也是违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企图通过亚洲货币的升值来调整全球经济的失衡不是有效的办法。首先亚洲个别国家的货币升值只会改变对美国的出口来源，不会改变整个亚洲的国际分工地位。其次，亚洲普遍的高汇率可能减少亚洲的出口并增加进口，美国可能减少贸易逆差，但这是与过去15年跨国公司进行的全球生产布局相背离的。第三，货币升值并不会改变亚洲国家高储蓄率的发展模式，也不会改变其发展阶段，从而不会改变贸易投资的双顺差格局。全球经济失衡并不在于短期政策性因素，也不在于中期的周期性因素，而在于历史性的长期因素，这些因素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方式，但世界还没有形成与之匹配的调节手段。
二、全球经济失衡调整难度大
这次全球经济的失衡从国际收支方面上看，主要体现为美国贸易赤字和中国等东亚国家的贸易顺差之间的矛盾。但解决矛盾的关键在美国。然而，美国贸易逆差的改变意味着世界贸易格局的改变，意味着国际资本流量和流向的改变，甚至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深刻变化。这就造成了经济失衡调整的复杂性和困难。
其一，美国不会主动调整失衡。首先，从本国利益角度出发，为了维持自己的霸主地位、继续获得商品贸易赤字的益处，美国绝不会轻易去打破这种失衡。今天的世界经济的严重失衡是由美国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限的货币创造能力的国家造成的。以美元为霸权的世界货币制度是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结构性因素。自1972年以后，美元与黄金的脱离，标志着布雷顿体系的终结，和以美元为基础的或者正如美国学者迈克尔·哈德森所说的，以美国政府债券为基础的新的国际金融体制的建立，从而确立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霸主地位。这样，伴随着一个国家贸易不平衡所发生的以黄金为代表的资产转移(贸易赤字)或积累(贸易盈余)就演化成为一种美元债务或者以美国国库券为代表的债务和债权的积累。美国因而有条件利用贸易不平衡和自己的贸易赤字，不断吸取其他国家的战略资源、优质商品和贸易盈余，来推动本国经济的良性运转和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这也就逐渐成为美国政府采取的一种有意识和精心设计的战略。
其次，美国利用贸易赤字空间还很大。美国的贸易赤字通过美国发行政府债券的形式弥补，从而保持了美元的稳定回流以及较低的利息率水平。美国贸易赤字的规模可以用成本与收益分析的方法找到一个平衡点。只要美元的债券的利息支付额度小于美国在海外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利润和利息所得之和，那么美国政府利用债券吸纳外国贸易盈余的做法就能够继续进行。以2005年为例，该年度国外持有美国债券的净值为2.24万亿美元，美国为此支付的利息为1140亿美元。同年，美国在海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为2.454万亿美元(以现时成本价为准)，外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规模为1.874万亿美元，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率为8.5%，而外国在美国直接投资的收益率仅为2.2%，由此计算美国来自对外直接投资的净收益为1673.6亿美元。这样，2005年美国净利息支出要小于净利润所得，差额为533.6亿美元。并且，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在世界各地流通又可节约利息支出。2005年美国的利息节约为240—320亿美元。按照2005年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所得到的利息节约，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净收益的规模看，美国在已承担的外债规模2.24万亿美元的基础上，还可以增加发行1.8—2.0万亿美元债券。这表明美国能承受的贸易赤字还可以增加不少。
再次，通过美元贬值达到“一石二鸟”效应。美国不愿通过调整其贸易、财政双赤字政策来打破世界经济的失衡局面，而想让外国承担这一责任，即希望签署第2个“广场协议”使美元贬值，使对美顺差国的货币升值。这既不会触发美国经济衰退，又能解决经常账户赤字问题，客观上还能减轻其债务负担。本质上讲，美国想利用美元贬值一方面来吸纳全球财富，另一方面来击溃别国货币和经济，达到一石二鸟。美国曾经尝过这样做的甜头。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大幅升值，使其对美元的汇率从250∶1急升到100∶1甚至90∶1。这既抑制了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又使日本的财力扩大，并大量投资于美国的房地产，促使其房地产泡沫迅速膨胀。当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时，日本损失惨重，致使上世纪80年代日本在美国的贸易顺差的总和几乎赔了进去。美国却从中大获其益，为它从20世纪90年代迄今的经济持续强劲增长打下了基础。现在美国如法炮制，把施压对象由日本改为中国，妄图迫使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以让中国代替它承担打破美国和世界经济失衡的责任与后果。但时代与形势今非昔比，美国的这个如意算盘是难以如愿的。
其二，“外围”国家，主要是中国等东亚国家不会也难以承担“失衡”调整的责任与后果。首先，这些国家是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主要对象，形成了以来料加工为主的经济结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会压抑国内消费，导致国内高储蓄率和出现经常项目的大量顺差，并使这些国家致力于扩大出口，从而出现大量贸易顺差和大量外汇储备。从某种意义上讲，“外围”国家这种“顺差饥渴”和“外汇储备偏好”，可能会伴随其整个赶超发达国家过程的始终。
其次，中国等东亚国家所累积的大量外汇储备往往以购买美国政府券债的方式向美国回流，掌握了巨额的美国国债。这些美国券债资产是它们经济实力和国家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们希望维持美元的强势地位，不愿将本国货币大幅升值、美元大幅贬值，否则会招致其美元资产的缩水和本国财富的流失。再者，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存在不同程度的竞争关系，在调整汇率上缺乏合作与协调，任何国家都不愿采取率先升值本国货币的行动，因为先升值的国家将遭受损失，没有跟进的国家将从其他国家的升值行动中获得好处。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会有动力先将本国的货币升值。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式的结局。亚洲国家的货币同时升值难度也较大。一是亚洲不具备有效的货币合作和汇率协调机制；二是对于升值幅度难以达成共识，因为同样的升值幅度对不同的经济体影响是不同的。
其三，世界经济失衡调整的外部条件不具备。历史上全球经济失衡的出现会引发经济衰退。现在各国担心此轮的经济失衡会步历史后尘引发经济衰退。但这些年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相反，全球经济正在失衡状态下引领世界经济正常运转和持续增长。因此，各国感到维护现状、无为而治是最好的选择。同时，除美元外，没有其他货币能够带动世界经济的运行，舍弃美元带来的损失，比维持美元的成本还大。全球许多国家，宁愿受制于美国和美元，也不愿意轻易撼动美元。这就决定了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复杂性。可以说，在短期内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
三、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政策选择
在全球经济失衡的条件下，由于中国目前尚没有力量改变世界经济格局，所以中国最为现实的对策是：主动从自身平衡出发，调整相应政策，采取对内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对外保持稳定汇率的策略，以适应世界经济变化的挑战。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经济腾飞中采取的战略不是沿着进口替代———出口导向的路径走，而是两种战略交叉并行。中国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以出口养进口，以进口促出口”的现象，内需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迟迟未能运行。在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已经走到了尽头时，中国应借鉴国际经验，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适时进行经济转型，将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到国内消费主导型的增长模式上来。重点宜做好两方面的工作。第一，主动调整产业结构。当前世界经济正在进行第二次产业结构调整，生产链发生了转移。这种产业链是，东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创造了一个新的生产网络体系。这个网络体系体现了要素集聚能力，使高级生产要素以资本的形式向低级要素拥有国集聚，而金融财富向高级要素国家返流。东亚国家仍处于这个生产链的低端。所以，中国应该主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向生产链条的高端发展和实现产业部分转移，延伸生产链条和网络容量。
第二，积极转变消费方式。首先要消除高储蓄背后的某些不完善因素。政府应该给居民提供更好的保险，使其改善消费和收入的分配比例，降低储蓄率。其次提供更多更好的医疗服务和其他公共服务，比如在教育方面和卫生方面加大支出，特别要采取切实措施使尚存的贫困人口脱贫，使脱贫人口走上富裕，以提高整个人口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
(二)保持汇率的稳定
当今的世界货币体系是一个以美元为世界本位制货币的霸权体系。世界的均衡汇率水平实际上操纵在美国手中，真正决定世界经济增长轨迹的是控制在美国手中的“主权均衡汇率”。这种汇率使美国可以做到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即当美国选择强势美元时，世界其他国家的货币都得贬值，而不管他们的经济基本面是好是坏；反之，当美国决定选择弱势美元时，不管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基本面是好是坏，其货币都得升值。因此，当一国在选择其本币的汇率时，与其说是在与市场力量博弈，还不如说它是在与美国进行博弈。这是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中国要想制定一个根据购买力评价或者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均衡汇率，来理顺自己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关系，并使得双边或多边的贸易市场得以出清是不大现实的。当前人民币升值有一定的局限性，升值的余地很小。因为人民币大幅升值，势必造成出口的大幅下降，大部分中国公司将面临非常艰难的局面。有的专家认为，如果人民币持续升值，升值幅度仅保持在5%左右，未来5年平均每年也将减少就业岗位约200万个。考虑到目前中国每年新增就业岗位不足800万个的现状，这种冲击应该是相当大的。为此，中国应选择符合“纳什均衡”原理的战略，即基本上仍钉住美元，保持汇率的稳定。同时，如果目前的全球金融体制不变，人民币不管升值多少，内外不平衡的问题总会出现，对打破世界经济不平衡状态裨益不大。再鉴于中国在目前阶段还是一个内需严重不足、仍然需要依赖于出口需求才能保持经济增长的国家，人民币汇率应当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保持较低值才是正确的选择。否则，如选择“广场协议”之后日本走的路子，听任人民币大幅升值，后果将不堪设想。
(三)加快中国金融创新步伐，完善金融市场
中国实体经济发展迅速，但金融经济发展缓慢。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间的不匹配和不相容是中国经济中一个突出的矛盾，也是制约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增长的一个不利因素。迄今，中国的金融市场、金融衍生产品等仍显落后和不足，影响了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崛起不利。着手建立具有开拓创新意识、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能为中国争得一席之地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培育流动性强、效率高的金融市场，包括外汇市场和商品期货市场，大力开发金融衍生产品，对增强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强劲发展，是极为必要的。
世界经济的失衡局面不能无限期的持续和恶化下去。否则，对各国经济是不利的，甚至可能引发世界经济危机。国际社会不会听任这种情况出现。但最近一轮世界经济失衡尚未达到失控的程度。在处理“失衡”问题上，中国宜审慎、妥善应对，坚持以我为主，趋利避害，有所为有所不为，以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注释：
[1]李向阳：《全球经济失衡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国际经济评论》2006年第3、4期(合刊)，第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