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国记（新华社著名记者、《新华每日电讯》总编辑）
时间：11月23日下午5：00－7：00
地点：北京大学一教204
很高兴到北大来跟大家交流，说实在话，我是一直不敢来这里演讲的，因为北大是出一代名记的地方。再者我是一个新闻实践者，理论方面的研究不多，怕对不住大家。一是没有多少东西好讲，二是也不会讲，担心有损总编的形象，心里是不安的。不管怎么样，既然来了我还是跟大家聊天嘛。来之前我不知道来的对象是什么，需要些什么内容，找不到切口。我想既然大家都是学生，将来要参加工作，走向社会，我作为一个过来人，把自己的一些体会与大家聊一聊。
我讲的题目是新闻记者的开拓意识，本来我是要讲新闻采写的开拓意识。我原来是做记者的，大概在94年开始做管理工作，脱离一线采写的时间比较长了，有些材料可能比较老，但是大家要从事这项工作的话，对大家还是会有一定的帮助。我从事新闻采写工作有20年，作品有一千多篇，回头审视这些作品，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我总结一些规律，在新闻采写中什么最有用，我觉得新闻记者的开拓意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今天围绕这个话题讲一些东西。总结起来,我称之为三加一。因为我觉得新闻写作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新”，题材新、思想新、写作方法和表现手法新。如果一条消息或是任何新闻做不到这三个当中的一个新，那么我觉得要么有一句新的话，人家也不白读你的东西。“一”就是我写作当中的一些失误，总结一些经验教训。
第一个问题，写作中尝试新的表现手法。
新闻报道最常用的体裁的是消息，其次是通讯和调研稿件等其他形式。这些东西在格式上都有一些固定的模式，那么我们写作中是否要按照老套呢？我觉得不一定。为什么首先从新闻写作的表现手法来讲呢？我82年大学毕业到新华社工作，我觉得在实际工作中，就是从写作手法上受益的。我最常用的是情景新闻写作手法，现在回想起大学时光，在大学的时候我经常研究一些问题，我们最先要做的就是首先实践自己的研究成果。那时候没有网络，所有的资料都是从图书馆的报刊、书籍上获得的，比较辛苦。当时文革之后的新闻，很多都是比较传统的。那时候我对一个军事新闻记者闫吾的作品比较感兴趣，他写作的特点就是在导语上多下功夫，直接切中主题，并且展现事件情景。我的毕业论文就是《试论闫吾同志的情景新闻》，另外还写了一篇综合研究的《情景新闻漫谈》，大概有一万多字。我的毕业论文后来选到了《学生文科论文选》中。当时由于新闻写作上比较传统，比较老套，我觉得这种写作方法可以冲淡原来的一些格式。现在这种方法比较多了，当时作为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是非常少见的。我就觉得我在学校里的研究成果，在工作要实际应用，我在运用这种手段的时候一开始也有不适应的过程。首先我作为分社的记者按照这种手段写出的文章，总社的编辑不一定认帐，不是按照传统方式写的，稿子很难出手。但是我当时还是没有放弃，也许什么时候就成功了。在85年的时候我写了《一则骗人广告使几百农民流落街头》的新闻，自己觉得比较过瘾，发出后当时的反响也比较大。开头是这些写的：“7月28日下午，烈日如火，酷暑难耐，记者路过郑州市正四街时，望见街道两旁人行道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农民。他们有的铺个破席片子，有的铺个烂纸盒子，还有的干脆将被单直接铺到水泥地上，头上枕着皮包。记者上前一问，马上有五十多人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述说自己受广告欺骗来郑州参加食品培训班的不幸。”我就是开始把农民的惨状作为一段情景放在导语中，接下来交代事件的背景。郑州某食品厂，怎么冒着某种名义，通过河南人民广播电台，骗使这些农民都到郑州来参加培训。结果实际上是假的，骗了很多钱，农民没地方住，没地方吃饭，不培训就发培训结业证书。当时稿子发了以后，《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河南日报》全都采用了，反应效果非常好。当时就是在那种传统写法的情况下，突然出现了一条情景新闻，反响强烈是必然的。当然稿子内容吸引人是一方面，写作方法也占了很大的成分。河南省工商局、郑州市工商局到省人民政府发文件对此事进行调查，该食品厂、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等有关单位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罚。当时的《中国工商报》叫做《中国广告报》头版头条发表评论员文章，这件事又重新报道一次。这种方法的报道效果比传统的好，这就实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如果诸位将来要从事这样的工作，也要实践自己的研究成果。
这种方法我一直都使用，后来我到黑龙江工作，98年大洪水之后，中国开始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黑龙江的小兴安岭和大兴安岭都属于保护范围，98年到99年实施一年，效果如何呢？我们本可以发一条《小兴安岭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初见成效》这样的文章，但是我觉得要是有可以说明天保工程效果的材料的话更好。于是我们在严冬的时候，冒着大雪去采访，发现一些好的可以说明问题的情景材料。原来小兴安岭伐木严重，鸟兽都跑到俄罗斯去了。一年天保工程之后，这些鸟兽就回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内容。我写的文章是《伐木逼鸟兽四散出境，天保唤动物结伴还乡》，“小兴安岭刚被初冬的一场漫天大雪覆盖，鸟兽就在上面布下许多蹄痕爪印，过去冬季难鸣，如今连昔日出境的动物也回家了。记者踏雪在俄罗斯和黑龙江相望的蛱晕县等地采访时，人们竞相讲述天然保护工程实施以来的新鲜事。边防某指导员王伟告诉记者，他们在巡逻时突然发现前方百余米处，两头黑熊正从对岸游来，大家立即减速慢行，“越境者”悠然登岸，遁入林中。一名职工也曾经见到，三头黑熊追赶着二十多头野猪过江。一位渔民说，春节前一天朦朦亮时，看见远处有十来头麋鹿跨江而来，这可是十多年不见的事。”“翠园林业局天山河一带的沼泽近来也飞来一群丹顶鹤生儿育女，林业局局长马玉良也看到，一棵树上落满了乌鸡，一数竟有78只，他几乎不敢相信。国家一类保护珍禽多年未见，今年竟出现近十只的种群，至于国家二类保护动物飞龙、野鸽子多得已经不稀罕。”然后我再介绍怎么达到这样的效果的，介绍一些措施。当时这个稿子发出来效果非常好，《光明日报》等很多地方都采用。后来《新闻出版报》开了一个新闻作品赏析栏目，把这篇稿子作为赏析的第一篇文章。大家觉得文章角度选的好，情景感人，还能说明问题。我在表现手法上尝到甜头之后，有时候也是一发而不可收，新闻的标题是抓眼睛的，新闻的导语是抓心灵的。在表现手法上的创新取得成功，总要逼得自己在写作的其他方面动脑筋。
1996年11月，我写了一篇关于作文比赛的消息，这篇消息的导语下了很大的功夫也算冒了点风险。因为跳出了贯常的导语写作路数，很可能不被人认可而毙命，但是我就试着写。这种方式我称之为“梗概导语”，因为我概括了一个故事的梗概。这个来由是，1986年全国作文研究中心文新出版社作文杂志搞了一场中小学生作文邀请赛，作文的主编就是我在郑大上学时的老师王馥英，现在退休了。她找到我，拿着作文比赛的材料，让我写一条消息，在新华社发一下，扩大影响。说实话，当时我的是比较为难的，因为这个新闻谈不上，比赛一个多月都过去了，集子都出来了，再者题材也不新鲜。材料就放在那，写了一条三五行的稿子，但是觉得很难过关，不可能发出来。没事的时候，我就翻那本获奖作文的小集子，其中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名声》，我觉得不错，是商丘的一个中学生写的。这篇作文的排序虽然也是一等奖，但是不是排在第一篇，但是我觉得整个集子只有这篇好，就想能不能在这篇作文上作点文章。我爱人是教书的，我就把集子给她看，让她看看其中有没有好的，她看完对我说，觉得有一篇《名声》写得好。我是作为普通的读者，在没有暗示的情况下她作为一个教师也觉得好，就应该重视一下。然后我就把这篇作文浓缩概括成这样几句话作为导语，“一个学习成绩优秀的农村女孩子，因借给男同学一支钢笔而被嘲笑为这个男生的媳妇，她的坐位还被贴上了红纸剪成的喜字，评三好也吹了灯，她怕这个名声传到父母耳朵里会被勒死而差点寻了短剑。最后在日记里写道：将来我要当一名教师，决不让第二个女生像我一样不幸。”导语之后我才交代事件的背景，“这是河南省商丘花坟中学郝红梅同学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文《名声》的梗概，这篇作文在最近揭晓的1986年全国中小学生作文邀请赛活动中获得一等奖。评委们称赞它是对封建残余思想的血泪控诉，发人深省，堪称佳作。”下面我才真正写道王老师所让我表达的东西，“与郝红梅同学同时获一等奖的还有上海嘉定镇第二中学马旖旎，天津市新华南路小学李正辉，杭州市一中王慧和南京一中的杨明同学”，最后再说主办单位等内容。稿子发出后，捏了一把汗，因为这种写法在方式是很新鲜。后来文章被总社通过发出来了，编辑是郭林春，这个名字这两年不多见了,他在香港。在八十年代时候是非常优秀的记者，我当时剪了好多他的有些作品。我的稿子发出来之后，反响非常好。如果按照传统写法，估计发出来很困难，如果《人民日报》要用，肯定在文教版上用一个火柴盒的大小就可以了。但是这篇稿子用这种方法写了之后，《人民日报》在头版发出来了，“像萌发的幼芽破土而出，似带露的鲜花芬芳四溢”，这是引题。下面的主标题是《全国中小学生作文邀请赛获奖作品受到赞扬》。发出来之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有个栏目叫“今日谈”，就有一篇文章《为了孩子》，讲的是我这条消息的。后来我提到的那篇作文在《河南日报》头版头条半个版面刊登，并加了一篇调查附记。这篇文章也收到我的书中，然后接着《河南日报》干脆在第三版开辟专栏进行讨论。讨论持续了两个月，有些讨论来稿写得特别好，这是《名声》发表之后的反映。比如有一篇文章《春笋何故遭人扼杀》，“红梅同学：你好，看完你写《名声》这篇文章之后，我的泪有如涌泉般浸湿了书纸，与其说我替那个十一岁的秀梅悲伤，不如说我为自己的屈辱而痛楚。这十一岁的少女也许就是我的再现，要不那一切的一切为什么都那么吻合。我和秀梅有同样的悲剧，不过事情的起因又有所不同。去年我和班上的两位男生两位女生发起成立了一个“春笋校园学社”，不久就有人风言风语向我们泼污水。我们没有在意，而是抱着当一个人被误解后，决不能一味悲伤，感情冲动，要冷静对待，相信大家的判断力。可是事与愿违，像文中的秀梅一样受尽了侮辱和嘲笑，老师也在班上不点名地批评指责，使我几乎没有生活下去的勇气。我曾经写过绝命书，但是我不想死，因为生命之树只刻下了属于我的十四道年轮，生命之钟只敲出了属于我的十四下声响。如今我们几个同学有的辍学在家，有的弃学外出当小工，而我也被迫转了学。是谁扼杀了我们的春笋社？是谁断送了我们美好的追求？流言，这个魔鬼握着杀人不见血的刀子四处行凶。《名声》一文点燃了我先前明烈的创作火花，我决心拿起笔来控诉封残余思想对我们的迫害。此致，敬礼，程冰雪。”还有很多文章，发表这篇讨论文章的时候，《河南日报》又发表调查附记，又调查这件事。当时这种事可能比较多，不然不会引起那么大反响。以至于多少年之后，1996年我到上才县举办的一个通讯员培训班去讲课，我整理资料，突然发现一个“程冰雪”的名字。我想起当年我在河南分社当副社长，有一个叫程冰雪的毕业生来求职，重庆西南政法大学的，被我拒绝了。我想两个名字是不是一个人呢？我在讲课的时候说起这件事，结果大家说就是那个讨论时的程冰雪，那个东西要是不发表的话可能就麻烦了，她当时确实写过绝命书。我就说，我的文章引起了大讨论，结束的时候发表了一篇题目为《讨论仅仅是开始》的文章。后来河南电影制片厂，看到讨论这么热烈，可能会引起很多共鸣，专门就拍了一篇同名电视剧，这部电视剧评上了当年度的飞天二等奖。我的消息发表之后，作文杂志由八十万份上升到一百二十万，我的意思不是我的消息有多么好，当然还是作品好，只是我在写作方法上做了改进。一条导语，一场风波。我还记得当时最开始的原稿是这样写的，有三行多，“1986年全国中小学学生作文邀请赛揭晓，全国作文研究中心与文新出版社作文编辑部举办的86年全国中小学学生作文邀请赛评选最近揭晓，上海马旖旎、天津李正辉、河南郝红梅、浙江王慧和江苏杨明同学获得一等奖，另外还有10名同学获得二等奖，17名同学获得三等奖。”如果这样发出来，可能就不会有这种效果。我还是想说写作手法是很重要的。
在通讯写作上，我1993年曾经尝试过写一组八篇新式的稿子，我现在称其为“四不象”通讯。既不像通讯，不像特写、也不像言论和杂记。但是这篇稿子采用效果也特别好，《河南日报》连载，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口述。这里没有时间给大家一一介绍了。
在调研稿件的写作上我也尝试过一些东西，现在新闻报道中，调研稿件是越来越吃香的一种体裁，可以说调查报告作为一种工作方法是很有效的。我们一直都提倡调查研究，但是调查报告在写作上一直存在缺点，都是老套，存在问题、基本情况、解决建议的三段式。就在写作上一发半个版，读者一翻过去了。我就想如何让调查报告映入眼帘，让读者不看不行。我不断地吸取失败教训，总结出几条经验。选择能够搅动公众心弦的题目；能够见人之所为见；敢于道人之所难道；让故事情节进入调查报道；引用富有表现力的对话增强可读性；注意可行性。但是最管用的是，让故事情节进入调查报告和引入生动的对话，改变调查报告的面貌。现在回想起来，这不是我的发明，我也是受别人的影响。比如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有很多故事情节。再就是郭超仁的影响，如他在一篇调查中讲生产责任制如何先进，原来的一套生产管理体制如何落后时提到，老百姓要养一种牛，四川叫“耍耍牛”。个头很小，不会拉犁。就是因为生产队规定谁家养头牛就可以加多少公分，所以大家就养吃的少，占地小的动物。这样写你就觉得调查报告非常有可读性。86年我们搞粮食调查，87年我们搞棉花调查，我就大胆地选取新方法写报告。由于合同定购实行时间不长，加上通向农民的宣传渠道也不灵通，很多农民都不知道合同定购具体是怎么回事。怎么样把政策评价反映给中央呢？我们写稿子的时候，笼统地讲了面上的情况之后，在文中引入了这样的故事情节。在一个村党支部书记家里，记者问他定购合同是什么样子拿来看看，他说去年是个本，今年是张纸。在场的一个驻村的国家干部纠正说，去年也是一张纸。支书说，我咋记得是个本呢？他去找了有二十来分钟，拿来一个小本。这一看，是个本，这不是去年的粮食合同定购本，而是1984年，就是两年以前的粮食征购任务通知书。支书不好意思了，84年的？我再寻寻。又出去十来分钟，拿来一张纸。他说，我的找不着了，这是吴兴园家的。记者在这张去年的合同上看到的前文的甲方是农民吴兴园，后边落款的甲方确是村的名称，也没有签名。合同执行期一栏，没有任何记录。我的这篇稿子发表以后，很多人说，哎呀，你这个故事讲的好极了，比你说多少遍合同定购没有落实到户都有说服力。一村之首的支部书记连合同是个本是张纸都弄不清，你还说其他人干吗阿？这个故事就是事件型的东西，我觉得增加稿子的可读性。87年棉花调查，是到这个王光明同学的老家周口老店的，我跟着姚光同志，86年，姚光同志是新华社集材局的局长，在广西分社当过社长，在京刊当过副总编辑，现在是集材局的局长，我们俩，粮食合同定购是我们一起搞得，87年我们又到河南去搞棉花调查。1987年我们写棉花调查的时候，有一篇文章写前两年有关部门在棉农售棉时是如何进行压级压价的，里面就讲了一个故事，泰昌县一个农民，为了尽量多卖几个钱，拉着一车子棉花，从本县拉到驻华店地区的上台县，又拉到汝南县，汝南县拉到新菜县，无处不压级压价。有关同志赶紧给他安排食宿，他已经饿得瞬间吞下两大碗肉丝面和六个烧饼。邢师傅看他拉的棉花确实好，就给他联系到淮阳县去卖。他去了，不想淮阳照压不误。农民终于灰心了，又拉着棉花回了泰昌。这场横跨两地区四县，近千里的折磨。稿子刊登以后，编辑部收到大量来信，这个讲过去卖棉花那个惨啊。还有1988年我们写干群关系调查，也引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哎呀，我不能老这样讲，一会时间不够用了怎么办啊！这个。讲农村干群关系紧张的时候，也讲了一个具有故事性的情节，关中户县老店乡，干部到一农户收粮，主人说麦子没了，干部不信，自己搬个梯子到楼上去查看。他刚一上去，那农民就把梯子抽掉，弄得干部下不来台。去年陕南某县，上上下下动员农民养兔，有关部门还向农民积极发放养兔贷款。但兔子热刚刚兴起，又停止了收购兔毛，许多负债累累得农民一气之下把兔子背到乡政府说，兔子我也不要了，贷款我也不还了，说着把兔子往乡政府大院一倒，扬长而去。就是这个故事的感染力非常强，这个故事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有以一当十的效果，但是故事应该是大量事实的代表，而不是随意抓来一个，以偏概全，我觉得这是要把握的一个东西。如果不是这么全部的综合，不是这种联系东西掌握事实，而是片断地，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只能是一个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是。这是我讲故事在调研稿件里所采用的作用。
再有就是语言，用富有表现性的对话增强调查报告的生活气息。调查稿件中大段大段地用对话，是过去的调查不曾有的，我就用。我觉得农民的语言还是掌握不少的，就把农民的语言原原本本地往稿子里装，效果就是不一样。只要对话能表现出事实，就尽量引用，因为来自群众中的原始对话往往充满生活气息，使文章生色。我反映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时写道：某县，有一部分地属于自流灌区，旱情严重时，有些农民就是不放水灌田。干部多次督促浇水，农民不浇，“浇了还得出水费，这些田就够我吃了”，干部说：“够你吃了，我那29斤咋办呢！”。这些都是历史性的话了，现在粮食都吃不完了，老百姓觉得你愿意咋办咋办，跟我没关系。讲到中央三六五申要减轻农民负担，不要从农民收粮款中扣款，而下面依旧我行我素的时候写道：县党委书记决定仍要从收粮款中扣款时，下面的干部提醒他：“国家不是不让扣了？”。他说：“国家不是年年不让扣吗？我们不是年年都扣吗？”除了运用一些简短的对话之外，我们还在适当的地方试验大段大段地引用对话。“7月22日记者与农民闲聊，一位叫王西元的农民说，我的钱都扣完了还不够，又补缴了6毛，你看这农业税咋那么高呀！一亩地合十多块。其他的农民拿着扣款账单也是一亩地合十多块。我们找到粮库主任，问他都扣什么，他说，啥也不扣，就扣农业税。我说，农业税咋那么多呀！他回答，我不知道，那是乡财政所扣的。我又让他找到乡财政助征员，问他扣什么，他也说，啥也不扣只扣农业税。一亩地多少农业税？五块多钱，那人家八分地咋扣十六块多？他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我又问，上面知道你用农业税的牌子扣款吗？他说，不知道，是乡里叫这样干的，说扣成农业税对上对下好说话。群众则说，这卖粮食的好像拿住了带把的烧饼，想咋啃咋啃，以后不卖粮食了，留着自己吃。”
很多看了这对话之后，认为很有生活气息，很有真实感。1987年，我写过一篇国务院紧急通知下发之后，在各地的落实情况也用这种故事和对话的方式来表现，采用效果非常好。被称为“精确的发现，传神的写作”。太长了，这里不具体说了。我调研稿件上写作是有突破成果的，确实产生很大的效果。后来中国记者约我写一篇文章《让调研稿件雅俗共赏》，再后来新华社70周年的时候，出第二卷《我们的经验》，就把我这篇文章收进去，这是让调研稿件活起来的尝试。写作上不断尝试新的表现手法，诸位不管将来是否从事新闻工作，总是要写作。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题材上不断开拓新的领域。日常新闻稿件，不少是老套材料。我就想是否可以在题材上写些别人没有写过的东西。我举了小例子，身边的事不经意地就会成为好题材。91年我的孩子当时是三年级，老师布置了一个写作练习。让孩子在街上观察吵架，描写吵架时的神态、表情、语言。这本来是个简单的事，但是吵架的事经常会遇到，但是当作一件事来找就不容易了。孩子很着急，那怎么办呀？找去呗！星期天我骑个自行车带着孩子出发了。现在记得非常清楚，是1月13号，郑州市花园路，是东部最热闹的地方，花花绿绿地挂着很多宣传税法的东西，那年正好是税法宣传年。那天是郑州市的税法宣传日，税的问题，收得多了少了的，会不会有人因为这个问题吵起来。结果没有，有人看宣传栏上的文章，有人在宣传窗口咨询知识，就是没有吵架的。没办法顺着27路骑车继续往西南方向走，没有。又到了亚细亚商场，人群最集中的地方，整个转了下来，也没有吵架了。后来突然发现有吵闹声，闻声而去，不是吵架的，是一个妈妈正在训斥不懂事的孩子。这可怎么办？后来我突然想到太平洋商场，卖海鲜的，人多，也许会有。结果人山人海，就是没有吵架的，海米海鲜呀都不错，我还掏钱买了点水产。后来又到集贸市场，那地方本来挺乱的，结果还挺有秩序，人都不急。突然看见一辆自行车，连人带车他突然倒在一个三轮车的车把上，我想这回可有吵架的了。谁知道这两个人彼此看了看，没什么损害，点了个头走了。一直找到晚上七点回家，也没有。这时候孩子嘟嘟囔囔，说老师怎么出了这么一个题目。突然我想他写不成，我可以写嘛！当时正好社里发了一个通知，要写反应春节前期市场繁荣、商品丰富场景的这样的文章。以前计划经济体制，每年都要写这样的文章。我连构思都没有，写出来，第二天报纸花边新闻登出来，很快新闻界就发表文章评论这篇稿子怎么妙，当年就收进散文选的集子里。今年突然在书店看到一本书，《中外新闻特写名篇赏析》，里面收进了我的这篇文章。没有人用找吵架的方式来反应市场繁荣、秩序稳定这种题材的。但是也有人被地里称之为拍马屁的稿子，说“解国记，拍马屁不留痕迹”。
还有一次，92年河南省副省长带着到某县开全省乡镇企业工作会议。参观的时候乡镇企业都远见远迎地，这是正常现象。但是只有一个黄河模具厂，厂长在门口等着不让参观，不让看。省长弄了一个大红脸，我到觉得这事有意思，但是很多记者参观。下午的时候市委宣传部问记者们要采访什么，结果人家都找有名的企业走了。我就对那个不让参观的厂子感兴趣。原来这个厂子是与日本合资生产线，技术是保密的。92年的时候，这件事发生在乡镇企业，不得了，它有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我当时觉得这个东西该写，我写《省长谢绝参观》，别人绝不会注意。我当成好东西，果然采用效果非常好，河南省新闻奖一等奖。这是好题材。还有我在80年代写过的《70号大院听牢骚》，就反映改革开放好，通过一个个牢骚发了一篇稿子。《人民日报》头版，后来新华社就广播，满足于抱怨发生于中国的一个角落。还有97年我写的猪头税问题，《长庄乡猪头税竟按人头收》。牲畜屠宰税，老百姓俗称猪头税，杀猪环节收税，现在那个地方居然成按人头收，一口人收11块钱。弄得百姓很有意见，我就跟着河南台记者去采访。稿子发了之后效果非常好，电台口播，《南方周末》配漫画“拍案惊奇”，中央电视台拍了专题片，影响很大。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视，南方周末报道我的时候就是以这件事为由头的，“一位为民请命的记者”。不知道诸位有没有看过《红旗谱》，里面引起农民暴动的就是猪头税，所以这是一件很大的事。稿子发出之后很快制定了一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决定，第一条就是讲这个问题。到去年税费改革就干脆取消了这项税种。写新闻最省劲的就是写别人没写过的。
第三个问题，思想内容上不断发掘新深度。题材这个东西虽然重要，但是呢，由于传统意识的限制，因为你看惯了别人写什么东西你才写什么东西，就是传统意识限制你不去发现。要么有些不能被发现，有些发现了未必报道，就是不方便报。所以呢，大量的经常的还是老的题材，老的不是不行，就看你怎么给它挖到新的思想。思想挖到深度就行，我在黑龙江期间的两篇报道就是靠思想取胜的。其中有一个“最后一个生产队”，就是黑龙江98年1月份黑龙江双城市黎明村四队宣告解体，当地的报纸发了一条消息，发了消息之后，新华社怎么办，就是人家已经发过的东西，我们怎么办，怎么来处理这个东西，那就要挖掘它的思想深度，我要再提升到话，就要挖掘它的思想深度。生产队这个大家可能因为年龄问题都不太清楚，就是大包干之前，村民委员村民小组之前，管理体制式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最早的生产队解体是安徽的小岗村生产队，之后中国的生产队一年一年的解体，大约有几十万一批一批的都解体了，不知道黑龙江居然还存在着一个生产队。98年解体，当时98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总社让组织报道有关三中全会二十周年，让各分社报题目，我这个生产队这个题材，我思想上有把握之后。我都觉得不用向总社报。不用报我都有心拿好稿。我觉得我能挖掘到它新的思想深度，我们那一年这个稿子虽然《哈尔滨日报》、《黑龙江日报》都报道了，我对它还是充满信心。98年抗洪之后，进入了这个稿子的采写，接着进行思想理论采访，这也算采访。就把邓小平的理论融进这篇稿子，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是这个小岗村生产队，第一个生产队解体，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前夕，最后一个生产队解体。这么一个管理体制，在中国改革大潮奔涌了二十年，它居然在那里留着，本身就说明了邓小平理论的宽容度。就是鼓励试，允许看，不争论，不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这是老邓自己说的。对也好，不对也好，走着看，不强迫你，这和过去不一样，过去都是一刀切，现在不是一刀切。这个生产队为什么不解体？黎明村的生产队在大家都解体的时候，它是当时非常好的一个生产队，当别的生产队一个公分一毛两毛的时候，人家可以搞到一块两块，四块，甚至五块，所以那是当时最吃香的一个生产队。生产队解体之风刮来之后，就是实行大包干之后，队长让社员站东过西作游戏式的，同意解体的站这边，不同意解体的站那边，大家都不同意解体，谁解体啊，那么好的地方。生产队什么不用操心，公分值又高，什么都发着，种什么东西都有干部操心，什么都不用管，所以没有要求解体生产队的。但是那时候好隔不住下边这十几二十年的发展，人家提前解体的生产队公分也增长了，由五块钱增长到十块钱，十二块钱，增长一倍多，但是没有其他村长得快。一天收入四五十块的有的是啊，所以生产队笼不住人了，当年站东过西表决保留生产队的方式，到98年已经变成民主投票表决了，大家同时投票表决解体生产队。一个反映小平理论的宽容度、正确性，一个反映了中国改革的变化。反映了中国民主进程的变化，当年小岗村生产队那些社员解体的时候那是签了生死协约，按了红手印的。就是我们人如果出了事，入了监狱之后，我们死了之后，老百姓负责把我们的孩子养到18岁。那时候是冒险干这个事，到了98年大家已经可以投票来干这个事了。总而言之，这个事件容纳了太多太多的思想内涵。我们就把这篇稿子写上，事隔二十年的历史跨越，虽然只有二十年，但是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写完这篇稿子我充满自信，别的稿子先报到总社题目，总社指导你该怎么做，我这篇稿子不报，我报了怕被别人给抢了。带着这篇稿子到总社来了，拿给编辑看，他看了之后，放下稿子拿起电话给和平打电话，这有篇稿子，一条真正的新闻。作为纪念二十周年的重点稿子来播发，因为所有的纪念文章都是从改革开放起到现在发生了什么变化都是回顾性的、评述性的，综述性的，没有一个事件性的，我这篇东西，第一它是事件性的，是一个故事。在什么时候讲一个什么故事，这就是思想内涵深。果然这个稿子出来之后三家报纸头版头条，《新华每日电讯》、《人民日报》和《经济参考报》，还有其他报纸也用了很多，包括境外的报纸。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有一篇文章《最后一个生产队的意义》，把这件事概括了一下，主持者言，如果没有这篇报道你不会想到今天农村改革在经历了二十年的时间之后，中国境内居然还有生产队这种计划经济时代的组织的存在。新华社这篇报道写得非常之好，完全有资格获得本年度的新闻大奖。文章的报道的记者在文中解释最后有个生产队为什么能够保存到今天的原因是这样分析的……”,这里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念了。
我还写过一篇报道，就是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两条江，界江界河水土流失的问题。这也是一个老题材，就是我们这边由于水土保持不好，堤岸每年都要往河里坍塌，坍塌之后中俄两国的边界是以主航道中心线划界的，中心线就往我们这边偏移。这实际上不仅仅是水土流失，是领土的流失。采访之后，怎么写呢？省里也说，反映了好几年也不管用。后来我最后一天沿着江考察走到珍宝岛的时候灵感来了。69年的时候，珍宝岛保卫战，中苏两国之间很大的争端，差点引发大的战争。我算了一下面积,现在每年流失到河里的领土至少相当于一个珍宝岛。我写的文章题目是《我每年约一个珍宝岛折入中国界河》，这一下子思想点就出来了。后来得到了朱鎔基总理的重视，亲自批示有关部门。而且让我觉得荣幸的是，当年正好朱总理正好在黑龙江视察，接见马永顺，谈的时候就几乎复述了我这篇稿子的主要内容。这我觉得非常高兴，作为一个采写的记者，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不可能总理大篇幅背一篇稿子，而且是自己的稿子，自己又在场。99年开始两大工程，界江界河防护林工程，界江界河护岸护国工程。一个是水利部门抓的，一个是林业部门抓的。所以找思想眼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三加一的“三”，我只讲到这，最后的“一”我只能简单介绍一下。也就是我的教训。这些年，我写了不少成功的稿子，也有失败的稿子。最使我震动的是在1984年写的一篇通讯，《农民外事传奇》发表在《了望》杂志上，报道河南商城县一个农民王家园和日本一个叫福田一郎先生来往事件的。王家园歌颂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发生的变化，写了一篇文章。引起了日本福田一郎先生的注意，给他写信称赞稿子写得好，称赞中国农村发生了变化。署名是，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福田一郎。这来往的书信很多，各报纸报的也很多，包括《人民日报》《羊城晚报》《团结报》等。我去采访，特别细心，走了八里多山路，拿到第一手材料，写了篇稿子，写完之后就出事了。事实上他不是中日友好协会会长，严重失实。中日友好协会日本科给《了望》写信，说这稿子有问题。然后我就写检查，其实这东西各报纸都已经报道过了，商城县里还说福田一郎还要在商城县举办农民画展，都出事了。事实上，自己回想一下，在双边行文的时候，都把本国放在前头，我们说中美联合公报，美国人说美中联合公报。堂堂中日友好协会会长不可能行文的时候把自己的头衔搞错了，我当时写的时候也觉得不对头，应该是日中呀，就把中日硬拧成日中，当时就没去仔细问一问。一失足成千古恨。教训我采访每一篇稿子不能有任何疑点。一定要问到底。
还有一个表述上的教训，就是我写的《河南发现外地假劣农药》。这条稿子在《经济参考报》登了，文章表述：“从山东明阳农药厂购进的农药含量只有……”，发了之后厂里找到《经济参考报》，又追到我河南分社。实际上厂里说不是我的产品，是人家假冒的，可是我不知道，是省里提供的材料。确确实实从印有山东明阳农药厂的袋子里，取出农药化验是假的。但是表述的时候我怎么就没想到客观表达呢？如果说成，从印有山东明阳农药厂字样的袋里……，就没事了。所以大家在走进工作岗位之后可能也会摔跤，但是只要总结经验教训就好了。之后写文章就不会出现类似问题了。
没有时间详细介绍了，我写的《郑州街头信箱十月怀胎无人过问》，就是信箱十个月没有开。这篇文章作为中国记者的经典文章评析。我采访得滴水不漏，表述的时候褒贬自在不言中。当时河南省省长李长春等领导亲自过问，全国开电话问题处理。后来包括一个河南村干部集体谋杀一个反映农民负担过重的农民这个案子。94年的时候，郑州市徐州村的村党支部研究给一个告状的农民勒死扔到河里头。这是出现之后，太重要了，是集体行为。我带着地图去采访，采访得非常细，表述得非常客观冷静。在那种情况下，我还把郑州市领导保护一下，文章中提了一句，“市委领导非常重视，7月13日从省委党校学习回来的市委书记李辉立即召开会议要求抓紧办案”，一句话就把地方领导解脱出来。当时李长春批了两遍，江泽民批的非常长，“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如果变了质，了不得……”，时间的关系就不念了。后来这篇稿子作为中办的文件，发至县团级，传到全体党员。接着就是十四届四中全会，中央委员讨论的时候，这篇稿子起到了让大家认识到基层组织存在问题严重性的作用。才有了后来的三年农村基层组织整顿。案犯六个人枪毙了四个，相关撤职查办的等二十多人。《新闻出版》报头条发表一篇文章《敢为农民呼吁——记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解国记》。
我讲的这些，从我个人来说，我是在开拓创新上尽了力了。诸位如果能从事这种工作，也要有这种意识。如果大家能从中收到一些启发，我就满足了。谢谢大家！
【同学提问】
1．您好，根据我的了解，您主办的报纸是党报，在社会很少见。您有没有想过把报纸投入到零售市场，扩大它的受众？还有您的《新华每日电讯》它的定位是什么？是办给党的还是人民的？还是办给党和人民的？
答：呵呵，办给党和人民的。这个《新华社每日电讯》是1993年1月1号创刊的，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刊登新华社的通稿。走过一段过程之后，开始模仿《人民日报》，但是也没什么人看。因为只要看《人民日报》就可以了。今年我们进行了大的改版，脱离了模仿的模式。我在清华新闻系讲演的时候，他们极端地说，解国记要让党报走出党圈。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要让党报走进人民。原来存在的弊端，我提出要通过几方面改革。第一，改造指导性；第二，调整工作性；第三强化监督性；第四，提升世界性。指导性，因为你刚才讲为党办还是人民办，我们的报纸主要问题出在指导性上。传统的党报就是通过指令性、指挥性、工作性、文件性来实现其指导性的。老百姓哪愿意看这些东西，所以我就是要改造这个东西。新华社作为消息总会，应该把大量的新闻信息排到自己的版面上，通过这种新闻信息的引导，让大家接受信息的同时领会党的意图。这样的话，指导性就更好接受些。工作性也一样，计划性经济时代，工作性新闻打天下，现在也占很大比重。真正事件型新闻很少，我现在就是把这些东西往后放，要不然就不用。强化监督性，大家都爱看，我就增加它的比重。过去一周两三篇，现在我每天坚持一个版。过去传统党报是不把世界性新闻放在很好的位置上的，我现在头版头条也上，我现在的报纸就是办给党和人民看的。中央信任，人民喜爱。上报摊的问题，比较难，但是明天我们要在上海东方书报亭试点，希望会得到大众的支持，我们正在努力。
2、您好，我看过您的一些文章，如《猪头税居然按照人头收》，我发现您的文章政治敏感性都很强，我想问的是政治敏感和新闻敏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您是如何把握的？
答：这个问题很尖端，这两个知识结合的很紧密，政治敏感和新闻敏感。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些稿子，两篇都是监督性的稿子，我想讲两句话，包括写一个记者为民请命的时候，为民请命和为党分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你抱着新闻敏感到老百姓中间去采访，去调查的时候，是要为民请命的时候，政治敏感不能丢，为党分忧要把握住，这两条我是结合的很紧的，这两条的度把握的不好的话，就是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你想为民请命，请命不了。只有在抱着为民请命的态度这个根本的东西，现在“三个代表”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请命，没什么错的。抱着为民请命的观点和为党分忧的自觉性来做这个事才行呢，否则的话，你达不到为民请命的目的。为党分忧，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它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为党分忧就是，哪些事党作为中央可能没有了解，我们怎么来反映给它。我觉得你刚才提的问题很好，在中国做记者，政治敏感和新闻敏感必须结合起来，有一次，谁给我提这个问题，我说了三句话，为民请命的百姓情怀，为党分忧的政治素质，高人一筹的新闻敏感，我觉得在中国作记者必须很好的结合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好记者。我概括的不知道准不准，我觉得这三条弄好了才能在中国当一个好记者。谢谢你，我不知道有没有表达清楚我的意思。
3．我是一个乡村的教师，现在国家拖欠教师工资现象非常严重，我给相关部门打电话，他们都互相推脱，没人受理，教师法出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目前好像还没有一起涉及民告官的案例，可不可以从这个角度写一篇报道。如果让您来写您敢写吗？
答：这个问题绝对没问题，拖欠教师工资问题十分普遍，报道绝对不成问题，这里原因有很多，也可能是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没有到位。你说这种行为违反教师法，角度倒是不错，国家财力有限，报道也是反映了很多年也解决不了，关键是要找一个典型。如果你能再找到一个“珍宝岛”，问题也许就解决了。事实我没有观察和思考，没有办法说明很深层次的原因，报道要找到关键的内容。
4、解老师我问您一个问题，有人说，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是拍苍蝇，就只是报道基层问题，而中高层涉及很少，您在新华社工作这么长时间，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答：问题也很尖锐，苍蝇该打还是要打的，某些情况下，高层问题达不到一定程度很难通过公开报道的方式解决。好在内部是畅通的，印数很少的内参是可以的，比如我们新华社有一式三分的内参，这是可以的。我们新华社内参分好几种，发到科级的是内参选编，发到地级的是内部参考，省部级以上的是新闻动态清样等等。你说的尖端问题，能反应，但是公开报道目前还很难，这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的。不是现在做不到，就意味着将来也做不到。比如焦点访谈这样的节目，过去是绝对不可能有的，现在监督性报道量这么大，过去也是不可想象的。
5、作为记者往往要涉及社会痛点，您在采访过程中，有没有进行自我保护。刚才您提到的保护郑州市委领导，这是不是也是在自我保护呢？
答：我个人的政治风险是比较大的，尖端性报道的度是很难把握的，不但有政治风险还有生命危险。比如，我采访村干部杀害农民那个案子，去的时候案犯还没有被抓，我是直接到了现场去采访，之后连夜赶到郑州市委。市委知道我采访，第二天早上就抓起来四个人，第三天逮捕了第五个，进行后续报道的时候就更危险了，当地公安局还给我配了便衣。到现在这种危险也没有解脱，他们的孩子如果要报仇的话，再过四五年就是时机了。这没办法，当您履行完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这些风险就不会考虑到那么多了。新华社记者的责任感战胜了对风险的担忧。自我保护还是需要的，保护郑州市委书记的事，是一种保护，但也是实事求是。社会痛点我们确实在接触，关键看个人怎么把握，两种保护都是需要的。
5、现在社会上有许多这样的现象，一些名记报道敏感问题之后就退居二线了，你怎么解释？
答：我看还是为民请命和为党分忧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有的记者只会起到揭伤疤的作用，如果不是抱着为党分忧的态度去处理问题，就会起到相反的效果。要把握好度，不能只图痛快，不解决问题。你就算是个斗士，目的还是要社会采用你的观点。我揭露了很多问题，但是共产党还是在用我，我们新华社的影响力和读者的认可度是超过任何一家媒体的。
6、现在各领域都有一些国家级的高手，比如说国脚、国嘴，您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不是也跟您的名字有关系？
答：这个应该是没有的，但是我的名字是可以理解为解放之后的国家记者，简称解国记。实际上，我的名字的“国”应该是“锅”，就是家里父母担心将来孩子长大受穷，让头碰一下锅沿，作一个记号，这就是名字的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