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提起林同济这个名字，人们依稀能想到的是他的《战国策》，其余大约就语焉不详了。无论如何，林同济毕竟是属于二十世纪的，他的学术思想、成就、人生的无奈都是二十世纪中国特有的纷繁。“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恍然近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望这样一位“长一颗标准的知识分子‘蛋头’（egghead）”1的教授时，不仅看到了其深邃的学识和波折的经历，同时也看到了在那个动荡时代一个个性鲜明的知识分子的命运。
少年时光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年，公元1906年）三月三日，一个新的小生命呱呱坠地于福建省福州的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他就是林同济。林家当时是福州的望族世家，十代以来，都是科举入仕。高祖举人，为府学教谕。曾祖起先教书，后中进士，做知县。祖父林皡农，前清进士。父亲林西智前清举人，后学法律，由前清至民国做司法官与教授。可能是家族的遗风，林同济的身上始终焕发着某种贵族风范。
既是“世代为师”，林同济和他另十个姊弟妹们一样，童年的启蒙教育都来自于祖父、父亲以及叔叔们的教授。熟读背诵四书五经是他主要的“课程”。 这种传统儒家经典的教育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深厚扎实的基础教育对他日后的思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之后他对中国儒家文化的批判也是建立在对此深刻感悟的基础上。受父亲的影响，年少的同济喜读《庄子》及左丘明的《左传》。浪漫主义情怀的种子在此时已播洒在林同济的内心。“文学之士”的祖父和父亲对古诗词颇具喜爱，还教授林同济不少经典诗词和文章。同济小时读书即特别聪颖，为亲友所赞羡，他没有和他弟妹们一样贪玩而不愿完成每天的背诵及誊抄作业，祖父的房间里每天都能传来爷孙俩朗朗念诵唐诗的声音。这为林同济日后对中国诗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自己也曾感慨说“对诗词的所有‘敏感’很大程度上都缘自于祖父的训练”2——尽管林同济被认为对诗词有着不寻常的天赋。祖父时常对他谈的“三不朽”之说，在他年幼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饱含着爷爷对长孙的全部期盼和疼爱。
1905年，延续了千年“选拔贤人”的科举制度终于寿终正寝。仕途之道被堵，死抱着经史子集不再是潮流。林同济的父亲是个有学识的开明之人，他把刚满十四周岁的同济送入新学堂进一步学习。因为他们认为教会学校的教育条件比公立学校要好些，即使家中拮据，林家也让十一个孩子全部在教会学校念书。这种既非书院、又非学校，同时又似书院、又似学校的洋学堂往往都是“半边西，半天中”——“中西合璧”式的。开设的课程是古今中外，无所不包。同济就读的是始建于1911年的著名教会学校——北京崇德中学（现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他日后的清华校友梁思成、“战国策”派的志同道合者雷海宗以及挚友孙道临都曾在该校就读。洋学堂的教育背景使林同济在接受更多传统文化熏陶的同时，也受到了一定的西学启蒙，为他日后留美生涯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1922年，聪慧的同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学校高等科。这年，雷海宗恰好从清华学校毕业，公费留美。虽然林同济无缘与这位日后的挚友相见，但再次成为校友的经历为两人建立起非比寻常的纽带。“战国策派”的其他代表人物贺麟与林同济同年进入清华，陈铨在两年之后相继考入。在清华的校园中，林同济接受了更多的“新”学，除国文、修身、通史、上古史、中古史外，还要学修地文、生理、物理、化学、平面几何、手工、音乐、体操、英文学、德法文、高等算学、美史、经济、政治等课程。梁实秋、梁思成、王照时等在林同济入校后次年从清华毕业，梁启超一度被清华聘任。在如此众多良师益友的相伴下，离开清华时的林同济无愧于四年的勤奋苦读，内心也受到不少了“洗礼”。
尽管林同济曾用“世外桃源”式的生活来描述四年的清华生活3，事实上是没有那样安逸的。尤其是北京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各大高校师生的参与热情都异常澎湃。进入清华这样的学府，更是没有可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虽是预备留美学校，清华学生的爱国热情丝毫不逊，反是闻名遐迩。1925年为声援上海五卅惨案的受害者，清华全体学生为孙中山送灵。1926年 3月18日，清华的全体学生参加北京各界五千余人在天安门前召开的要求执政府拒绝日英美等八国提出的拆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的最后通牒，抗议日舰十二日对大沽口炮击的国民大会，遭到执政府卫队的枪击，成为“三·一八”惨案。清华学生有20多名受伤，大一学生韦杰三中弹牺牲。同月22日，清华的全体同学进城迎韦杰三烈士灵柩回校。面对鲜血的淋漓，象牙塔中的安然生活不复存在，林同济怎能在书斋中静坐？怎能独自走开，无动于衷？置身于那样的氛围，“良知”驱使他一同走上街头，手持“烈士不死，英灵犹在，杀尽国贼”的旗帜，体悟着五四学生的激情。这段学生运动的经历想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十五年后他感触于今昔五四之大区别，写下《学生运动的末路》一文。清华的这些传统深入其骨髓。林同济一生挚爱祖国，除受儒家经典的影响外，清华精神也是一个极大的因素。
林同济这代人，随着留学潮，大多吃过洋面包，有过留学经历。转瞬林同济从清华毕业，1926年官费赴美。二十岁刚过的他开始了八年全新的留美生活。是年，入安阿伯密西根大学留学。林同济去美前，在法律界已有相当成就的父亲希望这位长子能“继承”其事业，修学法律，可惜林同济对“触嗅他人事务”毫无兴趣，政治、哲学显然更能激发其兴致4，他一头扎入其中。在密西根大学读书时，他专修国际关系与西方文学史，侧重社会政治思想。1928年，顺利获得该大学学士学位，转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院攻读政治系。
虽然身处美国，林同济的目光却始终聚焦于国内。1927年，日本田中内阁召开“东方会议”，讨论所谓“满蒙政策”。而美国政府及其舆论因日本的“宣传”态度多有姑息。“触嗅”国际事务林同济似乎十分敏锐，他极早地意识到日本潜藏着的巨大政治野心，开始撰写“Political aspects of the Japanese railway enterprises in Manchuria"5。序言第一句话林同济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自华盛顿会议以来，日本对华政策愈集中于满蒙。”6书中他提醒青年要警惕国土被侵。
1929年，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后，林同济继续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并担任该校东方语言系讲师。同时期兼任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米尔斯学院中国历史与文明讲师，由此，林同济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黛南·格雷（Adeline Gray）。这位年仅二十四岁的来自中国的讲师，说着一口流利而纯正的英语，具有文人的儒雅气质，散发着东方人独具的魅力，自然受到不少女学生的仰慕。黛南·格雷更为林同济的才识和个人魅力所倾倒，对他崇拜有加。因黛南的父亲曾在中国当过传教士，促使她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可能是这一层因素增进了黛南与同济的感情。黛南一直期望并坚信同济林如果能专注于某一点，一定会有了不起的成就，两人顿时坠入爱河。
当林同济还沉浸于爱情的初始甜蜜时，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31年，这是林同济一生中重要的转折年。九·一八东三省的沦亡，对他产生不小的冲击，更深深震动了他的心灵。从任何方面看去这都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把整个民族推向一个新的境地，每一个灵魂都深入在一个主题上——民族生存。面对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如何挽救中华民族成为全民族的中心任务，也迫使每个知识分子陷入深深的省思。“日本在开始全面并吞中国，谁能制止他？”7对东北问题有过深入研究的林同济较早的意识到了这一点。还是学生的他如同当年在清华时身体力行，到处讲公理，求制裁，然一切落空。与之最有来往的两位美国教授，几次告诉他说：“日本有组织，有力量；我们美国人同情中国，却是佩服日本的。”这话打着了林同济的心坎。林同济意识到：这是一个讲求“力”的时代，“力”是一切。于是在他心里开始盘旋着这样一个强烈而坚定的认识：（1）西方人的人生观是力的人生观；（2）西方文化是力的文化；（3）而力的组织，自文艺复兴以来，就愈演愈显著地以民族为单位，国家为单位；（4）到了廿世纪，国与国间的“力的大拼”已成为时代的中心现实；（5）在日本全面侵略急转直下的关头，中国唯一的出路是“组织国力，抢救自己”。8以“力”为母题的思想逐渐产生，这是林同济后来提出的“战国时代”、“尚力政治”说的基础。
此时的西方，尼采正风靡思想界，也是被纳粹大加曲解利用之时，正求学于美国的林同济，攻读的学科又是政治、哲学，“置身于这样一种‘尼采热’的浪潮下，西方思想界的这一重大变化和尼采的思想观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9尼采，这一发现不免让意识还有些模糊的林同济激动万分，他终于找到了自己思想基础的根据。无怪乎他说生平爱读尼采的作品，甚至认为尼采的作品“最搅动心魄”。林同济认为，“尼采确实嗅到现代欧西文化的中心病象”——颓萎；于是应当寻求一种“超过人类”的努力——超人。在林同济心中，尼采的“超人”是一种“把宗教家‘超于人’的高度认合于道德家‘入于世’的热力，再透过苏格拉底以前希腊异教的自卫精神，唯美精神，而烧烤出他心目中所独有的理想人格型”。10这种理想人格可以在儒家思想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找到共契之处，也更适合在发蒙时期即熟读四书五经的林同济骨子里的思想。
1934年，林同济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政治学博士学位，时年28岁。他的博士论文《日本在东北的扩张》答辩十分成功，在近五十年后他的追悼会上，加州大学在悼念词中提到，他在伯克利荣获博士学位的荣誉“使他一生臻于圆满。”11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往往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出国留学，学成后为国效力是他们的主导精神。正是这种爱国主义情感，使他们往往在历史转折的关头做出很多常人无法理解的选择。清华的出国留学生学成后大都回国。林同济也不例外。1934年，当日本侵华战争的烽火即将全面燃起之际，林同济带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回国。
辉煌年代
1934年，林同济把它称为之自己的“定计之年”。无论事业还是婚姻都在这年有了起步。林同济开始了他人生旅程的辉煌。
从美国回来后，可能得雷海宗的推荐，林同济到天津南开大学教书。显然林同济极受南开的器重，即刻担任了政治系兼经济研究所教授。除教书外，他还被聘任为《南开社会经济季刊》（英文）的主编。
这年，二十八岁的林同济与黛南·格雷结婚。当林同济回国后，对远在美国的“学生”依旧无法释怀，每每寄去长信以述衷肠。在那样一个年代，娶一位美国洋媳妇回家仍是鲜见的。林同济担心家人会不同意，或是因彼此生活习惯的差异而不能与父母融洽相处，故而一直隐瞒。倒是开明的父亲看出了同济的“心思”，促成了这桩婚事。之后，同济与黛南在东京相聚成婚。这位美国媳妇坚持要体验一回中国风俗，所以婚礼的庆典是按传统仪式在中国举行的。随后，黛南也到南开大学教授英文。
林同济是不甘“寂寞”的，回国后他便要向人们证明他的一套思想学说。祖父从小就教育他的“立言”最高，“立言”最可传久，影响最大的教诲始终触动着林同济的内心，而一心认为“思想家是最有为的政治家，因为他控制着人们的灵魂”的想法更激发起他的“壮志”，立志“做个思想家”的信念由此打定12。林同济追效费希特（Fichte）《告德意志人民书》的风格，开始写一本批判中国文人性格的著作，以贯彻“做个思想家”的夙愿。拟就了大纲，最终因抗战发生而中止。
日本蓄意挑起七七卢沟桥事变，面对日本的咄咄相逼，蒋介石政府不得不进行抗战。1937年盛夏，蒋介石为了取得更多的支持，将全国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邀请到他的避暑胜地庐山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由蒋亲自主持共同商讨国家大事。林同济也在受邀行列。会议结束后，每个与会者被邀请加入国民党，林同济回绝了。一直在法院任职的父亲，深知其中的复杂，不仅自身努力地要远离政治，也一再建议他的孩子不要介入政治。林同济显然也没有想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的意愿，他一生都没有接受过一官半职，始终以学术的姿态参与政治，以学者的身份为大众说话，向当权者提出批评与建议。但与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林同济把抗日救国的希望寄予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
不久，日本攻打上海。上海即将落入日本的手中，距离它不远的南京岌岌可危。南京政府颁令规定所有在职官员都必须坚守岗位，不得离城，但其家属不受限制，在国内第二法庭担任主法官的父亲决定把家人送往四川重庆。于是身为长子的林同济代父护送。他们搭乘的前往重庆的英国轮船拥挤万分，饮用水一度被中断，许多乘客处于缺水状态。林同济被这种漠视中国乘客的行径激怒，与船长进行交涉。英国船长作势要推挤他，试图给他一个下马威时，被同济大喝一身声：“Don't touch me！”（别碰我！）船长被震慑了。一番谈判之后，被迫同意提供饮用水。林同济在洋人的威势面前捍卫了中国人的尊严。
逃难到四川后，林同济到昆明云南大学担任政经系教授。在1938年4月16日昆明市各界在省党部举行的民众讨逆大会上，林同济发表了关于中国文化的演讲。谈到中国“孝为百行先”的流弊，主张此后应当以“忠为百行先”；谈到中国“猎取功名”观念的流弊，主张以“创造事业”观念；谈到中国“容忍苟安”的习气，主张此后应当特别注重“勇”的提倡13。这一演讲遭到了一些的反对声音，这或许是林同济向大众发出的第一个呼声。林同济于6月15日《今论衡》第一卷第五期发表《大政治时代的伦理——一个关于忠孝问题的讨论》，进一步论述了这一问题。在这个国难逼来，山河破碎的时代，林同济终于义愤填膺的走向社会，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投身其中。
平津沦陷后，北方三大名校纷纷迁往昆明。1937年11月1日，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成临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昆明成为后方第一文化城，在此，林同济遇到了更多志趣相投的朋友。这个时期的大学教授往往都拥有较大的自由，喜将自己的学术思想诉诸于笔墨，先后创办了《当代评论》、《今日评论》、《战国策》等等。《今日评论》的主编就是林同济的昔日校友雷海宗，时为西南联大历史系主任。1938年《今日评论》在昆明创刊。林同济受雷海宗的邀请一并参与编辑。朱光潜也有加入。慢慢地，围绕着《今日评论》杂志云集了相当一批共志者，他们是后来的“战国策”派的雏形。
受西南联大氛围的影响，在抗战激动之下，林同济原来的著书立说想法有了一些变化，他考虑办刊物，想要在中国的学术界掀起一场文化学术思想运动。1940年，林同济与云南大学、西南联大的一些教授陈铨（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雷海宗（西南联大历史系兼师院史地系主任）、贺麟（西南联大哲学系心理系教授）为核心人物及何永佶、朱光潜、费孝通、沈从文、郭岱西、吉人、二水、丁泽、陈碧生、沈来秋、尹及、王讯中、洪思齐、唐密、洪绂、童嶲、疾风、曾昭伦、曹卣、星客、上官碧、仃口等26位“特约执笔人”（其中唐密为陈铨的笔名、尹及为在何永佶的笔名），为了表示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态度及积极的入世精神，以古代的谋臣或策士自诩，共同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他们因此被称为“战国策”派。
1940年4月1日，《战国策》半月刊正式创刊。“战国策”派以重建中国文化为宗旨发表大量文章，主张文化形态史观，提出文化重建构想，大谈“大政治”学说，抨击官僚传统，检讨国民性，提倡民族文学运动，在学术思想界掀起了不小的风波。一时间，“战国策”派名声大噪。
事实上，“战国策”派主要以雷海宗、林同济、陈铨三架马车齐驱的。他们常以论著呼应彼此的观点。雷海宗（1902-1962）年岁最长、最资深。1922年从清华毕业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1927年获得该校博士学位，随即归国。回国后曾担任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代理院长等职。编著有《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中国通史选读》、《西洋文化史纲要》等等。“战国策”派时期，谙熟历史的雷海宗往往从历史学的角度寻求中国文化的发展，他提出的“中国文化独具‘两周’”14论是其独特的中国史观。陈铨（1905-1969），1928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奥柏林大学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后，转赴德国攻读博士学位。与林同济同年回国，曾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西南联大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等职。著有《中德文学研究》、《中国纯文学对德国文学的影响》、《从叔本华到尼采》等，并创作有《野玫瑰》、《金指环》、《无情女》等，显然，以文学见长的陈铨更多的是从文学角度来提出文化重建构想，他借用尼采的思想提出“英雄崇拜”，提倡“民族文学运动”15，以民族文学增强民族意识。与雷海宗、陈铨相比，用“通才”来形容林同济似乎更恰当些，文、史、哲各方面他都有涉猎。这与他的启蒙教育以及八年留美生涯的诸多兴趣是分不开的。林同济进入了他一生著作最丰的颠峰期，及一生中最放光彩的时刻。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中留下了他的篇章，然而时代给予他的磨难重重的命运之轮也许也由此打开了。
林同济从文化形态史观出发，提出“战国时代重演”论。“战国时代的重演”是林同济的文化命题，他对文化、对民族性格的论述都是从这一点出发展开的。林同济将文化发展的一般形态分为封建阶段，列国阶段，大一统帝国阶段三个阶段。他把现实世界比作中国古代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的意义即是“一切为战，一切皆战”。并有三个独特的地方：“战为中心”、“战成全体”、“战在歼灭”。 他强调中国要在这个时代生存必须建立起“战国七雄”时代的意识与立场，重新策定内在外在的各种方针、仔细评量二千多年的祖传文化16。
林同济“力”的学说则回答了如何建立起“战国”精神。在他看来，面对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与抗战现实，唤起民族的活力关键在于“力”。有了“力”，才能“战”，才能“斗”，民族也才能“生”。因而他鼓励人们建立“战士式的人生观”，勇敢地去“战”17。他希望以力来改变国民胆小懦弱、明哲保身、息事宁人的性格。
林同济还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他精辟指出中国政治的关键就在于“官僚传统”，这个具有皇权毒、文人毒、宗法毒、钱神毒的渐已转为内向型，逐渐腐败、落后的毒瘤必须彻底根除。18林同济认为“士”是改造传统政治文化的关键点。对士大夫文化的批判显示出林同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体悟。他指出三千年中国社会政治史一言以蔽之“由大夫士到士大夫”，即由贵族武士型转到文人官僚型。大夫士的核心价值观念“义”蜕变为面子，“礼”退化为应酬，“忠、敬、勇、死”的四位一体观，巧变为“孝、爱、智、生”的四德中心论，凑成一种“柔道的人格型”。理应担负文化传承的“士”已由技术蜕变到宦术，即由做事蜕变到做官，这是国家的孽运19。现有的士如何成为配当社会改造的动力与先锋是这个民族急待解决的问题。
林同济的“战”与“力”的学说都是缘于抗战这个大时代下提出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是挽救危亡的唯一途径。但在人们广泛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侵略战争的声音中，他独树一帜，一鸣惊人地说“战国时代的重演”，在学术界不免引起强烈的震动。胡绳、茅盾、潘梓年、汉夫都撰文提出自己的不同观点；更有甚者，认为林同济等人的思想是法西斯毒素在中国蔓延。林同济的《第三期的中国学术思潮——新阶段的展望》一文发表后，郭沫若在重庆文化界第七次座谈会上“点名批评”，从而掀起了一场不小的争论，林同济因此成为学术界的关注，遭到不少“谩骂”。虽然此时基本上仍限于学术上的争鸣，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林同济已与左翼知识分子结下了某些“恩怨”。
在林同济的学术成就走向辉煌的时候，婚姻生活出现了难以名状的痛楚。与黛南结婚后，美好的生活只持续了三年。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林同济适时在庐山参加蒋介石主持的座谈会，之后为了躲避战乱，林同济护送家人至四川。仍在南开教书的黛南因为是美国公民得以暂避上海。1940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对日正式宣战，所谓的避难所也就不复存在。为了能与在昆明的同济相聚，黛南经过万难来到昆明。可惜相聚后的幸福时光维持不久，因为黛南完全不能适应昆明的环境，很快健康出了严重问题，患上了慢性腹泻、急性疟疾等许多病症，只见身体日益拖垮。处于战乱中的中国没有很好的医治设备及疗养环境，回到美国是唯一拯救黛南的办法。考虑到以后两人相见的机会十分渺茫，林同济不得不作出痛苦的决定：与黛南离婚。经过一番苦痛挣扎之后，黛南最终与这位一生深爱的“老师”分离。意外的是，1948年黛南以联合国官员的身份来到中国，依旧是单身的两人一度论及复婚，可能林同济还是考虑到照顾父母，终究未果。但是林同济一生都没能遗忘黛南，他一直独身一人，直到57岁母亲去世后才再婚。在他1980年去美国讲学时，甚至还打算为黛南树墓碑，可惜这个心愿未能实现。
1941年7月，《战国策》半月刊在出版了十七期后，因“空袭频仍，印刷迟缓，物价高涨”20而宣告停刊。当时设在重庆的发行量最大、颇具影响力的《大公报》同意自12月3日起每周三在《大公报》上开辟《战国副刊》。林同济被邀请担任《大公报》每周副刊的编辑。由此可以看出，《战国策》杂志和“战国策“派在后方已有巨大的影响。
这一阶段，林同济的代表作主要有《从战国重演到形态史观》、《寄语中国艺术人——恐怖·狂欢·虔恪》等等。《从战国重演到形态史观》是林同济文化形态史观的进一步阐述，他把各种文化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一）封建阶段，是“原始人群”与“文化人群”的分界，就是贵族中心或贵士中心阶段。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二）列国阶段，具有“个性焕发”和“国命的整合”两大潮流，是任何文化体系最活跃，最灿烂，最紧张而最富创作的阶段。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三）大一统阶段，此时一心一意要“太平”，只求“天下无事”，结果导致“颓萎”21。而《寄语》一文则是林同济倡导“民族文学运动”的代表作。林同济模仿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风格，展现了“恐怖、狂欢、虔恪”三种美学境界。文如其人，文章中那种奔放、挚热之情是林同济个人气质的体现。
黛南回到美国后，林同济孤身一人得了胃病肺病，辗转与已迁居四川北碚的家人团聚。适时，上海复旦大学已搬迁到北碚，这个重庆旁的小镇因而繁荣起来。林同济的父亲已在复旦教授民法，同济到那里担任比较政治学教授。由于林同济身体状况不太良好，而昆明方面教授的稿子又不继，他一个人难以支撑，1942年7月《战国副刊》在出版了三十一期后也停刊了。
1943年末始，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人们更多关注考虑战后建立怎样的国际新秩序，建立一个民主的世界，再度成为时代最响亮的呼声。林同济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对“战”与“力”逐渐“退热”。另一方面，婚姻的悲剧收场，使林同济深切感受到人生的百变。他的思想开始由“力”的学说转到“价值论（道德论）”的强调，由战国主义转到人文主义，对一些基本哲学问题有了更多的关注。同时，几乎停止了杂文的写作，回到了原来著书立说的想法，潜心攻读，希望有一天可以写出一、二本“传世之作”。
1944年，林同济在重庆主办“在创书林”书社，编在创丛书。这是他探求一种他称之为“中国人心灵的寻求”22的工作的开端。林同济开始将改造民族性，重建中国文化视为一项长期的任务。5月，雷海宗《从叔本华到尼采》一书由重庆在创出版社出版，林同济为之作序《我看尼采——〈从叔本华到尼采〉序言》；6月，林同济主编的《时代之波》由重庆在创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入了林同济、陈铨、贺麟等23篇论文。
1945年，林同济开始着手另一份“雄心勃勃”的计划，创建一座最大规模的西方思想图书馆。正当林同济为筹措图书馆资金犯难之际，命运的曙光再次照射到他身上。他在重庆结识了上海银行的创始人陈光甫，两人一见如故，成为好友。陈光甫承诺对于创建图书馆给予经济上的全力支持。不久，林同济应美国国务院文化处的邀请，赴美进行学术交流，同时受邀的还有曹禺、老舍。林同济先在奥克兰市的米尔斯学院执教。之后在斯坦福大学做了秋季学期的客座教授，讲授“中国：心灵高于政治”，这或许是他兴趣转向后的内心思考所得，美国《观念史杂志》（第八卷第八期）后来还发表了他的《中国心灵：道家的潜在层》一文。然而林同济此行主要目的还是为图书馆争取学术和经济方面的支持。而后，林同济又游历欧洲，广泛访问了英、法、德、意文史哲学者与作家。如与意大利的克罗齐、法国的萨特、英国的拉斯基等讨论中西文化问题，并邀请每位被访者提供一份100名最重要的西方思想家的名单，以他们的著作作为图书馆的第一批藏书。林同济没有留居国外，在国内战火纷飞时回国。很快，“海光西方思想图书馆”在当时上海的哥伦比亚路正式创建成立。林同济最小的弟弟林同奇、复旦大学的蒋孔阳以及另两位编目专家一起研究管理。图书馆还定期举行各类学术讲座，一度发展兴盛。1949年5月上海解放，图书馆被关闭，藏书归入上海图书馆。
1948年，郭沫若写《斥反动文艺》，将文艺界分为红黄蓝白黑五类分子。其中“战国策”派被归为蓝色。“蓝衣社”曾是国民党的文化特务组织，因此所谓“蓝色”，即是指责“战国策”派是国民党文化特务，替国民党服务。“战国策”思潮至此被定性为“宣扬法西斯主义”和“为国民党统治提供学理依据”的“反动思潮”。这一定性注定了林同济后来多难的命运，“反动思潮”的帽子更是持久难摘。
沉寂岁月
1949年2月，北平解放。蒋介石大势已去，败退台湾，临走之际运走了黄金、白银、外币和中央博物院、故宫博物院的文物精品，同时还制定“抢运学人”的计划。父亲考虑到林同济的“历史记录”，建议他离开去台湾。然而林同济回答说：“中国若亡，吾与汝皆亡。”他真实流露出的情感让父亲无可辩驳，最终林同济留在了大陆。林同济这辈知识分子在思想感情上大多倾向伟大的祖国，文化认同感很强，往往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感和深厚的“根”的情怀。且不说林同济在抗战时如何一再号召要勇敢地投身到战争中去，要捍卫国家的尊严，民族的对立，就是在他受到严重批斗后仍然讲：“母亲越是穷，才越不能离开她。”国外的弟妹劝他退休去美度晚年，他屡屡谢绝说：“祖国不富强，我无心悠闲度日。”Stanly Wells和Cyril Birch等几位不常夸耀他人的英美著名学者，谈到林同济，都称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诚然，林同济有着崇高的爱国情操，但促使他留下的另一重要原因还是为了父母。作为长子的林同济把照顾父母作为理应之责，“父母在，不远行”，这种传统“士大夫”习气深深指导着他的行为。尽管林同济曾专文批判“孝为百行先”，但“孝”仅作为“敬爱父母”之解23时他并不反对。同济对父母的爱是深沉而发字内心的。与黛南离婚后他一直独身，担心一旦多了一人闯入他们的生活会让父母感到不自在。1958年，父亲去世后，林同济对母亲更是照顾备致，昏晨不怠。1957年，林同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生怕对母亲照顾不周，已降职在低年级授课工资不太高的他仍为母亲请了一保姆。母亲生病时，复旦大学第2宿舍楼里经常能看到林同济奔波忙碌的身影。1962年12月30日，林同济照顾了十六个春秋的母亲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这给他以很大的打击。他邀请复旦的一些同事为母亲开追悼大会，并特写一诗悼念。父母去世后，同济每年都纪念他们的生日，可见其孝心。诚然，在后来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孝”与才华能否得到舒展的两难选择中，林同济的心中不乏矛盾，难免会产生“梦寻海上三山药，误捡人间万卷书”的情绪。”他尤其钟爱于莎士比亚的《科利奥兰纳斯》，并在授课时一再讲述，可能就是因为与科利奥兰纳斯产生某种心理共鸣。其中的酸苦与无奈是常人无法体会理解的。
新政权给“一穷二白”的中国带来了生的曙光，开创了一番惊天动地的新局面，同时也掀起了一场革命性的改造运动。事态的发展是林同济始料未及的。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参战。为了动员群众，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展开，进行了仇视、蔑视、鄙视美帝国主义的“三视”教育。这一运动波及了有美国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留美八年长期受美国文化影响的高级知识分子，林同济在此时不得不厉声控诉美国的文化教育。所幸他一向认为美国学术思想较为浅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使他部分能认同“三视”的作用，内心没有太多的挣扎与矛盾。1951年9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全面开始。翌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宣传文教部门应无例外地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提出人人检讨过关的要求。既为“反动思潮”“领导阶层”人物，林同济不免要对他的前半生做一次“深刻的思想检讨”，于7月20日递交了一份数万字的长篇《思想检讨报告》。在这份自我上纲上线的报告中，林同济对自己的出身、思想、言论做了一次“深刻的自我检讨”。可以想见，当林同济在大会上全盘否定自己的思想体系及一切言行时，心理忍受着多大的痛苦。但他并没有因此变得“乖巧”，失去他的真性情，据他的老朋友贾植芳先生回忆，他对许多事情有自己的看法，认为“肃反时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理解实际上是坦白从严，抗拒从宽。”针对解放后人口流动的限制，他又说：“人本来是动物，现在却成了植物，不能动了。”24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了。一开始他并不是右派，后来因系里右派人数不足，而他平时比较直率，因此最后被拉去充数，成为“右派分子”。从此被打入另册，受尽苦难。但他内心并不认为自己有错，他打电话给他的好友、同时也被打成右派复旦历史系教授王造时，说：“吃亏的不是我们，而是他们自己。”
1952年的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把林同济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教书。虽然不能继续政治史、文化史的研究，总算还能发挥他英文的特长。钱钟书曾大力赞扬林同济的parliamentary English（议会式雄辩英语），称泱泱中国真正精通英文的仅一人半，他本人算一人，剩下的半个就是长江以南的林同济。1942年，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曾邀请国内最顶尖的几位英语大师翻译此书，林同济亦被当时的行政院长王宠惠邀请，因不可完全回绝，林同济最后对书进行了部分润色。他后来翻译的唐诗宋词在国外颇具影响。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出色的英语大师却“沦落”去低年级教授简单的英语。幸而当时被打为右派时，林同济是凑数的，不是改造的“重点对象”，仅戴帽子，没有批斗，不久就被允许回到讲台恢复担任高年级英语课及研究生专题讲座。据林同济当时的学生、现在的复旦大学外文系名教授陆谷孙先生回忆：“林先生走上讲台，‘金口’一开，立即赢得学生一片叫好；非他任教的小班还上书系领导，还要‘争夺’林同济。”25
1963年，在孤寂走完大半生后，林同济与为其母亲做过长时间按摩护理的护士王大珍女士结婚。然而没过上几年稍许安逸的生活，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革时期，新老帐一并算，林同济再次受到了严重的批斗，“彻底”被“束”。过去的“反动历史记录”大帽未摘除，新的罪名又以强烈之势涌来，林同济因曾经教授过《哈姆雷特》和《科利奥兰纳斯》被揪斗了十几次，关了两年多，每天被要求打八瓶水，来回需走不少路。看到六十多岁的先生还要招此磨难，已成为同事的学生陆谷孙常“偷偷”帮助。即使是自己的先生，见了面也不能打招呼，只能微微点头。
林同济看不惯那些令人作呕的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尽管这是一个时代的逼迫）决定退休，“待雪梅花意自闲”。然而林同济从来不是一个甘于孤寂，虚度光阴的人。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停笔养心，而是以十几年的日日夜夜为李贺诗正字辩疑，期间阅读了李贺诗歌古今版二十余种，从二百三四十首诗中，发现错字、疑字五百多条。同济认为李贺诗空灵幽邃，或许他想在李贺将意识升华到极高的境界中找到某种失落的意境。
林同济心灵的另一种释放是与与名画家刘海粟、朱屺瞻、张大壮、谢之光、黄幻吾及周链霞女士等多有往还，自称是“蜷缩一角，苟延残喘。”体内道家思想中的自由精神多少排遣了心中的苦闷。其中，朱屺瞻的画作尤得他的喜爱，可能是朱翁画作中特有的“放”体现了“力”的韵味。两人时常欢晤畅叙，纵谈绘画艺术、戏剧、哲学。一次杯茶对坐间，谈及中国画一向“意境第一”，未有画家将对宇宙、对人生的看法反映于画。朱翁得此启发，创作了画壇里程碑式的《浮想小写册》（十二图）。暮色之年，林同济又将朱屺瞻日常与亲朋友人的谈艺整理润色为《癖斯居画谭》一书，1981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所谓“无为”其实还是“无不为”。林同济虽不善画却能书善诗。他的书法秀丽隽雅，如今上海“国际饭店”四字即为他的墨宝；还以“耕青”自称，为这些画家作有不少诗句。林同济尤爱中国传统诗歌的七言绝句，他的诗词工夫在此时发挥极至，可惜两百多首诗词大半散失，少有留存，实为中国文学界一大憾事。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有如雾散天青，林同济写下了“十年流去天河水，洗出人间一点真”的诗句以寄托感奋。肉体上的摧残，精神上的折磨，都未能把他整垮，他顽强地挨过来了。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会议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林同济被平反。年至古稀，苦尽甘来。
夕阳瞬间
建国之后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林同济逐渐中止了政治学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转而研究莎士比亚戏剧，并尝试以五拍素韵诗体的方法翻译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及《麦克白》。研究莎学不能说就是完全“屈服”。尽管林同济的一生充满挫折，屡遭迫害，内心浸透着苦痛——抱负始终不得志，但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即使后来几乎完全致力于莎剧的研究，也依旧寄托着他当年的执着——为促进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而努力。研究莎学是形式的改变，深层中对民族文化的忧虑与使命感依旧。为了实现这一宏图，“四人帮”粉碎后，他以“烈火烬中再起凤”的乐观精神，活跃于中外文化交流的活动中。如果说抗战时是他的“第一春”，那么这时则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二个春天”。可惜来临的有些晚且过于短暂了。
被打为右派时，在身心受到双重重创的困难条件下，以数年工夫完成的“ 'Sullied' Is the Word: a Note on Hamlet Criticism”终于于1980年1月《外国语》发表。26尽管当时这一争论已达成一致，但林的文章仍引起了国内外莎学界人士的普遍关注。因此，1980年8月林同济临时得到莎士比亚年会的邀请赴英参加“第十九国际莎士比亚讨论会”。林同济成为建国后第一个参加国际讨论会的学者。三十多个国家的两百多位学者参加了这次盛会，会议讨论的主题为“莎士比亚关于人物塑造的方法”。由于赴会仓促，来不及在会上提出论文，林同济仅在闭幕会上赋诗赠给大会：
独握灵光镜，摄来万像真。
自然无碍趣，四海一家亲。
尚友群贤集，遄飞壮思新。
兰亭今古意，中座抚频频。
前四句写莎翁真实地反映现实的奇才，后四句写莎学讨论会的盛况，以兰亭修楔事为衬托，回到中国文化方面来。同济把题诗用毛笔、宣纸书写，成了具有特色的赠品。他书写的这首诗被配装镜框，悬挂在莎士比亚学院的大厅里，其作品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可见一斑。
赴会前林同济接受了不少采访。在接受新华社的采访时，记者为了表达他的敬意，彬彬有礼地称林同济为“著名的莎士比亚专家”，可能是林同济想起了《sullied之辩》一文不允许发表之事，他激动地回答说：“你听说过有哪位莎士比亚专家连一篇关于莎士比亚的文章都没有发表过？算了吧。叫我老学者就行了。”事实上，林同济常谦虚说“专家”一词闻之“汗雨湿背”，爱“老学者”这个称谓。此时他已少了年轻时的“狂”，更平添了一份“真”。 在一生最后几个月，他似乎在作最后的冲刺。力主要在国内建立莎士比亚图书馆，逐步形成莎学研究的中心，以推动莎学研究进一步发展。在英国的一个月里，他为筹建莎士比亚图书馆到处奔走，做了大量工作。他单枪匹马，去演讲介绍中国莎学情况，英国莎士比亚学院捐赠了部分莎士比亚书籍。林同济又用节余的钱，为筹建中的图书馆买了两大捆书，兴致勃勃回国，而其它什么东西都没买。
经历这么多磨难后，已七十多岁的高龄，林同济已无所畏惧，更敢于直言。文革后的人常心急如燎，已至古稀的他更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急切地想表达对国家未来的看法。在一次接受新华社记者的采访中，林同济就直述了自己对“民主集中制”看法，认为终身制早就过时了，没有权力交接就是不民主。他是少数几个最早指出终身制弊端的先见者之一。可能就是他这些“异论”，在他动身赴英之前， 8月14日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南海接见了林同济，林的好友新华社记者章仁鑑是此事重要的穿针引线之人。两人交谈了两个多小时，林同济直抒己见，首先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构想，强调批判选择的汲取西方文化中先进的思想。他还表示自由民主、人权等字眼不能放弃，要扩大，又指出大字报是落后的东西，建议让民主党派自己办报，成立一个研究中心，作为书记处的助手，在《人民日报》开辟星期论文和专栏，让各种人发表意见，以体现民主的意义，还可针对时弊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胡耀邦对林同济的建议表示了赞同，表达了共产党对二十年来走的弯路的反思，鼓励林同济结合自己的体会大胆讲，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不要紧，回来不会“算帐”。
林同济以其深厚的学术底蕴和直言的个性赢得了盛誉。英伦返国后，林同济即接到自己的母校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及哈佛大学等赴美作学术演讲的邀请函。未作休顿，辗转赴美。在甚多的邀请会、聚会应酬之余，林同济勤勉于演讲的准备，同时还为画家朱屺瞻、关良、刘旦宅、程十发等与美国朋友洽商为其在美举行画展，致力于中美文化的交流。年逾七旬的林同济常常忽视自己的年龄与身体状况，过分紧张地工作。在伯克利成功的第一讲《莎士比亚在中国：魅力与挑战》使得第二回演讲吸引了更多的听众，座无虚席，许多人还从头站到尾。在最后提问回答中，林同济主张要温和的改革，中国再也历经不起疾风暴雨式的革命，他认为暴力革命必导致另一种暴力，如此循环，必伤国家元气。他希望能够允许民众办报纸及刊物，以活泼文化气氛，更好地沟通民意。在《中国思想的精髓》一讲的掌声中，在哥伦比亚、哈佛、耶鲁等大学还在热烈期盼他的演讲时，林同济的身体终于经受不住如此的操劳，因心脏病土突发，于1980年10月20日与世长辞，终年七十四岁。
林同济原计划在美国停留半年，在美国各大学进行七讲。除在加州大学的三讲外，还将在讲学，论及莎学研究外，还涉及旧中国三千年和新中国三十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如此漫长的等待后，终究可以释放自己了，却突然离去。他是带着怎样的遗憾离开这个人世的！
林同济毕竟还是“一位纯粹的中国传统文人，一介本色书生”27 纵然他超越了传统表层的意象，却依然受到深层的内心支配，仍是年幼时时常朗诵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灵魂的双重性，使他深陷焦虑、苦痛，使他一生都不甘“孤寂”，走在时代的前列。
林同济的身上一直散发着贵族的气质，他的这种独立人格支配其行为，曾使他“荣”，却也让他“俱”。他的一生似乎总是与时代“不合节拍”，与风行时论相背，某种程度上好似他的崇拜偶像尼采一样，终其一生都与孤独为伴，像很多不幸的天才一样不为时人理解。不免让人有生不逢时的感叹。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定论，使这样一位有识之士长期存封在历史的尘埃中。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必将重新看待这位学人。
【注释】
1 陆谷孙：《秋风行戒悲落叶--忆师长》，《万象》第三卷第十一期，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2 林同奇：“The Lin's Legacy”，未刊稿。
3 参见林同济：《思想检讨报告》，1952年7月20日，原藏复旦大学档案馆林同济卷宗。
4 参见林同奇：“The Lin's Legacy”，未刊稿。
5 此书中文版以《日本对东三省之铁路侵略：东北之死机》为名由上海华通书局1930年10月出版。
6 林同济：《日本对东三省的铁路侵略：东北之死机》，上海华通书局1930年10月10日版。
7 林同济：《思想检讨报告》，1952年7月20日，原藏复旦大学档案馆林同济卷宗。
8 林同济：《思想检讨报告》，1952年7月20日，原藏复旦大学档案馆林同济卷宗。
9 江沛：《战国策思潮研究》，第68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0 林同济：《我看尼采——〈从叔本华到尼采〉序言》，栽雷海宗《从叔本华到尼采》，重庆：在创出版社1944年5月初版。
11 加州大学为林同济作的悼念词，英文未刊稿。
12 参见林同济：《思想检讨报告》，1952年7月20日，原藏复旦大学档案馆林同济卷宗。
13 参见林同济：《大政治时代的伦理——一个关于忠孝问题的讨论》，《今论衡》第1卷第5期，1938年6月15日。
14 见雷海宗：《中国文化的两周》，《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第1184-185页，重庆：商务印书馆1940年2月版。
15 见陈铨：《论英雄崇拜》，昆明：《战国策》第4期，1940年5月15日；《再论英雄崇拜》，重庆：《大公报·战国副刊》，1942年4月21日。
16 参见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昆明：《战国策》半月刊创刊号，1940年4月1日。
17 参见林同济：《力！》，昆明：《战国策》第3期，1940年5月1日；《疾恶如仇——战士式的人生观》，重庆：《大公报·战国副刊》第19期，1942年4月8日。
18 参见林同济：《官僚传统——皇权之花》，重庆：《大公报》，1943年1月17日；《中饱与中国社会》，昆明：《战国策》第12期，1940年9月15日。
19 参见林同济：《士的蜕变——文化再造中的核心问题》、《士大夫和大夫士——国史上的两种人格型》；重庆：《大公报·战国副刊》第4期、第17期，1941年12月24日、1942年3月25日。
20《〈战国策〉停刊启事》，贵阳：《中央日报》，1942年4月4日。
21 参见林同济：《从战国重演到形态史观》，重庆：《大公报·战国副刊》第1期，1941年12月3日。
22 参见林同奇：《我家才子，一生命苦。可叹！——与同济一起的日子》。
23 参见林同济：《大政治时代的伦理——一个关于忠孝问题的讨论》，《今论衡》第1卷第5卷，1938年6月15日。林同济主张以“忠为百行先”，但如果“孝”只作为“敬爱父母”之意，是赞成的。
24 贾植芳：《忆林同济先生和杨必女士》，《不能忘却的纪念——我的朋友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25 陆谷孙：《秋风行戒悲落叶--忆师长》，《万象》第三卷，第十一期，2001年11月。
26 《Sullied之辩——〈哈姆雷特〉一词管窥》，文章环绕哈姆雷特独白中涉及的Solid flesh抑或是sullied flesh之争，运用大量莎剧以及其他文学著作资料，从莎士比亚对道德观念的理解、用词习惯、剧本铺叙的情势以及剧本的思想深度和广度等各方面进行论证剖析。林同济想将此文寄给《莎士比亚季刊》的主编多弗·威尔逊，但因是右派分子，不能寄往国外发表。
27 贾植芳：《忆林同济先生和杨必女士》，《不能忘却的纪念——我的朋友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转自学术中国
