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系庆的最后一讲，我也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分享关于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主的研究的一些报告。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主呢，这二十年来一直都很引人瞩目，也引起了很多争论。因为改革开放嘛，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出现了一些新现象。其中经济上出现了一些私营企业的再生。这是个打破了过去完全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新现象。在社会结构而言呢，私营企业主更是个新问题。这个引起很多争论，从一开始有的称它为“群体”，有的称它为“阶层”，也有的称它为“阶级”。到底它是一个什么？它到底现在形成了什么一个状况？还有，它和社会结构中的其他关联部分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个的确是一个值得仔细去探讨一下。因为现在说法很多，真正要拿一些数据来说这些问题好像才有说服力。从九十年代起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在九一年开始就做过第一次的全国性普查，但可惜它后来不做了，不做以后，统战部和工商联倒是不错，从93年、95年、97年、2000年包括2001年分别作了五次抽样调查，每次大概从全国抽取千分之一到一点五。根据那一年的经费筹集状况，少则千分之一，多则千分之一点五。像2002年刚刚做完的就是，现在全国私营企业是203万户，它抽取三千户，大概就是千分之一点五。都以这样的比例坚持做了五次。我底下有一些数据呢，差不多就是从这里头讲的，唯独这2002年，因为正在做这个数据处理，我有的呢就用的少一些。我可以把这些都做一些介绍。

那么我想讲五个问题，一个就是非常简单的回顾一下到底在中国这样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和到改革开放以后又再次出现的这种私营企业是一种什么样的简单经历。第二，就是将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流动，也就是带际流动和带内流动，都是些什么人？而且是在不同的年代是些什么人来。至于到底是管它叫“阶级”还是“阶层”，有些概念本身已经很混乱了。我们先不说它是什么，先看看它的带际带内流动是什么。第三呢我就想讲它和别的社会成分之间的关系。互相的联系是什么？第四呢讲他们的政治参与。第五呢讲它们内部的分化。特别我想讲呢现在出现的一个比较资产较大的这样一个里头的社会分层。最后我想探讨一下到底怎么称呼他们，称他们为一个“群体”？称一个“阶层”？称一个“阶级”？从社会学角度来说，你先得把这样一些概念分清，然后看他们到底到达了一个什么水平。我就想今天如果有时间，把这个做完。我也特别希望讲完之后，大家能够提些问题然后做些讨论。因为往往讨论问题是比较激动人心的，双方交流是挺有趣的一个事。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私营经济的简单历史回顾。

实际上在1949年以前我们国家是有这样两种国内的私营经济。一个称之为官僚资产阶级，一个称之为民族资产阶级。那么他们到底有多大的力量呢？官僚资产阶级产生于我们的洋务运动，以后到49年没收的实际上就是当时所谓的国有财产，就是称它为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和一些大官僚的财产，比方说，尤其是孔家、宋家，当时有些银行资产，有些工厂比较多，留在国内的。实际上当时到底一共没收了多少个单位呢？只是2858个单位。真正的这些单位中的生产工人只有75万人。但是它已经占到当时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固定资产的80%。也就这么2000多个单位，所以当时1949年的整个工业水准不能和今天简单的类比，当时就这么2000多个单位。另外一块大的阶级、大的力量就是民族资产阶级。最早五星红旗不是四个星吗？那就是四个阶级嘛：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当时有多大的力量呢？民族资产阶级应该说到当时1949年的时候有不足一百年的历史。它大概是几种人形成的，大概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逐渐逐渐形成的。一种是手工业场中手工业主慢慢做大了形成的。资产阶级引进了新的机器形成了资产阶级的萌芽。现在在香港科技大学那个系主任叫苏耀昌，对吧？苏耀昌写过一个《华南丝区》，那里头就提到在华南最早出现的缫丝业，缫丝业当时是从越南引进的缫丝机，机器缫丝，在华南形成最早的民族资产阶级企业。第二部分是什么呢？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正好是洋务运动起来的时候，出现了一批官办的还有民办官助、民办官督。这些都是后来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起源。比如说我们现在老读那书，读那谁啊？胡雪岩！他呢但是就是民办，但他当时和“官督”和“民办官助”都是结合得非常紧密的。第三部分就是一批当时的地主官员，后来成了民族资产阶级。真正到了49年，到56年开始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底它有多少呢？他们当时的工业户也不过有12。3万户，拥有的工人呢是164万，商业呢是402万，662万人。但是当时绝大多数你不能称之为资产阶级，它这个雇佣劳动都算不上，所以真正当时被划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只有86万人。后来三中全会后又给76万人区别为小商小贩，因此真正原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代言的也就只有16万人。好，这是将过去的，那么到了现在改革开放以后呢，这个政策都是一步步来的，一开始，当时可不可以办私营企业？当时也没有想到这一条。仅仅是农村大包干之后呢，手工业、副业越做越大，同时雇用的人越来越多，因此成为“雇工大户”。真正说有可能出现私营企业的呢也是要到1988年修宪，才正式认定有一个“私营经济”。真正当时到1989年才开始在统计上单列了一个“私营企业”也就是“私营经济”。当时是多少户呢？9。1万户。投资者21万人，雇工241万人，总的力量大概就这么大。那么到了2001年底，就到了去年年底，从89年到2001年底，12年过去了，就是这个表上打出来的，到了去年年底是203万户，投资者是461万，工人2253万。所以你要说这到底是一个社会一个单独的成分是完全可以说的过去的。你看它的绝对人数，比解放初期，无论是雇主还是雇工人数，都要多到10倍以上。但是他在整个一个经济结构中的力量仍然是相当有限的。请看一下表二，如果你跟49年的那个比例相比，我这是讲工业，整个私营工业，在当时49年底虽说只有164万工人，但是它的资金比例占到整个中国工业比例的17。8%。这个比例也不高啊？因为别忘了那个官僚资产阶级占掉了80%！当时官僚资产阶级已经被没收之后呢，工业产值比例占63%。可是到去年为止，我们虽然有68万户（光工业企业68万户），职工也达到1069万，（所有私营企业中工业仍然是最大的行业）但是它只占到资金比例中的3。7%，工业产值的10。7%。就说它的比例是相当小的一块。那么大家该说现在宣传上不总是说现在非公有制是“二分天下有其一”，有的说是“三分天下有其二”？这里头说非公有制，应该包括一些外资，还应该包括一些个体。个体我就说千万不可忽视。一个一个个体很小，但是它累加在中国，现在它是2000多万户，4000多万经营者。这4000多万经营者就相当于非农劳动力的三分之一，所以它占的比例应该说是一块相当大的比例。真正我们的私营经济，一直到今天，绝对人数好像是一个独立的社会成分，这好像毋庸置疑。但是真正在经济生活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和占到的比例，仍然比不上49年那个时候。那么这是简单的它十几年来的发展过程。这个因为数据什么的都好办，都可以从国家统计局什么的得到，所以我就不多介绍了。

主要呢我底下想谈一个也就是第二个问题：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流动。那么说现在的社会流动就要讲我们的社会结构到底有些什么变化。在我看来，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结构，拿个工程图打个比方，横看是一个金字塔，俯视呢像一个同心圆。但这个同心圆有几个界限不清，有几个界限清。比方说这个同心圆最中间的当然是当时的政治精英，或者可以称为，用我们当时一直称的就是“干部”。不但是国家的政治领导权由干部掌握着，同时通过计划经济实际上也掌握着国家的经济权力。所以这个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是合二为一掌握在同一拨人手里的。在它周围有个知识分子阶层。虽然说好像经常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有冲击，但是总的来说它的社会地位和它在当时整个计划经济体制下所起的作用仍然还是较好、较高，但干部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限不是特别分明的。就是知识分子有可能成为干部，而且知识分子成为干部，一身兼二任的在当时也是很多。这个界限并不分明。但是在外面，再外面的这层，应该看成是城市工人。城市工人只要完成政权所交给的任务，忠于这个政权，就可以从生到死获得较低水平的保障。比如在我这么大的岁数和比我更大岁数的那些人，我们上小学几乎是免费教育。然后到了中学，当然不可能说是全部上中学，但是除了上中学，比如上技工学校阿，到了初中毕业以后，基本上城市人口全部保证可以就业。一旦就业以后呢，公费医疗就有了，将来享受退休制度就定下来了。那么住房问题呢，虽然很差，但是只要你在一个单位时间长了，你总是可以得到的，甚至连你的婚姻，连你的什么等等，这个单位虽不会包办，但它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你，尤其跟住房连在一起总会对你有一些资助。最后一直到你退休，到你死，还有丧葬费。所以从生到死，你是可以得到保障的。但是最外圈的农民，它最凄惨的是什么呢，是它这个生产的权利，它后来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它自己决定不了。流动的权利又没有。所以真的被固定在一块土地上，而且固定在唯一的一块土地上，这样的身份就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农民其实是应该有人身自由的。而一旦依附到连自由流动的权利都没有的话，从我们社会学上来说那就连农民都不是了。那么再外头，有少量的占到人口5%的（解放初期说10%，后来降到5%的）所谓“地富反坏”，戴帽的和没有戴帽的处于边缘状态的一批人。那么真正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最先动起来的是农民。农民通过大包干得到了生产上的自由和流动上的自由。同时，表现出对改变自己位置最积极的，实际上是包括农民和一些边缘群体。因此最早的私营企业（那时候还不叫私营企业，还叫“雇工大户”），或者说最早手工业能够做大，手工工场能够做大，雇工能够超过一定限度的，首先是农民和一些没有职业的干了个体并把个体做大的这样一批人。所以在1989年以前开业的当中，相当多的是以前自己所谓出身低微的。我们在1997年曾经来摸一些，到底你们这批人，就是1997年调查那些在1989年以前开业的和89到92年开业的以及92年开业以后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来的人物。（底下这张表是细表，可能放不下）从这个细表可以看出归根结底，在改革开放以前那些所谓红色出身的和中间层的和那些所谓黑色出身的，你可以看到，越是在1989年以前，中间和所谓灰色、黑色出身的占的比例越高。但是到89-92，尤其是92之后，开始出现一些变化。就是说这个时候什么人开始更多了一些呢？从带际流动来看呢这里头数字差的不是太明显。但是如果你考察带内流动就看出来，在同心圆当中越是靠近核心部分的，从89-92，尤其是92以后，开始去“下海”了。这个时候原来的计划经济受到的动摇比较大，这时候已传出什么“砸三铁”阿，未来的前景已经不像在计划经济体制底下那样容易把握，认为是可以预见的了。在这个时候他们也受到原来边缘群体成功的一些鼓励。因此这时候开始出现一些干部、知识分子开始去“下海”，开私营企业了。这个我们可以看下一个表。这个分别看的是带内流动。是89年前、89-92、92-97，97以后。就可以看到这里面专业技术人员和干部真正下海的越来越增多，原来，最早下海的是农民居多，但现在农民的数量相对减少，因为从一个农民开业成为一个私营企业主的原始积累与资金已经越来越困难。个体户做大了成为私营企业的也在下降。现在的成分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到了这两年，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就是在97、98年之后，这两年就出现了原来的集体企业和国营企业的改制。这个改制有的地方喊得很凶，比如说山东诸城，“把它都卖光”，但也有些地方一声都不响。但实际上97-98两年间就已经完全变了，这个最典型的就是江苏。江苏原来在农村发展有几个模式。江苏就是以发展乡村集体企业为其苏南模式，跟温州模式完全不同，温州模式是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土生土长的私营企业。或者说跟广东、福建的那种外来的资本主义也不一样。苏南是完全靠自己的设备办企业发展起来，而且有的发展得非常巨大，像在吴江、吴县、苏州的一些私营企业，一年都是上几个亿的产值。这种工厂都很多。但是在97-98年基本上基本全部转制。一种全部转成私营，一种全部转成股份制。股份制有员工持股，也有主要经营者持股。但是到了再一两年之后呢就二次改制，不在认为这种普遍员工持股是个好办法。而是重新把股份集中起来。实际上到现在为止苏南仍然还有一些集体企业，不是没有，在农村还有一些集体企业，就是特别巨型的，就是谁也买也买不动，送也送不掉的，还有一些。但是整个苏南模式已经不再提了也不再存在。现在江苏就认为应该跟浙江比一比了。因为你们用的是那种模式，现在我们的模式基本和你们一样了。实际上他们的私营企业户数已经超过浙江，发展非常快。那么这种改制跟过去的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下海有最大的不同，在于过去的下海是政治精英、文化精英转化成文化精英，它需要有一个借船或是造船的过程，它才能下海。而现在的转制是乘风破浪，乘着船下海。原来企业的生产能力、销售渠道一切都不变，只是所有制发生了大的变化。所以机制发生变化，从生产角度来说它是乘船下海。因此现在发现，改制的这一批老板和原来的老板有很大不同。比方说改制的老板里，从2002年的数据来看，党员正好占50%。他们成为私营企业的资本量跟不改制的差不多要差一倍。改制企业在它成为私营企业的时候他的资产总量平均一个企业是471万，而非改制的，就是那些从个体起来的，或者是下海慢慢发展起来的，在它刚开始的时候，它的资产是233万，差一倍多。到了2001年年底，那些非改制企业的平均资本达到954万，但是改制企业的资本达到1272万。所以一直到现在，改制的这种原有乘船的这种优势仍然保持着。所以这一批老板跟我们原来传统认为的不是党员，跟权力处于交换关系，管理水平比较低、比较差完全不同，完全出现了新的面貌。底下还会再回过头来讲。

刚才讲的是他们的流动。第三个问题是一旦成了私营企业主之后他和其他社会成分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样的关系。从几个方面来考察。第一考察的是私营企业与国家的关系。国家不是一个社会成分。我们是从什么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呢？就是从税收角度。因为税收是国家的一个功能。国家通过税收功能来调整各个利益阶层之间的关系。私营企业在税收方面直接与国家发生关系。实际上国家调整每个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的能力基础就在这个税收上。到底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在税收上有没有差别？应该说偷漏税是普遍存在的。去年福布斯公布以后，总理不是说，查一查他们到底交了多少个人所得税。按我个人看法，查个人所得税是其次的，主要的是企业所得税。因为跟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主相关联的是两大税，企业立志要一开办，不是交营业税，就是交增值税。如果有利润，企业应该交所得税。这才是真正的大头，而个人所得税是把企业资金作为个人收入分配拿出来后交的税。所以明智一点，如果对未来有信心，不必把资金从企业里调出来作为个人资金，而个人消费可以在企业里实现。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如果私营和国营相比较，国营企业也在偷漏税，这一点无需隐瞒，一般一个企业有三本帐是比较正常的。一本是给税务看的，一本是给主管部门看的，一本是自己看的。所以前提和基础是国营企业也偷漏税，只是计算私营企业比国营企业多偷漏税多少。在国营企业的工业销售额和税额之间有一个比例，每销售100块钱，大约交税8。5元。而私营企业是每卖100块钱交4块钱。反过来，每卖100块钱，国营企业赚了2。77块钱，私营企业则得了5。51元的利润。但其实自从1994年税率改革以后不再按所有制进行税率上的区别，税收和销售额之间的比例应该是差不多的。从每年的税收统计年鉴上看，从89年到98年，仍然按国营企业的交税水平作我们的比较基准，估算私营企业这十年应缴税3058亿，实际上却只有388亿。有一个事实必须承认就是这几年，特别是97、98年，对私营企业的交税抓得比较严，它增长的比较快。但即便如此，实缴税和应缴税差得非常大。应缴额和实缴额十年来差了两千六七百个亿，相当于98年全部私营企业注册资金的40%。所以，私营企业这几年对国家确实是有贡献的，一个是就业，一个是形成新的生产力，一个是税收。但是比起国家在调整阶级阶层利益时国家所规定的标准，那差得太远了。企业所得税怎样收上来才是国家真正应该关注的问题，不光是私营企业也包括国企。国营企业偷漏税为什么较比困难呢？这确实跟我们现在的税收监管力量有关系。一个监管员大概要管几十个私营企业，即使没有权钱交换，一个监管员兢兢业业工作要想完成任务也是很难的。税收部门现在的政策是“抓大”。大企业往往就是那些大型国营企业，对小企业的监管力度的确相当差。当然，这也是私营企业发展的源泉之一。第二个方面，私营企业和政治精英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小私营企业的确是在权力的网络中处于一个微弱的状况，所以他们不得不行使他们的社会职能，我这里说的是网络功能。看看表八，他们的亲戚中有三分之一是机关或企业干部。历次调查都是这样。这比例始终没有改变。来往最频繁的朋友中，干部占到47-48%，历年来这个数字都差不多，而且还在上升。所以你可以看到所谓的网络其实是以干部作为中心的。私营业主营造自己的网络实际也是围绕权力的。这个网络有什么用呢？他们自己讲到，这张网络大概在以下方面都有用：一个是市场进入，如有色金属、音像制品等经营都有禁入标准；一个是借贷。从银行贷款在最近几年越来越困难，要想得到贷款要有抵押或担保，以前政府能担保，现在不太行了，但比如在温州等地还有这种现象。还一个是购买、租赁场地，保证水电供应，获取采购和销售信息，取得技术。可以看到，私营企业和外界的联系实际上很大程度上采取了社会网络的方式。第三个方面是私营企业和工人，即私营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到底怎样？应该说私营企业给工人的工资与国营差不多，比集体多。但是劳动时间平均而言是国营企业的1。2倍，较少的得到社会保险的机会，企业给职工交医疗保险的大概只有40%，交养老保险的不足50%，另外有的企业是投保了，但只给一些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等投保。因为他们不能通过投保来稳定工人。七一讲话之后关于“剥削”的争论很大，我曾经用2000年的调查数据作过一个测算，现在私营企业的平均利润是117万，其中有21。52万元是作为投资分红的。也就是说私营企业中接近80%利润是作为再投资的。私营企业有三种：个人投资，合伙，有限公司。合伙是无限的，若是追赔则可能倾家荡产，但有限公司是以注册资金为有限责任的。业主一般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形式。所以我们调查研究时没必要对形式注意太多。我想起曹冲称象的故事，象没法称，我们来称称石头。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每年都要调查企业经理人的工资。2000年调查1999年数据中称，整个非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平均工资是7200元，也就是说年收入是8。64万，拿这个石头来替代你的管理劳动，16。9万减去8。6万则还有8。3万是无法解释的剩余价值。所以，无论现在雇佣劳动是起到进步作用还是阻碍生产力，但雇佣劳动这种形式还是应该承认存在的。所以，从利润分配中，所有的工人工资和分红当中投资者拿走的这部分的比例1：1.79，所以我对于劳和资双方的比例大致如此说明。但由于大部分私营业主的工人来自原来的农民，所以即使如此，它获得的工资也比原来他未进入工业化留在土地上的收入要高得多。因此说，今天的劳资关系还没有激化到完全对立的地步，更何况私营企业中的家族式管理的确使其劳资关系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外衣。因此这个矛盾在现在还不是很激烈，当然未来有可能趋向于激烈。在劳资方面，我们有一个跟国外的比较。我国的剩余劳动力基本上可以说是无限的，所以劳工在其中争取到的权利是很有限的，当市场上劳动力紧缺的时候，劳工争取其权益的能力将上升，当市场上劳动力饱和的时候，其争取权益的能力一定会下降。但在我国，工人队伍实在太大了，所以工人的弱势状况很难改变。另一个方面，我们现在出现的雇佣劳动缺乏一种在文化上的亲密感。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形成之前已经有五百年的文艺复兴，我们却没有这种道德经济洗礼，这种人文主义洗礼。因此在老板眼中雇工是不是真正的雇工还值得怀疑，雇工不仅是一种劳动力商品还是一个人，目前出现工伤事故最多的是在采煤业，这里头就有大量的这个问题。还有，在一些私营企业，包括一些外资企业，工伤事故过高。最严重的是深圳。深圳市外资和私营经济最发达的地方，而且发展得很快，但按其保险机构统计，一年中断指、断肢以上的事故有一万多起。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不能把经济成长的代价完全由这样一批工人来承担。还有一个方面是企业内部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知识分子从事经济建设，他们可能不用有生产资料，但他们在企业内部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使得整个中产阶级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但在私营企业中，到底是谁在担任经理人呢？2000年调查显示，真正当总经理、厂长的有93%就是那个主要投资人，6。7%是由其他投资人担任，因此，由非投资人担任的仅仅只有0。1%。所以私营企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投资、管理两权紧密结合。尽管现在有些私营企业也有工会甚至有党委会等，真正的权利仍然垄断在投资者手里。几乎一些日常细微管理也不放手。由于大部分采用家族式管理，所以主要的财会、采购、仓库保管等权利主要集中在他们的配偶、父母、成年子女以及亲戚手里。整个企业管理是笼罩在这样一张家族的网络当中。经济学界一直批评这一点，认为这是私营企业长不大的原因，引起无法吸收外来资金。但从社会学来说，家族式有其社会根源，有其结构的根源，而且在现阶段有其合理性。因为在现有条件下他们很难把一手创立的企业交给一个在诚信上无法信任的人。而且，传统的文化、传统的社会结构仍在隐隐约约有些作用。为什么公司制度在西方也在日本能够得到发展？因为他们是封建制，是庄园制，他们的社区传统和在社区内经营公共牧场、公共土地是有传统的。公司制度能够在其中得到解释。日本与中国其实有很大不同。在明治维新之前的天皇其实是非常可怜的，也是封建制，而我们一直是中央集权，缺乏中间层的结构。所以公司制度在中国要生长一定会做一些改变。家族式虽然有很多弊病，但在还没找到更好方式替代的情况下，家族式仍会存在下去。

第四个问题我想讲企业家的组织职能或是说私营企业主的政治职能。在当时的政治精英那里私营企业主一开始是以一种异己力量出现的。1989年动乱以后称“动乱的基础就是私营业主和个体户”，实际上这有一些冤枉。那么到十五大，把私营经济由社会主义经济的有利补充发展为“组成部分”，把私营经济和国营经济放到平起平坐的位置上。后来修宪，专门把党的决议上的这段话纳入宪法。去年的七一讲话，进一步提高了私营企业的地位。那么它们现在究竟在政治上是一个什么地位呢？89年后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若已经是党员，劝其退党。当然劝退这一条各地都没有执行，但已经是私营业主就不能入党这一条却持续了很久。但其实，93年先是党员后成为私营业主的占了13%，95年17%，97年17%，2000年19%，今年占28%。现在他们主要的公开的政治表达有什么呢？担任县级人大代表的有5400人，省级人大代表的有372人，全国人大代表的有48人。政协也是其一个表达渠道。县级政协里有8500人，省级政协委员895人，全国政协委员46人。明年这个比例还将提高。所以无论从入党，还是从在人大、政协中担任职务，他们都已经有了发表自己意见的渠道。76%的私营业主有较强的政治需求，他们自己表达其原因是：一，可以回报社会，同时也可以提高政治地位体现自身价值。二，由于有了政治地位有利于提高企业知名度。三，有助于在复杂的社会上立足，保护自身利益。四、有机会接触上层领导和知名人士，建立必要的社会关系。五、有利于企业在资金、项目、技术等方面得到支持。但是如何从中选优秀分子，什么叫承认拥护党的纲领，现在还是一个问题。

我们还有些时间，再谈一下私营企业内部的分化。从九十年代，特别是95年、97年之后，私营企业资产越来越大。但要区分企业资金和私营业主个人资金。如果分四个量级：百万量级，百万到千万，千万到亿，亿以上，分化非常严重，70%的仍然在百万量级或以下。越是在规模大的企业，其纯利润增长非常快。见表十一，资本大利润当然应该高，我们要看的是它的效益。这样一比，到底是越大型企业效益越高，还是越小型企业效益越高呢？答案是后者。纯利润和投资总额比，100万以下的是0。34，100万到1000万的是0。21，1000万到一亿的是0。14，一亿以上的是0。08。这里头的原因大概有三个：一是大企业在股市上能够上市的很少。上市对企业圈钱意味重大，而且在收购兼并国营企业过程中可以利用很多优惠政策，比如说长沙有规定，国家保留20%，剩下的80%要拿钱买，但若是一次性买走就可优惠一半，拿40%就可以拿走。另外还可以挂帐。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私营企业的资产额疾速膨胀。私营企业现在也进入了房地产这种高利的行业。今年的福布斯公布的100家中，从事房地产的一共50家。在我们调查的亿元以上企业中16%主营房地产。这些圈钱、低价收购、进入房地产等都只有大企业能够拥有，且一旦拥有就资产急速扩大。

当然这里说的是企业资产，这一点还是得分清。就私营企业人员内部而言，不要说工人和业主之间的差距在拉大，就是小老板、中老板、大老板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因此我们通过社会流动，从劳动这一面，越过壕沟，进入资本这一面，会发现在80年代有一定痕迹。最早起家的时候，比如沈阳，有一批是靠卖血起家的，还有挖河沟里的沙子卖给建筑工地等的都有。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到了现在，这种可能性已经越来越渺茫。现在更呈现出的是马太效应，富者更富，穷者更穷。想通过社会流动越过这条鸿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担任县以上人大代表的大多是千万元以上，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大都是亿元以上的。千万元以上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比例是1%，亿元以上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是6。7%。百万级的担任全国政协代表的比例是0。2%，千万级的是1%，亿元级的是4%。说需要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在百万级的有23%，千万级的有30%，千万到一亿的有35人，而到亿元以上就有38人。

从原来的没有私营企业主，到出现私营企业主，到有私营企业主又开始分化，从下海到改制，业主的变化，可不可以验证一个理论，就说社会各个群体各个阶层对于经济政治文化的资源占有是趋向于平等还是相反？在八十年代，有学者通过厦门对面几县的调查认为，经济经营将取代政治精英，而在九十年代，在新的经济精英内部也开始出现分化。分化的壕沟归根结底就是资产。你会发现集各方面优势于一身的大概有这样两种人：一类是下海的干部，二是少数素质文化较高的善于编制社会网络经营成功的“草根型”企业主。他们恰恰是旧的政治精英和新的政治精英的结合。进入WTO以后，又出现了国外企业要在国内寻找其代理和合作伙伴的现象。在调查对加入WTO后各类企业有什么准备的时候，你会发现亿元以上企业有60%已经有产品销往国外或是去国外代理某个产品，已有国际联系网络。而那种万元、百万元的企业多数说“对参加WTO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没有准备”。参加WTO实际是给大企业一个更快发展的机会。入党，参加执政党，实际也是给企业一个更大的活动空间。学者认为有两个阶段：自下而上的侵蚀阶段和自上而下的转型阶段。因此，精英的断裂和精英的再生产分别发生在前后两个阶段。在计划经济下市场经济发展阶段，草根型业主发展最快。第二是混合经济阶段，第三是市场经济占主导的阶段。在不同阶段资源配置和资产占有都呈现不同特点。现在都在讲市场化，市场化的内涵到底只是一种么？我们的中国特色的和国外的是真的一种东西吗？我国私营企业的产生和国家政策紧密相连，并不是完全自发的。因此应该用怀疑的眼光去看待那些泛泛而谈市场的观点。市场本身不是问题，重要的是对市场作出界定，和对市场的制度和条件作出研究。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到底应不应该称为一个“阶级”？现在说得太乱了，说“阶层”，说“阶级”，说“群体”，最乱得我觉得是说成“阶层”。阶层一是指阶级内部的细分。二是马克思用过的，指处于变化中的社会成分，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社会阶级，但是它已经和过去不同了。第三种是将其看成一种分析方法。这种方法不以经济占有，也就是生产资料占有为唯一标准。现在，“新阶层”似乎是一种很时髦的说法，但到底是指哪一种，我也说不清。我更比较靠近的是马克思的用法。他分析法国大革命时说法国农民“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一个个马铃薯积成的那样”，什么意思呢？好像是一麻袋，实际上是一个个个体，中间没有有机的联系。相似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互不相同，所以他们能够形成一个阶级。但同时因为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能形成共同的关系，没有全国性的联系，也没有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又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只能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利。”这是马克思描述的法国农民。其实我觉得我国的私营企业主到今天为止，很有点像这个。他们都私人占有生产资料，都有雇佣劳动，因此在今天他们确实是中国经济结构中的特殊部分。但是它们之间没有过多联系，没有自己的组织，甚至代言人都需要别的阶级来充当，自己的声音非常非常微小，没有人能听得到，甚至没人关心。在刚才所说的社会网络中有一个有趣现象，他们看中很多人，就是不太看中老板和老板之间的联系。就知道“同行是冤家”，但不知道同行之间也可以成立行会，可以自律，可以共同保护自己。行业公会有，但自己自发的还是很少。私营企业发展到今天，有一代人的时间，但只有真正等到私营业主内部的分化，尤其是亿元以上的那批企业主，他们很快会在权力机构里得到增强，它可能也会更多的表达自己的声音了，而且底下各个行业随着竞争的加剧，也许建立行业工会组织的要求才会加大。当然不指望他们成立一个“私营企业主党”，但是他们自身会有一个体制，寄希望于一批资产比较集中、业绩比较好的业主。是不是能听到这一批人的声音，我觉得很可能还要一两代人的时间。但是早晚我相信这会形成一个独特的阶级。我不赞同“阶层”的说法，我觉得特别混乱，因为将来它能够符合阶级的要求。但这一天的早晚取决于私营经济在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和生长速度。另外取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还取决于其他阶级。也包括主导的价值体系、政治文化的演变。在这几个条件的互动之中看它的发展，一两代人，它会形成新的发展。好了，我大概要介绍的就是这些。各位若有什么问题，欢迎提出。

问：企业的市场化和全球化问题，其实质是什么？刚才没有讲清。是文化的还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还是社会的？请您再阐述一下。

答：私营企业在全球化中有两个动向：一个是要求外贸权。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换取外汇。这一点越是大企业表现的越明显。二个就是代理。现在很多私营企业充当国外跨国企业在国内的代理。至于它同跨国企业的竞争国内市场关系，这恐怕还没有，因为你想一个大跨国企业进来是愿意面对几千万的消费者还是愿意面对一个有影响的大企业？我想后者更好。私营企业更多的是和他采取一种合作的方式，竞争恐怕还要晚一步。

问：现在报纸上很多称私营企业为民营企业，而97年十五大报告中并没有提到民营企业，为什么在报纸上会越来越多的出现这种倾向？是不是因为私营企业过于敏感？另外，国有企业中一些的子公司其实也是私有的企业，这种企业是否还能叫做国有企业？对于中国整个企业性质的认定，以后是不是会更加明确化？

答：从法律上来说，并没有“民营”这一个词。过去阶级斗争中出现的私营一旦再次出现，它当然不愿意那么明白的如此自称自己。但“民营”其实是非常不准确的提法，私营是指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而民营是指它的经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国有企业也可以民营。民营只是宣传手段上的减缓。但是从这以后应该认为恐惧感会越来越下降。因为现在整个私营经济的地位确实是在提升。至于国有企业，研究起来更复杂，我们以后再聊。

问：刚才拿私营企业主和职业经理人的收入来比较，但我觉得私人企业主和职业经理人依然是有区别的。除了都投入追加劳动之外，私营企业主还投入了资金，资金是有价值的，也是应该有回报的。所以我认为私营业主的回报一部分是追加劳动的回报，一部分是资金的回报。所以是不是私营企业主收入的剥削成分会少一点？

答：私营业主的资金是怎样构成的应该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了。真正的资金是“第一桶金”，比如我卖血得来的300块钱，我挖河沙得的200块钱。一旦付了工资之后，追加的部分就不完全是我的了。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这是剩余价值。当然你说资金总是可以回报的，那还是不能说明问题，那劳动就是一次性的？劳动就不能再生？不能要求重叠的回报？

就说8。6万可以和职业经理人作比较，但还有8。3万不能比较。还有8。3万可以作多种解释。对这一部分钱，是不是都该老板去拿这部分利息呢？这是完全两种观点。一是经济学认为钱是一种稀缺资源，以资源换去资源，利润是应该的。另一种呢马克思就认为钱自己不能挣钱，只有其中有活劳动才能生钱。这个问题我们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