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恩·马古利斯和多里昂·萨根母子俩合作的《倾斜的真理》是一部奇书，充满着反叛的性格。马古利斯是一位微生物学家，盖娅假说的原创者之一，多里昂则是马古利斯和卡尔·萨根的儿子，后者在美国妇孺皆知，是一位著名的宇宙科学家和科普作家。还在多里昂3岁的时候，他们离婚了。对这位父亲和前夫，他们似乎都不大恭敬。当出版商约请马古利斯写一些关于盖娅理论的科普文章时，她带有轻蔑意味地说：“去找我的前夫吧，他对这个在行。”至于多里昂，则称他父亲关于地外智慧生命的探寻工作是“世俗化时代宗教的替代品”。当然，他的这个看法让我深以为然。

本书的基本格调在科学共同体中是另类的。作者宣称要以一种宗教的态度来从事科学研究，但这里所说的宗教不是已经成为俗世活动的宗教，而是指本原意义上的宗教即追问人类面临的那些最根本最本源的问题：世界是什么？我们是谁？生和死的意义何在？他们愿意从科学的角度回答这些通常科学家不太关心的问题。“科学家们习惯于把大的、无法证实的问题留给哲学家和神学家，职业科学家把自己孤立在细小的学科内，必须特别注意细节问题，这样一种立场不仅使科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莫名其妙的，而且几乎排除了对大问题的关注。”他们挑战科学对待现实世界的基本态度。

开篇第一章讲的既不是共生也不是进化，而是马古利斯少女时代对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一次简短的私人拜访以及由此引伸的一些想法。这不是莫明其妙的花边新闻。二战之后，奥本海默受到美国右翼势力的审查，但马古利斯关心的却是奥本海默在听证会上的一段证词：“我在这些事情中的判断就是：当你发现某件事情在技术上可行的时候，你必须继续前进并且付诸实践。只有在你已经获得了技术上的成功之后，你再来讨论它是什么。”这段陈述可以说是技术时代的宣言书：“凡是技术上可行，就一定要把它实现出来。”以这段故事做为全书的开头，衬托了对技术时代之科学精神的一种深深地怀疑。

接下来的第二章讲的是马古利斯的另一件私人故事，带有强烈的女权主义色彩。她的私人生活和她所倡导的科学理论一样多遭人误解。人们说她是一个女强人，她驳斥说，她并不是一个女强人，她只是为了探索科学而放弃了许多通常的生活，从不看电视，两次放弃了婚姻。同样，人们指责她所倡导的盖娅假说是复活神秘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她辩解说，她是一个纯粹的真正意义上的生物学家，她的理论更具生物学意义而不是本体论意义，不必过多的从哲学上去指责。

由生物化学家拉夫洛克于60年代首创，后又被微生物学家马古利斯进一步丰富的地球盖娅假说，对地球上的生命及其进化提出了与达尔文主义完全不同的看法。达尔文主义关于生存竞争的进化机制被代之以适应和协作的共生机制；达尔文主义关于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在于个体或者基因的思想，被代之以生物界的整体进化观念。

与达尔文生存竞争进化论不同的共生进化论，强调协作和适应机制。生物不是通过竞争，而是通过网络协作占领地球的。生命类型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并不只是通过杀死其他生命而是要通过适应对方来实现的。在进化的过程中，环境不只是指物理化学环境，所有的物种都是其他物种的环境，因此，适应就不是一个被动的适应过程，而是一个主动的适应过程。生命并不象新达尔文者所说的那样消极被动的去适应外部的物理化学环境，相反，生命主动的形成和改造它们的环境。湿润的空气、温和碱性的海水，决不是机械的物理宇宙所决定的，而是代谢的生物圈生理自控的。生命创造了自己的环境。

过去的几十亿年里，太阳的总发光量一直在增加，但地表的平均温度并没有跟着增加，而是保持相对的稳定。按照盖娅假说，这种稳定性正是地表存在生命的一个标志。因为地球生命系统控制着自己的温度。能不能稳定地控制自己的温度是行星有没有生命的一个关键标志。因此，拉夫洛克确信，没有必要让海盗号宇宙飞船去火星上探测那儿究竟有没有生命。仅从火星上的大气完全符合化学平衡原则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那里根本没有生命。

盖娅假说认为，整个地球至少地表系统是一个有生命的、能够自我调节的活的系统。包括岩石圈、水圈和大气圈在内，盖娅系统整体地发挥着作用。生命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地质力量，它悄悄地改变着地表的地质结构，特别是，改变了地球大气的成分和结构。生命的光合作用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转化成固态的碳，把一个充满了二氧化碳的大气变成一个只含有很少二氧化碳的大气。

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是生物个体，新达尔文主义有过这样那样的修正，比如物种、比如甚至基因。盖娅假说认为，这种进化论把注意力过分放在了动植物身上，而忽视了占据了进化史的绝大部分时间的微生物的进化问题。他们强调，动物和植物只是微生物的工具，帮助微生物得以大规模的布满全球。如果我们仅仅把40亿年的进化史看成是为了高等生物，如人的出现做准备的，那么我们就不能以一种公平的方式来看待这一历史。事实上，生命历史的绝大多数部分是由微生物书写的。

一当我们研究微生物的进化过程，严格的物种概念和个体概念就开始变得模糊，达尔文的机制不管用了。马古利斯的研究发现，细菌能够将自己的基因转到另一种细菌体内。细菌的基因交换是迅速而且可逆的。全世界的细菌有接近单一的基因库，整个细菌王国有接近的适应机制。极端的基因流动使细菌的种属概念变得毫无意义。这一发现奠定了整个共生进化理论的基础。

地球上的生命的主体既不是人类，也不是动物界，也不是植物界，而是微生物界。无论是物种的数量，生存年代的久远，还是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地位，细菌都当之无愧的占据着主体的地位。动物不可能没有植物和微生物而活着，反之不然。如果我们的生态系统被人为地破坏，顶多动物界被毁灭，而植物和微生物却不会消失。特别是微生物，它根本感觉不到生存危机。就是发生了一场毁灭全球的核大战，细菌们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人类借助技术的力量毁灭的只是自身，却为微生物界的进化开辟了另外的道路。

所以，托马斯·刘易斯说，地球是一个坚韧的膜，是宇宙中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坚韧的膜。这与盖娅假说不谋而合。几个世纪来，人类的傲慢妨碍了它正视地球上的生命，妨碍了它正确理解它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就在绿色运动中，许多人还是要诉诸人在道德上的高贵性，说什么人作为整个物种进化史上的最高级的产物，应该对整个生命系统负责。盖娅假说似乎宣布了这种高傲是自欺欺人的。

地球是一个坚韧的膜，人类倒是这个坚韧的膜中最柔软的部分。尼采说：“地球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但在它上面有一种叫做人的脓疮。”多少年来，我们拒绝生命的教诲，我们还有救吗？盖娅假说是一种新的觉悟，它所重新述说的生命故事为我们重新理解生命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