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首先对中国文学进行研究的是法国传教士，其中比较著名的是H..VanBoven Jean Monsherleet(明兴礼)等。

H.VanBoven曾写了一部书《新文学运动史》，它是一部比较大规模的著作，把从1898年起的整个新文化运动介绍给读者，全书一共有15章，其中有8章都是介绍文学社团的，如创造社，新月社。他只用了一章的篇幅来介绍作家，那就是鲁迅。其它的传教士也有各种各样的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著作。这些传教士的著作给我们后来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传教士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中国当时的评论家，并且传教士的立场不是学者的立场，他们把中国文学史看作中国民族精神的历史，希望能给他们提供一些线索，实现他们的文化任务，可以说他们在文学方面上的研究是有战略目标的。

传教士在研究现代文学史时，更着重从政治、社会、宗教、道德方面来看文学。他们强调文学的政治意义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跟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有关。他们特别注重政治趋势，并且把作家按照政治立场划分为各个内型。从社会角度来看，传教士把文学看作是改造社会的工具，他们反对唯美主义，认为唯美主义导致空洞主义。Van Boven批评新月派的贵族气，说他们没有了解到文学的社会功能，从这一点出发，他们大多也都坚持现实主义，他们对不符和现实的作品大加批判。他们认为沈从文的描写太离奇，太肤浅了一点，他对半原始民族的描写过于荒谬。他们也不重视通俗文学。

而从道德，宗教上来看，传教士的伦理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的批评家吻合，他们赞成健康的文学，不赞成性描写，反对创造社的颓废描写，如反对郁达夫的作品，他们关心最多的是中国人民对宗教的态度，再他们看来大部分作家只有社会意识，但是却没有宗教觉悟。他们认为没有宗教意识容易把作品导入空洞，这也正是他们把苏雪林评价得极高的原因。他们认为只有找到真道，作家才能有出路，否则会在黑暗的道路上一直摸索下去。Boven曾写过这样一句话“只有基督教才能驱散笼罩中国现代文学的迷雾”。

传教士同样不赞成共产主义，他们认为五四运动为共产主义铺平了道路。传教士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上有比较多的贡献，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关于对创造社的研究和对新传统主义的研究。同样他们在翻译方面的贡献也比较大，传教士特别注意现代中国的翻译活动。

我们再来看50到70年代法国对中国文学的研究。50年代以后法国没有出现过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的著作。法国汉学有一个厚古薄今的传统，这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比较落后的原因之一。60年代末，法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评述接近了中国评论家的观点，他们赞成五四运动，认为五四运动的前进的。但是他们所提到的作者还仅仅局限与鲁迅、胡适、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巴金、老舍，象沈从文这些很优秀的作家却根本提不到，这也和我们现在的认识是有些不同的。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茅派在法国汉学界占了很重要的地位，此时的研究完全被政治化了，被大量翻译的也是浩然等作家的作品和工农兵诗人的诗歌。当时的研究被深深烙上了政治的烙印。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80、90年代是一个复兴的年代。这时法国学者对政治没有了兴趣，他们渴望的是一些新鲜的东西。马列批评的错误使他们完全放弃了从前的理论。在大陆学者开始调整自己的目光来重新审视现代文学时，法国的学者而不再重视过去的作品，他们转向关注80、90年代的现象，因此我觉得对中国学者的理论的介绍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我们法国研究者不要忘了20、30年代的文学现象。在这个时候法国学者对现当代文学的两个方面感到有兴趣，一是乡土文学，一是新文学的现代主义倾向。

最后我要谈谈我对中国文学现状的一些看法。当前文学面对着三种危机，一是作家身份的危机，当前的一些作家开始拒绝五四时代的作家严肃性的形象，有一种自我践踏的倾向，并且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怀疑知识分子的地位。二是审美的危机，当前的一些作品总是表现了极其丑陋的东西，事实上作家的目的就是发掘美，表现美。如果只表现丑的东西，作家就失去了他们的真正意义。三是现实主义的危机，作家总是力图摆脱现实主义的控制，但是他们的一些新的探索又总是不太成功。他们把现实和荒诞的东西混合在一起，如贾平凹的《土门》，其结果是一种不伦不类的作品大量产生，使读者难以置信。其实现实和超现实的关系是不太容易处理的。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当代作家余华是做的非常好的。他和现实保持了距离，用的方法也全是超现实的，如《现实一种》，但是他的作品却如实的反映了人生、社会的一个方面，如个人对命运的无可奈何，以及现实中的暴力问题。

最后，我希望中国的当代文学能够克服我上面所说到的这些危机，那么将有比30年代更灿烂的前途。

主讲人简介：

何璧玉，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教授。

上图为：法国传教士的合影照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