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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中国百年历史，仅仅这点时间远远不够。张教授选取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郭沫若四位大师，“大题小做”精彩的回顾了百年中国的史学。

梁启超：梁先生的著述颇多。1912年他发表了《新史学》，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何要建立新史学。较传统史学而言，又四个原因。

1 传统史学只给人以朝廷的观念，而不是国家的观念。2 传统史学只有个人作用而无集体观念。3 传统史学陈述过去之事，却不论今物。4 传统史学只述事实不揭示原理。

这四点在20世纪初就能做出来，很不容易，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也很完备了。这是一种近代意义的史学观念，它的提出，有以下原因：

1 中国人文学术的觉醒。从那时起，中国人文学术历经百年发展，至今认为结束；

2 20世纪初，摆在中国学人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中西融汇”。

梁先生在解决中西融会问题上的观点是：要了解世界，必须从最基础的方向，比如人文地理，自然地理，要了解世界文明的情况。梁先生提出这样的问题：在19世纪的欧洲，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因在哪里？19世纪欧洲科技的发展表现在武器装备的先进上。但是，梁先生研究了霍布寺、斯宾诺莎、培根、笛卡尔等人的思想，认为欧洲科技发展的根源在于新的哲学思想与新的方法论。

王国维：在近百年的中西学术融汇上，不仅吸纳了梁启超的思想，而且有了大批的实践性的著作。《国学丛刊》中王先生说：中学西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即开，互相推动，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红楼梦评论》等著作就反映了王先生的这种思想。王先生对西学的评价为：西学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西学不管对有形还是无形的事物无往而不用。中学，“吾国人之所长”，宁在实践方面、理论方面，不怎么追求抽象，哲学之抽象不够。并且断言，翌日发扬中国之学术者，必为纳世界学术之人，而不是“小儒”。

史学方面，王国维大师维中国史学揭开了新的一页。比如：19世纪末，中国发现了甲骨文。王国维称之为“最新之发现”，并将之作为史料与《史记·殷本纪》印证。1925年，王国维到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课，即利用商代史的新证据甲骨文做史料研究商代的历史。他提出了“二重证据法”，提出研究历史，传世文献不够，还要考古学的史料做佐证。

此后，王先生开始对敦煌学感兴趣，并有相关著述。总的说来，王国维先生不愧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先行者。

陈寅恪：（1890——1965）江西人，年少渡日求学，后游学欧洲，研究比较语言学，以探讨佛经翻译问题。1917——1912年去哈佛。1921——1925年于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比较语言。后去清华人导师。在柏林大学留下64本笔记本。后来季羡林先生发表《从研究笔记本看沉寅恪先生的治学内容和范围》。

陈先生受实证主义历史学家莱克的影响较大，又加上他的比较语言学的功底，他选择了魏晋——隋唐这一段最复杂的一段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复杂，不仅在于各民族的融合，还有许多因素。1940年，陈寅恪的第一部著作《隋唐制渊源略论稿》问世。在这部著作里，他论证了河西走廊是如何作为隋唐制度渊源的。1941年，《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引进了“社会集团”的概念，并提出唐代建国之多个社会集团——关陇集团。李渊、李世民即此胡汉集团的首领，他们与山东的士族发生矛盾，靠军队将之击败，又从政治上将之打垮。武则天又代表于氏族相对的庶族的集团。

对中国古典诗词，陈先生也有研究。中国能做到“以文证史”的唯陈寅恪和郭沫若两个人。陈先生曾经以白居易的诗展开对唐前期历史面貌风俗习惯的研究，给人以形象的画卷。

1947年之后，陈先生致力于《柳如是(音)笔传》研究，这部著作描述了明代整个文化界的现象。在此书中，陈先生表达了一种“超四书，明生死”的思想。

王陈二人，皆为中西融汇的时代产物，在史学上都有创造性的贡献，堪称大家。但是都有个缺陷：不能“通今”。

郭沫若：张教授认为，对郭沫若先生的某些指责有些过分。在大节上他还是正面的。有两个例子：抗战时期，他离开日本回归祖国。四人帮曾授意郭沫若批判周总理，先生称病拒绝。

学术上，郭先生进一步发展了比较语言学，并对甲骨文、金文很有研究。

最后，张教授说，搞人文学，一定要打下良好的基础。今天的北大学人尤其要搞好科学技术与人文学科的结合。中国12亿人要过上幸福的生活，不仅在于金钱的充足，还有灵魂的层面。人文关还、高尚心境，甚至更为重要。西北草原的破坏带来的北京沙尘暴说明，科技若不与人文结合，自然也会惩罚人类。我们期待着有一天，一个适合中国人的美好社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