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主义政治学强调对政治现象进行实证研究,以摆脱传统政治学对意识形态的附属地位,这种“价值中立”的理想对于客观地研究政治生活的规律、真实地透视政治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种方法提倡的尊重客观事实、还政治生活以本来面目的做法,在政治学研究中只能是一种理想,在实践中根本没有办法实现。可以说,行为主义政治学自其产生,其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即已暴露出来,现实政治生活的严峻,使行为主义政治学很快就陷入了困境,并最后走向了终结。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终结,可以说是内外交困的结果。这种困境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既有学派内部学者的分歧乃至分化,也有对立政治学派的批判,更有外在的政治现实所造成的压力。当然,最重要的是其方法论所内含的不可解决的矛盾。在这里,我们先撇开其内在原因,分析外在的客观原因如何导致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终结。
一
首先,其他对立政治学派对行为主义政治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在20 世纪50 年代即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高峰期,一些新兴的政治学派,如新左派和新保守主义就开始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价值中立”论提出批判;同时,传统政治学派也继续固守他们的理论阵地,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方法论进行批判,认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科学方法纯粹是科学幻想。就这样,围绕着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问题,行为主义政治学派与传统政治学派展开了论战。
在论战过程中,作为传统政治学代表的经典政治哲学学派和制度分析学派对自己的方法进行了充分的辩护,从以下两个方面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方法论进行了反诘:一是政治现象不可经验论证,人类行为所具有的某些基本特征决定了政治学“要永远被科学拒之门外”。在自然科学中,可以随心所欲地根据解释的需要来罗列事实,但在社会科学中,尤其是在政治学中,就必须依赖于政治行动者“本身具的观念才能解释他们的行动,研究者必须根据行动者的动机、所处的社会的习俗和基本概念来解释其行动的意义”。因此,既不存在客观的可操作性的研究对象,也不存在客观的中立的研究者。以自然科学的那一套来研究能动的人的政治行为是不科学的,而且是不可能的。二是政治理论难以预测政治现象。因为预测要求有规律性和重复性,而政治学涉及的对象是处于动态过程中的人,个人的政治行为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不可计划的,不仅环境时刻会改变政治行为的目标取向,人们还会受一些心理因素的影响,因此充满偶然性和随机性,要对其进行预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行为主义政治学也充分表达了自己关于政治学研究方面的理想。但由于各种原因,传统政治学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论战不了了之。行为主义政治学认为他们取得了胜利。而传统政治学仍继续他们传统的研究方法,终于在60 年代末70 年代初迎来了政治哲学的复兴。
在政治哲学复兴过程中,有两位思想家功不可没。一位是施特劳斯,根据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人是最优秀的政治动物,因为他是理性的和道德的动物。正因如此,施特劳斯认为,不下价值判断,便无法研究政治现象,因而政治学不能够、且不应该成为“价值中立”。在施特劳斯看来,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有其致命的理论上的弱点,正是实证主义的局限造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困境,也是现代政治科学的困境。因此,施特劳斯认为,真正的政治学应该是评价的,而不应该是中立的。他认为,所有政治行动的目的,不在于保存而在于变革。当目的在于保存时,我们企图防止更坏的变动;当目的在于变革时,我们希望带来更佳的事物。显然,某一更佳或更坏的思想,引导着所有政治行动。因此,所有政治行动本身,具有一个迈向善生活或善社会的指令,而善生活或善社会正是完全的政治善。进一步说,政治事务原本就属于赞许的或不赞许的、选择的或拒斥的、褒扬的或谴责的。这就是说,政治事务的本质并非中立的,而是要求人们的服从、忠贞、决定或判断。从政治行动的目的与政治事务的本质看来,政治研究者不下价值判断,根本就无从研究政治现象。行为主义政治学家一方面反对价值判断,另一方面又急于推销他们自己的政治学,事实上,他们已经悄悄地选择了他们自己认为的“真理的价值”,但表面上没有承认罢了。施特劳斯的上述理论,切中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要害,揭示了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自身所存在的限度和必然衰落的命运。
在政治哲学复兴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另一位思想家是罗尔斯。面对当代美国社会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危机,整个知识界都在思考,现代国家的职能是什么? 什么才是比较公平合理的分配? 是否存在一个衡量社会正义的标准? 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背景下,1971 年,与众多学者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反思相呼应,与施特劳斯长期以来坚持的政治哲学研究传统相呼应,罗尔斯发表了《正义论》一书,标志着哲学、伦理学潮流的一个重要转折,“即由形式的问题转到实质性的问题,由怀疑和否定转到试图重新肯定,由实证的分析转到思辨的概括”,重新关注制度的正义问题,从而打破了当时政治哲学研究万马齐喑的局面。此后,对于正义、公平等政治价值的研究和探讨重新成为政治学家们的理论旨趣。继罗尔斯之后,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中也提出了有关社会正义的问题,美国学术界称之为后实证时期政治理论的复兴。在这种理论背景下,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张在实践中开始面临全面挑战。
其次,现实政治需要向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提出挑战。任何政治思潮的产生与衰亡都与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分不开,而60 年代末期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就构成了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现实挑战。罗尔斯指出“, 如果说,一种使权力服从其目的的合乎理性的正义社会不可能出现,而人民普遍无道德———如果还不是无可救药的犬儒主义者和自我中心论者———的话,那么,人们可能会以康德的口吻发问:人类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是否还有价值? 我们必须从这样一种假设出发:即,一合乎理性的正义之政治社会是可能的,惟其可能,所以人类必定具有一种道德本性,这当然不是一种完美无缺的本性,然而却是一种可以理解、可以依其而行动并足以受一种合乎理性的政治之正当与正义观念驱动、以支持由其理想和原则指导的社会之道德本性。” 同时,社会动荡迫使学者们对以往深信不疑的原则和方法进行反思:既然已经形成的科学并没有事先预见到社会和政治中存在的问题,那就是理论本身存在着缺陷。他们开始重新检验政治科学的基础构架,反思的结论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单纯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往往忽略了政治的价值和目标,忽略了系统理论的作用。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有些主张,如“价值中立”的主张,使其研究结果严重脱离政治现实,对现实政治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无能为力。而现实的发展不断地向政治学理论提出新的课题,要求政治学家们能够做出满意的回答。两次世界大战,30 年代世界性的经济萧条,核武器的使用和扩散,核毁灭的前景, 种种事端,削弱了人们因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而树立起来的乐观和自信,人们感觉到有些观念或者信念方面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政治学研究再也不能一味地回避政治价值问题,而必须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
最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派的内部分化,也是促使行为主义政治学终结的重要原因。现实政治的推动,其他学派的批判,促使行为主义政治学派内部一部分学者,如拉斯韦尔、伊斯顿、达尔等行为主义政治学著名代表人物开始反省,这也是行为主义政治学走向终结的重要原因。
拉斯韦尔就建议政治学科应该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一些有意义的方法论运用问题”,政治科学家们应该根据自己的目标来选择所要研究的问题。他当时就预见到,美国的政治科学将会“转向运用知识来改进民主实践”。所以,他提议,政治学科需要探求一些直接与人类需要和公共政策有关的基础性问题。美国的政治现实回应了拉斯韦尔的这些预见。在60 年代,美国产生了大量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这问题迫使许多政治学家去探求与之相关的问题,并反省其方法的正当性以及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达尔在推动行为主义政治学向后行为主义转变过程中也起到了积极作用。达尔认识到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有几个明显的缺点。他认为行为主义政治学低估了人类的想像力,在运用想像力进行预测方面尚存在不足。此后,受罗尔斯《正义论》的影响,达尔在1984 年修订版《现代政治分析》中,特意补充了价值理论一章。
作为行为主义政治学重要代表之一的阿尔蒙德,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盛行的时候,也曾对“价值中立”观进行反省。他认为:“政治分析家们往往都回避对政治体系的评价问题,这常常是自欺欺人的。要解决隐含在选择问题和观察角度中的价值倾向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正视所有类型的政治价值。” 这种认识在当时行为主义政治学家中也是非常超前的。
而直接推动行为主义政治学发生革命性转变、并最终走向后行为主义的是著名政治学家伊斯顿。早在《政治系统》一书中,伊斯顿就开始意识到不能将价值完全排除在科学范围之外。根据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现状,伊斯顿预测了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产生。他说:“最近,政治学总体方向上的发展大致具有吸收更精确的研究和分析方法的特点,这种发展已经导致了理论的任务和功能在观念上的根本转变。” 他主张政治学研究要重建新的价值结构。他指出,政治理论家的重要职能之一,是对社会的迫切问题和社会的需要做出敏捷的反应,以便有可能明确表达极其深奥的、但对公民和政治家了解自身处境大有帮助的价值系统。他认为“, 像所有的社会知识那样,政治学的所以产生和不断得到支持是由于人类认为它有用这一明显的事实。如果人们并不认为政治学事实上或可能最终满足人类的某些意图,它就不会存在达两千年之久。”
二
随着“价值中立”论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很多学者对“价值中立”这一口号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提出质疑。达仁朵夫(RalfDahrendorf) 认为“, 就‘价值中立’之社会科学的可欲性与可行性而言,不论我们的看法如何‘, 价值中立的科学这一题材本身,似乎不能以一个‘价值中立’的方式,甚至冷静的方式,来加以讨论。”里利( Gre2sham Riley) 也认为“, 社会科学中客观性与价值上的争议,或许永无终止之时。”
更多的学者对政治学研究中“价值中立”的主张提出了批评。很多学者认为,政治学研究中“价值中立”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空想。如挪威学者克里斯琴·贝(Christian Bay) 认为“, 行为主义所谓的‘价值中立’的政治学,其实是一种不顾社会的存在,而一种象牙塔中的政治学,它显示知识分子的不负责任与醉心于保持现状下的既得利益”。有些学者甚至尖锐地指出,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充满着许多严重的错误,而救弊之道,在于发展健全的价值理论,藉以引导政治研究”。
针对行为主义政治学脱离实际政治生活、不关心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冲突的保守倾向,后行为主义主张政治学研究应当与“当前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相联系”,这就是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著名的“关联原则”。后行为主义主张政治学研究不仅应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逻辑基础,进行基础性研究,发现政治生活的规律,而且,这种研究本身应针对各种迫切的社会问题———种族歧视、贫困、饥饿、核战争和环境污染等。政治学者应该关心社会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规范,应该研究政治体系的性质和目的、个人权利和义务的范围和基础、自由平等正义的意义这类规范性课题。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流于片面、肤浅和繁琐。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格言“宁可错误,也不可含糊不清”相对立,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者的格言则是“宁可含糊不清,也不可于世无补”。他们认为,政治学研究的成果应该付诸政治学者的行动之中,因为政治学研究人员不仅是知识的创造者,而且也应该是问题的解决者。他们应该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勇于承担指导社会进行政治结构改革的义务,应该运用自己的政治知识和技能为现存社会问题提供解决的方案和途径,而不能成为只对社会做小修小补的技师或修理工。总之,政治学不应该成为一门“取消政治”的纯科学,相反,政治学研究的目标和内容应该“政治化”,即应该与现实政治密切结合,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就这样,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价值中立”论逐渐被后行为主义的“关联原则”所取代。“价值中立”论是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的核心,它的被否定也就意味着曾经作为主流学派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已经走到了尽头。
三
行为主义政治学终结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后行为主义对行为主义政治学进行批判继承的过程。后行为主义继承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大多数分析技术和手段,而且其方法更趋精确。如后行为主义者都善于使用统计资料和计算机分析,但他们把自己的技术用于解决至关重要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同行为主义政治学一样,大多数属于后行为主义的研究工作也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体”的政治行为上,并将其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而且,他们特别关注的是作为个体的公民、选民,处于社会化过程中的青少年、决策人物和非官方社团的成员。此外,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一些理论框架和概念也被后行为主义继承和使用。
在后行为主义阶段,政治学家们一方面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另一方面对政府机构和政治行为做出价值判断,既关注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又关注政治学研究的终极目的,从而推动了政治科学朝着政策科学的方向发展。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行为主义政治学作为主流政治学派,曾经对美国乃至世界政治学研究产生过重要的作用。客观地说,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方法论革命曾经带来了政治学研究的繁荣。
首先,行为主义政治学对人的政治行为的重视,拓宽了政治学的研究范围。行为主义政治学强调以政治行为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并围绕人的政治行为这一中心,将心理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等诸多因素都纳入政治学研究的范围,从而大大拓宽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使政治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其次,对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方法的借鉴,丰富了政治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在“科学”的口号下,行为主义政治学综合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物理学、系统论、控制论等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治行为,极大地丰富了政治学研究的手段和方法,方法论上兼收并蓄的特点,是行为主义政治学派内部不同学者的共同特点,也是行为主义政治学迅速崛起和壮大的原因之所在。美国各综合大学,凡是设立政治学专业的,都将统计学、社会调查、抽样分析等课程作为最重要的课程讲授。
再次,在政治学研究中得出了许多新的结论,形成了许多新的理论。综合运用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结果,使行为主义政治学得出了许多传统政治学所没有的新结论,形成了政治学中的许多新理论。如通过将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和自然科学中的系统论运用到政治学研究中,形成了政治学中的政治系统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关于人性中非理性的研究,在政治学研究中发展出学习理论、社会化理论和人格理论;而对人性中理性一面的研究,则发展出决策理论、博弈论。通过对政治权力分配关系的分析,发展出角色理论、小团体理论、团体理论和精英理论。另外,还有政治发展理论、政治文化理论和政治沟通理论,等等,都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结出的硕果。以“科学”相号召,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经验方法的旗帜下汇集了政治系统方法、政治结构功能方法、政治沟通方法、政治决策方法、政治精英方法和政治团体方法等多种分析方。至于技术层面的方法,更是五花八门,如个案分析、实验分析、模拟分析、调查研究、因素分析、统计方法等,应有尽有。而且,根据行为主义的新方法,政治学研究得到迅速发展,各种新成果层出不穷。在五六十年代,美国的政治学研究主要以研究选举行为或者投票行为为主,这是政治生活中可操作的部分,也是当时美国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极大成功首先使政治学在美国成为显学,很多学科都试图与政治学发生某种关系,心理学、统计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学者,都纷纷加入政治学的研究行列,政治学研究的队伍日益壮大。而且,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真正的独立的政治学家。此前,我们所推崇的经典政治学家,如亚里士多德、洛克、霍布斯,他们首先是作为哲学家出现的,他们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哲学方面而不是政治学方面。自从行为主义政治学产生以后,政治得以成为真正独立的学科,很多政治学的研究者得以成为真正独立的政治学家,如拉斯韦尔、阿尔蒙德、达尔、伊斯顿,他们既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倡导者,更是政治学研究的领导者,他们以其特有的贡献在政治学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也在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受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影响,世界各国的政治学也得以迅速发展。
相对于传统政治学来说,行为主义政治学是一种方法论上的革命,它强调“价值中立”和实证研究。可以说“, 价值中立”是政治学研究自古以来的理想。为了客观地反映政治生活的实质,还政治现象以本来面目,历史上许多思想家都将“价值中立”作为自己科学研究的理想。但是,人是一种特殊的动物,人不可能完全摆脱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科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从来就只能是部分的、相对的,而不可能是完全的、绝对的。此外,政治学是特殊的,因为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是处于特定政治关系中的人及其行为,这种特定的政治人和政治行为是无法被孤立、静止、片面的计算和测量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政治学研究的实证分析也从来就只能是一种辅助手段,而不能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正因如此,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的美好理想时刻受到现实的严峻挑战,它在带给政治学研究短暂繁荣的同时,也隐含着某种不可逆转的危机,这是行为主义政治学本身无法逾越的限度。
事实上,行为主义政治学这种内在的矛盾和悖论,从一开始就受到传统政治学的反诘和其他政治学派别的批判。而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治生活中出现了许多用实证分析方法无法解决的新问题。面对这些新问题,行为主义政治学派内外的许多有远见的政治学者,开始对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进行反思,终于在60 年代末促成了行为主义政治学派改变其方法论的一些基本原则,取而代之的是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此后,繁荣一时的行为主义政治学派开始走向终结,而其方法论原则,在经过革命性的改造后,开始融入政治学方法论体系新一轮的分化与整合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