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16至18日，由丝绸之路（Silk Road Foundation）基金会出资举办的“匈奴考古国际研讨会”在乌兰巴托举行。组织这次会议的有德国波恩大学（University of Bonn）、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蒙古考古研究所（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Mongolia）、蒙古科学院（Mongolian Academy of Sciences）、蒙古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Mongolia）、美国蒙古研究中心（American Center of Mongolian Studies）。本次会议汇集了蒙古、中国、俄罗斯、美国、德国、韩国等国长期从事匈奴时期的一线考古工作者和动物学、遗传学、体制人类学、社会政治学等领域的专家。会上有近35位学者发言。

16日下午3点至5点，在蒙古国家博物馆大厅内举行了本次研讨会的开幕式。先后由丝绸之路基金会考拉兹考斯卡（Anita Habdank-Kolaczkowska）、蒙古科学院院长查得拉（B. Chadraa）教授、蒙古考古研究所所长策温道尔吉（D. Tseveendorj）、蒙古国家博物馆馆长萨鲁布严（J. Saruulbuyan）致欢迎辞和开幕辞。

17日上午8：30，会议正式开始。先由大会主持波恩大学布鲁赛德女士（Ursula Brossseder）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米勒（Bryan K. Miller）先生对本次会议进行简要介绍，然后由策温道尔吉发言，介绍了近年来各国学者在蒙古对匈奴时期的遗址所做的调查与发掘工作。随后，会议分为6个小节展开，分别讨论不同议题：

一、丧葬习俗与礼仪（Mortuary Customs and Ritual）

二、奢华墓葬与精英（Ostentatious Burials and the Elite）

三、交流与周边地区（Interaction and Peripheries）

四、艺术与装饰（Art and Ornamentation）

五、居址与布局（Settlements and Landscape）

六、民族与动物（People and Animals）

第一节中，来自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学、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院的克拉丁（Nikolay N. Kradin）首先发言，他比较分析了外贝加尔地区伊沃尔加（Ivolginsky）、德列斯图伊（Dyrestuisky Kultuk）、车姆克（Cheremukhovaya Pad）、伊莫（IImovaya Pad）四处遗址中人群年龄、性别与葬仪（墓葬结构、随葬品、殉牲）等多项特征。结果表明该地区的匈奴社会内部，精英集团与普通游牧民等级差异巨大；游牧人群的社会地位明显高于从事农业的定居人群。最后，他还提出一个自己也无法的发现：外贝加尔地区定居点中女性随葬武器的数量大于游牧的男性。随后，蒙古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图尔巴特（Ts. Turbat）从墓葬形制、葬仪出发，通过比较，推测匈奴葬仪可能源于从当地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以来的石板墓文化。

吉林大学的杨建华教授以《匈奴时期几个墓地反映的男女地位的差异及相关问题》为题。分析、比较了德列斯图伊墓地、伊沃尔加墓地、倒墩子墓地、毛庆沟墓地、崞县窑子墓地等5处墓地男性、女性墓葬在形制、随葬的武器、陶器、饰牌的差异。发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匈奴部族中男女地位存在的差异。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米勒对考古遗存反映的汉匈关系做出了新的诠释。他发现：虽然匈奴墓葬中发现了丝绸、漆器、铜镜、马车等许多的汉地产品，但是这些产品是按照匈奴习俗来使用和分配的。这一发现修正了传统认为汉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对匈奴产生巨大影响的片面看法。

第二节一开始，乌兰乌德蒙古、佛教、西藏研究所的科诺娃罗芙（Prokopy B. Konovalov）介绍了自己在伊里莫瓦（Ilmovaya Padi）地区苏德金斯琪（Sudjinsky）墓地的工作。与以往工作不同，他们对编号54号墓葬的细致发掘首次弄清了大型坟冢的建筑过程和葬仪。俄罗斯科学院泊罗斯马克（Natalya Polos’mak）的研究认为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一世纪匈奴墓葬出土的一整套奢侈品都不是当地制作的：中国髹漆车、刺绣丝质衣物，漆容器、玉器、刺绣毛织品、镶嵌半宝石的金器、银器等。这些物品显示出匈奴对外部世界的高度依赖。

第三节首先发言的是韩国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Korea）的Yun Hyeung won。从2002年起，韩国国家博物馆就与蒙古科学院合作，调查古代游牧民遗存。他们在蒙古东北部肯特省（Khentii Aimag）Bayan Adarga Sum地区发掘了匈奴时期的一处墓地：Duurlig Nars。韩方领队Yun Hyeung won介绍了这批墓葬的发掘情况。他们主要发掘了一批大中型墓葬，其中出土的汉式青铜帐钩、马车、铜镜、玉器十分引人瞩目。最后他们对墓葬的埋葬过程进行了复原。

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的纪安诺（Enno Giele）使用二重证据法，分析比较了西北汉塞与传统文献中对匈奴的记述。发现汉简中保存着许多未载入正册的信息：匈汉政治交往、烽火燃放、匈奴内附、匈汉交战情况、匈使来华和一些古地名。

吉林大学考古系的潘玲老师以中国边疆的匈奴遗存为题，运用类型学的方法比对了外贝加尔匈奴墓葬与中国北方倒墩子、李家套、补洞沟等几处墓地墓葬形制、殉牲习俗、出土饰牌、武器和陶器。对内附匈奴及其汉化提出了许多新的认识。

韩国国家博物馆的G. Eregzen比较了匈奴与乐浪墓葬出土的汉地物品，推测匈奴与乐浪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但他的看法随后受到韩方发言人Yun Hyeung won的纠正。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的王建新教授介绍了2000-2007年以来与新疆考古所合作在以新疆巴里坤草原为中心的东天山地区的考古学调查与发掘工作。他结合文献与考古发现，当地在公元前8-2世纪主要活跃着早晚两类具有游牧性质的考古学遗存。后者墓葬形制、出土动物纹饰牌、武器在很大程度上与鄂尔多斯以及蒙古所谓的典型匈奴遗存相似。在后者墓葬、居址中都发现随葬有第一类遗存的殉人，这与史书记载匈奴对月氏的征伐的时间与地域都十分接近。当然，族属的确定仍有待于进一步的工作与研究。这项研究随后引来在场许多专家学者的浓厚兴趣。

波恩大学的布鲁赛德女士比较了欧亚大陆各地出土的带扣，发现尽管欧亚大陆同时期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带扣作为身份等级的象征这一观念，却是相同的。这种现象表明欧亚大陆游牧民之间存在着直接接触的文化交流形式。布鲁赛德也发现了外贝加尔地区一种奇怪的现象：当地佩戴带扣的以成年女性为主。

美国弗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的列维拉（Claudio Cioffi-Revilla）教授结合当代政治与社会发展理论设计出一套计算机推演模型，分析了不同时期匈奴的政治政策、汉匈关系与匈奴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他的研究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18日上午，讨论会开始第四节讨论。

法国图卢兹（Toulouse）国家考古学保护研究所（institut national de recherches archeologiques preventives，简称INRAP）的马汀（Hélène Martin）教授通过研究发现：马一类食草动物牙齿的象牙质会因季节、环境的好坏而呈现出类似树轮的分层。基于这个认识，她对匈奴墓葬中动物牙齿进行了采样分析。结果表明墓葬中既有作为殉牲的马，也有作为肉食的马和羊。前者的含义应是死者在冥府中的坐骑。

斯坦福大学的玛卡瑞维茨（Cheryl Makarewicz）女士的研究运用了动物考古学、同位素、基因学等多学科研究手段。并结合自己对艾丁高尔（Egiin Gol）地区现代牧民游牧活动的人类学考察，发现匈奴时期的游牧民已经能够像现代牧民一样，很好的掌握对牲畜的宰杀时机，从而保证牲畜为自己提供稳定、充足的奶、肉和毛。接下来蒙古科学院的Ts. Amgalantugs运用非测量性状（non-metric trait）人类学分析方法对匈奴墓葬中的人骨进行了分析。吉林大学李菁菁教授使用同样方法，分析比较了青铜时代至今蒙古15个省和中国北方7省878个体颅骨和牙齿特征。推断出匈奴人种起源于蒙古地区，可能与石板墓文化（Ancestry-Slab Grave）、昌德曼（Chandman）、商周（Shang-Zhou）、辛店（Xindian）等青铜文化有关。他们的后裔包括了蒙古人、今天蒙古国、中国北方的华北、云南等地的居民。

宾夕法尼亚人类学系的舒尔（Theodore G. Schurr）教授，运用基因学方法，展示了蒙古人种起源及其在东亚迁移、扩张的过程。公元前6-3万年间，东亚南部的蒙古人群向北迁徙至西伯利亚的外贝加尔地区。这部分蒙古人在新石器时代开始向南、向西扩张。他们内部通婚。据统计，目前蒙古国仍有8%的男性（16万人）带有原始蒙古人的Y染色体。

第五节讨论主要集中在匈奴的城市与居址。

蒙古科学院考古所的阿玛图新（Ch. Amartuvshin）重新调查了珀理 （Kh.Perlee）和达维多娃（A. V. Davydova）发掘的匈奴时期的有城墙的城址和其他一批没有城墙的居址、游牧民营地和作坊。收集了一批陶片和箭镞。他的研究对我们了解匈奴生活和不同活动模式有很大启发。

斯坦福大学的怀特（Joshua Wright）在1997-2000年对艾丁•高尔（Egiin Gol）河谷下游40公里范围内展开调查，其中在106处遗址点都发现有陶器，通过一些小规模发掘和碳十四测年，发现这批遗址绝对年代集中在距今2250±40至1970±80年之间。怀特运用战舰曲线模型的类型学分析，发现这些所谓典型的匈奴陶器仅在居址中呈现完整的发展序列。

瑞士文化部（Cultural Office of Switzerland）的波萨茨（Nicole Pousaz）介绍了2005-2007年，蒙古瑞士联合考察团（Mongolian-Swiss expedition）在波罗•高尔（Boroo Gol）地区发现的一片1000㎡的居址。该居址分为550㎡和450㎡两个相邻的居址组成。发掘揭露了6座半地穴式建筑和50处灰坑、排水道、火塘等遗迹。其中重点发掘了两座保存完整的房屋。这些房屋都配备有良好的取暖设施（heating system）。这座遗址距离诺言乌拉仅20km，其绝对年代集中在距今1835±30至2250±30之间。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对发掘所获资料进行器物类型学，碳十四测年、果实学（carpology）、动物考古学(zooarchaeology)和微痕分析（micromorphological analyses）。

乌兰乌德蒙古、佛教与西藏研究院的达尼洛夫（Sergey Danilov）、卒德诺娃N. V. Cydenova、巴斯巴罗夫（B. B. Bashibalov）从不同角度比较分析了他们新发掘的特列津（Tereljin）居址与以往发掘的阿巴坎、伊沃儿加、Abakan、Ivolga、Bajan Under城址。认为匈奴城址、居址存在着功能与级别的差异，例如特列津可能就是一处定居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城市。其中发现的农具、饲养猪、和远东式取暖设施，以及汉代云纹瓦当、鹅卵石铺的雨散水不仅表明了匈奴部族与周边的联系，同样也揭示出匈奴社会内部的复杂结构。

在最后一节讨论中，蒙古科学院考古所的艾德内（Ch. Yeruul-Erdene）讨论了高勒•毛都（Gol Mod）、 海尔汗（Khairkhan sum）、后杭爱省（Arkhangai）匈奴墓葬出土的一种造型：长一只角、马头、鹿身。作者比较了诺言乌拉墓地、查郞（Tsaram）墓地以及中国、韩国类似的造型。认为它是一种马臀部勒带上或胸前勒带上的装饰品。它既是贵族区别于贫民的标志，也可能具有护佑死者灵魂升入天堂的象征意义。它很可能是欧洲神话动物——独角兽。

俄罗斯科学院的伯格达诺夫（Evgenii Bogdanov）比较了匈奴与中国、中亚、西亚等地同时期艺术题材与风格，认为匈奴艺术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周围许多文化的风格因素。在匈奴帝国土崩瓦解之后，这种艺术风格仅持续一段时间，便消失殆尽了。

德国慕尼黑大学的金秋月（Catrin Kost）对中国北方战国至西汉带饰牌进行了综合研究。她通过比较饰牌中单体动物、群体动物、动物搏斗、动物攻击、食肉动物、有人的多种场景的比例与墓葬级别、其他出土物的关系，发现：猫科（Feline）及猫科与羊亚科（Feline-Caprinae）组合的场景多于其他题材。食肉动物饰牌都发现在没有中国物品的贵族墓葬中。饰牌集中出土于中国宁夏、甘肃、内蒙的男性墓葬。

最后，华盛顿大学丹尼尔.沃（Daniel Waugh）教授致闭幕辞。

本次会议可谓截至目前匈奴研究最成功的一次。我们注意到：多学科的引入已成为考古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早期单个器物、纹样的研究转向对游牧社会组织、聚落形态等深层问题的探讨；近年来日益增多的国际合作促使蒙古共和国一批优秀学者的产生；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的参与为这个研究领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新的视角。

以上仅是笔者在听会过程中的笔记和一些片面理解。限于篇幅以及笔者语言能力的不足，对其中理解偏颇的部分还望参加会议的其他学者及时告知、斧正！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马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